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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五昌
向度之六：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
所谓的智性写作,是指诗人在写作中对表现对象进行有意识的观察与思考,从中提炼出某种人生感悟与思想智慧.也就是说,智性写作以发现思想、表现思想为最终目标,当然它通常是建立在作者对于日常生活与事物的观察、体验与感悟的基础上.
吉狄马加《这个世界并非杞人忧天》采用心灵独白的方式,对地球遭受的各种重大灾难给予了尖锐的揭示,并把原因归结于人性的贪婪与罪恶,发人深思,作品视野开阔,热情、急切的语调有力凸显了作者可贵的社会忧患意识与人类主义情怀.高凯的《牙医的传说》以牙医的传说暗喻社会乱象与怪现状,诗人对人们病态的心理以及病态的社会现象具有敏锐的思想*能力,诗作内在的幽默与反讽彰显了作品的现实批判精神.孙晓杰的《牧羊人》通过羊与牧羊人的视角,对于人类拥有的随意主宰动物生命与意志的权利予以了尖锐的质疑.庄晓明的《中年之门》对自己的中年心态进行了自我分析,“门”的设喻暗示出诗人随时间而来的中年智慧.徐明的《面对》将自己的一生放置于芸芸众生的背景中进行观察,诗人的旁观者心态令其对人生的感悟多了几份理性色彩.宁明的《高铁驶进华北原野》通过诗人对车窗外面庄稼姿态的观察与沉思,获得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思想感悟.张琳的《一生,不过是一道算术题》直接将自己及他人一生中的得失与喜怒哀乐,以及生命最后的虚无本相揭示出来,显示出诗人少年老成的思想认知水平.江合的《推理》则以活泼、灵动的语言与意象,表达了诗人对于冬春之间季节变换的颖悟,读之令人会心一笑.尚仲敏的《读资治通鉴有感》则叙述自己阅读历史巨著的感受,诗人从皇帝的自我称谓中,得到皇帝就是孤家寡人的独特感悟,具有某种醍醐灌顶的启智效果.
由此可见,智性写作是作者本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中提炼思想智慧的行为,带有相当浓厚的经验色彩.同样追求思想性,有些诗人在其作品中直接对生命、死亡、命运、时间、空间等宏大问题展开具哲思色彩与意味的沉思,具有超验性,我把它称之为形而上写作.简言之,比之于智性写作,形而上写作更具哲思色彩,两者本身并无太大区别.例如,向以鲜的《哪一座山峰没有埋过白骨》以突发奇想的方式,表达了诗人对生命死亡现象普遍存在的思想认定,山峰与白骨的对比,更加衬托出生命的美好与死亡的残酷,从而带给读者以深刻的哲思.泉子的《春风在此刻的吹拂》在春风吹拂的表面现象中,诗人把生命死亡的本相推到读者面前,给读者深刻的死亡教育,完成思想上的一次洗礼.方文竹的《一分钟的快乐》叙述自己在体验“一分钟的快乐”的时候,对之前与之后会发生什么茫然无知,但诗人忠实于快乐哲学的人生态度,无疑是值得人们学习的.阎安的《寻找失踪者》则以寓言般诡异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刻画出一位抱负非凡的“失踪者”形象,诗人在此将“失踪者”定位为一个敢于展开生命实践的理想主义者形象,以此凸显理想或梦想的重要价值.余怒的《标记》通过对自己五十岁生日醉酒场景的简洁描述,表达了诗人对衰老及死亡逼近自己的恐惧心理,结尾处“我”对星空的仰望姿态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色彩.马慧聪的《鬼故事》则是通过一种死亡想象来表达朋友之间的恩怨,但诗人对自己及朋友百年以后均化为坟头之鸟的动人想象,却有意无意地提醒人们生命之短促,充满东方式的智慧.
简言之,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对于当下日常生活叙事与平面化写作潮流,是一种有效的反拨,它再次确证了思想与哲学在诗歌写作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与尊严地位.
向度之七：修辞性写作
修辞性写作是指诗人在写作中注重修辞效果,追求词语层面的想象力.
