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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康生,这个从延安整风到“”,一直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被西方人定义为“狡诈的,无道德良知的机会主义者”.他生前攀至高位,死后极尽哀荣,直至粉碎“”后才露出真面目
康生与人生轨迹的初次交汇在诸城
康生,原名张宗可（珂）,字少卿.山东诸城县大台村人（今胶南市经济开发区大台村）,为漕汶张氏第二十四世孙.漕汶张氏自明代起渐为显赫门第.1898年冬,康生出生在大台村（当时归属诸城县）张家大院里,在四个兄弟中排行老幺.康生出生时,张氏家道正旺,是当地闻名的大地主.他这一生至少使用过九个名字,1933年7月去苏联前改名叫康生.
1914年,康生进入青岛礼贤中学学习.三年后,张家举家迁至诸城.康生改名张裕先,在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一年后,改名张叔平,到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音乐,也兼教其他课程.
至1924年以前,康生一直呆在诸城.当时也在诸城.这期间,康生与是否认识,各种材料众说纷纭.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康生亲口对我讲过：每天上学从他家门前过,他是目迎目送.1957年我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专程到诸城考察.陪我的县委书记主动介绍了江、康两家的情况.从县委书记介绍的情况看,上学是要经过康宅的门前.”而秘书杨银禄则认为并无证据说明与康生过去相识.
不论如何,半个世纪后,他们都成为中国政坛最有能量的人之一.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诸城十分巧合地初次交汇,他们的关系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谜.
初始极力附和李立三,后又反戈一击
1924年,康生在诸城由陈舜庭介绍加入国民党.同年夏,经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介绍,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改名张耘.1925年4月,康生加入,担任上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康生被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参与上海特科领导工作.
这一时期,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由于他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十分有限,并不具备领导的资格与水平,所以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大权实际上为先期回国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掌握.康生对李立三极力附和,投其所好.由于康生对李立三的“左”倾表现了极度的“忠诚”,于1930年2月被提拔到担任秘书长.
1930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和组织中心城市的错误做法,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康生迅速转向,并为大会补选为审查委员.
康生见李立三失势,开始重新考虑投靠的对象,政治上平步青云的王明成为他的首选.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康生,目睹了王明在米夫支持下上台的前后,立刻转向王明,这对遭到众多质疑、处于最困难时期的王明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王明立即提拔康生担任组织部部长.四中全会之后仅一年多时间内,康生发表20多篇文章,宣传王明思想,似乎忘记了之前在李立三与王明斗争之时,他曾提出“反李立三就是反党,应该给王明这个反党分子应有的处分”.
错误的决策给带来严重后果,党在上海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康生于1933年7月与妻子曹轶欧、妻妹苏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王明被任命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任副团长.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当时正在长征途中,国内无法派出代表去莫斯科出席会议,只有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出席.李立三也作为代表参加会议.
大会开幕之后,代表团20多人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带头举杯,提议为王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干杯,并向王明欢呼.宴会后,王明与康生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指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充作代表,召开“中国临时代表大会”,企图让这次非法的“临大”选举王明为的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草拟的“倡议书”去找李立三签名.李立三认为,尽管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及全党都在国内,在莫斯科的少数党员,是不能代表中国的.他严词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字,并向其他同志揭穿了这个阴谋.结果,这个倡议遭到多数人的共同反对,迫使王明假称自己不知道此事,还假惺惺地对发起人作了批评.
尽管阴谋失败,但康生后来在向人作介绍时,仍然称“王明同志是我们的总书记”.特别是在1936年7月1日举行的庆祝成立15周年宴会上,康生连连举杯,衷心祝福“王明同志身体健康！”并带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1936年,斯大林借1934年发生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身亡事件,掀起了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康生与王明商量,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立即召开会议,宣布：“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他们把一道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特别是过去曾给他们提过意见的党员,一个一个地扣上“叛徒”、“特务”、“汉奸”或“反党嫌疑分子”的帽子.不少人就这样无端地被康生、王明送交苏联保安机关,关进监狱,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杨尚昆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
李立三当然也难逃他们的迫害.
