论文晚清民国鄂东多文化巨子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该文是有关民国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和人类学和多文化巨子和民国类专升本论文范文.
摘 要：晚清民国时期,鄂东人才井喷,大师辈出,学术大家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鄂东承南启北,联东袂西,有天下之中的自然禀赋,卢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修建,鄂东处在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交汇点上,这是鄂东文化巨子产生的时势；明清以来,湖北的文化重心在鄂东,清季鄂东的书院居全省第一,张之洞的教育改革从传统书院改革发端,其文教兴革举措为鄂东人才井喷奠定了基础；学术大家的出现绝不是某个因素的单一作用,也不是几个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主客观因素耦合而形成的独特的人格特质,鄂东学术大家所具有的豪杰型和圣贤型人格特征是鄂东多文化巨子最为关键的因素.
关键词：鄂东；大师辈出；东西文化；文教兴革；人格特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魏晋南北朝诸子学史”（15BZW060）；湖北省教育厅重大项目“鄂东名人文化与区域发展研究”（201703402）；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鄂东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201713903）；黄冈师范学院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7）12－0103－06
湖北历史上有三大人文重镇：春秋战国时期的荆州,东汉三国时期的襄阳,明代的黄州府；湖北人才有两个高峰：一个是楚国八百年,一个是晚清民国时期.晚清到民国鄂东出现了一个“人才井喷”现象,鄂东 ① 近代产生了一系列大师级人物,如地质学家李四光、哲学家熊十力、经济学家王亚南、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文艺理论家胡风、诗人学者闻一多、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哲学史家兼佛教史家汤用彤等,在短短几十年内湖北由“学者无闻”到大师辈出②,这在文化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湖北为何在清代“学者无闻”,民国学者卢弼认为清代湖北“学者无闻”的原因是楚士好潜修,不尚标榜；少世家大族,无师承；大都寒酸,出版著作难③.近年来也有学者把清代湖北“学者无闻”归结为：缺少文化世家,缺乏外在经济支撑,学术研习之风不甚浓.④ 还有学者认为文脉的断裂是清代湖北“学者无闻”的根本原因.⑤
晚清民国的学术大家章太炎在论述古代学术成因时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⑥ 太炎先生将“地齐”（地理环境）、“政俗”（政教风俗）、“材性”（人材素质）三者看作是古代学术流派的共同成因.鉴往知今,晚清民国时期卢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修建、鄂东传统教育的优势与张之洞在湖北的文教兴革、鄂东学术大家所具有的豪杰型和圣贤型人格特征成就了他们“傲然独立,开宗立派”的学术人生.
一、“地齐”：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变动,鄂东处在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交汇点上,这是鄂东文化巨子产生的时势
冯天瑜先生指出,“在近代,一个新的学术的发生,一位大师级人物的产生,从背景上看,它往往有两个原因或其中之一.从时间这个维度讲,它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如晚周是一个转折点,春秋、魏晋、明清也都是转折点.这个时候,新的思想、旧的思想冲突、融会,就会产生大的思想家,产生大师级人物.而鄂东,恰恰在从东面沿海登陆、向内地推进的近代文化也即西方文化,和从中原地带一直沿袭的传统文化的交叉点上.于是,就产生了一大批人物.”⑦ 鄂东承南启北,联东袂西,有天下之中的自然禀赋,随着卢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修建,近代鄂东处在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交汇点上.
光绪十五年海军衙门奏请修筑铁路,从利漕运出发,主张修建京通线或济宁线.张之洞从“经营全局”的战略出发,提出“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指出此“干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线,则三晋之辙接于井阱,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历声息,刻期可通.”⑧ 张之洞在奏折中陈述首先修筑卢汉铁路的八大利好,深得最高统治者慈禧的首肯,1906年,全长1214.49公里的铁路全线通车,是为京汉铁路.粤汉铁路的修建则颇为曲折,1896年,清廷设立铁路总公司,即以兴筑卢汉（京汉）、沪宁与粤汉铁路为首要工作.1915年,自广州至韶关（曲江）段筑成,1918年9月,武株段建成,而株州韶关间450余公里则由于工款无着,工程停顿,虽然多次筹议,都未能兴工.1933年7月,通过商借英国庚子退款,工程实施,粤汉铁路于1936年4月实现全线贯通.