客观来讲,对词语想象力的重视与追求是21世纪以来当代诗歌写作的最新美学潮流,也是汉语写作趋于成熟的重要表征.简单来说,讲究修辞,注重语感,加上自觉的词语意识,是修辞性写作的主要特征.在此方面,臧棣、林雪、梅尔、艾子、瘦西鸿、徐俊国、谢克强、杨北城、沙克、王桂林、哨兵、蒲小林等诗人有着较为出色的表现.
臧棣向来以讲究修辞技艺著称诗坛,他的《深度诗学入门》一诗符合其一贯的艺术风格,该诗在深度意象的设置、修辞的精准有力、节奏与语感的理性控制方面,显得驾轻就熟,把握有度,值得称道.林雪的《我曾虚拟过峡谷》以“我”虚拟过峡谷的臆想行为作为诗思激发点,展开了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对应想象,同时使用充满智慧的矛盾修辞方式,来表达诗人矛盾、复杂的生命体验.梅尔的《早晨》描绘了田野的丰收景象,物象（意象）的缤纷流动与诗作明快的节奏构成对应,有效地传达了诗人喜悦的情绪.与梅尔的作品类似,艾子的《药方》将许多食品、日用品排列组合,形成词语的狂欢状态,表面轻快的节奏释放出诗人的郁闷情绪.瘦西鸿的《众妙之门》则从对事物与生命本身的微妙状态着眼,用力于修辞的精确与语感的把控上,整体艺术效果良好.
前面提及过,持修辞性写作向度的诗人,其头脑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词语意识.因为修辞与词语（语言）紧密相关.徐俊国的《独身：致语言的孝子》以比喻和寓言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诗人对于语言与修辞的热爱,凸显出一个为追求语言艺术而勇于献身的纯粹诗人形象.谢克强的《别惊动那个词》描述了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对一个心仪词语的苦苦寻觅的心路历程,真切的创作体验与语言到位表达能够唤起人们的精神共鸣.与谢克强自觉的词语意识相呼应,杨北城的《一个早晨》对某边境一个早晨的情景进行了高度诗意化的描述,诗人对于词与物之间对位性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不能不让读者为之赞赏.沙克的《白话》将历史上那些具有出色写作与言说能力的杰出人物作为关注对象,诗人对语言的崇拜情结与对历史伟人的崇拜态度互相叠合在一起.杨梓的《不断》涉及到溪流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用精妙的比喻来呈现诗人高迈超凡的语言艺术抱负.王桂林的《群山之上》则以登山为比喻,表达自己对于词语的极端敏感,而诗人渴望从黑暗抵达光明的心声,暗示出其对于语言艺术的孜孜以求的虔诚态度.哨兵的《过洪狮村夜闻丧鼓》以作者在一个乡村的见闻为叙事动机,表达了诗人对于语言表现能力存在缺陷的痛苦体认.蒲小林的《美玉》则在对一块美玉传神的刻画与描写中,展示了诗人成熟、老到的修辞能力,以及对于词与物的对称关系的综合性想象力.
此外,刘向东的《树桩上的雪》、喻子涵的《水木前盟》、周航的《岁月不饶人》、徐慢的《六月》、顾北的《安娜》、金指尖的《冥想和假设》、朱涛的《像我这样忘记》、季冉的《琴的钢》、况璃的《心灵秘钥》、子钰的《致——》、石立新的《浪花的比喻部分》、夏吟的《女木匠》、王伟的《江湖已远》、陈雨吟的《离别礼》、田晓华的《一位曾与我相过亲的人非让我写十行诗给她》、张况的《照见：天空之镜》等诗作,均在修辞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展现出个体审美风格的多样性,显示着当下汉语诗歌写作的艺术面貌.
向度之八：地域性写作与游记写作
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诗人的写作为了彰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其诗歌文本中彰显中国本土经验,成为了现代汉语诗人们必然的选择.同时,当下的中国诗人还面临着写作同质化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们立土审美文化资源的地域性写作（或地方性写作）成为突破困境的一种选择,从前些年开始,谭克修等一些当代实力派诗人就提出了“地方主义写作”的理论主张,并联合一批优秀诗人进行了有声有色的地域写作实践,形成了一股创作风气.
