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地平线上的爱欲和薛喜君的底层书写，本文是生存参考文献格式范文跟爱欲和地平线和生存薛喜君有关论文范文素材.
主持人：乔焕江（哈师大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凯旋（哈尔滨文艺杂志社社长、《小说林》《诗林》总编辑）
发言人：薛喜君（作家）、姜胜群（编辑）、王菁慧（编辑）、郭力（教授）、张良丛（教师）、金哲（教师）、王士军（教师）及哈师大文学院博士生杨海峰和文艺学专业和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余媛媛、郭永洁、包晗、王威、满蛟等.
时 间：2016年5月6日13:30-16:30
地 点：哈尔滨市果戈里书店三楼
何凯旋：薛喜君,大庆的作者,创作的历程很长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说起来也应该有三十年了.
薛喜君：我出生的乡村,也是我家族的聚集地,后来我离开乡村,迁居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小镇上.小镇的寒冷,寂寥,风沙,以及浓厚的风土人情都令我着迷,我骨子里的感伤又如滔滔大水,不可遏制地流淌出来.再后来,我就加入了逐油而迁的大军.从乡村到小镇,从小镇到油田,这些生命的经历,无疑是后书写的经验和源泉.我真正的书写,始于八十年代中期,但我的阶级绑架了我,也限制我去书写那些所谓的高大上.一声狗吠,一声极具穿透力的吆喝声都能令我思绪万千.于是,一个又一个小人物在我的笔下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我的家族是庞大的,而我的祖父是我一生的痛,于是就有了《落枣》和《一个人上路》.在《落枣》之前,我用不同的形式写了三个版本的祖父,我试图把祖父形与神极具形象地刻画出来,但我发现,我的试图失败了.我不甘心,我也深知不为祖父画一张像,我心里的那份痛会越来越沉重.《落枣》是一气呵成,那样快意地书写抚慰了我心底的哀伤与痛.《棉袍》《李二的奔走》都有我亲人的影子,我不敢说我的亲人是芸芸众生的代表,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时代的缩影.《一地黄花儿》《裤裆街》《酒馆》《袅袅炊烟》《老榆树的女人》等,一个又一个的小人物在我的笔下诞生.
由此我深切地认识到,痛苦和真诚是成就文学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成就小说的前提.如果心不痛,又缺乏真诚,还不能把自己撕得鲜血淋漓,如何能展现笔下人物心灵的痛呢？尽管他们都是小人物,可他们一样都有血有肉.无论哪个年代,世界都是由小人物搭建起来的,小人物才是构成社会的主流.在创作《棉袍》时,我查阅了小镇的县志,从而我才知道小镇有着悠久的历史.中东铁路从这里经过,它曾经是个很重要的枢纽站.伪满时期,小镇的手工业兴旺发达,像粮站,熬碱,洋铁活,烧酒房等,应有尽有.从上个世纪六十年始,小镇的轻工业和轻纺工业十分发达.当我每次回去,从来没有把车开到门口,因为除了两条通往煤厂的铁轨是障碍,凹凸不平的土路泥泞得难以下脚.这里都是土房,煤价高得令人唏嘘.很多人家开始偷电,偷电会被查、被罚款、被拘留.为了取暖,老人们就出去捡煤,捡柈子,毕竟可捡的东西不多.家家户户都冷得如冰窖,雨季一来,这片平房积水进屋,上炕了,房子在积水的浸泡下坍塌了,即便是路面干了,下脚的房屋也是湿的,还从炕面下往出渗水,这样的生活怎能如意？怄气吵架成了家常便饭,实在气不过,就把木凳子放在满是积水的炕上,一根布条挂在堂廊上.
