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试析元朝政府的藏区治理政策，该文是政府类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与*政府和藏区治理政策和试析相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摘 要：藏区是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在内,以藏族人活动的主要区域的一个总称.藏区包括西藏的全部,青海的大部以及四川西部和甘肃一小部分.西藏纳入政府的管辖开始于元朝.1247年西藏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与蒙古王子阔端在凉州会面,这次会面开启了西藏新的历史.1264元朝设宣政院,总管西藏的一切事务.西藏自此正式纳入政府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关键词：西藏；萨迦派；元朝；藏区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2-0021-04
在我国,西藏地区不仅属于边疆地区,同时也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区.藏族人民信仰传统的苯教和藏传佛教,藏区也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地区.公元1247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成吉思汗之孙阔端在凉州的会谈拉开了藏区融入祖国怀抱的序幕.会谈中,萨迦班表达了藏区愿意与政府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的愿望,并提出了归附元朝政府的条件.萨班回到藏地后说服各方势力,指出：“只有已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元朝才能担当起统一西藏的重任,西藏只有加入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才有自己的前途.”[1]从此以后藏区被整体纳入中国版图.对于蒙古大军的首领阔端来说,蒙古铁骑所到之处定然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但是若能通过洽谈使得西藏自然归附,兵不血刃也未尝不好.这样才有了这次会谈.“不得不说,凉州会谈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是对西藏是中国自古以来固有领土的绝对论证和对分子强有力的回击”[2].
一、文献评述与分析框架
（一）相关文献评述
西藏在元朝时期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因此政府对藏区的有效管辖也从元朝开始,元朝是制定藏区政策的开端.对元朝藏区政策的研究,离不开以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为代表的萨迦教派、帝师制度、从总制院到宣政院、设立驿站等议题.在《元朝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倚重萨迦派的原因探析》中,作者认为萨迦派与蒙古上层统治者接触较早,同时通过大肆宣传使得蒙古统治者对藏传佛教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也是早期蒙古统治者对藏传佛教产生兴趣的重要原因.随后,元朝统治者出于对藏族边疆地区的统治需要,选择了支持藏传佛教萨迦派.濮蕾在《试论元朝治藏方略》中提到,蒙古统治者选择萨迦派作为自己治理藏区的*人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主观上蒙古铁骑虽然剽悍勇猛,但是并不能适应高寒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蒙古大军恐怕难以应对藏区多变的恶劣气候.在客观上,整个藏区是由各个地方势力控制,彼此不相统属,各教派亦彼此交错.因此,单靠武力难以为治,即使一时征服,于蒙古汗国对藏区的控制也毫无意义.彭建英在《元朝治藏方略》中认为,设立帝师制度并优渥僧人的“因俗而治”是达到对藏区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帝师的职责.
（二）元朝藏区政策的特点与分析框架
对于元朝藏区政策的讨论,关键在于弄清为什么西藏接受政府管辖并纳入中国的版图发生在元朝而非其他朝代.从元朝角度来说,首先,蒙古族的萨满教属于以信奉“长生天”为主的原始宗教,蒙古族的宗教观念相对开放,对不同的宗教都持平等和包容的态度.其次,蒙古族所信奉的萨满教与藏族地区的原始苯教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这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元朝统治者最终选择了藏传佛教是出于统治层面的需求和国家政策的考量.众所周知,元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历史上就多有冲突,统一后这种冲突将更加激烈.元朝建立以后,反抗与镇压基本没有停止.八思巴对于元朝统治者的贡献就是他按照蒙元统治者需求对藏传佛教重新解读,把藏传佛教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结合,使佛教成为元朝统治工具,藏传佛教为世俗政权披上了一层宗教外衣.而这正是忽必烈迫切需要的,因为一方面解决了元朝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化解民众的反抗情绪,保持政权的稳定.从萨迦派的角度来说,萨迦派作为藏传佛教众多教派中的一个,始终处于藏区教派斗争的漩涡之中.凉州会谈之后,萨迦班智达面对强大的蒙古铁骑,深知如果反抗必遭血洗,甚至重蹈西夏灭国的命运,元朝政府的统治在所难免.同时,萨迦班智达也认识到,一旦获得政府的支持,必然改变藏区佛教的格局,萨迦派将占尽优势.最终,萨迦派接受了元朝统治,元朝统治者独尊萨迦派,并在藏区建立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
二、元朝政府对藏区政策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为今天中国版图的确出了重要贡献.西藏在元、明时期称为卫藏或乌斯藏,以卫藏为中心的整个藏族地区大部分位于青藏高原及其周围.青藏高原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与中亚、西亚、南亚相连,是元朝西部的重要屏障.西藏地势较高,控制着进出四方的各个关卡,周围山峰林立,易守难攻.向东可进出蜀汉、关中两大平原,向北可控制整个丝绸之路,向西可贯通中亚直至欧洲,向南可连接尼泊尔、印度及整个南亚.因此,藏区在元朝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蒙古汗国成功地完成了对中亚、小亚细亚、新疆以及西夏等辽阔地域的征服之后,这条线路实际上已成为蒙古维系其西征后所建辽阔帝国的命脉线,保证这一线路的畅通乃成为蒙古的当务之急”[3].因此维护藏区的稳定对于元朝的统治意义重大,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和发展.