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调王明、康生等回国.“不能让李立三回国”是他俩的共同意见.他们动身前夕,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宣布李立三必须继续留在莫斯科,同时又通知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个托派,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们还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
就在王明、康生离开苏联2个月后,李立三被逮捕入狱.师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写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逮捕下狱的,幸而未被处决.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同志先后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
康生摇身一变成为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王明知道后痛斥他无耻
康生回延安之初,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1938年,国内、党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此时的威信超过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也认可作为领袖的地位.1938年3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支持这个提议,走出改换门庭的一步.
从3月至6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1938年9月,中国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销了王明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在会上,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看,应该承认同志是中国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六中全会后,虽然张闻天还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但党内总负责权力已移交,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决定.
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开始认识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必须及时转变.在王明失势后,康生编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对这一切,杨尚昆回忆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的信任.”
对康生这些做法,知情者都很吃惊,王明知道后也痛斥康生无耻.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彼得·优拉第米洛夫在自己的《延安日记》中写道：“王明很不满地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侯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地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
康生说：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二是当月下佬
在师哲的回忆中,康生在与的接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生先请到枣园玩,这是很特殊的.康生立了很严格的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从社会部的门口过都不行.不久,康生将从鲁艺调到党校学习,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班,有、张茹之等五六个女同学.这个班直接由曹轶欧管.
康生让主动去找主席.没有康生指示,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没有康生安排,也无法进入主席的住地.
我回国不久,康生就同我讲：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建立友谊,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当教员,可供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自然要拥护你,不像苏联人师生关系淡薄.二是当月下佬,为他人介绍老婆.
告诉我,是康生找她谈话,说：主席一个人,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去关心关心.
1938年11月中旬,和结婚,最支持的人就是康生.和结合,面临第二次审查她的历史问题,是康生保了她；1942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康生正好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他扣压下揭发和怀疑历史问题的材料,又一次保过关；1947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康生再一次保护过关.王稼祥妻子朱仲丽说,康生成了的“护身符”.实际上,在延安任调查部长时,从事上海地下工作的刘晓和王世英就给康生拍过有历史问题的电报.1942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故意欺骗组织,隐瞒,暗中庇护,为遮丑,蒙蔽过关,使这个有历史问题的危险人物成为长期埋在身边的一大隐患.康生为篡改历史,目的是为自己捞取资本.
1937年之前,康生同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身上也下过赌注.知道康生回国前,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去的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舐犊之情人皆有之.的孙子、解放军少将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据阎明复回忆,他与康生一同参加苏共21届代表大会时,康生也专程看望过毛岸青.
代表团回北京后,康生见了,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毛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乘机为康生说好话：“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
康生向的窑洞努努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负责整风的是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
师哲在《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中写道：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事情是如何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的窑洞努努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机器；他又是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入审干,他又把党校也作为重点.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但康生对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年五六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
同年,在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20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天七夜,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名义上是,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入,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的特务）.
张克勤是“特务”这件事,谢老（谢觉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奸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1942年1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人主动交代,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
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人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
这次抓人之后,正式宣布普遍审干开始.康生在大礼堂向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作典型,叫他到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栾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会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她自己怎样“失足（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1944年春,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作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师哲和周兴起草.稿件交给康生以后,他压了好几天,最后说“不能用”,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
周兴对师哲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作,我们是作不了的.”
称杨尚昆为“再生父母”,“”时狠整杨尚昆
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对康生的职务做了调整.1945年七大后,康生除了担任政治局委员外,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随后被派去参加土地改革.杨尚昆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此后10年间,康生离开了党机关.
1949年6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了.康生的病颇为令人费解.两个多月前,康生还兴致勃勃地前去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但会议刚刚结束一回到山东,他病了.康生病发后能绘画、能写字,但每当熟人前去探望他时,他就“”、“不会说话”、“不认人”.康生开始了他生平最长的一次养病,从当年6月起,先后在青岛、杭州、北京等地养病,一养就是6年多.直到1955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才宣告病愈.
实际上,康生这次的病根在于他同饶漱石夺取华东局第一书记失败所致.1948年初,康生调任华东局副书记,做了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这令康生无法容忍.康、饶两人为上海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入党,两人都权欲很强且政治野心很大.康生自认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自己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还是自己的部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
康生的病不仅仅在于此,他怀疑对他政治上不信任.饶漱石于1950年7月22日拍给的电报中说道：“我偕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生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绝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康生当时的惴惴不安.
