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该文是翻译实践电大毕业论文范文跟外来译家和实践和翻译相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1.青岛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266061；2.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国家翻译实践是一种集国家战略规划、国家形象树立和国家利益维护于一体的自发、自主、自利的国家翻译行为,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开放性、复杂性、涌现性、层次性和巨量性客观要求国家翻译实践采取综合集成的翻译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专家体系.译者群体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专家体系的主导,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建设规划和角色划分,对译者群的不良思维模式加以预防及纠正,实现译者群体之间的有效交互与合作.这单靠本土译家是无法实现的,即本土译家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劣势.与之相反,外来译家天然的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身份可以很好的弥补本土译家的不足,完善国家翻译实践的专家体系建设.这说明外来译家在国家翻译实践中存在具有客观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开放；复杂巨系统；国家翻译实践；外来译家；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2-0096-07
一、引言
翻译学作为一门“与符号学、文艺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数控论,尤其是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有着密切联系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综合性科学”[1]（P7）,其研究范式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多元范式,走向理性重建的建构主义范式[2] .随着交叉学科和新兴综合学科的出现,原来以分解、还原为主要方法的科学模式已经不再适用,追求确定性的科学目标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复杂性研究悄然兴起.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复杂性内在地要求我们突破以前的老化范式和简单的还原论思维,让复杂性思维介入其中.本文借助复杂性科学的基本理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审视国家翻译实践,说明外来译家在国家翻译实践中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二、国家翻译实践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复杂性科学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关于复杂系统的研究存在三大流派： “复杂适应性系统（CAS）理论（美国 Santa Fe 研究所）、远离平衡态理论（欧洲）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中国）”[3]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对系统进行全面、细致的分类基础上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根据“子系统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关联关系的复杂程度”[4] ,钱学森对系统做出如下划分：
钱学森认为,所谓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指子系统众多并有层次结构,子系统之间关联复杂,并且与环境连通的系统. [6] 钱学森一反国外从抽象定义出发理解复杂性思路,主张从方法论角度来认识复杂性.他指出： “所谓复杂性实际上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7]（P456）.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是“开放的”,系统本身与系统周围的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交换.系统所包含的子系统很多,因而是“巨系统”.巨系统内子系统的种类繁多,每个子系统既参与整个系统的行为活动,又受整个系统和环境的影响,形成复杂的相互作用,高度非线性,并且有许多层次结构,各层次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 [8] 这是界定一个系统是否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根本标准. [9]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主要性质可以概括为 : 开放性、复杂性、进化与涌现性、层次性、巨量性. [5]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广泛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其中社会系统是最复杂的一类. [9]
国家翻译实践是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 [10] 国家翻译实践大多是由国家发起的大规模翻译实践项目或工程,流程复杂、规模庞大,译者群落聚集,实现翻译过程的统一性和译者的“规范化”需要“系统性”管理.所谓“系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多类译本互补；标准统一；系统开放. [11]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子系统的形态存在,其微观组分是人,人本身就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9] ,国家翻译实践当然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复杂性、涌现性、层次性、巨量性的特征.
三、国家翻译实践译者群
三大复杂系统研究流派中,仅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提出了“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法论.把专家体系、数据和信息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系统是综合集成方法的实质.这个方法的应用发挥了系统的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等通通集成起来,从多方面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 [4] 钱学森称之为“大成智慧工程”[12] .1992 年初,钱学森又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13]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以人为主、人机结合,把大量的各种信息与知识（包括经验知识）及千百万人的聪明才智和古人的智慧（通过书本的记载或知识工程中的专家系统）统统综合集成起来,从而得到科学的认识与结论.综合集成研讨厅由知识、专家和机器三个体系构成,其中,专家体系是核心,机器体系是物质、技术支持,专家体系和机器体系都是知识体系的载体. [3] 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实现需要以上三个体系逐一实现.
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是综合集成法.这一方法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专家体系”.专家体系是研讨厅的主体,由参与研讨的专家组成,是解决复杂问题的主要承担者.专家体系的“心智”是问题求解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其中的“性智”是计算机所不具备的.专家体系的建设涉及到研讨过程的组织形式、不良思维模式的预防及纠正、个体之间的有效交互、专家群体的角色划分等问题. [13]
国家翻译实践也存在着一个专家体系,构成“翻译群落”[14]（P297） ：包括选稿人、译者群、审稿人三部分.在这个翻译群落中,译者往往不像“个人”或者“小集体”译者那样独立承担翻译任务,而是有详细的“角色分配”,构成“译者群”.该“译者群”往往由两类人组成：外来译者与本土译者.外来译者多为应我国邀请 , 来自不同国家的多语外国专家,本土译者多为国家任命、聘请的国内相关领域的一流翻译家. [15] 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并不是普通的外国译者,而是更高一级的“外来译家”.“外来译家”是指 : 以外籍身份、持外语母语来华,翻译实践在入驻国实施,有数量影响和传世代表作且享有一定政治地位的翻译家.相应的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是指 : 以外籍身份、持外语母语来华,以译者角色参与入驻国国家翻译实践有数量影响和传世代表作且享有一定政治地位的翻译家.