地域性写作（或地方性写作）是指诗人以特定地域的地理风景、民俗风情、历史传说、人文底蕴等为书写对象与表现内容的诗歌写作风格,地域审美文化经验的传达是地域性写作的核心内容与目标.许多诗人以自己长期工作、生活、居住的地域以及自己的故乡作为书写对象,地域经验、本土意象,可以视作地域性写作诗歌文本最具标志性的内容与形式.例如,漆宇勤的《故乡是萍乡》通过作品标题直接宣告诗人的故乡情怀与本土意识,其诗质朴无华的语言与淳朴真挚的恋乡情感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徐良平的《映山红》则以江西红土地上最具地域标志性的“映山红”作为作品的核心意象,诗人以本色的语言叙述展示出了革命老区人民纯朴、真诚的情感状态.雪鹰的《徽州府》用坦诚的笔调叙述了当今商业化潮流对徽州旅游文化资源的蚕食现象,诗人的担忧正好凸显了徽州文化的魅力所在.王凡的《海岛的月亮》与林森的《风暴》以作者长期生活的海南岛为题材,两位诗人分别选取海岛的月亮与风暴作为书写对象,在对月亮形象与风暴情景的描绘和叙述中中凸显出鲜明的海南地域元素.阿里的《广州塔》以广州塔为描写对象,对广州塔“小蛮腰”形象的贴切传神的描述,有力地表达了广州人对于“小蛮腰”的由衷喜爱与骄傲.王舒漫的《上海外滩十八号》以上海人的视角对上海外滩十八号经典性的西式建筑给予了色彩缤纷的立体性描绘,诗人所表达的“奢侈”与“繁华”之观感,可谓抓住了上海这座西化色彩非常浓郁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主体特征.而在欧阳斌的《请柬：一份来自张家界的邀约》一诗中,诗人以一个张家界旅游形象代言人的身份,对张家界的诸多风景名胜,进行了热情洋溢而又幽默生动的描述,其地域色彩与本土意识达到了极为理性、自觉的程度.
在地域性写作潮流中,活跃着很多少数民族诗人的身影,在他们的诗歌文本中,着力彰显的是本民族的审美文化经验.简言之,在少数民族诗人那里,他们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经验与民族文化经验显示出大面积的重合关系,给读者（尤其是汉族读者）带来了陌生化的阅读体验.例如,藏族女诗人单增曲措的《索唐拉卡》以单纯的语言与意象,表达了藏族女性对于爱情的忠贞.另一位藏族女诗人蓝晓的《长海之冬》则对阿坝地区的长海之冬景象进行了细腻、优美的描写,其对于大海、高山等崇高之物的神圣而庄严的情感体验,无疑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与意味.瑶族诗人唐德亮的《门楼》以现代文明为思想背景,对代表贫穷、落后的瑶族“门楼”给予了身临其境般的描绘,诗人的沉重心情传达出一个山地民族渴望进步的时代心声.傈僳族诗人五噶的《林间小路上的马车》以明快的歌谣式语调,描绘了一幅傈僳族少女开心劳作的场景,显示出一个山地民族热情、快乐的文化性格.羌族诗人羊子的《黄昏的手掌》则回忆了作者青春时代的一次高考经历,诗人在对故乡黄昏景色的动人描述中,有意无意所使用的“羊角花”意象,凸显出了羌族文化色彩与地域元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不少诗人热衷于以旅行或旅游的方式来书写其对于某一地域的印象、观感与认知,可以将此现象命名为游记写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游记写作视为一种地域性写作,只不过游记写作的作者（诗人）是以他者的眼光对于某一地域的陌生化打量与审美书写,这与本土诗人书写本土景物肯定存在审美文化眼光上的差异.例如,龚学敏的《在盐源泸沽湖》以滇西世外桃源泸沽湖为书写对象,诗人以精致的词语、意象与别具一格的形式,呈现出泸沽湖遗世独立的美景,给人以某种神秘的陌生化的喜悦感.黄亚洲的《参观作家赵树理文学馆》以充满泥土气息的语言,描述了诗人在作家赵树理文学馆的所见所闻所感,诗作参观者的视角给作品带来了某种陌生化的审美气息.洪烛的《玉皇山上玉皇阁：飞来的》体现出了外来观光者重新发现事物之美的能力.刘频的《曲阜孔庙迷路记》以诗人自己在曲阜孔庙参观遭遇迷路的经历为叙述内容,其打通古今、超越时间的场景置换,令人感受到一种现代性的新奇体验.与此相类似,大的《威海孔庙》以流畅、本色的语言叙述了诗人在海滨城市威海的见闻与感想,其对孔庙与大海相提并论的文化想象与精神认同,大大丰富了诗作的现代性人文思想内涵.