1952年初,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身体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见.
“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住所菊香书屋,向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身体怎样？康生说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
“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八大上被选为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利用反修取得信任
1960年2月4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
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
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由新华社公开发表.但是,1960年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1960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
会议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招待会第二天,苏共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给的通知.通知中对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同志和中国,这是破坏中苏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的信任,并重返中国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的攻击.从那时起,康生就以党内理论和对苏问题专家身份,一直参与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
染指社会调查部,除掉知情人
建国后,社会部改为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他当年被调离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八大后,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我同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调查部部长孔原.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又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1935年,王明、康生发出《给吉东负责同志的密信》,要求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因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邹大鹏夫妇自杀身亡.
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1968年2月4日,康生向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建国以来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
1969年11月,由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局,向局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这份“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时年79岁、被近30年的卢福坦的.
的代表还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卢福坦已经老迈,体弱不堪,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局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决.
卢福坦曾是五大时的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5月被我党抓捕后一直秘密在上海.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代了一位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这件事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党史中难以之谜.上海市局的档案在1949年有一部分丢失和转移了,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的供述中被提及过.
后来饶漱石知道康生这件事,曾专门派人到上海调查.上世纪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原件,并且作了相关记录.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在提审时,居然和造反派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事情看似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影印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饶漱石也在“”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秘密调查,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
消灭了活口,康生又开始紧锣密鼓地清理档案.在1967年,康生就伙同林彪、等人炮制了一个《、军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他们调动大量人员,利用“清档”之机,疯狂地破坏档案.在上海就调集了6000多人,组成204个小组,查封接管了103个单位保管的187万余卷敌伪档案,同时还清查了60余万份（件）解放前的报刊资料.清档工作历时四年,到1970年基本结束.仅据上海市局统计,全市159个单位送交的,从档案中抽出挖下剪贴的所谓“防扩散”材料,就有26000多卷（份）；从市、区两级机关档案中抽出的“防扩散”材料,就有41522卷（份）.据不完全统计,以“防扩散”为名,从卷宗中整卷抽走的,有4卷（册）；被抽页的,有536页；被抠挖的,有532处；被贴盖的,有39页.康生的这种举动显然是为了消灭与自己丑史有关的物证.据上海市革委会档案清查小组在1968年3月15日写给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及有关康生历史的90页档案,至今下落不明,但是他们虽然销毁了这90页材料,却愚蠢地留下了销毁这90页材料的报告.这本身只能增加人们对康生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怀疑.
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
有人说,康生是“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的意愿来整人,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说某人是坏人,他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前的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做了大量工作.“”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1968年,康生和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64人.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
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
疯狂侵占国宝
康生非等闲之辈,在书法、绘画、篆刻、*、戏曲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上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负责特科工作时,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外,就闭门写字,在第三国际做执行委员时,闲暇也在写字.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陈叔通（建国初期的人大副委员长,文物*家）家中就有康生书写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他常用“鲁赤水”名作画,意与“齐白石”并驾齐驱,又显示其“红”的一面.
1961年,《人民日报》创办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也请康生题写书名.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颇有研究,曾用笔名写过考证文章,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出版《聊斋志异》新版本.
当时,党内高层“秀才”中,田家英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他对康生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颇为敬佩.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醒世恒言》,是康生的赠品.据专家考证,发现明天启丁卯年刻本的《醒世恒言》,世间只有4部,其中两部分别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和日本吉川幸次郎处.另一部原藏大连图书馆,今已不见.
康生拿到的这部,为衍庆堂39卷本共20册,估计为解放初期的敌伪收缴品.康生差人仔细将这本书每页托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他还仿写宋体木刻字,为该书补写70余处,约3600余字,可见其造诣；但是康生在*书画方面的爱好,几近于一种疯狂式的掠夺.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常以借条的方式占有文物.1956年,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后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故宫博物馆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将京城有名的文物*家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等人名单开出,交给心腹,煽动红卫兵前去“抄家”,将这些名家的*全部集中到文物管理处,自己随后趁火打劫,巧取豪夺.
傅惜华“”前是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中被迫害致死,是中国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中,抄家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北京市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就这样,71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竟挑了3个多小时.