住在这里的人家日夜期盼着动迁,求告无门,于是他们开始.说有那么多闲置的楼房为什么不给我们住？的结果是明年或许能动迁.他们乐颠颠地跑回来,互相传送着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无数次地看到他们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地站那里望着对面一天比一天高起来的楼房,他们茫然无助的眼神令我心痛,更令我难过.他们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可他们的梦想却是这么遥遥无期,他们通往梦想的路却是如此艰难.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就是《袅袅炊烟》的原型.编辑问我,这篇小说要表达的深意是什么？我想,无非就是想把小人物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梦想的追求表现出来.由此我也认识到,无论是国家大梦,还是百姓的小梦,都任重道远.这就是我写这篇小说的初衷,且不敢说是深意.前几年有人批评我,说我只能写小人物小题材,为此我做了深刻的反思.我也尝试着改变,于是我就创作了《西风起舞》《夜晚如歌》《云层背后的阳光》《女人与马》等.可在这些所谓的公共题材里,我的着眼点还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李志伟是石油职工的后代,余丽菁、桑灵湘也是最基层的采油工.而张美英连家属也不是,确切地说,她不过是被家属工的姐姐拐带到了油田的女人.张美英是不幸的,这个不幸的女人是撞到我笔下的.那段时间,我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头扎进档案馆那些泛黄并散发着呛人味道的纸张里.我发现了一页纸,这页纸上记录一个处分决定：管理站饲养马的某某某,由于给马配种致使马当场死亡.我看到这个处分的文件,心里一痛,这就是张美英的前世.有人问我,一句话,一页纸上的寥寥几行字,怎么能支撑起一篇小说？我想,一个写作者,写作的初始是你来创造人物.一个创作的诞生,人物就会有自己的思想和逻辑以及行为,这个时候就是人物在创造你了.再者,一个写作者更要具备虚构和讲故事以及创作细节的能力.《轻浮的忧伤》《一只鸟从窗前飞过》《晚风入巷》等作品都是在鲁院时创作的,那是一段纯粹的文学时光.可是到了2014年走出鲁院大门时,我不知道是纯粹的文学时光惯坏了我,还是我变得矫情了,竟突然就不会写了,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了,我强行让自己静下来,我强行坐在电脑前,可我仍然如一只困兽在小说中挣扎.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心境：张善才是个乡下男人,确切地说,张善才是剪下来的半片报纸上报纸的衍生体.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还有一些拒绝,不知道是张善才命不好,还是我运气差,反正一认识他我就心烦意乱起来.那些日子,我的精神一天比一天颓废,再加上工作忙碌,我的心情萎靡,情绪低落.于是说,我不断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还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产生强烈的质疑.我与张善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搏斗,每天晚上张善才都跑来跟我诉说他的故事,讲述他的生活,讲了他对继子的爱,对亲生儿子的爱,对城市的感受.于是我就在月光下倾听他的故事,于是我盼着天亮,我把张善才的故事记录下来,可是,只要坐在电脑前,张善才的故事,仿佛被一股风吹走了,大脑一片空白.我很确定地说我是一个很有意志力的人,我还从来没有放弃一篇作品,更别说放弃一段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于是我强迫自己去爱张善才,哪怕是喜欢他.因为只有爱和喜欢,我们才能彼此地走下去.我妄想用这篇创作谈来激励自己,从一个怪圈里走出来,我一遍又一遍地责问自己究竟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好小说,我瘫软得无力回答,同时我也十分委屈.
许久以来,我如一个虔诚的僧侣,终日匍匐在小说的脚下.我在朝圣小说的路上,不惧孤独也甘愿忧伤.为了小说,我情愿在人间的春风之外飘流,可是小说为什么背叛我呢？为什么弃我而去呢？尽管我知道,爱情和有时候背道而驰,但是,我把灵魂都交给了小说,小说到底是来温暖我的还是来谋杀我的？后来我才弄明白,这就是所谓的瓶颈.我极力想走出创作的瓶颈,但是脚步之艰难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对十几个中篇小说创作进行了梳理,梳理过程中我几度哽咽,不得不站起来在室内踱步.这次研讨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场干预,各位老师给予作品建设性的指导,或许,一定能帮我走出困惑,帮我走出尴尬的创作境地.昆德拉说,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会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我想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一定会在接近黄昏的时光里,无论创作如何艰难,再次坚韧不拔地起步,衷心感谢各位,谢谢！至今我也没有完全地走出来,因为困惑太大了,从鲁院回来我突然间就不会了,什么都不会了,一直到现在,请各位老师指导.
