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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蒙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与《故乡》:启蒙理想和乡土家园意识的双重溃败之旅有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启蒙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18

《故乡》:启蒙理想和乡土家园意识的双重溃败之旅,本文是关于启蒙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和乡土家园意识和《故乡》和溃败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沈 慧

内容摘 要:作为现代小说中的经典性作品,《故乡》长期以来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但在过去的“社会批判”、“国民性批判”这些广为流传的阐释模式中,小说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我”却常常被忽视.而本文以叙述者,即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的情感体验与心路历程为研究重点,试图揭示出小说文本中所蕴含的启蒙主义与乡土家园意识这两重话语,以此为这一经典性作品提供新的阐释.

关键词:《故乡》 启蒙 乡土 双重溃败

鲁迅的小说《故乡》自1921年发表以来,人们对它的关注、研究与讨论就从未停止过.然而,由于小说文本自身的深刻性、复杂性,意义表达的曲折与隐晦,使得对它的多种阐释成为可能,所以,长期以来,对于这篇作品的解读,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论点,如“阶级批判说”、“隔膜说”、“等级观念说”、“国民性批判说”等.而综观鲁迅的小说,常常同时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声音相互交流或交锋,任何一种单一的论点、观点常常难于概括出其小说的内在意蕴.本文认为,《故乡》这篇小说同样具有这一特征,可以说,这篇小说既表达了启蒙主义的精神,又传达出了浓重的乡土家园意识,而在对“返乡”故事的叙述中,这两种精神、意识都走向了失落,可以说,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与乡土家园意识的双重溃败之旅.

一、启蒙主义理想的溃败

作为自觉地以启蒙主义为己任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在小说创作中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诉求,而《故乡》这一篇小说也不例外.小说以叙事者“我”——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返乡经历为线索,展现了一个仍停留在前现代的、“中古的”乡土世界.首先,这个故乡是远离现代化的都市的,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市场经济远没有在这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次,这个传统的乡土世界处于衰败、荒凉之中,不再有那种田园牧歌般的温暖、宁静.再者,更为重要的是,故乡的人身在民国,精神却仍停留在前朝、前代,旧时代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仍牢牢钳制着他们的思想,杨二嫂满口尽是“姨太太”、“八抬大轿”,闰土生活困苦,仍不忘要香炉和烛台.这一切,都鲜明地标识出故乡是闭塞的、落后的,故乡的人是愚昧的、不觉醒的,而这些正是落后于现代化进程的老中国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启蒙的对象.在启蒙主义者看来,必须要用理性、科学、、个性等等现代化的典型产物去取代、置换这些传统思想、文化与习俗,从而实现对国民性的改造,进而促使整个社会的改革,建立起一个能够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可以说,这一“立人”,进而“立国”的启蒙主义理想是鲁迅所为之努力的,《故乡》这篇小说也体现出了对这一理想的呼吁.但是,《故乡》在为启蒙主义摇旗呐喊的同时,却又展现出了对启蒙主义的一种悲观态度,甚至是质疑.小说的叙事者“我”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人物正是承担“立人”、“立国”任务的启蒙者,而生活于故乡的杨二嫂、闰土则是被启蒙者.可以说,启蒙者是被启蒙者的精神导师,在精神上应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在小说中,作为启蒙者的“我”在面对着不觉醒的、愚昧麻木的被启蒙者的时候却是无能为力的,甚至陷入窘迫、孤独、失语的状态.如初见杨二嫂时,面对着她无中生有的“放了道台”、“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我”却只能愕然、惶恐.在这里,“我”所具有的那些新思想、新文化丝毫不能改变杨二嫂之类的庸俗小市民头脑中的那些升官发财、衣锦还乡的旧观念、旧文化,甚至作为被启蒙者的杨二嫂咄咄逼人、刻薄张扬,而作为启蒙者的“我”却毫无还手之力,陷入被围困与被审问的窘境.而昔日的好友闰土,已不再是那个淳朴、勇敢的少年,已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折磨成一个木头似的中年人.而他那一声恭恭敬敬的“老爷”不禁使“我”打了一个寒噤,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悲哀地意识到与农民闰土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厚障壁”,而这种隔膜的状态同样使得启蒙难以进行,“我”对闰土的困苦、迷信则完全无能为力.