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并加盖了康生私章.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康生都以很低的折价掠去,甚至不付钱.康生很清楚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若在国际市场出售,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能成百万富翁！”
“”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144个工人,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四元了事.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输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康生死后的1980年夏天,北京故宫后院举办了一次私人*品的内部展览会,展出了康生的*,人们被吓呆了.当时,一位参观展览的日本友人说：“谁说你们中国没有富翁？康生不就是一个吗？”
康生与林彪的关系：为讨好林彪,捕风捉影,捏造出一个“二月兵变”
林彪与康生的关系,除了相互勾结之外,用历史学者的话来说是,他特别地在意康生,敬而远之.他知道康生的厉害.
康生看清林彪权力的上升,充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和吹鼓手.当时,林彪曾煽动说中国有人搞政变,康生紧紧抓住了这次立功的机会,捕风捉影.
他在一个学生写的说贺龙要组织“二月兵变”的材料上大作文章,1966年7月27日傍晚到北师大散布“彭真策划搞政变”的谣言.随即,这一新闻在全国爆炸开来,顿时刀光剑影,阴风阵阵.康生抓住了“兵变”的“事实”,甚至“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使林彪那篇贼喊捉贼的“五一八”讲话有了落实.叶群曾亲自给康生打电话代转林副主席的问候.
“二月兵变”事件是康生亲手制造的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耸人听闻的大冤案.毫无提防的贺龙遭诬陷,在没有经过任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被捕入狱,很快被折磨致死.
贺龙含冤而死之后,康生又在林彪身上作了进一步的投资.他吩咐党校的心腹,高规格印出数万套封面烫金的《林彪文集》,并亲自将样书送给林彪.
然而,康生毕竟是一个政治场上的高级投机商,文集虽然印出,但并没有向下发.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康生立刻下令将储备的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送进纸浆厂,销赃灭迹.
康生与的关系：互相关心,互相支持配合
秘书杨银禄在他的回忆录《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当秘书》里写道：
与康生的关系,以我的所见所闻,觉得从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
党的九大期间,急欲进政治局,康生为她的这一愿望是尽了心、出了力的.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如愿当上政治局委员以后,康生高兴地跑到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热情地表示祝贺.几天后,康生又给写了“风华正茂”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康生还请人裱糊好,装进漂亮的镜框里,亲自跑到的住地,郑重地递到手里.看到这个条幅,如获至宝,一再向康生表示感谢.她说：“感谢康老对我的关心、肯定和鼓励.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听了以后,高兴地说：“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在延安时,康生是党校校长,是党校学员,那时他们是师生关系——笔者注）康生走了以后,吩咐我们将康生写的这个条幅挂在大厅的正面南墙上.
的牙齿不好,有一次牙龈发炎,康生知道后,热情而耐心地建议使用竹盐水漱口.同意后,康生又把的厨师程汝明同志叫去,亲自教程师傅如何做竹盐水.康生说：“用新鲜的竹子,把大粒的海盐灌到竹筒里,再把竹筒放进烤箱里烤.这样连竹子里面的内膜都炭化了,盐也烤得黑乎乎的了,倒上水,用这水漱口,漱几天以后,牙龈炎就好了.”遵嘱认认真真地做了.还真的管用,几天以后,牙病好了.
为了感谢康生的关心、帮助与鼓励,把康生请到她的摄影室,给康生照标准像,并放大16寸,亲自送给他.康生经常咳嗽,为了保护他的脖颈和喉咙不受凉,亲自送他一条她自己设计的獭皮围脖.
康生由于精神上受刺激过大,用脑过度,吸烟过量（平时一天能吸三包小熊猫牌）等原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精神和体质大不如前了.茶不思,饭不想,也很少睡觉.曾有几天,拒绝吃东西、喝水,总怕有人下毒.为了使康生吃东西,恢复体力,延长寿命,就叫程师傅做了几样好吃的小点心,亲自送到康生住地,端到他的病床前劝他吃.她当着康生的面先吃了一小块点心,并说：“好吃好吃.”康生见吃了,也跟着吃了.高兴地笑了.
回到自己的住地以后,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康老这个人真奇怪,别人喝过的茶,放在他的眼前走开后,他赶紧抢过去就咕嘟咕嘟地喝了,他以为别人吃过的东西、喝过的茶,就可证明没有毒.”有人说他患的是严重的老年抑郁症.
