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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在抗战研究领域可谓深耕细作,成果甚丰,不过于沦陷区研究方面向来侧重区域史或地方史的探讨,且限于资料和意识形态的约束,焦点多集中于沦陷区经济、教育方面,缺乏多视角的反思性研究.与之相对,西方学者的相关领域研究,则多强调所谓“灰色地带”的存在,即在沦陷区真空地带的各派角逐或民众在牺牲与妥协之间的选择.在理论层面则不以“卖国求荣,为虎作伥”为简单评判依据,力图突破“傀儡”约束而做更纵深的研究.无可否认,对抗战时期沦陷地区的再度考察,对从另一个侧面把握中日之间基层机构的复杂博弈有极其必要的意义.卜正民先生的《秩序的沦陷》一书, 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西方史学对沦陷区地方经验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是对中国抗战研究领域“合作”一途的有益探索.
卜正民教授是西方史学界著名学者.2005 年,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in Wartime China）一书.该书经台湾学者林添贵翻译为：《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于2015 年7 月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大陆学者潘敏认为此书价值很大,于是潜心翻译数载,译稿在2015 年10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迅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青睐.笔者不才,多次翻阅,颇受启发,聊以记录些许浅见.
沦陷区中的政权组织形态如何？何以更多数的民众选择了“灰色地带”即抵抗与投降之外的合作？能否单纯以道德标准考察并预设“合作者”的行为？“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具有多样化色彩？要解决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须围绕当时的沦陷区进行解释.卜著从各个不同案例入手,以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和崇明五个区域为其研究对象,每个区域都从一个新的剖面切入,主要利用宣抚班成员的记录、中方目击者回忆、档案馆保留的会议日程记录等材料,将五个案例分别从“外观”“成本”“共谋”“竞争”“抵抗”五个主题来展现占领者与合作者及其内部间的紧张关系.
全书共有九章,以三至七章为其核心部分,分述五类合作政权.第一章总括其写作意图,涵盖各章节的精义以及所运用史料来源.卜正民在此章节中提出了一个最基础且是研究沦陷区和伪政权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亦是时人的心理共识,即在被日军占领的一两年中,人们已经明白中国没有能力单独迫使日本人撤出中国.不基于此常识性判断,便无法理解时人何以更多的在通敌与抵抗两个选择之外走向了“灰色地带”.又是基于此前提,卜著便否认了对所谓通敌或合作的人进行道德预设和批判,公然牺牲他人生命与尊严以求升官发财的罪犯除外.第二章则展示了日军“特务部”派遣“满铁”职员进入日军占领基层建立占领政府的意图构建,可以说当时的宣抚班成员的确是充满热情与希望进入上海,进而分派各地.其中的矛盾在于宣抚人员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即“使中国脱离蒙昧走向现代文明”,与眼前的现实即日军侵略带来的创伤和破坏之间的不可协调性.而此种矛盾的张力则终使宣抚人员自己深受精神折磨而心灰意冷以至离开中国.不易解决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日本兵和建立基层政权的中国人都在这种张力的矛盾中扮演了不同角色.日本兵所起的更多是破坏性作用,参与政权的中国人则因龙蛇混杂与自我内耗,其表现实难以令人满意.具体细节由三至七章呈现.占领政权的首要目标是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但是如何拥有合法性则是占领政权最大的难题之一.第三章择取嘉定的案例,为我们揭开了“合作”的序幕.卜著主要利用了在嘉定组建基层政府的宣抚班班长熊谷康遗留下来的工作日志和回忆录.通过这些史料为我们解释了何以他们不能在短期内建立具有合法性政权的原因所在.关键性问题在于日军缺少“相对有权力的人”与之进行合作,真正与之合作的“不可靠的中国人”又阻碍了自治政权的发展.第四章卜著从成本的角度,以镇江为对象,探讨日军占领镇江能否为其带来经济上的收入,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是宣抚班的记录和张怿伯的《镇江沦陷记》.出于战争造成的商业环境的恶化,日军与当地士绅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合作,以郭志诚和其大照电气公司为典型,虽经过双方不懈努力,依旧无法扭亏为盈,日本一直投入,然长期不能收回成本.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中国此时现代化进程不足,经济部门不发达,不具备快速产生回报的基础.