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大数据背景下政策议程设置的问题探析，该文是议程设置论文范文资料跟议程设置和政策议程设置和大数据背景有关本科论文范文.
一、大数据日益影响政策议程设置
大数据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预示着信息技术的未来走向.大数据的价值主要体现为预测和感知功能,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及整合,可以精准的预测未来,洞察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代脑承担管理决策的职责.也可通过记录和追踪事件的进展情况,把握事态发展的细节,及时制定行动计划和政策.
如今,互联网成为议程设置的新研究阵地,网络论坛、贴吧、微信、微博等均代表着社会的各类意识形态,其传播渠道丰富、议题多样、发言主体多元、话题自由,传播迅速,所以议题通常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显现出强烈的公共化特征,形成的网络舆论热点,也更易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些数据正在成为一种信息资产,成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就像舍恩伯格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的,“数据的真实价值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第一眼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而绝大部分都隐藏在海面之下.”1
政府在数据利用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政府机关通常设有专门的统计单位,可以在数据获取和使用中突出受益.国家统计局掌握着社会方方面面的众多数据,而且政府工作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行政工作中也储存了大量有关数据,此外政府还可以根据自身的工作需求．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相关企业等提供数据支持.因此,将大数据与政策议程设置相结合,可以为政策议程设置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改变传统的决策思维,有效化解政策难题,使议程设置的更加科学合理.
二、政策议程确立模型
（一）多源流理论的提出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问题能否进入到政策议程是政策问题能否得以解决的关键,正如托马斯．R．戴伊所言：“决定哪些问题将成为政策问题甚至比决定哪些将成为解决方案还要重要.”3因此,政策议程被众多学者所关注,他们为了研究议程确立的过程,纷纷建立了各种模型来对其进行解释和描述.目前为止,对议程确立过程描述最为全面,应用最为广泛的当数多源流理论模型.多源流理论模型是1995年,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在迈克尔·科恩、詹姆斯·马奇等人的“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政治系统中存在着“问题”、“政策”和“政治”三种源流,而且这三种源流自成体系,有其各自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直到三种源流在某个时间点上恰好完成匹配,即三源流耦合,便可以开启政策窗口、进入政策议程.
（二）多源流理论的内容
问题源流是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是整个政策议程确立的基础和起点,以指标化的社会现象,焦点事件及政策推进中的反馈等形式存在.政策源流是由专家、学者等政策共同体提出的政策方案,反映的是由专家学者、政治官僚团体、技术专家、研究人员等构成的政策共同体,通过分析、研究、修改、讨论等一系列过程,提出的对社会问题的政策建议.政治源流是影响决策者意愿的因素,包括核心领导层的意志、公众情绪以及关键部门的人员调整,其中核心领导层的意志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影响因素,领导层的政治视角、价值偏好等都将反映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情绪是由公民的价值评判汇聚而成的群体性态度,关键部门的人员调整是政治取向缓慢调整的动力,尤其是主要领导人的调整,将会对整体政治取向的聚焦点,有一定程度的转移.s当三种源流在某个时间点上成功实现耦合,也就是金登所谓的“政策窗口”开启,政策议题便正式进入了政策议程.
（三）多源流模型及关系分析
依据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构建三种源流的框槊模型（如图1所示）．有利于我们清晰的观察三种源流各自的运行机制,加深对多源流理论的认识.由图可知,三种源流各自的运行机制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而“政策窗口”的开启必须在三种源流同时汇合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三种源流若没有汇合成功,“政策之窗”也不会开启,社会问题就会随着公众关注度的减弱而被搁置,问题也就不能通过输出政策加以解决.因此,要想推进政策议题顺利进入政策议程,就需要了解三种源流的实际运行机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深入探讨如何将大数据应用到模型中以促进“政策之窗”的开启.
三种源流在理论上是相互独立的,当社会问题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形成具有政策需求的社会焦点或危机事件时,问题源流就会由此开启.政策源流中,政策共同体设计拟定的对应的、可行的政策方案可以开启政策源流.核心领导层的意志、公众情绪及关键部门的人员调整是影响决策者意愿的三种因素,其中核心领导层意志占据主导地位,是决定政治源流能否开启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深入探讨实际运行过程中三种源流各自的运行机制及其相互间存在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现状,分析挖掘出议程设置环节中潜在的问题,并将大数据技术与公共政策的理论模型相结合．积极探讨分析大数据在消除政策议程设置问题中的应用,深入分析大数据给政策议程设置带来的影响,可以有助于我们在相关理论基础上重构政府决策过程,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方案和思路.