京汉—粤汉铁路的全线贯通,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发生了重大变化.此路一通,北接平汉、北宁、中东各路可经俄罗斯达欧洲；南可由广九通香港,以通南洋.地处堂奥的湖南湖北一跃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中心.居中可南北呼应、东西会通,而所凭借的正是这条铁路.正如美国学者毕乃德所说：“近代中国最深刻的变化可能发生在交通运输方面.它不仅有助于人和货物的更大流动,而且更有助于思想的更大流动.”⑨ 铁路的修筑,不但使书籍报章等文化的载体转运更加迅速,而且对于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带来了极大地便利.因为古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大体走向是自西北而东南,肇始于两汉,展开于两晋,完成于两宋,而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基本走向则正好相反,是从东南而西北.晚清民国时期,西方文化是高势能文化,它从东南沿海沿粤汉—京汉铁路北上与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交汇,“如果说,整个近代中国都转入‘古今一大变之会’,那么,两湖地区便处在风云际会的旋涡中心.”⑩ 鄂东正处在这旋涡的中心,最有可能会产生学术大家,正如晚清鄂籍留日学生所说,“近代湖北是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著最烈之场”,而“竞争最著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輥?輯?訛.当时这些头脑新锐得风气之先的留日学生,对家乡故土的预言,不是狭隘的爱国爱家者,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故作惊世骇俗之论,而是建立在对天下大势与湖北的历史地位之上的科学预见,特别是建立在湖北交通区位的大变动基础之上的远见卓识,“吾楚为九省总汇之通衢,江汉殷轸,商贾辐辏.吾闻日本矢津昌永之言曰‘将来铁路四通八达,则滨海繁盛之区将移于陆地.现为航路铁路换气之时,并行而不相让’.呜呼！吾焉知卢汉铁路告成之后,汉口商务不骎骎焉驾上海而上之也”?輥?輰?訛.湖北留日学生敏锐地意识到作为现代交通方式的铁路取代传统的依靠自然力量的水运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果不其然,汉口在晚清民国一跃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虽未取上海而代之,但也是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继而武昌成为辛亥首义之区,随后湖北演绎成大革命的心脏地带,最后国共两党逐鹿中原,而鄂东学术大家的出现是湖北文化昌盛的最好注脚.
二、“政俗”：鄂东传统教育的优势与张之洞在湖北的文教兴革是鄂东文化巨子产生的基础
人才的产生,固然与风气的开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世风与学风对人才的成长关系甚大,有清一代学术风尚三变,国学大师王国维总结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輥?輲?訛 国运之盛衰系乎人才,而人才之养成赖于学风之厚薄.朱明之亡国,原因多多,但晚明学风浇漓,实学不兴,士大夫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原因之一；大清之衰败,同样与乾嘉以来的学风脱不了干系,乾嘉以来,读书人在故纸堆中皓首穷经而昧于世界发展大势,沉于天朝大国的梦呓中而不知世界已经进入近世.我们不用和近代文明发祥地的欧美列强相比,与唐宋之世以华为师的蕞尔岛国日本比,我们的近代化步伐都大大落后,这种落后,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令人吃惊的.
晚清时期,当时湖北的学风同全国差不多,空疏不注意实学,更谈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子们孜孜以求的是科举帖括.张之洞作为湖广总督来湖北推行教育改革,是湖北教育之大幸,张之洞的知识结构在晚清的督抚中是最完备的,其知识观在晚清的督抚中也是最先进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个教育家的知识论,对其从事实际教育活动时所采用的课程与方法有决定性的作用”?輥?輳?訛.我们从知识来源、理论与实践、新知识的进步等三个方面探讨张之洞的知识论.在古代社会,一个人知识的获得,其家学与师承非常重要,而早期的教育与成长环境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巨大.张之洞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和祖父均有功名,其父对张氏的教育格外重视,自5岁起,到他14岁止,张之洞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共换过13位老师,其中生员6人,举人4人,进士3人,皆乾嘉科场老辈?輥?輴?訛.张氏过人的天赋与勤勉,在严父名师的教导下,学业与功名骄人：14岁考取秀才,16岁得中顺天乡试第一名,20岁就出版了诗集,同治三年（1864）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张之洞在进士考试之前,可谓科场顺遂,少年得志,但此时的大清,内忧外患,特别是他生活的西南,两广有太平天国之乱,贵州有苗乱,云南有回乱,“公生长兵间,好阅兵家言及掌故经济之书,慨然有经世志”?輥?輵?訛.张氏这种经世之志,除了书本和成长环境以外,一代名臣胡林翼对其影响巨大.胡林翼是张之洞父亲的挚友,他曾拜胡林翼为师,对胡氏感情很深,张氏在湖北的新政,有效法胡氏当年整顿湖北从而廓清宇内之意,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大格局.张氏的特殊人生际遇,造就了他的知识观,“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书本知识）,然士人致力,非书无由”?輥?輶?訛.经济之道不来自书本,就必然来自直接经验,这是张氏自光绪十三年在广东实际从事国防建设时得出的结论,“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輥?輷?訛.讲习,主要是理论知识的学习,所谓历练主要是指实验、实习、参观旅行等,这是张氏对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认知.张之洞西学知识的进步始于山西巡抚时期,主要是通过传教士李提摩太获得的?輦?輮?訛,他在山西任上所写的《延访洋务人才启》已经充分认识到通晓国际情报、外交与商务的专门人才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张氏这些教育思想还没来得及在山西实行,他就被调任两广总督,在南粤大地五年,张氏的西学教育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889年11月,张氏离开广东前往湖北时,他奏请清政府在水陆师学堂中附设矿、化、电、植物、公法五学的建议.这个比他在山西筹划洋务局,目的只是了解西方,以便作为商务与对外交涉的依据不同,他希望中国在经济与科学上能够独立自主.?輦?輯?訛 自强以储才为先,而人才之养成有赖于学校,正如宋人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所说：“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张之洞将半生所学与苦苦探索的自强思想的种子播撒在荆楚大地之上,书写了他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二十年,从而造就湖北学子,造福中华大地.