四、外来译家存在的客观性
外来译家作为国家翻译实践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之专家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翻译史上的四次中,都活跃着外来译家,佛经翻译尤为典型.
佛经作为佛教的“教科书”,对于传承和发展佛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活动是佛教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众多的译者当中,外来译者在佛教发展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安世高、不空、支娄迦谶、波颇佛经四大译家皆来自域外.安息国王子安世高在洛阳历时20 年翻译了约 20 部佛经,所译佛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是中国小乘禅法的奠基人.安世高的译经传道,对汉末佛教的迅速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月氏国佛经译师支娄迦谶,在东汉桓帝末年到洛阳,他通晓汉语,除了独自翻译而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朔佛合作.于汉灵帝时翻译《道行般若经》《兜沙经》等,是最早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域高僧,其译籍基本上属于大乘,内容广泛,后来“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显学.他还是最早明确划分宣经、口译、笔录三大步骤的第一人.波颇,即波罗颇迦罗密多罗,中印度人.贞观元年（627 年）十一月,波颇到长安,被安置在兴善寺,开始了他在唐土的弘法活动.贞观三年（629 年）,唐太宗决定恢复译场,波颇当年主持译事,阻力很大,译经成绩虽然不大,但他是唐代主持译场译经的第一人,开创之功,自不可没.波颇的东来弘法与译经,对玄奘的西行取经与更大规模的译经也有一定影响.不空,又名不空金刚（Amoghajra）,汉传密宗祖师,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705 年生于南天竺国,15岁跟随金刚智来洛阳,精通多种语言,20 岁协助金刚智翻译佛经.不空曾为唐玄宗灌顶,唐玄宗赠号“智藏”；758 年,不空上肃宗奏请搜求梵本,以备翻译,得到敕许.肃宗敕命将长安、洛阳诸寺及各县寺舍、村坊旧日之玄奘、义净、菩提流支、善无畏、宝胜等携来的梵夹,全部集中于大兴善寺,交由不空翻译.得显密教典 110 部,143 卷.不空所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代宗作序）；744 年,不空圆寂,代宗哀悼,辍朝三日,并赠“司空”,谥“大辩证”.除此之外,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天竺僧菩提留支和真谛等对中国及世界的佛教发展影响也极为深远.西域僧佛图澄开汉土王室皈依佛法之始,那连提黎耶舍奉诏译经, 开政府任命译场个别职位的先河.还有罽宾僧云摩耶舍、佛陀耶舍、达摩流支以及佛陀跋陀罗等外来译者也为佛教的传播及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国家翻译实践也不乏外来译家的身影.我们简单罗列几位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对外传播做出贡献的主要外来译者或译家,具体见表 1.
外来译家在中国的国家翻译实践史上存在的客观性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贡献具体表现在：（1）外来译家是中国翻译史上汉外（互）翻译的重要主体构成； （2）外来译者同本土译者的“合作翻译”模式是译史上的重要翻译实践模式.（3）外来译家根据自己单独的主体翻译实践探索的汉外翻译思想和理论,是中国翻译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外来译家加以整理,发现外来译家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自主外来或最高统治者或国家请来的,身份乃纯外籍,来华翻译自己带进的典籍文本.如（汉晋时期）月氏僧人支娄迦谶和支谦, （十六国）鸠摩罗什僧团及其译场.唐代的景教领袖阿罗本,叙利亚人、景教领袖,翻译景教经典；中天竺来长安的佛教高僧波颇,翻译了《大庄严论》等3部35卷；元代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孟高维诺,翻译了新约.
第二类是受邀来华的,译语国文化身份,作为语言专家提供翻译某一流程服务,而不具有翻译主体身份.如参与毛选英译中,提出邀请英国派出的语言专家、毛选俄译提出邀请受斯大林派遣的尤金.
第三类是自主外来但入主侨居国（入国籍）,具有独立译者身份,如翻译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沙博理,加入美国籍从事《尤利西斯》汉译的金堤,从事圣经汉译的王汉川.