三、当前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一）问题源流——政策供给滞后于公众需求
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由于信息传递渠道受阻、政策设计耗时久等因素,导致政策议程多是以回应公众需求为主的政策供给过程,且政策供给严重滞后于公众的需求,使得政府部门在议程设置过程中更多是在饰演“划桨者”的角色,而非“掌舵者”,出台的政策由于缺少前瞻性的政策设计理念和战略眼光,也多是在治疗问题,而不能实现对负面问题的规避和预防s.这种以回应为主的事后反应机制,往往造成了政府决策行为极大的被动性,使得政策往往出台于问题爆发之后,提升了政府公共管理的成本,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使政府错过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问题源流中,政策供给滞后于公众需求主要体现为两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不足以使问题上升为政策需求,二是决策者限制问题源流的表达,使得政策窗口无法开启.目前,我国政策信息系统不够完善,政策需求无法达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象屡见不鲜,决策者有可能会出于其行政因素的考虑,或是对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负面影响进行综合判断,对于有可能会对行政环境造成负面效应的社会问题,决策者会对其信息传播渠道进行干扰和阻碍,对媒体行为进行适度的管控和压制,限制媒体发挥其助推作用,极力控制传播范围,减少舆论影响,进而有意识的规避问题源流的表达,以实现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目的.
例如：前不久被广泛关注的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其实早在2005年山西省就出现了类似的安全隐患,时任山西省卫生防疫站信息科科长的陈涛安发现了疫苗腐败现象,收集证据多次向上级并借助媒体力量对此,但当时以维稳为借口对媒体行为进行限制,各个门户网站纷纷删除了相关报道,受害儿童的家属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压.2015年4月28日,问题疫苗再次爆发,由于事件波及20多个省市,涉案人数众多,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2016年3月22日,李克强息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彻查“问题疫苗”的流向和使用情况,抓紧完善监管制度,堵塞漏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目前,此案件己交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各地食药监部门己根据国家要求开展涉案疫苗核查,才使此事件正式进入到政策议程.
（二）政策源流——方案不兼容导致碎片政策
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由于政策方案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以及多样政策之间缺少良好的沟通协调,使得政策目标和内容在政策设计过程中被不断分割,以零散状态呈现,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状,与此同时,由于抓不住问题的症结,使得出台的政策漏洞百出,出现政策方案间相互独立、上下脱节、甚至前后冲突等政策供给偏差问题．.这些不兼容的政策方案使政策设计始终处于调整变化的过程之中,只能不停的出台政策补丁来修复政策漏洞,由此产生的碎片政策严重破坏了政策系统的完整性.
在政策源流中,政策方案不兼容主要由两种因素造成,一是政策共同体的思维能力制约,二是我国缺乏对政策方案的选择评价标准.政策源流中的政策建议多来自学术界的构想和讨论,由于专家、学者等政策共同体人员受其价值偏好的影响,存在思维局限、注意力转移等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对社会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相探索.同时,由于我国对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政策方案的选择缺乏一套固定适用的评价标准,缺少对政策方案的测算和可行性验证,而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主体价值的多元性,往往赋予政策多重的目标,需要在长期效益与眼前利益,宏观把控与微观考量等方面进行价值选择,而多重目标之间又由于缺乏统筹和整合,往往使出台的政策方案缺少连贯性和相容性,导致实际操作可行性较低,政策源流表达受限,政策之窗难以开启.
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增长迅速,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全国人民陷入了贫穷落后的境地.因此,1980年起我国正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由此来减缓人口增长速率,使其同社会发展相适应.严格的生育政策体现出巨大的成效,出生率由5.83%下降到1.80%.但计划生育政策忽略了世代更替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流逝,很多社会问题凸显：人口严重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存在风险,出现四二一综合症,人口素质逆淘汰,劳动力资源萎缩,用工荒问题严重.这些问题相当严峻,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计划生育政策,耗费近十年的时间对其进行酝酿调整．2007年国家正式开始对生育政策的完善调整问题展开调研．2010年计生委宣布对“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稳妥实行,在2013年11届三中全会上该项政策正式出台,直到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后,二胎政策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
（三）政治源流——决策者遮蔽次要施政需求
当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社会关注度不断攀升并产生强烈的政策诉求时,决策者、政策共同体便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于此,积极探讨方案对策,以最高的效率来化解危机.然而对于此阶段发生的其他社会问题,一旦社会关注度没有出呈现明显集中的态势,决策者就会因为时间精力的限制或决策价值偏好的影响,对于这些焦点之外的问题采取忽视并搁置的态度,以遮蔽其自身的次要施政需求.具体表现为在政策议程设置中,决策者为了追求效率却忽视了质量,为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放弃了长期的绩效,虽满足了部分公众的利益却损害了整体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政策疏漏现象.