“大地龙蛇循轨道,青春鹦鹉起楼台.” 这是张之洞书写在汉阳晴川阁上的对联,用来形容他在湖北推行的教育改革及其引发的湖北学子的独领颇为恰当.张氏在湖北的教育改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传统书院改制时期.张氏初至湖北,把主要精力放在选矿建厂,加之经费紧张,他没有对全省书院实行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改造,而是树立一个典型——两湖书院,作为全省书院改制的样板.光绪十七年春,两湖书院建斋舍240间,书院定学额240名,湖南湖北各100名,商籍40名.分为经、史、理、文、算学与经济六门,五年毕业.由于多种原因,实际开课的只有经、史、理、文,各门教习不但旧学有根抵,而且大多有维新思想.两湖书院的老师皆极一时之选,文学教习周锡恩和史学教习姚晋圻都是鄂东黄州府罗田人,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先后被张之洞聘为黄州府经古书院院长,方志大家王葆心在黄州经古书院和两湖书院求学时得到了两位名师的悉心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传统书院的改制中,鄂东黄州府有两大优势：一是自明清以来黄州府的书院数量居全省第一,进士人数也居全省第一,文风兴盛.第二个优势是鄂东书院改革坚持中西文化结合.明清两代书院的数量与进士人数成正比,虽然进士与人才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在科举时代一地进士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该地人才的盛衰.在这古今变革时期,鄂东黄州府的经古书院由周锡恩和姚晋圻先后担任山长,他们很好地贯彻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为鄂东的书院改制树立了样板,鄂东的传统书院改革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一批既具有传统学术扎实功底又有西方科技知识和时代眼光的青年学子茁壮成长,我们从他们的课程作业汇编《黄州课士录》可知其大略.
《黄州课士录》是黄州经古书院学子的优秀文章汇编,是周锡恩布置学生的作业,其中也有周氏的范文,按照考订之学、性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四目编排.周氏在卷首写了一篇长长的序文,阐发了他编写《黄州课士录》的目的是要激扬风教、提携故乡学子、扶正学风、振兴桑梓.周氏在每一目中指出学习的目标、方法、可能出现的错误,治学名家的学术著作,特别是本土学术名家的著作与方法.所选论文题目和论文的质量可以看出周氏的眼光和学生的视野与功底：如考订类文章《荀子引诗考》《春秋之楚非夷考》《黄州入江诸水源流考》等；性理类文章《明儒学案得失论》《国朝学案得失论》《宋明诸儒解格物不同论》等；经济类文章《收铜钱以救铁法议》《保甲源流利弊说》《铁路议》《黄州险要论》《长安应建陪都议》《变武科议》《议保高丽以防俄患疏》《广建育婴堂说》《长江水师参用兵轮议》《裁驿费以养电线议》《长江水利策》《团练宜修寨堡说》 《泰西以商耗中国中国宜讲商务说》等.这些论文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至少是研究生以上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做到的,没有考据的功底是写不好的；经济类文章涉及到国际关系、军事改革、海军建设、铁路建设、国际贸易、地方治安与防务、社会慈善等.令人称奇的是《议保高丽以防俄患疏》《长安应建陪都议》两篇文章对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国的国策以及抗日战争迁都问题都有借签意义.在这批学生中,文章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是王葆心,如《宋明诸儒解格物不同论》《长安应建陪都议》等都出自王氏之手,他也因此得到了张之洞、周锡恩和姚晋圻等在学业上的教导和生活上的特殊关照.
