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使命，该文是关于音乐史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跟近现代和中国近现代和研究使命相关论文范本.
[内容提要]我国有深厚的史学传统,历代史学大家对于史学研究“以史为鉴”之学术使命多有深邃认知和精辟阐述.中国音乐史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的一分支,而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又是中国音乐史的断代研究,因其对象世界自身的特殊性、所处时代条件的复杂性以及两者遇合之后呈现出的伟大曲折进程、波澜壮阔景观和正反历史经验,有待于史家重构其面貌、臧否其得失、提炼其遗产,使本学科“以史为鉴”使命更形突出.
[关键词]史学传统／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以史为鉴／学术使命
内容类别词：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 (2017) 01-0044-5
讲到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研究使命,就不得不从大史学界说起.因为,从研究对象上说,无论中国古代音乐还是近现代当代音乐,都不过是汇入我国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一条溪流而已；从学科属性上说,亦不过是中国通史研究中一个很小的门类史和断代史而已.实际上,本学科所承担的“以史为鉴”使命早就被大史学界所框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它和把握它并顺应其要求,努力彰显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品格.
史学研究的学术使命
历史学是人文社科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学科门类.
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历史学研究承担着什么样的学术使命？
我国古代、近现代著名史家对此都做过著名的论述,而当代国际政治也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古代史家对史学使命的论述
首先是古代史家对秦二世而亡惨痛教训的历史反思.
公元前221年,素有坚甲利兵之称的秦军灭了六国,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帝国,其国力之强盛、国土之辽阔,非但华夏旷古未有,亦为当时世界之最.然至公元前207年即被农民起义浪潮所吞没,仅存在短暂14年之后便土崩瓦解.
总结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惨痛历史教训,成为许多古代史家密切关注的史学命题,而窃以为,汉代学者贾谊和唐代学者杜牧二人,便是其中之佼佼者.
贾谊在其《过秦论》中说：
野谚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将这段话翻成现代汉语,即谓：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君王治理国家,非但要考察上古历史经验,用以检验当代现状,更应参悟人事之道,洞察兴亡盛衰规律,审视谋略与情势之是否相宜,做到舍取有序,变化适时,如此历时长久,国家方可安定.
贾谊引用之野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言简意赅地点出了从事“前事”的历史研究对于“后事”的警示意义.
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中说：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将这段话翻成现代汉语,即谓：啊呀！灭六国者是六国自己,并不是秦国.灭秦国的,是秦国自己,并不是天下的老百姓.唉！假使六国国君能够爱抚各自的百姓,便足以抵御秦国；秦统一六国之后,如果也能爱惜六国的百姓,其江山足可传至三世乃至万世,谁能灭亡他呢？秦国统治者来不及哀叹自己的灭亡,却让后世的人为它哀叹；但倘若后世的人仅仅为之哀叹而又不从中汲取教训、引为鉴戒,那么,又要让更后的人为他们发出哀叹了.
特别是篇末这4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意在提醒后代统治者,若不以秦二世而亡的悲剧中汲取惨痛教训,以为历史鉴戒,必将重演哀哀复哀的历史悲剧.此言既出,犹如醍醐灌顶,足令此后的历代统治者惊出一身冷汗！而历史经验之警示意义、历史研究之学术使命,亦在其中矣.
其次是我国史学泰斗、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曾对史学研究所承担的学术使命有如下一段经典论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其大意是说,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要穷究世间的一切人和事,通晓古今沧桑的变化及其规律,写出史家的独立见解.
又次是唐代政治家李世民.这位中国古代有名的明君亦有言：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
这就是著名的唐太宗“三鉴”之说.特别是其中的“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说的是历史犹如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古人的历史经验,就能获得对于历代王朝兴替存亡之道的规律性认识,以预防统治者在主观上不必要的过失.
再次是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 (1019 - 1086).以他为首的编纂班子,历时十九年编纂成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规模空前宏伟.
考其书名《资治通鉴》,寓“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之意.在这部史书里,编者以历史得失为镜,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最高统治者借鉴,以有利于加强其统治.
考其“通鉴”二字,含“古今史实虽相异,文武良方却可通”之意.
中国古代文人素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韩愈诗句）传统.史家治史的使命,常常以史鉴今,向封建帝王提供治理良方和历史借镜.
二、近代史家对史学使命的阐述
首先是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一段名言：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居注：传承、接续之意）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从上文看,梁启超将历史学研究和历史书写的使命概括为如下4点：
其一,记叙人类社会发展的“体相”（即：历史本体的真实相貌）；
其二,考校出他的总成绩；
其三,研究它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
其四,将上述历史研究成果作为现代一般人从事各项活动的历史借镜.
