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史义考略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与表现，本文是关于中国古代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跟史学和史义概念和表现有关论文范本.
摘 要：“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历史思想；史义；《春秋》
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或者说历史思想、历史观念）会遇到一个位于高级抽象层次的词语——“史义”.一直以来,我们注重的是对其思想内容的发掘与解读①,偶尔也会有哲学层面的思考②,却很少留意这个词语自身的历史.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它越来越感兴趣.从我国史学而非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概念吗？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概念的意义？宋明时期常常出现的“史义”与《春秋》之“义”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它是一时的思想火花,还是长期形成的某种形式逻辑？凡此诸多问题,推动我们开启对这个貌似普通的词语的研究.通过追寻“义”、《春秋》之“义”、历代史家对《春秋》的依违,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有关发现似乎有所启示.兹不揣谫陋,概述如下,以求正于学者.
一、东周：提出“义”有“窃取”之说,随后陷入分化
“义”,繁体为“羲”,殷商甲骨文中已见此字③.关于“羲”字的本义,《说文解字》称：“羲,己之威仪也.从我、羊.”④《尚书》有“典厥义”等语,孔颖达疏曰：“义者,宜也,得其事宜.”⑤可见,在《尚书》时,“羲”已不再局限于本义.由此可以想见,在孔子修《春秋》前,“义”字已经出现在相当丰富的语境中.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角度讲,“义”受到重大关注的,是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之一.此即传统上一直推举的孔子及其《春秋》最早树立的“义”的观念.对此,目前可追溯的最早的记录,是《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段记载主要传达了有关《春秋》的社会背景、性质与基本要素三层意思：第一,孔子对《春秋》的创作激发于周代“王者”制度衰落、已有的文化载体渐趋衰亡的社会现实；第二,孔氏《春秋》与各诸侯国已有的历史记录相似；第三,孔氏《春秋》包含事、文、义三要素,而尤以“义”为别样.这第三层思想一直受到史学之理论研究的重视.从这一角度看来,这段文字第一次明确地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要素即“事”、“文”、“义”.此后,这三要素遂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核心的理论范畴,为其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而对“义”所寄托的特别思考,则表明了中国史学在探索历史深意方面的自觉意识与理性水平.由此,传承孔氏《春秋》追求史义的自觉意识便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古代史学中.
伴随这一思想深远影响后世的,还有一个悬而未决、代代推陈出新的疑问：孔子所谓“窃取”的“义”,究竟指什么？由于《春秋》有述无论,孔子本人流传下来的有关说明也不多；而孔子的弟子“口受其传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却“退而异言”（《汉书·艺文志》）；待其弟子俱亡之后,其主旨更出现分歧,“《春秋》分为五”（《汉书·艺文志》）；再加上春秋战国时的战乱、秦代的焚书坑儒……这些都导致孔子“窃取”之“义”的本义不甚清楚.因此,孔子所谓“窃取”之“义”的内涵也成为历代学者为之不懈努力的一个难题.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孔子虽然以“义”赋予史书,但并没有改变史书的编纂形式.《春秋》基本上还是一部单纯纪事的史书,注重按照日、月、时、年排比史事,而不直接发表议论.孔子所谓“述而不作”（《论语·述而》）,或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注意到这一点,有助于从形式上观察中国古代史义的变迁及其特点.
总的说来,从理论上表达中国古代史学所讲求的历史深意,应当说,始自东周《孟子》所载的孔子及其《春秋》,时称之为“义”,但语焉不详,也未见相应的明确的表达形式.
二、汉代：援借《春秋>之“义”,各具旨趣
继东周之后,中国古代史学对史义的追求在汉代再次表现得浓笔重彩.汉代是一个学术思想由百家逐渐走向儒学独尊的时代.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学术思想状况：“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知,汉代独尊儒术之前,学术思想的纷繁复杂一如战国,也可知东周末《春秋》之旨分化的情形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独尊儒术之后则有所不同,汉代史学在思想上呈现出统一而又多姿的面貌：既不失《春秋》之旨,又能够游弋于百家、五经之间.