在政治源流中,决策部门的决策意志是影响次要施政需求表达的主要因素.在政治源流的影响因素中,核心领导层的意志占主导地位,公众情绪以及关键部门的人员调整都是通过影响核心领导层的意志并进而影响政策源流的表达.“核心领导层对某个区域或时期的规划制定的关注会影响其它区域或时期的注意力,当核心领导层将注意力更多地关注于某个领域时,这个领域的问题就更可能进入政策议程,而如果其它领域不被核心领导层关注时,即使存在施政需求,也很难提上政策议程.”8在我国,政策议程的设置应包括民生的方方面面,城乡发展,福利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食品安全及劳动就业等都应被社会政策所重视,而不应仅仅单纯的关注经济指标,但正由于决策者价值偏好的影响,往往阻碍了决策科学化的实现,加剧了社舍矛盾,甚至产生社会失序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的发展逻辑下,政策议程的设置呈现出明显的经济理性引导的特征,经济目标极化现象严重.9工业生产规模不断加大,工业污染排放增多：过度开发土地资源,这些粗放的发展模式直接导致了土地的沙漠化：城市化发展速度过快,造成城市人口密度过高,汽车尾气加上原煤燃烧产生的硫化物等使得空气的承受能力越来越低,并最终在2013年雾霾天气集中爆发．PM2.5进入人民的视野,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此后,政府部门才开始重视生态领域的发展,积极制定政策整治空气污染,并将“绿色”设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财政拿出100亿专项资金防治大气污染,并在2016年的上积极对其成效进行回应.
三源流耦合——政策执行困难被责令废止
政策出台之后,经由政府部门的检验和评估,检测出政策内部的设计含有严重的失误,并不具备出台的条件,政策一旦执行会产生一系列连带问题,其副作用不可估量,此时政府部门就会对该项政策及时叫停或责令撤除,以制止其负面问题继续扩散.政策被责令废止的现象一旦发生,将直接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受损,失去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政府就会失去治理权威,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后果不堪设想.
肖三种源流在某个时间点上实现耦合,也就是金登所谓的“政策窗口”开启,议题便进入了政策议程.然而,由于三种源流在议程设置中的角色分工不同,有其各自的发展规律,且实际运行中三源流之间相互沟通和协作困难,缺少协调互动的反馈机制,对议程设置的进程很难进行统一的控制,造成出台的政策存在漏洞,给政策的执行带来困境和阻碍,使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此外,由于政策设计者忽略了政策运行机制中潜在的连带因素,一项政策的出台可能会对其他众多领域产生影响,造成公众利益受损,甚至产生社会动荡.此时即使“政策窗口”已经开启,但由于其制定过程不够科学,事前调研工作准备不足,出台的方案缺少详细的比较和论证过程,使得最终出台的政策并不具备价值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政府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责令废止.
前不久,沈阳市政府为了去除楼市库存,出台一系列楼市刺激政策.其中“毕业未满5年大学生可以在沈阳实现“零首付”买房”的政策刚一出台便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关注.很多的市民对其持有反对和质疑的态度,他们认为大学生刚出校门,薪资和工作都不稳定,不具备经济实力去偿还高额的房贷,一旦大学生还不起房贷,有可能会出现抛弃房产不还银行贷款的现象,这样不仅会对其信用值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由于杠杆买房的放大效应,还会引发区域性的金融风险,使得最后银行库存严重匮乏,利息增加,造成经济低迷等一系列社会负面问题.因此当晚,沈阳市政府便发表微博,以“零首付”政策还处于前期调研论证阶段,暂不具备出台条件为由对其责令废止.
四、大数据在消除议程设置问题中的应用
（一）问题源流——媒体触发
我国学者王绍光在分析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外压模式时,也指出“近年来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10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很多重大问题和舆情都首先出现在媒体上,许多社会现象也都在媒体的助推作用下演化为颇具话题性和影响力的新闻,对国家重大议题起到宣传和周知的作用¨.由此可见,由于信息传递渠道受阻使得政策供给滞后于公众需求的问题,可以通过媒体触发来解决,政府应该适当拓宽媒体报道的自由度,赋予媒体更多的自主发言权,为其提供更广阔的话语空间,使媒体能够真正代表公众在政策议程的建立过程中发表见解,加快社会问题的解决.12此外,媒体应加大力度引进大数据领域的数据研发人才,通过分析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上所显示的新闻点击率、转发率等数据,建立判定议题显著性的标准,在数据挖掘领域做深、做细.主流媒体还可以与专业的调查机构合作,通过与政府部门及受众间的沟通反馈结果,建立受众反馈评估体系,并细化基于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议题选择标准13．将公众关注的问题置于舆论的中心,担当触发机制,通过聚合放大公众舆论聚焦公众视野,并加速触发政策议程.