五、外来译家存在的必要性
综合集成方法是问题导向的,应用和理论问题皆适用.无论是哪类问题,通常不是一个专家或一个领域专家群体所能解决的,需要不同学科领域专家构成的专家体系通过深入研究、反复研讨,逐步形成共识.每个专家都掌握了独特的经验知识和科学理论,都能从一个方面或一个角度去研究复杂巨系统问题.把这些专家们的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智慧,通过结合、磨合和融合,从不同层次、方面和角度去研究复杂系统和复杂巨系统的同一问题 , 就会获得全面认识. [23]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对内强化意识形态,维护本国文化传统,维系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对外塑造国家形象,以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国家翻译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控型制度化翻译[11] ,制度化翻译下产生的译文对准确性有着特殊的要求,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这就要求译者群体（专家体系）的权威性、全面性、多层次性.与本土译者相比,外来译者不仅在语言上具有优势,而且在文化身份上具有天然的综合性,这对于实现译者群体全面性建设,保证国家翻译实践的目标极为有利.
20 世纪末社会学家张裕禾通过《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身份》（1993）一文将“文化身份（culturalidentity）”引入中国语境.他指出“文化身份是一个个人 , 一个集体 , 一个民族在与他人、他群体、他民族比较之下所认识到的自我形象；文化身份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24]（P72）.“文化身份并非恒定不变的静态体,而是随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变化,同时,文化身份的成分与成分之间也是互动的,存在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24]（P73）.作为一个文化归属问题,文化身份超越了国籍、性别、社会等传统划分标准.当人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发生变化时,自我身份不再稳定,散居国外者就是如此. [25] 关于散居者的研究焦点通常集中在“那些‘居住在祖国之外的人们’分散到国外后,如何在异己的语境里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如何在疏离和隔膜的环境中保持对‘祖国’的记忆,如何与所在地的文化交融并产生出新的文化习俗”. [26] 反方向的流动和迁移则因未形成规模效应而乏人关注.事实上, “后者的驱动力是文化,迁移者往往出于对于“他者”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或者个人情感因素主动去到异国.因此,以更为积极的态度了解和适应居住国的民族和文化传统,并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努力推动两种文化的互动和融合.”[27]外来译家的文化身份通常是“综合的”（cultural integration）,是文化取向和认同感自我宣称、翻译行为和成就、赞助者的接受和认可程度综合作用的产物.这种综合性的文化身份主导下的翻译行为与国家翻译实践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导向,服务于国家政治体制稳固和国家战略实施等政治价值目标的实现相一致.
我们对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的作者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在我们所能搜集到的 81 中书籍的译者中（见表 2）,国外译者只有 16 位,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合译了 7本.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 “四大名著”有三本是外国汉学家翻译的, 《红楼梦》是中外合译的, “四大奇书”之一的《*梅》也是由外国译者翻译的.外国译者翻译的大多是小说题材的书籍,对于哲学、历史、诗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大多由国内译者翻译.这说明外来译者是国家翻译实践译者群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本土译者的有力补充.
六、结论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一种集国家战略规划、国家形象树立和国家利益维护于一体的自发、自主、自利的国家化的翻译行为,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开放性、复杂性、涌现性、层次性和巨量性客观要求国家翻译实践采取综合集成的翻译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专家体系.译者群体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专家体系的主导,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建设规划和角色划分,对译者群的不良思维模式加以预防及纠正,实现译者群体之间的有效交互与合作.这单靠本土译家是无法实现的,即本土译家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劣势.与之相反,外来译家天然的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模式可以很好的弥补本土译家的不足,完善国家翻译实践的专家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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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济平
Foreign Transla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Chinese NationalTranslation Progr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nComplex Giant System
GAO Yu-xia 1 REN Dong-sheng 2
( 1.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2.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
Abstract: The theory of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 created by Qian Xueshen in 1990s, has become a pioneering way ofcomplexity research. 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 which carries the authority of a systematic translation enterprise sponsoredby a nation and displays three attributes, i.e. self-initiation, self-independence and self-benefit, is a typical open complex giantsystem. A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translation model should be adopted due to the openness, complexity, evolution andemergence, hierarchy and giant of 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 And the core of this model is the expert system. The translatorgroup, as the leading expert system of 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 must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planning and roledivision, to prevent and correct the bad thinking mode of the translator group, and realize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among the translator groups, which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by the local translators only, that is, the local translators he theirown unoidable disadvantage. On the contrary, the native language of foreign translators and the integrated cultural identitycan be a good way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local translators. This shows the objectivity and necessity of foreign translatorsparticipating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
Key words: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 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 foreign translator; neces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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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智能专业嵌入式系统教学内容和实践 付东翔,李菲菲,傅迎华,胡春燕,尹 钟,刘 丽（上海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上海 200093）摘 要为了使智能本科专业的嵌入式系统教学能够与主流的机器人操作系统ROS紧密结合,适应当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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