其一,汉代学术于各经中推重《春秋》,于《春秋》中又尤为关切其“义”.秦火之后,汉代修旧起废,广开献书之路,又设立“五经博士”,鼓励说经.其中,《春秋》尤受重视.董仲舒于六艺中推举《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拔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这表明,虽然历来文化载体（五经）各有所长,但最适用于王朝的还是《春秋》.《春秋》虽立,尚有诸传的不同.起初,《春秋》仅立《公羊传》；孝宣时,立《榖梁传》；平帝时又立《左氏传》.“《左氏》传事不传义”,“《公羊》、《榖梁》传义不传事”①.汉代《春秋》学先立《公》、《榖》,则一度注重《春秋》之“义”的治学风向由此可知.
其二,对于《春秋》之“义”,汉代学人喜欢称之为“指”或“旨”（意旨或旨趣）；对《春秋》之旨的探究,可谓博大精深.所谓博大,是指汉人视《春秋》之旨为广博.董仲舒言：“《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亦称,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其辞微而指博”（《史记·儒林列传》）.所谓精深,是指汉代学人能于《春秋》细微之处用功夫.比如,汉人指出,《春秋》用字暗藏玄机：“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日‘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史记·孔子世家》）往往此类,皆为汉人探求《春秋》之旨、“《春秋》之义”的努力.汉人笔下的《春秋》,由用字而至于《春秋》的思想价值、社会意义,由细微而宏远,所谓“推此类以绳当世”（《史记·孔子世家》）.例如,汉代史书以《春秋》为评价标准,援引《春秋》对历史进行褒贬：《史记·历书》称“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汉书·律历志上》称“是以《春秋》曰：‘举正于中.’又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像这样对《春秋》之旨所进行的阐发、运用,在汉代学术中蔚然可观.
其三,自汉代始,史家便自觉地以接续《春秋》为使命,而这种承继尤以《春秋》之“义”为重.其突出代表即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司马氏父子不仅相继担任汉朝太史,而且他们享有久远的承担史任的家族史,他们的选择更便于直观地反映《春秋》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意义.司马谈临终遗言,远溯自家史职源流以及长久以来史文的废失,他明确表示,希望其子司马迁接续《春秋》以重振史任：“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在司马谈的遗言里是堪任“天下之史文”且“学者至今则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经典,意义非凡.但究竟应该继承《春秋》什么？司马迁如此回答：“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史记·太史公自序》）从中,我们无法明确得知司马迁的想法；但我们至少知道,他希望继承《春秋》的,并非只存在于《春秋》,而在于《春秋》中贯穿着的孑L子整理六艺所共有的某种深意.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深意乃是整理整个社会的文化命脉.而这也应是《春秋>之“义”深且重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所以司马迁才有《春秋》“非独刺讥”一说；又自言《史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成一家之言”也体现了《春秋》精神,是《春秋》之“义”在汉代的一个化身.司马父子以史继《春秋》,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其四,虽然重视《春秋》对史学的引领,同时还要看到,汉代史家对《春秋》均有所依违而各具特色.司马谈虽然志在接续《春秋》,但于六家思想中推举的却是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虽然尊敬孔子及其《春秋》,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史记》表达自己的史学追求与创意独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因此,我们得以看到,《史记》不仅体例与《春秋》大不相同,而且思想观点并不局限于儒家,道家、法家等也深受司马迁重视.班固撰《汉书》,也并非硁硁然依于孔子或者《春秋》,而是更为看重《易》学,所谓“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汉书·艺文志》）.这种现象看似矛盾,但有所依亦有所违也是事实,其间理路尚需深入研究.
其五,出现了一些表达形式,并逐渐固定下来.汉代《春秋》学闻名于世的“传”体（如前面提到的《公羊传》、《觳梁传》等）成为此期阐发历史深意的主要手段.而论赞的出现更为史家发表历史见解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春秋左传》已经间或采用“君子曰”的形式,但独木尚难成林.西汉时,《史记》前有序,间有议论,后有“太史公日”.东汉时,《汉书》篇末亦有“赞”.从汉代始,附以论赞便成为历代史书普遍沿袭的体例.此外,这一时期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史论单作、专著,如贾谊名作《过秦论》、陆贾《新语》、桓宽《盐铁论》等等.这些已为学人熟知,兹不赘述.