王菁慧：首先感到非常荣幸,我做编辑时间不长,大家都是专业人士,文学方面的研究生,博士,我说一下我和薛老师组稿时候接触的过程,对她作品的一些我的看法.初识薛老师,是在2013年《小说林》办的中青年作家专号里,看到她的中篇小说《酒馆》,感觉作品充盈着对底层小人物的悲悯和关怀.她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和作品融为一体去体察人物的内心和思考生命的存在.作者写作的这种情愫,在看完她的作品之后,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是什么情愫呢？我觉得在她的小说里,有对底层人物的关怀和悲悯,另外她能触摸到小人物的心灵.在2013年之后,因为何主编把《酒馆》放了头条,我们很关注这篇小说,主要还是它对乡土小说的这些特色都含在其中.另外,因为对这个《酒馆》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编辑部的人员和薛老师进行了联系和沟通.薛老师说小说没什么深意,这是很谦虚的.之后薛老师又发了一篇《袅袅炊烟》,这个首先发到我这里.我觉得这篇中篇小说总体来说显得单薄,不太饱满,从人物情节和写作特点来说,都不太饱满.经过几次评审,我们主编何老师也和作家沟通了一下,感觉这篇文章和我们的风格有些不对接,所以这篇文章我们没有采纳.
今年,薛老师又发了一个《老榆树下的女人》和几个短篇.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跟《酒馆》和《袅袅炊烟》比较,在人物的心理和细节方面的描写,容量非常大.而且真的是下功夫了.经过评审,主编也觉得这篇小说更饱满一些,人物的刻画更好.因为这篇小说不仅描写了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及反抗悲剧的书写,更有对情感生活的婉转书写.
在她的作品里,多处都是写底层的小人物,这个底层是作者生活的小镇,她热爱这个小镇,她会为一棵草驻足,也会为一片落叶惆怅.女人的苦难能让她流泪,而男人的悲伤则能让她心头滴血.只有把心头的悸动变成文字,才能抚慰她内心深处的苍凉,才能化解她骨子里的感伤,让她的多愁善感有了着落,她在痛苦中升华.对他们的爱,这就是一位作家的书写情怀.我想,一部好的作品,如同有生命的人一样,首先应当是健康的,体内没有致命的疾病和毒素.应当骨肉匀称,既不肥胖,也并非骨瘦如柴.最惹人喜爱处,是眼睛鼻子嘴唇还是秀发,纤指还是胡须,那就是细节的魅力了.所谓血肉、风骨、性格、气度格调,都因人而异,所谓文学,就是人学.我觉得好作品首先应当好看好读,有吸引力和对心灵的穿透力,并能给人陶冶启迪和震撼.好的作品应当有着对生活的敏感,艺术的敏感,对生活事物的深入理解和发现.不是看到了什么,作家才写什么,而是作家写什么人们才看到了什么.好作品应当有重要性,它不仅仅是作家写出了什么,而应当是作家创造了什么,对艺术有什么贡献,它应当是理性和感性达到极致而融合在一起的作品,如同钢铁可以融化却不失本身的重量.在薛老师的小说中,我觉得她最注重是对人物的心理和细节的把握,比如人物的一个眼神儿,一个举动,就连或微暗或炙热的炉火都有能直抵人心的力量.最后我说一下对薛老师作品的总的感觉.通过《酒馆》《袅袅炊烟》《老榆树下的女人》,我觉得薛老师的作品从中篇总体的把握是非常饱满的,而且写作的语言和文笔方面很成熟.另外,我作为一个编辑,在看她作品的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她对小人物的悲悯,就像她也是小人物一样,她身处其中,她的内心和这些小人物成为了一个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描写非常细腻.但是每读完一篇作品之后,结尾或者是非常突然,或者没有给人昂扬振奋人心的力量.这种体察人物内心的,在行文当中,最后迸发出来,给人不管是人性还是对生活和生命的存在有一种振奋的力量.这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也未必是薛老师真正的意愿.我想说,作为《小说林》的编辑,我愿意为你们服务,也希望像薛老师一样有才情的作家给我们投稿,多支持我们.也感谢薛老师对我们杂志的支持.