此外,银莲的《火车上的江南》、吉小吉的《凤凰古城》、沈秋伟的《喝一瓢*夜雨》、蔡天新的《吴健雄故居》、普冬的《我在龚滩等你》、杨海蒂的《黄帝泉畔》、陆子的《意象：河西走廊》、李皓的《在黑陶之乡吐故纳新》、李浩的《与臧棣、谷禾、路云游洞庭湖,遇见行星》等游记性诗作,在呈现陌生化的审美经验方面各有千秋,各具特色.
一些诗人还将游记性写作的范围延伸扩展至海外,以一个中国诗人与东方诗人的他者眼光,将异国风情与域外经验纳入到自己的诗歌文本里.例如,远岸的《纽约》对于纽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中国式的想象性叙述,方明的《夜读花都》对巴黎的繁华与浪漫风情表达了中国文人式的含蓄批判,游华的《品味歌剧院》对悉尼的歌剧院所代表的西方高雅音乐表达了一个中国普通公民的赞美与向往.陈泰灸的《布拉格就像你的爱》与干天全的《布拉格的思念》表达了许多中国文人雅士对欧洲文明的推崇与热爱情感.而卢卫平的《哥特兰岛的*》则将西方文明经验与中国文化经验强行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文化经验上的异质混成的效果.
向度之九：意象性写作与抒情性写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处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人,普遍被裹挟到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诗学与美学潮流当中来,许多诗人争相与西方与国际接轨,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回头看”,重新审视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与美学传统表现出对中国诗歌传统的自觉认同与艺术回归倾向.意象性写作,是指诗人采用意象手法来表达自己对事物的感知与印象,但它也脱离不了抒情的成分（这二者存在重合部分）,不过,意象性写作还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是诗人表达认知与情感的一种基本手段.抒情性写作是指诗人的写作目的在于抒发自己的情绪与情感,它源于诗人内心强烈的情感诉求,通常体现为浪漫主义的美学趣味.但在实际情形中,不少诗人诗作中的抒情也是要通过意象的方式加以表现.总之意象性写作与抒情性写作存在交叉与叠合的情况,但它们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写作.不过,具体到一个诗人一首诗的创作中,还是存在着或偏重于意象或偏重于抒情的两种诗歌写作方式.
在坚持意象性写作的向度上,出现了一批数量不菲的优秀诗作.举例来说,田原的《始祖鸟》成功地刻画出了一只始祖鸟的艺术形象,精确的词语,有力的节奏,超越时空的出色想象,显示了诗人极为厚实的艺术功力.高作余的《彩虹浅浅》描绘出了彩虹的动人形象,丰富、优美的想象,成熟、老到的修辞,诗人的艺术功力同样令人赞赏.顾春芳的《燕南园》以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北京大学燕南园为书写对象,精确、简洁、传神的景物描绘,与优雅、从容、大气的节奏相和谐,作品诗思辽阔,气象庄严.唐晴的《三月的阳光》以明快的歌唱式语调勾勒出了三月的风景,语境透明,惹人喜爱.柏常青的《十月的大地》描绘了秋收后大地上的种种景象,画面自然、流转,节奏舒缓而从容,语调庄重,立意高迈.胡丘陵的《重阳》利用南山、菊花这些经典的意象,配之以现代性的语言方式,由此表达诗人忆故思亲的人文情怀.唐诗的《随风而舞的落叶》对秋风中的落叶形象给予了想象丰富的刻画与描写,暗示出诗人心灵的苦难与忧伤.赵晓梦的《黄昏》对黄昏的景致进行了色彩缤纷、层次丰富的描叙与刻画,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冰虹的《秋果》则展开女性的细腻观察与表现力,对于秋果形象的刻画充满了唯美色彩.