（一）历史的会面
1240年,元朝继续着统一南宋的战争,皇子阔端奉命进军四川,大军迂回到南宋后方进行攻击.在途经乌斯藏地区的时候,为了防止大军侧翼受到袭扰,阔端决定对辽阔的乌斯藏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阔端派大将多达那波率兵入藏探究虚实.多达那波兵至拉萨附近后报告,西藏地方势力割据,互不统属,没有一个可攻击的中心目标,因此很难单靠武力进行控制,但宗教信仰浓厚,教派林立”[4].多大那波在向阔端的报告中说：“此边徼藏地,蕞林最多者,唯噶当派；通情达理者,唯达隆巴；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当迎致何人,请传王令.”[5]于是阔端便致信萨迦派领袖萨班来商议西藏事务.当时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统一的吐蕃王朝覆灭以后,便开始了几个世纪的分裂割据状态.其中教派、寺庙林立,各种势力相互斗争频繁,矛盾尖锐.藏区王公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厮杀,期间还发生了多次的奴隶和平民的起义.藏区分裂割据的状态长达四个世纪之久,“战争过处,杀人盈野,五千里间,赤地殆尽”[6].萨班清醒地认识到,以目前藏区的状态根部无法和强大的蒙古大军相抗衡,藏区是否会重蹈西夏国、金国的命运还未可知,因此这次会面将决定整个藏区和藏族人民的命运.萨班让阔端认识到,维护藏区的长治久安,非宗教莫属,任何其他的力量都难以胜任.同时,萨班在凉州会谈期间大肆宣传佛法,并举行法事为阔端医好了长期困扰他的病痛,因此引发了阔端对藏传佛教的强烈兴趣.“与汗（阔端）相见,造成狮吼观音,收服龙王,仍与汗灌顶,顷刻病愈,众皆欢喜.即遵萨斯嘉·班第达之言而行,所有边界蒙古地方,创兴禅教”[7].萨班的成功不仅为萨迦派带来了实际的利益,也为藏区和元朝统治者之间的联系打开了通道,为藏传佛教在蒙古族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个萨迦派的重要人物是萨班的弟子八思巴,本名叫洛追坚赞.八思巴继承了萨班的衣钵,成为萨班之后另一位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宗教领袖.1253年八思巴应召觐见忽必烈,八思巴以他谦逊的品格、博学的知识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之命在开平府主持释道两教辩论,前来参加辩论的全国各地的佛教名僧有三百多人,道教一方有两百余人参加.年仅24岁的八思巴也以佛教重要代表的身份参与辩论.最后以八思巴为代表的佛教一方辩败了道教一方,迫使十七名道士出家为僧改奉佛教.这次胜利使忽必烈大为高兴,八思巴也因此更加受到重视”[8].八思巴对忽必烈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他从宗教角度认为,印度王、汉王、西夏王、蒙古王等都是神界钦定之王,诸王平等.同时蒙、藏一脉相承,同根同源.这种观点不但打破了传统的“华夏正统论”,为元朝的统治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也为元朝的世俗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因此忽必烈对这种理论大加赞赏,并将八思巴看作自己精神上的导师.八思巴还提出：“在大一统形势下加强民族之间团结的需要,提出了蒙古、藏族、门巴族和汉族等是一家的‘民族大一统’理论.”[9]八思巴从理论上对元朝的统治进行了肯定,同时从藏传佛教的教义出发赋予了元朝统治者神圣的统治光环.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权威的形成是维护统治的根本和关键,也是笼络人心、减少抵触情绪、抚平反抗心理的有效手段.汉朝时期,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理论,受到了汉武帝的格外青睐,因此也促使了汉武帝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定.福赫伯也曾说：“在宗教方面,八思巴向蒙古帝王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理论,把他们纳入了佛教天国中释迦牟尼的后继者行列之中.他还为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发展了神权理论.”[10]
（二）藏区政策的开端
126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封为帝师,这对后来元朝统治者对藏区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蒙古人最初信仰的宗教是带有原始巫术性质的萨满教.萨满教以“长生天”为主要崇拜对象,“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天”.同时也相信万物有灵,尚未发展成明显排他性的一神独尊信仰.因此蒙古统治者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对于新接触的各类宗教均能接受,采取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的兼容并蓄政策.其次,忽必烈虽然建立了中原汉族模式的政府,却不想受汉族的思想支配.“佛教是当时包括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信奉的宗教,而吸收了藏族传统苯教的藏传佛教则对笃信萨满教的蒙古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11].因此,选择藏传佛教作为统御各族的思想武器成为元朝统治者的最终选择.