何凯旋：王菁慧主要从小说的含义和写作技术方面,也就是绵密的叙述方面谈了自己的认识.还有说了一下结尾自己不甚满意的期待.说实在的,实际上薛喜君的小说我原来并不看好,她善于写底层小说,而且写作方向很明确.作为一个编辑来说,我其实是对这类题材很警惕的,因为写这类题材往往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自“五四”以来,左翼文学大张旗鼓地张扬过底层小说的写作,那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也是广泛的社会需要,底层小说赋予的东西太深厚了,很容易就会陷入这个模式中去.这个非常不好写,谁要想触及这个都很难.但是我看中的是因为你的小说基本功很好,你的小说的语言精炼、你的叙述绵密、你的细节很准确,以及你面目众多的人物,人物塑造还是稍弱一些,有些人物彼此相似.可能因为你的思想力度的局限,少有超拔的认识,基本上是匍匐在地面上,赋予怜悯体恤,人物刻画思想力度上是不够的,少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慨,用你的善意善待了很多的人物,构架了自己的小说,表面上很丰富,但是不见认识的高度,这也是你扬长避短的回避.三万多字的中篇,你完全可以塑造一两个主要人物,不要铺开来这么多,像散文一样铺开来,这是较量你人物的塑造,其实是考验你力透纸背的认识力度.我说的可能表扬话不多,孙且小说也是批评的多,他的小说也是人物众多,似乎也是缺少一样的思想力度,你们都是太善良了,少了超然物外的认识.另外从小说的成功学来说,我说的非常现实,最好是对人物的塑造.实际上这是中国小说发展到今天唯一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就是对人物塑造的成功.自古以来到现在,从白话小说到现在,唯一的贡献也就是刻画好了几个人物.无论是《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白鹿原》,全部是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人物.我认为这是中国小说对世界文学有所存留、有所融入的唯一贡献.
另外,发现你的小说里也有一个特点是你自己独有的发现,甚至说这个发现对我的吸引力胜过你多年磨炼出来的基本功,这就是小说中的小人物,生活再艰难,都有他们各自相好的,无论男的还是女的,无一例外,自然而然地发生,像初恋一样新鲜,没有一点自我谴责感,不会为家庭背负道德负罪感.以前也写第三者插足题材的,比如说萧红等大作家,写的这些人物移情别恋时候,都要写到愧疚感、犹疑感.我发现这是你小说独特的地方.为什么我把你作为评论系列第二人选选上,其实主要原因有这一点.这些人物这些需要,作为艰辛生活唯一的精神支撑.情感的放纵中寻找安慰,没有约束,没有底线,动物一样地生存着.
乔焕江：我接着凯旋老师说两句.我也是看完之后,其实每一部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把这一期的标题定为“地平线上的爱欲与生存”,是因为在薛喜君的底层书写里面,关于爱欲的书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谈到底层书写的模式化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的,从左翼开始,左翼过快地从底层的日常世界里面一下子就超拔到另一个阶级空间,当然肯定会产生一些问题.当然,这实际上也是左翼在那个时代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的确是要赋予底层以阶级身份的话,急就章似地那么去写也是形势使然.但是新世纪前后重新兴起新的底层书写的时候,这个毛病还是有的,就是过快地从阶级视野去书写.
实际上它的确与阶级问题紧密关联,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有的多数的底层小说的写法太容易回到左翼的道路上,这是一种模式.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纯粹的苦难书写.
