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基于劳动者教育背景的过度教育成因实证，该文是关于教育相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与实证研究和教育背景和劳动者类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过度教育是指劳动者的正式教育年限高于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教育年限的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劳动者的最终学历毕业院校和第一学历毕业院校的等级会对其产生影响：学校的等级越高,过度教育的发生率越低.从代际差异的视角看,随着世代的年轻化,理工类专业劳动者发生过度教育的风险在相对下降,而文史类专业劳动者的过度教育风险在相对上升.因此,为了避免成为过度教育者,劳动者应理性地进行教育选择.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也要进行差异化发展,并可根据就业市场需求的变化拟定招生计划.
关键词：过度教育；教育背景；世代差异
一、问题提出
过度教育是一种教育纵向错配,目前广为接受的定义是劳动者的正式教育年限高于他的工作岗位所需的教育年限.20 世纪70 年代,人们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发现了大量的过度教育现象,而真正的定量研究则始于Duncan 和Hoffman 在1981 年提出的ORU模型［1］.
ORU 模型表明,过度教育者的工资收入高于做同样工作的适度教育者,但低于拥有相同教育年限的适度教育者.因此,它带来了一定的人力资源浪费,是一种不充分就业现象［2］.研究发现,过度教育不仅对劳动者的薪资造成负面影响,还会降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3］.因此,研究者开始对过度教育的成因展开研究,以期避免未来更多过度教育现象的发生.
现有研究表明,造成过度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劳动者自身的特质、家庭占有的资本、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备性等都会产生影响.
例如,受教育者特质中的非智力因素与其是否接受过度教育关系密切.管理、团队、领导和创业能力是决定一个人在职场中是否受欢迎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影响到一个人是否接受过度教育：劳动者非智力维度的能力越强,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越低［4］.又如,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家庭内转移、雇主对低PE（家长教育水平,parental education）家庭出身雇员的歧视等造成高PE 家庭的孩子在就业市场拥有较大优势,这是造成低PE 家庭的子女过度教育率较高的原因［5］.此外,职业教育发展完善的国家的过度教育率低于职业教育发展不完善的国家［6］.
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与信息不对称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过度教育现象频发的原因之一［7］.
应当指出,过度教育的相关研究是“数据驱动”
的.由于国情不同,即便是相同的问题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目前,国内对过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上,对成因研究较少.而本文的研究内容是讨论目前我国劳动者的教育背景对其是否接受过度教育产生的影响,具体有三部分：一是劳动者最终学历学校等级的影响；二是劳动者第一学历（本科或大专）学校等级的影响；三是劳动者所学专业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是由中山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推进的聚焦中国大陆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的大规模、跨学科追踪调查项目.本文选取了CLDS2016 横截面数据,涵盖21086 个样本.
（二）方法选取
本研究的目的是对劳动者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做因果推断,因此采取回归分析方法.由于因变量是二值变量,故Logistic 是适切的选择.先在全样本中选取雇员样本,判断这些样本是否存在过度教育,然后去除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样本,保留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三）变量设置
变量说明详见表1.
1. 因变量设置
回归中的因变量是二值变量overeducation.如果样本是过度教育者,该变量取1,否则取0.判断一个劳动者是否接受过度教育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主观评价法、工作分析法和现实匹配法.
主观评价法在问卷中设计相应的问题让被调查者回答自己是否存在过度教育,此方法的优点是它允许放松所有工作的不同岗位都需要同等条件的假设,缺点是每个人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工作分析法利用专门的职业列表及相应的适度教育年限判断劳动者是否存在过度教育.然而,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列表,即使有这些列表也往往具有滞后性,且这种方法具体操作时是繁琐的.现实匹配法对同一职位统计相应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标准差,将平均值上下浮动一个单位标准差之内的教育年限都视为适度教育年限,否则分别视为过度教育年限和教育不足年限.类似的方法还有众数法［8］.
综合问卷设计和样本量,笔者选择现实匹配法.按照问卷中给出的职业编码这一变量统计每一职业对应的所有劳动者的平均教育年限和标准差,如果劳动者的教育年限减去平均教育年限后的结果高于一个单位标准差,则视其为过度教育者.
2. 自变量设置
自变量包含以下种类：样本的人口统计变量,如性别；样本的体制资源表征,如户口类型；样本的教育背景特征,如教育年限、第一学历（本科或大专）学校的等级、最终学历学校的等级以及所学的专业等.
在问卷中,本科院校的等级分为以下几类：“985工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普通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民办高校、非全日制本科.大专分为高职高专一批、高职高专二批和高职高专三批.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985 工程”和“211 工程”院校合并为第一类；普通一本和二本院校合并为第二类；三本、民办高校、非全日制本科合并为第三类；三批次高职高专合并为第四类.最终,由类别变量生成一组相应的哑变量：dummyuniversity1、dummyuniversity2、dummyuniversity3 和dummyuniversity4.其中,高职高专院校（dummyuniversity4）是回归中的基类.