此外,慕白的《仙山湖记》、陈小平的《即景》、卡西的《我在等待一场雨》、杜杜的《梦境》、张春华的《锁孔背后》、赵宏兴的《石头》、语伞的《迷宫》、亚楠的《白露》、龚璇的《风》、陈树照的《四月,不能再深了》、祝雪侠的《那束绿光》、唐江波的《金丝皇菊,一朵花朴素的盛开》等具有意象性写作向度的作品,均展现出一定的艺术功力与审美风采.
同样,在坚持抒情性写作的向度上,也出现了一批精品力作.现择要而论：庄伟杰的《五月风情》以五月的风景作为诗人情感的载体,诗作的语言、意象跳跃有致,风格空灵而优雅,想象丰富而自然,情调古典、浪漫又唯美,情思雍容、高洁、辽阔,堪称阳春白雪.阎志的《风过耳》以质朴、雅致的心灵想象方式,表达了诗人对佛教文化的个体性理解与认同,其超凡脱俗的情感状态正好凸显出作者典型的文人趣味.王顺彬的《躺在紫藤架下》通过对紫藤架下美丽景物的精彩描叙,传达了诗人深接地气的忧伤情绪.和克纯的《放牧》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精神史意义上的回顾与梳理,表达了诗人对快乐的积极追求心态,以及对灵魂的关注与呵护.曾凡华的《寄语京西的十四行诗——寄张志民》以朴素、亲切的语言,抒发了诗人对诗坛前辈张志民的深切怀念之情.花语的《车过国贸桥》以鲜活的语言、意象与节奏,表现了女诗人对生命中一段爱情的刻骨体验.张战的《我只对你胡言乱语》也是以某种活泼、俏皮的话语方式,表达了女诗人对于爱人的甜蜜思念之情.陈美明的《西风消息》借用古典的意象方式,抒发了诗人对于爱人的恋恋情深.而张芳妮的《守望》则以穿越中西空间的守望方式,抒发了对于亲情的珍视与热爱之情.此外,丘树宏的《中秋思绪》、马文秀的《眼里,压碎一场雪》、李建军的《流浪者》、绿野的《流浪狗》、石心的《给儿子》、陌上千禾的《说给你听》、周园园的《日记体爱情》、吉利力·海利力的《流星——致海子》、兰心的《蝴蝶的葬礼》、王正洪的《郁闷》等诗人作品,均为有水平、有境界的抒情之作,其中,爱情、亲情、乡情、友情的表达与抒发通常在艺术上显得更为出彩一些.
当然,除了上面提及的诗人外,曲近、李小洛、金迪、安娟英、吕达、夏海涛、杨角、张建春、蒋芸徽、黑丰、蒋兴刚、孔令剑、雪丰谷、高海平、陆群、王威、陈伟平、林忠成、苏糖果、欧阳清清、刘少柏、黑多、紫鹃、梁潇霏、杨东彪、箫风、马丽、孔庆根、风言等一大批诗人,均在意象性写作与抒情性写作方面有其艺术特色与值得赞赏之处.
需稍加说明的是,以上九种诗歌写作向度的归类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在实际上,每种写作向度与另一种写作向度间均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集.综合来看,2017年的中国新诗写作在反映社会现实与时代境况的广度方面,在呈现诗人们情感经验的深度与宽度,以及在审美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与语言形式的丰富性方面,整体上取得了扎实的收获与成绩,这一点与前几年的情形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与视野,不少优秀诗人的优秀诗作难免存在遗珠之憾.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新诗一定会带着它积蓄的满满能量,在迎面而来的崭新岁月里继续踏实前行,努力去创造下一个百年新诗的辉煌前景！
上文评论，这篇文章为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新诗和2017年中国新诗和一瞥方面的新诗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新诗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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