可以说,史义在汉代的发展是在《春秋》的引领下进行的.时人所称的“旨”或者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可视为《春秋》之“义”在具体环境中的变称.此期还予史义以多种表达形式,这是一个史义在统一中发展出多样的时代.
三、魏晋南北朝：《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仍旧设立五经博士,但儒学为弱；在很长时间里,思想文化“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①,与黄老一贯的玄学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对史义的追求一方面有所凋零,另一方面却也有所突破.
所谓凋零,不能不谈到史义一度寄托当时重心已经逆转的《春秋》学：
表现之一,《春秋》学看上去是在努力持有自己的学术地位.西晋武帝时,刘兆仍经营《春秋》学,“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②.东晋元帝时,苟崧上疏,力言《春秋》三传各有所长,不宜偏废：“《三传》虽同日《春秋》,而发端异趣.”③因此,继《左传》之后,《春秋公羊》得以勉强立于朝廷.东晋后期,袁宏批评“儒、道且犹纷然,而况四家者乎”,认为各家学术当为“随时之迹,总而为治”④的关系.这种思想摒弃门户之争,实际上从学术整体的角度肯定了儒家的地位.但不论如何努力,这种情形已与汉代《春秋》学的规模大相径庭.
表现之二,《春秋》之“义”虽依旧被讨论,但较汉代明显减弱（此处不予枚举）；相形之下,史书重事的风向出现,且或与《春秋》有关.西晋司马彪认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而后汉“时无良史,记述烦杂”⑤,乃作《九州春秋》,意在记事.南朝梁时,沈约撰《宋书》虽以“史臣日”相附,但颇“为后世史家所忽视”⑥.其论史书则溯《虞书》、《商典》,谈史家则追“南董”、“迁固”,因“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⑦,受命修《宋书》,重事之意由此可知.南朝陈时,何之元著《梁典》,亦强调《春秋》记事的特征：“记事之史,其流不一,编年之作,无若《春秋》,则鲁史之书,非帝皇之籍也.”⑧后魏孝文帝时,高祐与李彪等人上奏,请求修国史,更是直言“《春秋》者录事之辞”⑨.
所谓突破,是指个别出色史论以及理论表述的出现：
一则是出色史论.东晋后期,主张百家学术各得其所、共同为用的袁宏在其编年体史书《后汉纪》中发表大量史论,提出不少朗阔、精辟的见解.例如,他肯定霸功、霸名：“故圣人因事作制以通其变,而霸名生焉.《春秋》书齐、晋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勋,所以囊括盛衰,弥纶名教者也.”⑩不过,怀有卓识的袁宏最后还是回到当时流行的“名教”之说,时代的约束由此可见.南朝范晔在史义的追索上更是卓尔不群.范哗虽然留意学问已晚,且不善论说,但他自信学有所得,自称“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耳”.范晔尤其推许自己的史论：“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⑩这里所谓的“精意深旨”以及南朝齐时臧荣绪所谓的“裁断”@、后魏高祐所说的“史意”⑩等等,大体而言,皆与“其义则丘窃取之”相通,即史书不单单是纪事,史家应自觉寻绎历史中的深意.只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这一时期的说法与之前也有所区别；而且,在《春秋》失落、玄学流行、诸家学术为壤的文化背景下,史家更愿意诉诸内心.