专业分为以下三类：理工类为第一类,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林和医药类等专业；社科类为第二类,包括经济、管理、法律、政治等专业；文史类为第三类,包括语言、艺术、历史等专业.最终,由类别变量生成一组相应的哑变量dummymajor1、dummymajor2 和dummymajor3.其中,理工农医类专业（dummymajor1）是回归中的基类.
（四）研究假设
1. 假设1 的提出
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劳动者的教育背景对其在就业市场中竞争力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具有生产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生产效率来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筛选理论认为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是内在的,教育的作用只是区分、筛选出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个体.著名的“羊皮纸”效应在两种理论的争论中出现,它强调文凭在就业中起到的信号作用,认为文凭而非技能是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关键因素［9］.实证研究表明,以上两种理论都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二者相结合才更为全面.
对于本文的问题,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依然有应用价值.一方面,从统计意义上来看,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其积累的一般人力资本和技能就越丰富.并且,毕业院校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越高,受教育者接受到更全面训练的机会也越大——这种训练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还包括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阅历等.这种多维度的人力资本积累对雇主具备较强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雇主在面对应聘者时不能对其能力迅速做出深入全面的判断,所以“文凭”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高水平大学在长期办学中形成较高的社会声望,其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过度教育的风险会降低.
综上,提出假设1：
劳动者毕业院校等级越高,毕业后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越低.
2. 假设2 的提出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失衡也会造成过度教育.例如,高等教育扩张30 年造成当今OECD 国家接受过本科教育年轻人的比例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就业市场的竞争也更激烈了.Lene 通过构建Nash讨价还价模型和对应的实证分析,证明上述情况确实造成对低学历人群的挤出效应：在高技术岗位很难再看到学历较低的年轻人；在低技术岗位学历较低的年轻人的比例也降低了,过度教育者大量涌现［10］.
如果分专业类别考虑,这种挤出效应在理论上依然存在：如果某类专业的人才供过于求,过度教育现象较易于发生.
扩招之前,我国大学毕业生中理工科大学生占
据了大部分.以本科毕业生为例,2000 年,我国本科毕业生中理工科大学生为318318 人,社科类大学生为115950 人,文史类大学生为61356 人［11］.经过若干年的扩招,我国毕业生学科大类的构成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到2014 年,我国本科毕业生中理工科大学生为1657074 人,社科类大学生为1082341人,文史类大学生为1074372 人［12］.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经管文史类专业毕业生的人数都大幅提升.
综上,提出假设2：
随着社会发展和高校扩招,人文社科类毕业生的过度教育风险提高,理工农医类毕业生过度教育风险相对降低.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
表2 描述了不同学历劳动者教育纵向匹配的情况.其中,高级中等学校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小学毕业生中没有过度教育者,初级中等学校毕业生的过度教育率为0.14%.高级中等学校毕业生的过度教育率为18.8%,远远低于高职高专毕业生的53.8%.本科生的过度教育率为
51.5%,研究生的过度教育率约为78%.
从描述统计中可以看到,总体上学历越高,过度教育发生的概率越大,这与直观相符.
（二）实证研究
1. 劳动者毕业院校等级的影响（假设1 的检验）
劳动者在学校教育阶段进行一般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其毕业院校在劳动力市场中起到能力的信号作用.表3 中模型的结果展示了最终学历毕业院校和第一学历毕业院校对劳动者过度教育率的影响.回归模型中的基类是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的劳动者.
模型1 主要考察了最终学历毕业院校等级对样本是否存在过度教育产生的影响.首先,大专毕业生过度教育发生率是最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现阶段,专科学历很难对本科学历产生替代效应,因此拥有大专学历的毕业生倾向于与中等学校毕业生竞争工作岗位,从而产生过度教育.
“985 工程”“211 工程”院校的毕业生在求职时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因此不容易成为过度教育者；毕业于三本、民办高校的本科生进一步深造的意愿和机会较少,因此也不容易成为过度教育者.毕业于普通一本、二本院校的毕业生的过度教育率介于前两者之间.
模型2 主要考察了第一学历毕业院校等级对样本是否存在过度教育产生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相对于第一学历是大专的样本,本科毕业于“985 工程”“211 工程”院校的样本的过度教育率低27.3%,本科毕业于普通一本、二本院校的样本过度教育率低20.3%,本科毕业于三本、民办高校的样本过度教育率低6.4%.