苦难书写需不需要？当然需要,现实当中的那些惨烈事实需要呈现出来,但是问题在哪呢？刚才何老师也说到为什么人物塑造不突出,是因为所写的只能是群像式的东西.群像书写做不好就会景观化,苦难会被抽象为一种景观,那么人物就立不住.把苦难景观化,就像连环画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种画法——把农村生活或者底层的生活弄得扭扭曲曲的,看起来好像是很有风土人情味一样,但实际上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化的处理方式.我觉得这样的底层书写也是不成功的,也是成问题的.薛老师的小说很重要的一点在哪呢？就是我刚才特别提到的“爱欲”这个词.底层生活如此沉重,他们靠什么活着呀,自己给自己取暖吧.自己给自己取暖的时候,既然现实当中已经毫无底线（不是指在爱和性上毫无底线,而是说这个社会功利到毫无底线的时候,底层自身活的如此艰难的时候）,你还拿什么爱和性的底线来要求他呀.所以我觉得小说中的爱欲书写是很正常的,也很重要.薛喜君把底层人的爱欲处理成了用以在黑夜或者是寒冬当中走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重要的就是看她怎么写爱欲,这一点上我觉得她非常成功.她的很多作品里的爱和性的描写,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你不会往正常不正常想,因为它是和生活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它是在苦难当中拯救你的,它承担了某种救赎的功能,它使底层没被现实压趴下,它不是一个高大上的,不是一个崇高的,但是它是很坚实的,很实在的,很生活化的,就是和生活拧结在一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如果我们顺着底层书写来说的话,底层书写在今天还有什么可能,或者说应该做什么重要的工作,我觉得这应该是探讨薛喜君写作意义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我们要关涉到结构性的问题,阶层的差异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活儿,其实很多作家特别需要做的一个活儿,就是把底层自身、他的某种经验给呈现出来.但是我还要说的是,这种经验要能够成为一种改变现实或者是通向一个不同的未来的一种有力量的经验,把它呈现出来,这是特别需要做的.关涉大问题,关涉结构性的问题,要一点一点地做实了——就是底层到底怎么能凝聚起来,怎么做？
以余华的《第七天》为例,余华花了大量的笔墨写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里面的这些底层人,他们之间如何从个体成为群体的过程,就是从现实中的一个个个体,到“死无葬身之地”成了一群行走的白骨.一群呐,一队行走的白骨.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的,那个“死无葬身之地”,你说是一个乌托邦或其他什么东西都好,它是与现实之间形成了对话关系的一个有力量的东西.从底层文学这个大的文学场域来说,薛喜君的作品是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她对底层生活苦难的呈现,另一方面,她不是旁观者的身份,她是在其中,她不是在那指手画脚.再一个就是她提供了某种可能,把底层自身在与生存的艰难和现实的困境缠斗中的某种经验可能呈现出来.尽管我们说这种个体的关爱,或者说这种爱欲,还只能是挣扎在生存地平线上的可能经验,但已经很可贵,就有了一定的力量.
接下来我谈谈我发现的问题.薛喜君的小说如果用几个词来描述,“厚重”肯定是没问题了,“绵密”也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大概能看到某些情节和时代的结构性关联,此时小说叙述往往给人有方向的力量感.但有的时候,过于绵密铺张的细节使得时代性、历史性的结构性问题反倒被架空了.苦难的现实根源抽象化,遥远了,那个时候底层积蓄的力量就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了.没有方向的力量我们往往就感觉不到力量了,就觉得只是一种挣扎而已.相反,如果是和时代问题有关联的话,挣扎就有了方向.
郭 力：薛老师的作品有着“薛喜君式”的对于苦难的独特感受.她刚才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痛苦和真诚是成就文学的必要条件”.这句话作为作家的创作感言说出来恰恰和我作为读者的感受不谋而合.你的小说给我留下了两个很深切的印象：一个是原生态的底层书写,这种书写来自于你的真情,而且尤为难得的是你的真情并不是对苦难远距离的品味、玩味和吟咏.
去年上半年《小说林》刊载了一篇小说,大概是讲在咖啡馆给某位女孩特意留了一个座儿,就属于贵族式的苦难写作.当时我心里还在想,《小说林》怎么能发这样的小说？
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它就是在玩味苦难,那“一米阳光”照不进那个女孩的心里！它是一个“案例”.
这就是《小说林》的开放性.那篇小说体现出一种贵族式的对苦难“高高在上”的吟咏,里面有一种精神上“刻意的悲悯”,而且小说的主人公永远地“记住”了他“中产阶级老板”的身份.
何凯旋：实际上这太真实了,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心里真就这么想的.尤其是我之前在凤凰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了解到在像广东那样的沿海地区的“中产阶级婚姻观”中是非常警惕穷人的,从作者真实的口述实录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阶级化、阶层固化的现象由来已久,但我们今天的文学却没有或很少去呈现这些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文学远远没有生活本身丰富.借此机会,我也向郭老师解释一下自己选编那篇小说的用意.