（二）新学堂建立时期.光绪十九年,自强学堂建立,随后方言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等先后建立.与书院改制时期不同,这一时期的学堂采用分科教学,突出西文和西方科技知识,虽然张之洞主张“中外兼通”,但实际上方言学堂在初期汉文并没有排在课表中,仅规定学生在每日西学课程之外,利用空余时间读儒书?輦?輱?訛；张之洞特别强调外国语言的学习,他认为非精晓洋文,不能窥探西书的精微,因此,在方言学堂开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这为日后湖北大规模留学生的派遣准备了条件.戊戌变法以后,张氏出于政治考量,在课表中虽然加上汉文,但在具体时间上排在体操与兵操之后,也就是学生一天中精力最差的时刻,这显然不同于“中体西用”时期.至于武备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在课程上根本就没有开设汉文,完全采用西方课程体系,如武备学堂刚成立时采用德国模式,主要课程有操、操马、营垒工程、行军、布雷、测量与体操等.这些新式学堂为了吸引学生,除食宿全免外,每月还有额外的补贴和考试奖励,熊十力就是在这种优惠条件吸引下考进了武昌陆军小学堂.
（三）新教育的推广与现代学制建立时期.庚子八国联军之乱,张之洞深感国将不国：“鄙（张氏）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輦?輲?訛 张氏联合刘坤一等13位督抚向朝廷建议立即采用西法,于光绪二十八年提出全面发展湖北教育计划.张氏这个计划将湖北的学堂分为学前教育、初等、中等、高等四个阶段.学前教育为蒙养院,由民间*；初等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各分四年毕业,由于财力所限,仅办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由绅商私人*；中等教育文武分开办,文普通中学四年毕业,武普通中学再加半年实习；高等教育为职业分科教育,主要有武高等学堂、工艺学堂、农务学堂、方言学堂、文高等学堂、省城师范学堂等,一至五年不等,可出洋游历.我们从湖北省各府小学堂及学生人数可以看出鄂东黄州府新式教育的再领.据苏云峰统计,1907年,湖北省各府小学堂和小学生人数,黄州以279所小学堂和10003人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府,贵为省府所在地的武昌府也只有186所小学堂和7431名小学生.小学堂数量和小学生人数不但反映了鄂东黄州府的教育普及程度,而且反映了鄂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个阶层的人们办教育的热心程度.而且,黄州府教育经费岁入和岁出在全省各个州府中也排在第一位,这与黄州商邦的崛起带动鄂东经济的发展和鄂东尊师重教的传统密切相关,这也是晚清民国鄂东多文化巨子的必要条件.
我们还可以从湖北全省教育经费支出分类统计进一步认识张之洞教育改革对鄂东贫寒学子的重大意义.据统计,湖北省教育总支出居全国第一,服食用品单项支出也居全国第一,而且在总支出中占第三位,这就印证了上文所说的新学堂基本实行的是免费教育,而且对于优秀学子不但全免费,还有各种考试奖励,他们甚至可以补贴家用,没有这项政策,鄂东这些贫寒子弟是无法完成学业的.教员薪资居全国第四,这样确保能请到和留住优秀师资；试验费居全国第五,图书标本仪器费居全国第七,这些都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物质保障.
鄂东的文化巨子大多是张之洞督鄂期间兴办的的新式学堂或改制书院培养出来的,除上文提到的王葆心、熊十力外,李四光曾就读于武昌西高等小学堂,后被选送日本弘文书院学习,辛亥革命后公费留学英国,考入伯明翰大学；闻一多曾就读于武昌两湖师范附属小学,以湖北省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后到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等高校留学；黄侃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读书,后张之洞亲自批准其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冯天瑜先生在谈到徐复观先生时说：“如果说,曾国藩及其湘军把湖南山乡的农家子弟带上了全中国舞台,为近世湖南人文奠定基石,那么,张之洞开端的文教兴革及大规模留学生派遣,则使湖北学子走上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殿堂,徐复观正是行列中人.如果他无此机会,可能只是终老浠水一乡绅或者私塾先生.”?輦?輳?訛 作为文化史家的冯先生对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文教兴革与鄂东学术大家产生之关系的论述确实是切中肯綮.