上述现象的产生可以用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第一学历院校歧视来解释.为了能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对自己第一学历不满意的求职者往往通过进一步深造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在考察具有相同最终学历的劳动者时,用人单位往往把他们的第一学历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此时,上述求职者的劣势便显而易见,因而他们更容易成为过度教育者.
综上,假设1 得到验证.
2. 劳动者所学专业的影响（假设2 的检验）
表4 中的数据主要反映了劳动者的专业对他们的过度教育率的影响.表中的数字代表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回归模型中的基类是理工科毕业生.
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理工类专业的毕业生,社科类专业毕业生的过度教育发生概率低8.2%,文史类专业毕业生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低22.2%.但是,这两个概率都是不显著的.
理工科毕业生主要服务于第一、第二产业,社会科学和文史学科毕业生主要服务于第三产业.近些年,尽管从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看我国社会科学和文史类毕业生都大幅增长,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劳动力市场能接受大量的此类毕业生,总体上供需失衡并不严重,所以没有出现某类学科的毕业生过度教育频发的现象.
为了研究时代变迁对劳动者过度教育发生率的影响,我们加入专业大类与世代的交互项（见表5）.根据已有文献［13］,将劳动者分为四个世代：
1965 年之前出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代（简称第一代）、1966 年至1977 年出生的“”一代（简称第二代）、1978 年至1991 年出生的“改革开放”一代（简称第三代）、1992 年及以后出生的“市场经济”一代（简称第四代）.其中,理工科第一代为基类.
世代间纵向对比,第二代和第三代劳动者各专业的过度教育率较第一代有所下降.如第二*工科毕业生过度教育的概率比第一*工科毕业生过度教育的概率低63.8%,第三*工科毕业生过度教育的概率比第一*工科毕业生过度教育的概率低65.2%.这可能是因为第二代和第三代劳动者适逢改革开放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各领域需要大量人才.尤其是第三代劳动者,他们步入劳动力市场时我国已经取消毕业生的分配,就业市场的双向选择有助于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因而过度教育率相对最低.
应该看到第四代劳动者的过度教育率是最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首先,这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体现.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2 年就达到30%,此后这一指标依然在攀升,这意味着第四代劳动者中平均每3 人就有1 人接受过高等教育.高入学率意味着毕业时这批劳动者面临着更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其次,这与技术进步需要更高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密切相关.以高等教育从业人员——高校教师的学位要求为例,20世纪末硕士研究生留校从事教学工作的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但现在要想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博士学位成为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利用现实匹配法计算过度教育发生率时会将某一岗位所有年龄样本进行统计,因而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长的第四代劳动者的过度教育率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世代内横向对比,对于第一代和第三代而言,文史类专业毕业者的过度教育率最低,其次为经管类专业毕业者,理工类专业毕业者的过度教育率相对最高.第二代劳动者中,文史类专业毕业者的过度教育率最低,其次为理工类专业毕业者,经管类专业毕业者的过度教育率相对最高.而第四代劳动者各专业大类的过度教育率有重大变化：理工类专业的毕业生过度教育率比第一*工科劳动者的过度教育率高37.9%,经管类专业毕业生过度教育率比第一*工科劳动者的过度教育率高33.2%,文史类毕业者的过度教育发生概率最高,比第一*工科劳动者的过度教育率高117.3%.第四代劳动者各专业大类过度教育率的不同增幅与扩招后不同专业相对供给变化有密切关系.
综上,假设2 被验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Logistic 回归就劳动者的教育背景对其过度教育的影响进行因果推断.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劳动者的最终学历毕业院校的等级会对其教育过度与否产生影响：高职高专毕业的劳动者过度教育率最高,其次为普通一本、二本院校的毕业生,三本、民办高校的毕业生较低,而过度教育率最低的为“985 工程”“211 工程”院校毕业的劳动者.
第二,劳动者的第一学历毕业院校的等级也对其过度教育有影响：学校的等级越高,过度教育的发生率越低.
第三,在世代间纵向对比发现,劳动者的专业类别会对其过度教育发生产生显著作用.理工类专业劳动者的过度教育风险相对降低,文史类专业劳动者的过度教育风险相对上升.
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对于劳动者而言,在进行教育选择时要进行理性思考,不必盲目追求高学历,而是应该学有所长,培养工作所需技能,使自己的“文凭”不贬值.
对于政府和院校而言,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推进高等院校的均衡化,注重内涵式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每一位受教育者都能学有所成.
第二,要鼓励院校因地制宜进行差异化发展,如进行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转型,注重培养劳动者技能的职业教育发展.
第三,对于应用性较强的专业,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拟定招生计划.特别指出的是,劳动力市场调研显示,未来我国的理工科高技能人才的缺口较大,经管类就业市场将趋于饱和［14］,这是求学者、院校和政府层面都需关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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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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