这个第四条,将历史研究使命和服务对象的重点从封建帝王的“资治之术”向现代一般人的社会活动转移,从而实现了史学使命由古代到现代的战略转型,因此对于当代史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现代大学者陈寅恪.他在1938年曾作《残春》诗,其中第一首云：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
“读史早知今日事”这个说法,与人们常说的“察古知今”、“温故而知新”、“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同义.对今人而言,尽管历史已成过往云烟,而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然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却是息息相通的.因此,唯有洞察历史并通晓其发展规律,今人方能从中获得深刻警示和有益启迪,以为资鉴,令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有益于今天的创造.
三、中国对历史经验的重视
以为首的中国,历来对历史研究和历史经验高度重视.
例如,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以全会决议的形式将建党之后至“”结束这数十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做了整体回顾和科学总结.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我党和对于明朝灭亡、李自成失败历史教训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
在抗战胜利前夜的1944年3月19日至22日,我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连续四天刊载了郭沫若的长篇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很重视这篇文章,将它列为整风文献.各解放区也纷纷翻印,出过多种版本的小册子.
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根据的指示,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19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11月21日,致信郭沫若：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就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0天后,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将此举称之为“进京‘赶考’”.针对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意见,意味深长地说：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由此可知,和围绕《甲申三百年祭》展开历史反思和整风运动,据此向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发出“两个务必”的告诫,对于全国解放、成为执政党之后党的建设具有极为重大的警示意义.
四、当代国际政治对于史学使命的启示
在当代国际政治事物中,也有不少极具典型性的案例,对于史学研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有着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
先看苏东解体的历史教训.从1917年俄国爆发10月革命、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变色.在20世纪国际政治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极为重大的事件.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为何竟然在一瞬间轰然解体？包括苏东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治学家和史学家,都在深刻反思其历史经验,努力追寻其前因后果,并且依据各自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从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就中国政治家和历史家而言,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立场上,对苏东解体历史经验进行深度研究和科学总结,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是一项神圣而艰巨的学术使命.
再看对二战历史教训两种不同态度的的两个案例：德国和日本.
二战之后的德国,无论是政治家、历史家抑或是各界百姓,都对法西斯纳粹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滔天罪行进行了制的深刻检讨和痛切反思,取得了深受纳粹侵略之害和蹂躏之苦的各国人民的谅解,从而为德国在战后的和平崛起创建了宽松的国际环境.
与此相反的是日本.虽然,日本政界和民间许多明智之士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对包括中国、朝鲜、美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空前灾难和巨大伤害怀有深深的悔悟之意,但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却始终回避其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和责任：及至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之后,矢口否认二战侵略历史,并频频在钓鱼岛、强征慰安妇、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修改和平宪法、修改中小学日本史教科书、质疑审判的合法性等方面抛出一系列挑战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错误举措,甚至公然发出战争叫嚣,致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右翼势力对其二战罪恶行径及其惨痛教训毫无反思自省能力.有鉴于此,我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批驳安倍晋三首相一系列错误言行时,引用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指出：不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注定重蹈覆辙.
出于同样道理,为中日关系大局计,为亚洲及世界和平计,同时也为日本民族之光明未来计,我们在这里探讨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学术使命时,有必要将杜牧《阿房宫赋》篇末的警世名言略加改造,以强调对二战军国主义历史进行痛切反思和深刻批判对于日本人民、特别是当代日本青年的极端重要性：
日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学术使命
中国音乐史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这个学科之下,又可细分为两大部分——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学术使命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对象是我国音乐艺术从远古、中古到近古的发展历史.以过程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各民族多元一体、特色鲜明、成果辉煌而彪炳于人类音乐史.这是华夏先民留给当代人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当代音乐家由此再出发的前进基地.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做全景式、宏观性研究,或者截取一朝代、一时段的音乐事象从事断代史研究,或者从事门类音乐史和专题音乐史研究,或者对已有的或新见的文献、史料、文物进行新的解读和研判,等等等等,只要对深化本学科的研究有推进作用,对增进当代音乐家的即时创造有启迪意义,其成果的学术价值都应得到充分肯定.
因此,它承载的学术使命是：
根据已掌握的确凿史实、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真实全面地记录我国音乐艺术的创造历程,梳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各自特点,对其中的宏观语境、主要流派、音乐家及其作品、重要理论成果和音乐思潮、重大音乐事件等等进行梳理、记叙,对其历史定位给予准确评价；揭示彼此兴亡嬗替或发展演进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动因,对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严肃反思、超拔提炼和科学总结,为当代和后世音乐家从事新的艺术创造提供前进基地和历史借镜.
