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记韦君宜，该文是方面有关开题报告范文和韦君宜相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人深入的回忆,非要到他逝去之后.难道回忆是被痛苦带来的吗？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这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
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噎人.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我的终审,我却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
李景峰是个高个子、朴实的东北人,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但爱聊天,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捋,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我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你这家伙！”我呢,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著的情感.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她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她走路时总是很快,嘴巴总是自言自语那样嗫嚅着,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
可是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她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这次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我的一些语病.她令我惊讶不已,原来她对我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脸来对我说：“除去那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都可以不改.”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笑容.随后,她把书桌上一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笔筒里的东西“哗”地全翻在桌上.有铅笔头、圆珠笔芯、图钉、曲别针、牙签、发卡、眼药水等等,她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一个铁夹子——她大概从来都是这样找东西.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我把书稿抱回去看.我回到五楼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想想,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
我那时工资很低.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里.每天抽一包皮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比如那位已故的、曾与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给我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我有劲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没忘了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他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下面写上“冯骥才的晚餐”,把猪排骨放在上边.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那块猪排骨的油渍.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每天五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当时说的一句笑话,今天想起来,我却认真的认为,我那时没被那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人才”,要“重视和支持”.然而,我遇到她,她却依然若无其事,对我点点头,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嗫嚅着,匆匆擦肩而过.可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她不和我说话,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她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我去找她,请她为我写一篇序.我做好被回绝的准备.谁知她一听,眼睛明显地一亮,她点头应了,嘴巴又嚅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我请她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还有那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我想,我的书打开时,首先应该是她的名字.于是《神灯前传》这本书出版后,第一页便是韦君宜写的序言《祝红灯》.在这篇序中依然是她惯常的对我的方式,朴素得近于平淡,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语言,最多只是“可见用功很勤”,“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还有文尾处那句“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可是语言有时却奇特无比,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现在只要再读,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种默默又深深的感动……
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学之路.此后伤痕文学崛起时,我那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当时“”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我这部彻底揭示“”的书稿便很难通过.1978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中篇小说座谈会”上,韦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赢得了茅公的支持.于是,阻碍被扫除,我便被推入了“伤痕文学”激荡的洪流中……
此后许多年里,我与她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我与她的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她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大前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京都文坛的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我替你宣读.”我便立即写了一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她的感情写出来,我满以为老太太总该明白我这份情意了.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依然是无法沟通！但转念又想,人生的事,说明白也好,不说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
尽管老太太走了.这些情景却仍然——并永远地真真切切保存在我心里.人的一生中,能如此珍藏在心里的故人故事能有多少？于是我忽然发现,回忆不是痛苦的,而是寂寥人间一种暖意的安慰.
摘 自《新民晚报》
结束语：上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韦君宜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本科毕业论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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