一则是史义甚至获得了文体理论的支持.南朝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有《论说》篇,如此定义“论”体：“圣哲彝训日经,述经叙理日论.论者,伦也；*无爽,则圣意不坠.”在作者刘勰看来,“论”体出于对圣意、经义的陈述与说明.且“论”通行于四个领域,具有八种变形及用途：“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这样一来,之前提到过的各种表述形式,包括经学中的传注、史学中的序论赞评等,都被明确地视为“论”体,共同享有并发挥着“论”的地位与功能.而且,刘勰还进一步揭示各种“论”体的本质：“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①即,“论”是为了讨论各种观点,从中研磨、提炼出精髓的道理（思想）.再联系前述刘勰对“论”的定义,则“论”及其所得之“理”本质上是对圣贤思想的发明.因此,也可以说,史论是为了揭橥史理,尤其是历史所反映的圣贤遗意.
概括地说,在这段分裂时期,对史义的求索未能呈现出某种有规模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思想氛围以及建树.以往的《春秋》之“义”被置于一旁.在《春秋》取“义”之“意”的基础上,借助特有的社会与思想环境,个别史家亦能激发璀璨的创意,进一步开拓史义发展的途径,而史义的表达形式在理论上获得了突出进展.
四、隋唐时期：理道不录空言与渐返《春秋》之义
探寻隋唐时期的史义,有三点需要注意：
一是隋唐时期史学以纪事为重.综观隋唐史学,诸如大规模搜集与整理古籍,修《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晋书》等纪传体正史,确立与调整史馆制度并修撰《起居注》《时政记》《实录》以及国史等,发展图经地志,涌现杂史、历史笔记、谱牒、佛教史、乐舞与书画史等等②,无不以详载事迹为务.此期多数对修史宗旨的陈述也反映了这一点.如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下诏修史,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③.唐高宗咸亨三年(672)提出的修史原则：“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④又日：“修撰国史,义在典实.”⑤李延寿修《南史》《北史》,也以史牒“互陈闻见,同异甚多”,他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⑥为念.这一现象即便在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那里也得到了深刻的呼应.《史通·自叙》称其幼年独钟《春秋左传》,说明他的学术道路始于记事之体.《惑经》篇则舍“义”不论,专门质疑《春秋》虚美之处,凸显了《春秋》纪事不实的一面.《论赞》篇也罕见地强调,应当谨慎对待论赞,以求实现史学简质的最佳境界：史事“无俟商榷”而以论赞相附,“此皆私徇笔端,苟街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⑦？可以说,《史通》整体焕发出实录精神.至于《春秋》褒贬、论赞功用等,《史通》并不强调.杜佑《通典》也有突出的思想价值,但它是一部以经济制度为首的典志体史书,记述详赡而有体.此正杜佑所谓“理道不录空言”⑧.
二是隋唐史论较前代更具规模,其中的兴亡论尤为瞩目,史书附论的传统仍在.即便是在理论上主张谨慎发论的刘知幾,也未尝完全否定史论的价值.例如,他盛赞班固史论“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弈弈,良可咏也”①.这说明史论与“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在本质上并不矛盾.但隋唐史论令人注目的,是其中的兴亡论.这与唐代君臣关心“理道”（治道）,愿意借鉴历代治国得失直接相关.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嘉奖周、隋、陈、齐、梁五代史修成,称自己“欲见近代人主善恶,以为身诫”②.魏征上疏日：“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③北宋李防等所编《文苑英华》,内中有三卷为“兴亡”论,所收作品都是隋唐人的撰述.例如,魏征在《隋书》中的史论讨论了隋朝灭亡的原因,很有代表性.吴兢《贞观政要》关于治国方略的认识也非常突出.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君主的认识.柳宗元《封建论》取得的理论成就超出了前辈和同辈的史学家,令人惊叹.杜佑《通典》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也让人瞩目④.
三是《春秋》学渐返其“义”.隋代王通《中说》称孔子“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⑤.《唐六典》类分图籍,称《春秋》“以纪行事褒贬”⑥.刘知幾也承认“《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⑦.诏书每每称引《春秋》“褒德劝善,《春秋》之旧章”⑧.这里至少将纪事、褒贬并列而称《春秋》,与前述分裂时期的评价有所不同.唐代宗大历(766-779)间,陆淳（后改名为陆质）纂成《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发扬啖助、赵匡的《春秋》思想.《春秋集传纂例》汇集三传,比较异同,辨析指归.其引啖助言日：“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⑨此书被后人视为开启宋明理学的先声.之后,李翱有“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⑩之论,皇甫浞则认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⑩.这些透露出《春秋》学由“事”转向“义”,并将以“义”为尚的倾向.