郭 力：那篇小说也自有它存在的价值,至少可以引起文艺界的关注和争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薛喜君老师的小说是非常肯定的.她让读者走进作品是出自一种真情,不是有意地通过展示苦难从而烘托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它的出发点就是原生态的底层书写的真情,代表了作家的关怀意识.
我对薛老师的作品还有一个印象,她在裸露生活真实的同时,也写出了人性的真实.就像小说中多次写及的爱欲,实际上成为了底层生活的支撑,而且这也是作家的价值立场和写作功力的展现.她的小说能把底层小人物,特别是底层女性的物质困境和情感困窘写出来.像《酒馆》《女人与马》《老榆树下的女人》,都是这样的作品.这两点保证了薛喜君创作的原动力.她这样写下去,创作就不至于架空,便能够沿着生活的“富矿”继续挖掘下去.
薛老师的作品,也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首先是关于所表述底层经验的道德思考.像《云层后面的阳光》《一只鸟从窗外飞过》这两个作品就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今天用两个成语来概括,它们分别写出了“男盗”和“女娼”.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中,贫富悬殊,阶层固化,也出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或者“更富有阶层”,底层空间越来越被剥夺、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向下”.当作家的底层书写“向下沉”的过程中,她看见了这一份真实——社会的剥夺的过程让底层越来越贫困化,那是否道德也会随之越来越低下？对于这个问题,薛喜君老师有她自己的思考.
还有一个问题,每当薛喜君老师的小说书写到了一个非常峭拔的高度,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遇到亟需解决的问题,往往发生情节逆转,以情节逆转来解决现实难题.这实际上是一个“美学跳脱”的过程——有些时候问题解决不了,作家的关怀就突然转了身,你不忍正视,但是读者却需要正视.每当生命的难题解决不了,作家或是通过情节逆转,或是通过意象上的生命图腾式的安慰,来“帮助”人物摆脱困境.但如何让读者感觉这些“转变”是必须的呢？如何让读者意识到这些情节和意象和人物的生命是血肉相关的,则需要进一步、更用力地去写.比如“百合”的意象究竟意味这什么？一个命运不幸的女人和这些景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印证？空间并置的写作功力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怎样把景与物融进主人公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怎样使它们成为人物生命中血肉相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存在引向了她的精神深处.因为你是一个注重写生命存在的作家,你是一个注重写精神关怀的作家——写作可能无关乎生存,但是它关乎对于生命存在的深度的思考——所以你在写人物的情感苦难和生命困惑的时候,一定有着生命的昭示和询唤,在作品通过具体的细节和意象呈现出来,某种程度上它是有生命、会说话的.
金 哲：薛老师作品的优点大家都说的很详细明白了,我就提一些缺点.底层写作我觉得问题得从三个方面说,写什么、怎么写、以及立场问题
一、写什么：刚开始读作品的时候,觉得确实是女性作家所写,绵密、真实感这些因素都有,所以会觉得很亲切,但是看多了就有一种重复之感,这种重复感可能就是你说的遇到的瓶颈期,没有找到新的突破口,过去总是沉浸在写熟悉的生活,沉浸得很深,得出来.怎么出来,大家有很多种办法,这些涉及到写作内容、题材范围、生活工作的环境等方面来拓展,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二、怎么写.“怎么写”,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 您的作品的闪光之处在于底层人物的人性瞬间一闪光,一刹那,往往就是最后结尾,故事突然刹住了.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会突然刹住呢？因为您的目的达到了,目的就是在寻找的人性的闪光,底层最缺的就是财产,当他能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给别人的时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我要说的是,光写到这儿还不够,这就涉及到除了现实主义还原真实的写法,包括魔幻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尝试一下,比如卡夫卡的作品,同样是写底层的困境,底层写作也一样写的就是人的困境,如何突破这种困境,光展示苦难是没有用的.
三、立场问题.说实话薛老师我在您的作品中只看到苦难、逃避、挣扎,但,是什么导致现在的底层活得越来越难？就像何老师说的缺乏力度,社会批判是少不了的,光走温情路线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对现实的悲悯情怀,有什么可以借鉴？比如说宗教,宗教里是有悲悯情怀.还有就是我们对现实社会介入的立场,可以从左翼、或者马克思主义主义批判性的立场,但是需要很大勇气,没有勇气就不要这样选择.