元朝统治者在接受藏传佛教后,藏区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自然地融入了蒙元王朝之中.而萨迦派也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形成了对藏区的绝对领导,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强大地方政权——萨迦政权.元朝统治者以扶植*人的方式通过掌控萨迦派达到了对藏区的实际控制.而萨迦派对于政府的安排也进行积极迎合,成为元朝统治者的得力助手和统治工具.元朝统治者在册封八思巴为帝师之后开始设立帝师制度,帝师主要帮助皇帝和皇室成员阐述佛理,宣讲佛法,为皇帝主持佛事活动等,同时帮助总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和藏区全部事务.元朝统治者除了在宗教思想文化方面加强对藏区的管理之外,在行政管理方面成立宣政院,下设三道宣慰司：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乌思藏宣慰司）.宣政院前身是总制院,主要管理佛教僧徒及吐蕃境内事务,并由八思巴管理.“元二十五年（1238）,忽必烈听从桑哥奏请,“改释教总制院为宣政院,秩从一品,印用三台,以尚书右丞相桑哥兼宣政使,从而使宣政院成为与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平行的专门管理藏区事务的机构”[12].元朝政府对藏区施行的另外两个重要措施就是清查人口和设立驿站.对藏区人口的清查使得对藏区的统治进入实际阶段,藏区此时已完全被纳入政府的统筹和管理范围之内.“进行人口调查,其目的是为了确定乌思藏地区握有实权的人物,搞清人口多寡和资源丰啬,以便设官征税和调发.这次人口调查,并不限于乌思藏,还包括今青、康地区.由于和地方合作协调,对于建立地方行政体系以及安排驿站供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3].在对人口进行清查的同时,元朝政府开始建立完备的驿站系统.在人口密集区和交通要冲之处设立驿站,一方面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保证交通和道路通畅.另一方面使得对藏区的信息进行及时掌握,保证政令的通畅,提高行政效率.由于元朝地域辽阔,政府为了加强对各地的管理,对于驿站的建设格外重视.设立驿站既管控了藏区的道路要冲,又能及时掌握信息,传达情报,使得政府对藏区的统治不断加强.
三、总结
藏区在元朝时期被并入中国的版图,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根源.在元朝统治者信仰了藏传佛教之后,藏区和政府之间便以藏传佛教为基础搭起了相互之间沟通联系的桥梁.蒙、藏两族之间也由于藏传佛教的关系,形成了深厚的渊源.
元朝的建立统一政权可以说是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一次胜利.但是建立在军事征服之上的蒙元王朝,很快就发现,游牧文化在经过了千年积淀的汉族文化面前仍然羸弱,军事上的征服并没有带来文化上的认同.游牧民族在早期的部落战争中以掠夺资源和人口为主要目的,并没有过思想或者文化输出方面的考量.但是随着元朝统一政权的建立,军事掠夺或者高压统治已难以维持帝国的统治,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使得统治者必须做出慎重的思考,怎样建立国家认同.元朝统治者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但原始的萨满教不能完成这项重任,而儒家中“华夏与狄夷”的思想在蒙汉之间竖起一道高墙,引发汉族人对元朝统治的激烈反抗,藏传佛教的出现可谓正和元朝统治者的心.藏传佛教为元朝的统治构建了新的理论学说,佛陀转世、君权神授等观点完全满足元朝统治者的统治需求,因此才有了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整体皈依.在元朝政府对藏区的政策方面,由于对藏传佛教的皈依并独尊藏传佛教萨迦派,使得西藏的并入几无阻力,文化信仰上的一致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识使得元朝统治者顺理成章地建起了对藏区的绝对统治,也使得藏区人民开始了对王朝的认同,这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此后虽有朝代的变迁,但是藏区再也没有离开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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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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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濮蕾.试论元朝治藏方略[J].世界宗教文化,2012,(02).
（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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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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