为了使康生高兴,前后几次给康生送去鲜花,表示问候.有一天,亲自开着红旗车给康生送鲜花.由于是初学开车,驾驶技术太差,当开到钓鱼台8号楼东边的小桥时,差一点开进湖里去,坐在副驾驶室的司机小刘看到情况危险,啪的一下就把方向盘给扳正了.是经历过世面的人,如此危险的情景并没有惊吓着她,到了康生的床前,仍然很镇静地请康生赏花,请他保重身体,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在“批林批孔”初期,抱病在身的康生积极支持和配合的行动,则在1974年1月25日的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夸奖说,康老有功劳,康老立了一功……
对康生十分尊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称呼上.称呼康生,无论当面还是背后,或者是文字称呼,我从未听到和看到她称“康生”,总是称“康老”.
二是在态度上.在我们工作人员面前从未讲过康生的坏话.有时不高兴了,实在忍不住了,想跟我们说说她内心的话,话刚露头,就立即收了回去.可是,她在背后经常讲陈伯达的坏话,说陈伯达“不修边幅、窝囊”,“他说他是小小的老百姓,哪有他这样的小小的老百姓,官大一级压死人”.还说“我跟他（陈伯达）吵过架,还在他面前摔过杯子”.有一次,她还在我面前发泄对、姚文元的不满.她说：“我跟陈伯达吵架时,、姚文元一声不吭,不坚持原则,我叫他们二位作检讨.”（他俩还真写了检讨,并亲自送到手里,才作罢——笔者注）可那天吵架时,康生也没有发言,却没有追究什么.
三是在看电影上.喜欢看电影是出了名的.在钓鱼台17号楼放映室里存放了上百部影片,这些影片如果没有的批准谁也取不走,但康生除外.
请康生陪看电影,他如有特殊情况就不去看,对康生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通知、姚文元看电影,他们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不陪她,她会不高兴甚至表示不满,有时还会拿他们是问.
康生对的态度为何急转直下
杨银禄在书中写道：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的态度,在我看来明显起了变化.他对的不满意既有说辞,又有表现.以前,康生经常到的住处去看,有事说事,无事问候.以后,一次也不去了.以前,请康生到17号楼陪她看电影,康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不去的.以后再请,一次也不去了.但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以前,康生对很尊敬,是政治上的坚强支持者和依靠者.从来没有听到过康生对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就不同了.
1970年中秋节,送给5个粘玉米,当时,送给康生、、姚文元各一个,于是康生对此借题发挥.有一天,他对他的秘书黄宗汉说：“5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5个人,意思就是提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由此可以看出主席对的看法有了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透露,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5个玉米的含义的.”这是1999年3月21日,黄宗汉告诉我的.
有一天,看望康生并回到她的住处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了,拉长脸说：“我以前多么关心他呀！我还送过他毛衣呢.我在延安的时候就织过毛衣,我给主席织过毛衣,还给康老织过毛衣,可是现在他……”当时我们不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在康生一生的政治投机中,从来没有自始至终的死党,相比之下,他同合作的时日最长.将康生尊称为“智多星”和“大恩人”,经常给康生通风报信,或一旁美言.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集团彻底垮台,康生重病缠身,将最后的宝押在身上,倾力死保,尽“顾问”之职.但看到对一再严厉批评,康生权衡利弊,感觉到形势对“”不利,就对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想急忙与她划清界线,拉开距离.他拒绝的探望,即使见了面也不给她好脸色.
（1974年）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重病缠身的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是叛徒.曾经给我看过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是叛徒！”康生当时身为党的副主席,直接掌握组织部,他不向组织揭发,也不向提出,而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揭发,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全自己.
直到盖棺还画着正人君子的脸谱
1975年,康生在气息奄奄之际,还在面前告了一状,足见其人之阴险.同年12月,康生病死,生前职务为中国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副主席叶剑英在隆重举行的康生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在当时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极尽哀荣.
1978年底,根据的意见（他此时已调任组织部长,仍兼党校副校长）,党校和组织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
这个材料揭露了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委员、候补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这个材料由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纪律检察委员会立案审理,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康生的正义审判.