张良丛：我的感受和大家差不多,作品写的是底层人物,写底层的创伤,薛老师比较注重以的方式来修复创伤.不一定非是这种修复模式,方式有很多,不必拘泥于一种,只一种读多了会有重复之感.
王世军：薛老师立场上没问题,是“作为”底层写作,不是“为了”底层写作,是入乎其内的,这样写非常有生机.但是出乎其外更有高度、更有通约性.其实薛老师的困惑是大庆的困惑,我原来研究过大庆的版画,大庆90年代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工业的倒塌,原来是孕育生命之所,现在是之所,大庆是一个移民城市,现在无可奈何地走向这么几条道路,要么就是走人与自然相处和谐的生态之路；要么就是重建；要么就是人与自然的的对接,大庆从一个工业源泉变成了性的舒张.就像薛老师所写的刘大雷 的形象,精神无法坚守倒塌了,于是用书写或磨平,同时他们原有的社会符号被抽空,不再是工人,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时代在变化,这时候出现了伟博这样的人,他被抽离了社会符号,用自己的能力去维护家庭血缘的关系,在这里表明一种底层书写的生活策略,用底层的狡黠的智慧化解这种东西.底层就不再是藏污纳垢之所,孕育了更多的生活方式,但是作品结尾又陷入了中国传统的圆满式的结尾,一直存在圆满崇拜.包括女性的悲天悯人都走向了圆满.顺境来的是不是似乎太快了,偶然事件是不是能决定事件的走向？
杨海峰：我最大的感受也是作品里有一种美学的跳脱,马克思《致玛哈克纳斯》里说,真正的作家是否有冒犯世界的勇气.底层的写作之中是否有这种勇气,是否能直面它,甚至撕裂它？这是在读作品时候始终有点不解渴的地方.有的老师说写作最重要的是“人物”,我写作最重要的还是行动,薛老师作品里面人物行动总是物理的、自然的.而我觉得现实里更多的是社会的行动,怎么安排叙事的行动序列,个人的计划安排更有意义,薛老师作品里的人物都不是改善式的,而是走向毁灭或者绝望的.我希望看到更多改变的力量.
满 蛟：薛喜君老师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人复杂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并诠释了不可改变的、深入骨髓的永恒孤独.作家行文坦率,直逼现实,但通观其他作品,存在情节和人物设定雷同的现象,个人感觉可以尝试从其他角度切入,同时在特定的情节点放缓叙事节奏,投入更多的笔墨去展示和阐释人物复杂扭结的心理状态,探索最深层隐秘着的思想.
余媛媛：在薛老师的作品中,家常对话,具体的生活细节,真实性是不用担心的,而且你只要“读进去”就会发现自己“在里面”.但是单纯的景物描写,环境铺设,情绪渲染,偏西方的描写方法框架就很“跳戏”,这些描写并不能起到巩固作品“在地性”的作用,反而让我们偏离甚至抽离了原有的叙事场所,起到了一种消极的“离间”效果.
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家常对话、生活琐碎不需要另外搭建生活场景,作家是在对现存经验、条件进行体认的基础上重新选择、组构日常资源,就是所谓的“为他人写作”.而涉及到风景描写、环境描写,作家的头脑中没有了具体的生活细节做支撑,虽然为想象空出余地,是“为自己写作”,但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写作的“介入”功能.乔老师说薛老师的作品好在细节,问题也在细节的铺张,我认为或许可以先从环境、风物甚至心理描写着手改进.
最后,我提一点对“苦难生活的诗意写作”的希望吧,就像鲁迅警惕地看待一切盲目的乐观、没有凭据的希望一样,我期望作家们在进行“苦难生活的诗意写作”时,也能够“审慎而且坚定”.
乔焕江：有时候诗意抒写会冲淡现实苦难.诗意化达成和解,真得警惕诗意.