二、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的学术使命
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断代史,其对象的时间上限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下限相衔接.它承载的学术使命,除了与中国音乐史研究相同的部分之外,还因其对象世界的特殊性、所处时代条件的复杂性以及两者遇合、交互作用之后呈现出的伟大曲折进程、波澜壮阔景观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均有待于史家重构其面貌、臧否其得失、提炼其遗产、总结其规律,因此它还承担着如下使命：
要特别关注在西乐东渐时代语境下中国音乐由传统型向现代型、以及在改革开放语境下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这两次伟大战略转型时期中国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历史前提、当下状态和未来发展路径的理性思考和战略抉择,特别关注中国音乐家在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音乐艺术对象化历程中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和独特创造,特别关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下音乐与政治的复杂互动中我国音乐家从事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艰巨性及其能动性创造,以国际艺术视野和民族审美眼光,充分尊重和积极评价中国音乐家的创造才华和成果；更要以“不虚美,不掩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地反思和总结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其历史成因和实践后果.只有这样,中国音乐先辈们的创造实践及其丰富经验,才能真正转化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音乐家从事音乐艺术创造之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虚无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
目前,我国思想界、史学界正被一种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闹得沸沸扬扬.根据我的观察,实际上乃是持有不同历史观的两群学者互以“历史虚无主义”之名彼此攻伐的一种说词而已,并无确定内涵；但其共同实质是出于某种政治理念和历史观需要,不是指责对方全盘否定历史成就,就是批评对方有意掩盖和粉饰历史错误,而与历史本相毫无关涉.
在我看来,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置历史现象、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复杂性、多棱性于不顾,在史学研究中粗暴否定那些应当和必须肯定的东西,抑或相反,全盘肯定、故意掩饰那些应当和必须否定的东西.两者皆与史学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秉笔直书的学术使命全然背道而驰,因此极为有害,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
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中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
其一是对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发展进程中若干重大失误和沉痛历史教训采取掩盖、粉饰或无视的立场；其典型表现是围绕“重写音乐史”、《当代中国音乐》这两场学术论争中所涉及到的关于历史对象的真实性、历史编纂和史学评价的科学性命题.
其二是全盘否定百余年来我国专业音乐发展史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其典型表现是学界围绕“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和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这两场论辩中,有的学者将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百年发展历程描绘成“全盘西化史”,不过是对一部对西方音乐“抄袭、模仿、移植”的历史.
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领域中客观存在这两种的历史虚无主义,罔顾历史对象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整体性,而是从某种既有历史观、美学观出发,以此作为过滤器,从历史对象无限复杂的汪洋大海中筛选出若干符合其滤眼尺寸的史实和史料,主观随意地剪裁、截取乃至阉割历史,由此为基础建造其历史虚无主义的史学“大厦”.不言而喻,这两种历史虚无主义笔下所描述出来的历史图景及其从中得出的评价和结论,严重偏离了历史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是一部虚假的扭曲的和变形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教学使命
作为我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的一门常设课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则承担着自己的特殊的“史教”使命.
在当下我国音乐理论教学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课程和教学犹如翻家谱,从中非但要厘清自己的家族谱系及其演进渊源和传承发展轨迹,更要以取精用宏眼光,在无限丰富的古代音乐文化中,将那些最具华夏文明特质的乐人、乐曲、乐谱、乐事、乐种、乐器、乐论、乐典、乐籍精选出来,精心编成教材,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从中能够充分感受到华夏传统音乐和音乐传统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引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创造自信.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及其所记叙的音乐事象,是真正能够与当下音乐现实发生最直接而紧密的关联并对后者产生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力的历史对象,因为,其中大量经典作品至今依然活生生地鸣响于当代音乐家和广大听众的心头,而其许多创造者便是我们的长辈或老师的老师,他们的创作、表演、理论和教学成果,与当代音乐家之当代音乐创造有着最亲近、最直接的血脉渊源,更何况,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上已经发生了的两次中西音乐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以及由此引发的两次大变局和大融合前所未有,其中丰富、痛切、深刻的正反历史经验,到今天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并给当代音乐家以无穷的滋养、启迪和警示.有鉴于此,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教材的编写理应用力最勤、记叙最详、课时总量安排最多.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课堂教学,将这些无限生动的历史内容切实传授给学生,进而通过他们去实现、推进我国音乐艺术的未来腾飞.
由此可知,无论作为音乐学一个分支学科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还是作为各院校专业共同课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教学,两者共同承担的学术使命是：
非但要让后世学者或学生们牢固掌握本学科、本课程主要历史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的知识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大量鲜活音乐作品的反复模唱和艺术分析来积累感性经验,领悟其奥妙和旨趣,进而从中充分体味到近现代当代音乐家音乐创造的艰辛以及古今兴替与传承的脉络,将流淌在其中的民族音乐文化因子化为自己的肌肤和血肉,实现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最终将自己锻造成一个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创造意识兼具的优秀音乐家.
（责任编缉朱默涵）
该文点评：上文是一篇关于音乐史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近现代和中国近现代和研究使命相关音乐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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