三、材性：豪杰型和圣贤型人格特质是鄂东文化巨子产生最为关键的因素
章太炎先生虽然指出了“材性”（人材素质）在学术流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于人材素质的构成因素有哪些？特别是在学术大家成长过程中,最核心的人材素质是什么并未作出阐释.近代心理学的研究,把影响一个人行为的因素分为四项：遗传、环境、成熟与学习?輦?輴?訛.参照此说,我们在探讨鄂东学术大家成长的因素时主要考察四个方面：第一是鄂东学术大家的天赋气禀,第二是他们成长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第三是他们的学问传承,第四是他们对学问所下的功夫. 学术大家的出现绝不是某个因素的单一作用,也不是几个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上述几个因素耦合而形成的独特的人格特质.
什么是人格特质？“人格”指的是决定个人适应环境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是他在遗传、环境、成熟、学习等因素交互作用下,综合形成的一种统一、持久的力量.?輦?輶?訛 这种特性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异的特质就叫人格特质,这是鄂东学术大家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鄂东学术大家的人格特质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即豪杰型和圣贤型.大体而言熊十力、黄侃、闻一多、徐复观、胡风等属于豪杰型,而王葆心、李四光、汤用彤、王亚南、汤佩松等属于圣贤型.
什么是豪杰精神？唐君毅先生说：“学绝道丧,大地陆沉,抱守先待后之志,悬孤心于天壤,是豪杰之精神.学术文化之风气已弊,而积重难返,乃独排当时之所宗尚,以涤荡一世之心胸,是豪杰之精神.”?輦?輷?訛 熊十力幼年时期就说“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辛亥功成,熊氏与李四光等同游武昌雄楚楼,为抒发心志,李四光书：“雄视三楚”.熊十力所书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熊先生自幼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野性、狂放发展到后来的学问上的特立独行、不拘成见,不惜背离师门,由佛入儒,创造出致广大尽精微的《新唯识论》.同样是草莽出身,在徐复观学术生命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孤直与激越,在胡风的坎坷的学术人生中则是桀骜不驯与光明磊落同在.这种豪雄之气在士绅之子的黄侃身上就是一种名士气,才高性傲、桀骜不驯、睥睨万物.这种名士气在乡绅之子闻一多身上则是奔放与深沉：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闻一多更是发明力的天才,朱自清先生在《标准与尺度》中称闻一多的成就在清儒王念孙之列,日本学者则认为闻一多可以与戴东原相媲美.郭沫若称赞他用科学的方法来治文献或文字,其实也就是赞扬他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论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那么,圣贤人格又是怎样的表现呢？圣贤人格是从道德实践的路向来决定的.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称作“圣”.牟宗三先生说：“中国哲学的重点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而这道德实体只有透过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才能呈现而加以印证.圣人就是道德意识、道德实践地最纯然、最充实而圆满的.而这种充实圆满的理想,在现实上即是以孔子为代表.”?輧?輲?訛 王葆心、李四光、汤用彤、王亚南、汤佩松等就是这种圣贤人格的人物,他们不仅学术惇实,而且德行绝人.
当然,鄂东学术大家这种人格特质的划分是相对的,若没有豪杰之气,王葆心、李四光、汤用彤、王亚南、汤佩松等的旷世学问也不可能达到如此高度；同样,没有圣贤之心,熊十力、闻一多之死不会有侠骨之香与烈士之名！正所谓“豪杰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注释：
① 本文所说的鄂东特指今天的黄冈市,明清时期的黄州府,与历史上的黄冈县并不完全相同.大别山以南,长江中游下段北岸,东经114°25′至116°8′、北纬29°45′至31°35′之间的广大地域,除了黄冈市所辖的黄州区、团风县、浠水县、蕲春县、黄梅县、罗田县、英山县、红安县、麻城市、武穴市、龙感湖管理区外,还应包括武汉市新洲区,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黄州府所辖地域,参见刘礼堂等：《鄂东文化的人类学考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② 1908年陈独秀在拜访国学大师章太炎,谈到有清一代汉学大家多出自安徽、江浙,而说到湖北时,则认为那里没有什么大学者,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7页；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颇为困惑：“湖北为四战之区,商旅之所辐集,学者稀焉.”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页.四十年后的1948年,鄂东的汤用彤和汤佩松等都当选为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③ 卢弼：《潜庐类稿序》,见甘鹏云：《潜庐类稿》卷首,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④ 雷平：《清代湖北“学者无闻”原因探论》,《光明日报》2009年6月30日.
⑤ 马俊：《变乱与重建：明清之际的湖北地方社会1633—1690》,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74—279页.
⑥ 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原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4页.
⑦ 冯天瑜：《略谈鄂东大师级人物产生的时代背景》,《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⑧ 张之洞：《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见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2—667页.
⑨ 奈特·毕乃德著、杨豫、陈祖洲译：《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载《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 232页.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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