十多年前的山酉疫苗事件,如果媒体能够真正担当触发机制的角色,对疫苗管理漏洞未来可能引发的负面问题进行设想并积极报道,使公众意识到问题的危害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发共鸣,正确引导舆论走向,并呼吁有关部门及时出台政策加大对问题疫苗的监管,这样也许就能避免很多悲剧发生.
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信息中心、统计机构、相关情报信息,民意调查和反馈机制等信息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信息网络系统.并在信息网络系统中,对多来源的、不同结构化程度的相关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搜寻和挖掘,利用大数据相关的开源分析算法或工具的对接与整合技术,在无序的数据中寻找有序的链接,搜集以产生一定影响并需要政府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完善信息沟通渠道.14其次,利用政府部门对相关指标的常规性监控,通过参考过去一系列危机事件的信息统计数据,用大数据算法计算并评估问题的严重程度,及时反应事态的发展变化趋势及其被社会公众关注的程度,并以此为依据,建立起长期的应急计划,不断完善危机预警机制,及时消除阻碍因素,遏止问题扩散,将损失控制到最低.15
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信息挖掘技术,对全国30多个省市的疫苗来源进行收集和整合．结合各级政府食药监局及疾控中心的信息管理网络,精确掌控疫苗生产商的销售运输渠道,详细把握疫苗的流经地及当时的疫苗温度信息,便能够及时找出疫苗流通中的安全隐患,实现审批、检查过程的公正透明,使违法经营者失去作案的可能.
（二）政策源流——数据驱动
耶鲁大学教授Esty指出,“数据驱动决策,将使政府更高效、开放和负责,更多地在事实基础上做出判断,而不是主观判断或者受利益集团干扰进行决策.”16政策共同体在政策的设计讨论中可借用大数据的思维和理念,摒弃传统的决策模式,树立让数据驱动决策的意识,来弥补因思维局限造成的不足.政策共同体可通过收集公众在互联网等媒介中发出的政策诉求和主张,或是公众在政府网站中的浏览痕迹和政策建议等,将这些由多渠道获取的公众意见及数据统计结果进行高效的集成整合、深入的挖掘分析,建立庞大的政策设计数据库,为政策方案的谋划提供全方位的数据支持,优化决策结构.
如果当年政策共同体在设计控制人口的相关政策时,能够广泛征集民意,俯听民情,考虑到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可能产生的负面问题及对社会造成的压力,就能够及时地发现政策设计存在的问题,重新拟定政策设计的目标,并非简单的通过控制出生率来抑制人口增长,而是要从长远角度保证人口总量处于合理区间,也许这样就不会造成如今的人口严重老龄化现象,也不必出台“二胎”政策.
目前我国政策议程设置中,缺少对拟采用的政策建议的评价标准,导致政策建议没有可参考衡量的依据.利用大数据技术,政策共同体可实现以云计算的海量异构数据储存管理技术为基础,对于拟采用的政策建议的技术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费用等信息,以及公众对其的预期接受度等因素作为评价政策方案效果的指标,并以历年政策的实施反馈情况为基点,通过自动或交互式手动的方式实现对政策方案评价模型的建构,针对模型反映的结果,以及后续推进工作的效果预想,来确定政策方案的评价标准,并加强对政策价值目标,资源分配以及政策间的关联性进行重点评估,随时挖掘碎片政策并诊断其碎片化程度,以便于在校正阶段中及时出台更加完备的政策方案17.
如果能早些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大数据所确立的政策方案评价标准相结合,就能够更及时的发现政策方案的不合理性,在方案出台前就预想到政策一旦施行可能造成的局面,并迅速地对政策方案进行调整,重新规划政策目标以便实现政策输出的最终价值,这样便可大大减少国家在设计和实施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现在中国人口已经出现的严重的“断层”现象.