由上述几点看来,隋唐时期不甚留心《春秋》之“义”,其“义”在后期才被再度扬起,对历史深意的探寻依托着务实的盛衰兴亡论而继续展开.
五、宋元明时期：以“理”审视“义”
宋元明时期,史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理学潮流的推动下,“其义则丘窃取之”、义、史论等前代与史义有关的内容,几乎都得到史无前例的深入细致的审量.
其一,《春秋》之“义”独受推崇,并被广为发挥.一方面,自汉以来,《春秋》之学“无虑数十百家”⑩,学者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宋元明时期,以阐发义理为长的理学思想发达,这些原因使得《春秋》学十分繁荣.单是“其义则丘窃取之”,便不知有多少新颖但可能彼此争议不下的解释.但是,有一点是赢得时人普遍共识的,即“义”正是孔子对《春秋》匠心独到的贡献.宋代张栻曰：“方其未经圣笔,则固鲁国之史耳.及乎圣人有取焉,则情见乎辞,乃史外传心之典也.”⑩张九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实录之书耳.圣人慨然有作,乃以造化之神、巧妙之用,一寓于《春秋》.……岂记事之史而已哉？”@朱熹亦称：“盖言断之在己.”⑩元人则有云：“至于孔子之《春秋》,则假其事以明义,而非尽旧史之文,故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如此看,方见得中间一节.”①又云：“此制作之原也.学者即是而求之,思过半矣.然自孟氏以来,鲜有能推是说以论《春秋》者.”②明代《四书蒙引》日：“取裁定也.”③虽然“传心”、“神用”、“断之在己”、“裁定”等用语有异,但含义无不相同.它们都在宣扬、倡导这样一个思想,即史家应当在史书撰述中包含自己对历史的洞察.这与分裂时期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而这样的思想无疑会对宋明时期史论的昌盛起到推动作用.
其二,“义”与“理”、“道”等概念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贯通,是历代有关史义的见解融会贯通的基本表现之一.这里以南宋戴侗《六书故》为例.其言日：“理,玉文理也.先人日：‘凡物莫不有理.玉理最精,缜密以栗,故理从玉.’引而申之,幽深赜隐,文理密察,无所不通.《庄周》日,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隙,导大窾,技经肯綮之未尝’,善言天理者也.《中庸》日‘文理密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密察之谓理,通达之谓道,裁而宜之之谓义.”④这里包括本义、释例、引申义与分化之义.与字书分列义项的做法不同的是,戴侗重在揭示不同义项之间存在着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在这样的认识下,先人的注释、经书里的例证与戴侗的新论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原本在不同时代、社会、语境下提到的“理”竟然昭示出相同的意义,而“理”、“道”、“义”这些原本独立的词语,也彰显出它们内在的共通性.这种训诂思路与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明初的《洪武正韵》以及明末清初黄生的《字诂》⑤.从这些字书中可以发现,在理学盛行的时期,“理”字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囊括了“义”、“道”、“义理”、“道理”、“理乱”（治乱）等等这些表达史义时常用的辞汇.史义受到理学影响并参与其中.其意义不可小觑,因为它表明,中国古代对历史深意的理性认识水平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其三,这一时期,史义的载体“史论”不仅得到理学的支持,而且数量喷发.南宋朱熹从道学的角度倾向于认为,史学就是格物穷理的一种方式,所谓“格物穷理之一端”⑥.南宋浙东史学闻名于世,其中包含不少史论著述.这些史论首要的共同点,即在于“树立正学,又皆以儒学为正”⑦.史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与发挥.以史义命名的史论出现多部,如宋代唐仲友著《唐史义》十五卷、《续唐史精义》十卷,元代杨维桢著有《史义拾遗》,等等.清代乾隆间刊行的《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所列史籍以明清为多,也反映了明代史论体史书众多的现象.这一现象也吸引了当代学者的注意⑧.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史义繁荣发展的时期.“义”即“理”的观念,有助于将传统的史学思想与历史认识纳入新时期即宋元明人“当下”的思想文化中而不至于遗失；《春秋》之“义”经历分化、遗落之后重焕光芒；而中国古代史学之“义”又新添理学（包括心学）的滋养.