包 晗：薛喜君老师站在女性的角度和立场上,笔触更为细腻,故事的叙述方式乃至内核都是很丰满的,而且结局不是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揣测,就是走向一种静止：其中的某个人物的命运帷幕就此落下,他们的死亡成为故事的终结.我给同学提出一个问题：底层人民生活很苦涩,但是很乐观,他们从苦涩到乐观是怎么过渡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力有一股蛮荒式的旺盛,盲目但是出自人性深处,被生活的琐碎裹挟着,就那么一直生长着.面对着生活翻着新的刁难,他们总是能够坚韧地度过,从而又迎来未知的旅途.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前行—跌倒—爬起来—继续前行”曲折而又无奈的道路上,他们的光点微弱但是依然闪耀着.我们想知道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活,想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聚焦.这大概就是底层人民身上的可爱之处最真实的情感,那些男女的,简单的日复一日,以及一种苦涩的艰辛是真真切切构成底层人民生活的一种元素.
郭永洁：小说里面心理描写有很多,写出了底层人物的苦难和辛酸,心理体验表现的很多很详细,作者好像完全和底层人物融为了一体.但是我觉得作者和她的描写对象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些距离,这样有距离去反思他们的命运,反思造成这些悲惨命运的原因.不仅作者和描写对象缺少距离,小说人物之间也缺少距离.人物之间都是惺惺相惜的感觉,都是同一种人,有相同的悲惨境遇.如果说交流是不同人、不同想法之间一种沟通方式,那他们都没有真正社会的交流,更多的是一种心领神会的方式,无需多说就都明白了各自的感受,就像《酒馆》里的两个女人一样.这种惺惺相惜好像让他们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都是同类,身处一个群体,但是好像缺少真正团结的改变的力量,他们只是在悲惨的境遇中相互取暖而已.
姜胜群：刚才老师同学们也说了很多,其实我来就想说一点：别光,还要呐喊.古今中外,很多作品都写到了底层.今天的底层,这种困难、艰难,这种不公平到底是怎么来的？包括乔老师刚才也说了,你得把社会的背景写进去.刚才薛喜君也说了,她很困惑,何老师给概括为“鲁迅文学院综合症”.其实你的认识有多深,你就能走多远.你有困惑我觉得你还是在认识上出现了茫然,你对社会没有更深刻的认识,就写不下去,就写不出更深刻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写底层,并不是说写不出更深刻的东西来.鲁迅写阿Q,阿Q就是社会底层人物,但是鲁迅能写出那么深刻的东西.鲁迅就是能认识到阿Q那样一个底层,就是和普通的底层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想突破的话,还得加深认识.加深什么认识呢？对社会的认识.底层人这些不公平,这些磨难是什么造成的,对这个东西的认识.有这个肯定就会有突破.我觉得这不光是对薛喜君,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当代作家的一个严肃的课题.（不光薛喜君突破不了,很多作家都突破不了.别说黑龙江作家,全国能突破的也不多.）所以需要突破,不要有那种急躁的心理.
何凯旋：是这样,这个社会矛盾揭示出来现在确实需要勇气,它应该怎么写？先锋写作可以解决一些,就是荒谬.
乔焕江：我觉得《漫过树梢的冷雨》那部作品节奏感已经出来了.它和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直接关联上了,实际上更明晰了些.
王 威：薛老师的作品表现出底层家庭的复杂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着眼点,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薛老师笔下写的家庭大多是不和谐的家庭,而这种不和谐的家庭关系恰恰体现出底层生活艰涩的现状,以及能够显现出一些底层问题产生的迹象.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薛老师把底层的状态过多地归结于家庭和个人的原因了,只是从家庭、个人的角度来审视底层人民的命运是不够的,缺乏与社会大环境的联系,这个是刚刚老师们说的缺少社会背景.
我关注的第二点是底层到底为谁而写？读了薛老师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作品不仅可以放在高大上的文学刊物上,放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读的《故事会》上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接受这种叙事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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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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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传喜：选举咱当村干部，就要对得起大伙儿这份信任 从旧村改造到村民增收,从土地流转经营到首个国家级农业公园试点,从美化村庄到改善村风……19年间,王传喜带领村“两委”班子和全体村民将一个&ldquo.
3、 斫琴师李泽君：镜界琴心话古琴 李泽君爱古琴,期望每一张琴都可以创造出“伯牙子期”的知音奇迹 从学琴做琴到教琴,李泽君坦言,古琴早已成为融进她血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发现古琴可以助人静心,便把自己对古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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