第五章卜著将视角转向了南京.卜著仅将诸多学者关注的南京大屠杀作为该章节承上启下的连接部分,将主题回归到了书卷开头的册页,即无端者被迫卷入到政权当中该作何选择.而其中最引人深思之处是对通过吉米·王的行为分析,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当下对参与伪政权相关人等非黑即白式的二元（英雄—汉奸）评价模式.卜著于此也揭示出一个问题：这些被迫与占领者合作的人在彼时绝非少数,简单以道德预设便认定其为汉奸的模式似颇有局限,究竟当如何突破,值得学界进一步反思.第六章卜著回归到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大城市——上海当中.此章节运用的资料几乎全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中文档案,而日本方面几乎无有任何记录遗留,这着实耐人寻味.作者以苏锡文的大道政府为中间对象,探索他在应对上级日本人与下级合作政权之间的关系.名义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在实际政治操作过程当中却是极其复杂,表现在每一个参与到基层社会组建过程当中的人,都想方设法谋取自己最大利益.该章节的结论指出,其间虽有竞争,却依然强化了占领政权,而非普遍意义上认为的削弱或摧毁了日本占领者.对结论的不同认识或许更大程度上因掌握档案程度的不同,以及档案本身零散、片段式的不足所致.第七章卜著将眼光投向上海的地区崇明县.该章的主题看似与通行著作无异,即抵抗.实际上卜著于此章的突出部分正在于辨析一个易混淆的问题,即真抵抗与伪抵抗.其中诱发深思之处在于该县地方派系力量错综复杂,国共双方的游击队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合作政权在其中保持中立态度,而抵抗力量则将合作政权作为打击对象使之成为一种“内战”.其行为结果往往不利于当地居民.双方的行为究竟如何评判,也成为史学家需继续思考的一个问题.该章的结论也认同这种抵抗行为未削弱占领者本身而削弱了占领政权根基.第八章卜著对全书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分析.主要问题还是两个,一是如何评价积极加入占领政权人的行为？一是分析日本人组建占领政权失败的原因.关于第一个问题卜正民本人似乎并未给出论断,仅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分析角度与疑问点.对于第二个问题卜正民则以罗纳德·鲁滨逊的资源与权力两大要素来进行解释.基于日本政府未能在重建地方秩序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及给予所需要的地方精英以实权,而仅能笼络一批被国民政府拒之门外的次精英群体.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重建乡村精英威望的失败,其合法性也难以得到普遍承认.第九章结论为卜著画龙点睛之尾声,作者先用模糊化的通敌和抵抗行为引出他关注的两大问题.以意图和动机的双重模糊性改变了通常的评价标准.重新关注了书写战时中国历史不被重视、受到阻止的四种评判,即民族主义的、政治层面的、人道主义的和道德式的.卜正民企图突破这四种分析模式,将评判模式更加模糊化起来,且更愿意用模棱两可的词汇评判普通人的行为模式.其所基于的论据则是大多数民众对抵抗或是投降道德层面的要求并没有多少关注,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生活层面的因素.这种模式正丰富了诸多小人物的形象,事实上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用内心矛盾的张力取代道德情操的渲染正是卜著独到之处.使其有机会在特定的时代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不被湮没.抑或也是时代造就人物的一个注脚罢了.
综观全书,笔者尚有两点不明之处.一是作为一种地方性论述,似缺少了政治史层面的主题关怀.纯粹性的就资料而谈事实,未置之于大的政治主题之下进行探讨,使得对行为模式的解释较为单一.二是地方史写作尚未上升到社会史层面的史学方法运用.仅就基层看基层而缺少了以小见大的眼光与上下互动的方法模式.不能从地方史的叙述反映大背景下历史演绎的冲突复杂性.这就涉及作者选择的主题即“合作”层面之上.以“合作”为主题既是其优势也是其不足,不足之处即于宏观战争背景下,缺乏高层的相关选择又如何使其合作的框架对宏观有所对应呢？
然瑕不掩瑜,抗战这段历史并不因时间的渐行渐远渐而被人淡忘,相反其之所以从未脱离我们主流叙述关怀正在于其所反映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为后来者所反思并成为民族觉醒的重大进程.《秩序的沦陷》所研讨的地方合作模式,涉及20 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主题脉络,其产生的恒久价值或正基于此.
（作者系党校研究生院2016 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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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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