六、清代：史义呈现朴实与圆通两端
众所周知,清代史学以考据为长.史义虽然不是此时的学术之重,但个别学者的论述颇有总结之效,从中可以窥探到清人对于史义的认识.我们认为,朴实与圆通是清代呈现出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认识倾向.
一方面,对于《春秋》之“义”,清人表现出朴实的认识风格.在这一方面,此时的主要观点是肯定《春秋》中有“义”,但是反对历来旧学中对《春秋》之“义”的拘泥与附会.例如,毛奇龄《春秋毛氏传》认为,《春秋》经文可以概括为“四例”,“义例”即为其中之一.其言日：“乃四日义例,则直通贯乎礼与事,与文之间.天下有礼与事,与文而无义者乎？……义者,意也,亦旨也.即予夺进退、褒讥美刺之微旨也.是以礼有违合,事有善恶,文有隐显,而褒讥美刺皆得以直行其间.孟子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取此例矣.”①其大意是说,意义必然存在于礼、事与文之中,实为作者心意的必然表达,并非如前代学人所理解的《春秋》处处有意立“例”.与此相应,毛氏在《春秋毛氏传》中通过考证、辨析,清除了许多不当视为义例的“义例”.相比之下,顾栋高的说法则简易明白得多：“圣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尝无褒贬.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贬耳.”②虽然考据家对《春秋》之义的阐发并不突出,但他们在肯定《春秋》褒贬之意的基础上检讨历代所谓的《春秋》大义,帮助《春秋》学回归小心严谨的学风,这样的态度对于摆脱宋明以来“纷繁复杂、扑朔迷离”③的论史歧途不能不说是一种纠正.
另一方面,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史意”上突出的理论贡献,也让我们无法忽视这一不同于考据家的认识风格.概括地讲,他的理论见树是：“刘（知幾）言史法,吾言史意.”④这里的“史意”是指史学的意旨.言辞虽然简单,内涵却十分丰富.陈其泰先生将其宗旨概括为：“章学诚治学,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将之互相紧密联系起来,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对整个学术领域以至当代的学术风尚进行考察,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⑤并且认为章学诚的史学宗旨已经凝缩在《文史通义》一书的书名中.其间,“义”无疑仍被视为重点.章氏关于“义”的思想正是由孔子的“事”、“文”与“义”的理论发挥而来：“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⑥由于孔子曾有“述而不作”之语,章学诚在当时曾招致一定的质疑：“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毋乃悖于夫子之教欤？”这也从反面说明章学诚在史学上“独取其义旨”⑦的理论特色.
至此,我们可以为本文作一个简要的总结.我们的考察有如下发现：“义”很早便普遍存在于古人观念中的各种事物；孔子予《春秋》以“窃取”之“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对于史义的理性自觉的最早的文字证明；孔子及其《春秋》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几乎言必提及,《春秋》之“义”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义的理论源泉,其间所蕴含的“窃取”之义更成为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源泉；《春秋》之“义”不是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义的全貌,中国各代史学对《春秋》的依违之间,同时可见其传承性与开创性；六艺（或五经）乃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文化土壤；中国古代史学对史义的概括性表达并非绝对固定,有“义”、“旨”、“意”、“言”、“道”、“理”、“史义”等诸种说法,昭显了随时代变迁而开拓出的丰富内涵；中国古代表达史义内容的形式也丰富多样,诸如遣词造句、例、传、序、论等,且对形式的理论思考也在不断前行.总之,中国古代对史义的追求跌宕起伏,承继中有创新,变中有不变.由此,我们认为,“史义”（及其他变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一以贯之,前后承继,具有明显的形式色彩,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化的表达.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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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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