1980年10月16日,根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转发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将康生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后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被划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
（参考资料：《我所了解的与康生的关系》《同舟共进》2011年第12期、《中南海人物春秋》党史出版社出版、《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1969年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令》、《文摘报》2008年11月09日；作者：顾保孜、师哲等）
“”覆灭之后,如何巧妙揭发康生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党全国上下虽然都在深揭猛批“”,但康生问题一直没有被揭露,这就给实现拨乱反正带来了一定障碍.
引燃康生问题“第一把火”
党校在“”时期是重灾区.该校被康生把持长达20多年,破坏成了烂摊子.
1977年3月,决定：兼任党校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任副校长.由于当时党校还是造反派掌权,到党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整风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入揭批“”,解决“”遗留问题.
1977年9月3日,在党校的“整风会议”上,老干部代表王富长在发言中首次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
一、一直把持党校,说党校是“长期思想的顽固堡垒”,给党校的同志们套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精神枷锁；二、对待党校群众组织问题是支持一派,打压一派,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摧残；三、指使造反派在党校大骂朱德、叶剑英、陈毅等老帅,并编辑出版《林彪选集》、《林彪语录》；四、康生、曹轶欧在党校搞“清队”和“整党”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致使大批的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开除、遣送.
王富长的发言石破天惊,无异于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对于王富长的揭发,是比较慎重的.
他在会上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以下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第三,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去决定.
从目前公开的历史材料看,这是粉碎“”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揭发康生的问题.会后,“整风会议”材料组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上报.
间接出手支持
1977年12月8日,党校16楼的走廊出现了两份小字报.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的路线是同一路线.
12月9日,到16楼观看小字报的人特别多,看过的人都一言不发.直到晚上,还有人打着手电筒来看.
不顾秘书的劝阻也去看了小字报.看完后,他对秘书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贴‘那个人’的小字报,我不提倡,也不反对.”
这消息不胫而走,一连几天,不但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并且小字报越贴越多.
如果说党校“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是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那么,党校公开揭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则向康生打响了“第一”.
向全党公布康生罪行
在1978年11月的工作会议召开前,指示根据党校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和组织部、联络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诬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这个材料揭露了在“”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有603人.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举行的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康生问题.谈到康生问题,说,康生在“”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还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成立了对林彪、“”案件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对林彪、“”和康生等的审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发出《关于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9月29日,五届人大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在起诉书中,已去世5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位列第三.
（责编：兰嘉娜；参考资料：《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作者：程冠军、叶匡政）
本文结论,这篇文章为关于康生和盘踞和最久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康生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康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康振生：领跑农业科技 11 月27 日,中国工程院网站发布名单,公布了新当选的院士 我国植保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康振生教授榜上有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院士 在参加完院士颁证仪式当晚,康振生就返回杨凌,第二天一大早,.
2、 麦康森：未来五年饲料总产量变化不大 8 月18 日19 日,由四川饲料企业技术总监论坛理事会、大企业总监联谊会主办,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九届四川饲料企业技术总监论坛在四川成都青城山成功举办 中国工程院麦康森院士、四川农业大学陈代文教.
3、 张中生：十八大后首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贪官等 张中生十八大后首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贪官新华社消息,山西省吕梁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张中生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近日一审公开宣判,张中生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庭经审理查明,.
4、 康昕：古文化呆子 初见康昕,是在4月初一个温暖的早晨 阳光透过刚刚发芽的树枝,斑驳地落在他的身上 康昕一袭宽松的中式短衫、长裤,坐在位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边上一座老宅子里,看上去像个北京大男孩,爱笑,爽朗地大笑 这里将卧.
5、 苗连生：进退之间 苗连生进退之间文严凯江湖已经不是那个江湖,当施正荣、彭小峰这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日渐淡出人们视野时,老苗仿佛依然是这个江湖里的一个传说 2016年7月辞任英利集团董事长以来,苗连生过上了田园般的生活,.
6、 风云榜巅峰演讲聂梅生：养老产业是未来国家经济主力引擎 聂梅生简介作为全联房地产商会名誉会长,聂梅生被称为房地产界的女中豪杰 她向来直言不讳,谏言高层 面对楼市调整,冷静思考、以一颗公平的心站在市场和开发商的中间 面对未来中国房价的谜题,习惯以专业理性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