（三）政治源流——俯听民意
我国学者王锡锌和章永乐曾提出“将大众参与引入到行政程序中来以保证正当性.”18利用大数据技术,扩大公众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参与渠道,使被决策者忽略的非焦点问题受到核心领导层的关注,并对其作出积极而迅速的回应,避免其恶化成为危机事件.政府部门可通过大数据披术健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民意调查,广泛吸纳社情民意,充分挖掘公众的智慧,以满足各方的需求.其次,利用大数据信息提取技术,将公民在互联网上生成的有关政策内容的个人意见提取并整合,利用检索关键词、语义等大数据技术将信息高效整合,以帮助决策者能够快速的从海量文本中抓取涉及到的政策讨论主题,并将结果以量化的指标形式呈现出来,从而及时把握公众的关切19．并准确追踪特定时间内公众情绪的走向,帮助决策者及时的依据民意来对政策进行调整.“由以“内输入”为主的“权威发动型”和“内在创始型”转向以“内输入“和“外输入”并重的“多元主体互动型”,推动政府、公众、媒体三者之间的交流和协商.”20
同时,由于我国人口总额世界最多,资源配置不合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积弊己久,面临的国际形势较为严峻,很多社会矛盾凸显,不同省市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公众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显现出非均质、非同一的特性.这些复杂的现实情况很容易造成个别问题不能及时被决策者所关注并输出政策加以解决,因此大数据可在其中扮演信息分析挖掘者的角色,将经济、民生、生态等众多领域的数据指标客观完整的反馈给政府,以便决策者能够及时统筹布周,开展相关工作,各领域的难题.
例如,在雾霾问题上,政府如果能尽早设计或引进一套精确管控空气质量的设备,实现对更长时间、更广范围的空气质量的预测,同时将工厂、企业的排放数据与近几年的空气指数相结合,利用卫星遥感数据、传感器数据库建立高精度的三维网络模型,预测出未来每一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空气指数,对污染情况进行计算并以量化形式呈现,为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如果这项大数据技术能早日实现并落地开展,核心领导层就不会一直忽略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环境问题也不会被遮蔽,雾霾危机也不会爆发.
三源流耦合——加强评估
政府部门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三源流间的信息联络中心,实现三源流之间的协同配合、资源共享、信息对接,实现社会问题、政策方案、政治价值取向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和力量,形成数据共享的整体性联合体,以便为政策方案的出台营造科学合理的环境,防止因政策议程设置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因三种源流间沟通和协作不畅而造成的政策可操作性较低、执行困难,并最终导致的政策被政府部门责令废止的现象.
此外,加强对政策评估机制的建设,也可避免政策被责令废止现象的产生.政府部门可基于互联网自媒体渠道以及主流媒体的评论报道,围绕政策出台后社会各界的反响和评价情况进行监测分析,通过对各大搜索引擎的点击率的统计,以及网民发出的建议、观点等内容,对其中包含情感色彩的词语进行抽取,并将情感信息归纳分类来关注其热度、评价其舆论倾向,并及时利用针对新政策出台所生成的舆情文本,构建常态化的政策监测模型,健全预见性治理的联动机制,最后将大数据呈现的结果直接应用到政策议程设置的结果中,使决策者仅凭反馈的数据即可抓住问题的症结,并能够及时化解矛盾,改善政策方案.当政策无异议或可行性较高时,政府部门便可及时宣布政策生效,并妥善安排执行部门对其落实.21
沈阳大学生零首付购房政策,如果能在政策评估机制中接受检验,政府就能够及时通过舆情监测机制了解公众的反响,也能够接收到来自各个领域专家的声音,并结合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就可以预知到政策一旦落地会放大银行、房地产等领域的行业风险,扰乱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不但起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更加增添去库存的压力.如果能像这般将大数据技术合理的应用在政策评估机制中,通过加强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间的协商探讨,沈阳政府部门就能及时意识到该政策的问题并重新审视议程设置的合理性,及时对政策漏洞进行修改完善,并再次将修改方案放入政策评估系统中接受检验,这样就不会出现政策被连夜叫停的政策废止现象,避免了政策“闹剧”的发生,政府的公信力也不会受损.
如图二所示,政府部门如果能够真正实现将大数据思维和技术合理的应用到政策议程设置中,便可轻松消除在实际政策议程设置中可能存在的政策供给滞后于公众需求、方案不兼容导致碎片政策、决策者遮蔽次要施政需求和政策执行困难被责令废止的问题,并能够有效促进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公民参与,增强政策议程设置的透明度,使政策更加科学合理,决策过程更加透明.◇
汇总,上述文章是关于议程设置和政策议程设置和大数据背景方面的议程设置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议程设置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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