显然,作为启蒙者的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着启蒙对象的时候,遭遇了话语的危机,即失语,这种失语一方面来自于启蒙者的孤独以及与被启蒙者之间的距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启蒙者难于与未觉醒的被启蒙者交流,甚至为被启蒙者围堵、围困.另一方面,对于启蒙主张本身的质疑也是导致启蒙者落入失语困境的原因之一.如《故乡》中将“我”的启蒙理想与闰土的传统迷信相提并论:“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吗?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而启蒙者对自己所持有的启蒙话语自身的质疑必然使其难于成功地扮演一个积极昂扬、自信奋发的“精神界之战士”,而更多地是一个孤独、痛苦甚至绝望、虚无的审视者与反思者.

《故乡》中对启蒙主义的这样一种矛盾的书写可以说表现出了鲁迅的独特思想.作为一个经受了西方科学知识与人文思想的洗礼、强烈地关注国民与民族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加入新文化、新文学阵营,为启蒙主义摇旗呐喊是鲁迅的自觉追求与文学理想,正如他自己所言:“说起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①但鲁迅在自觉地写“听将令”的文学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启蒙主义这一新文化运动纲领的质疑.其实在运动之初,当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已热火朝天地发展思想、文学革命的时候,但由于对个人人生、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的悲剧体验及深刻的洞见,鲁迅对启蒙主义的主张是疑虑的,尤其对其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尤为怀疑,所以他蛰居不出,冷眼旁观.而后虽在朋友钱玄同的游说之下而加入其中,并迅速成为新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但这种疑虑与怀疑一直未曾改变.所以,也就使得《故乡》这样的启蒙主义之作呈现出了一些异质性的因素:一方面,刻画杨二嫂、闰土等生活困苦、精神不觉醒的“沉默的国民”,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另一方面,却又写到作为启蒙者的现代知识分子与被启蒙者之间的隔阂,启蒙难以进行,最终只能落入失败,甚至启蒙主张本身就是一种虚妄的“偶像”.可以说,呐喊与质疑悖论似的并存于《故乡》中,二者互相冲突、互相消解.最终,鲁迅没有使用“曲笔”,添上光明的尾巴,作为启蒙者的现代知识分子“我”在失败中离开故乡.

二、乡土家园意识的失落

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小说《故乡》中的乡土世界是落后、闭塞、衰败的,与现代化的都市相对,更与启蒙者对未来中国的设想相去甚远,因而,故乡应该是一个否定性的存在.但是,在这篇小说中刻画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乡,一个是现实中的故乡,呈现出衰败而悲凉的“荒村”色彩,而另一个则是回忆中的故乡,美好而富有诗意,似乎是理想中的“桃花源”.如果说前者体现出了现代的启蒙主义的诉求,那么后者几乎是对前者的反驳,在叙事者“我”的回忆中,还未经受现代化变革洗礼的小乡村、小乡镇虽然是古老的、旧式的,但这个世界却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风、真挚的情感,可以说,这个按照传统的礼俗与习惯运转的“前现代”社会一切都尽归美善.而这样一种矛盾的存在显示出《故乡》这篇小说本身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揭示出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秉持启蒙主义的理想,但在他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却并非是单纯而统一的,实际上多种多样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观念与情感体验等相互交织、激荡.而与此相关的是,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自己的故乡、故土时,常常是一种双重的态度与体认,即一方面故乡是闭塞而陈旧的,是旧时代与旧中国的代表,是启蒙改革的对象;另一方面,故乡是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出生与成长的地方,是难以割舍的精神之“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土家园意识长久地伴随着这些长久离乡、漂泊在外的现代人.而《故乡》中对回忆中的往昔生活的诗意呈现正是对后者的书写.

小说《故乡》的开篇即提到“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在这样的一个叙述中,实际上包含了一个“离去——归来”的情节.“我”出生、成长于这个小乡镇,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的时光,而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离开了故乡,到遥远的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与梦想.在现代化的都市或是异邦,虽然像“我”这样的青年获得了新的知识与文化,使“我”成为远离传统的“现代人”,但都市或异邦在繁荣、先进背后的缺陷与阴暗又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造成新的压抑,同时,也由于难以完全割舍与故乡、故乡的人在情感与血亲上的联系,从而使得“我”难于完全认同都市(抑或异邦),“我”仍然不过是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中,故乡成了“我”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寄托、情感上的慰藉,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忆中,故乡越来越成为一个美好、温情而和谐的所在.而返乡也意味着一次温暖而诗意的寻根仪式.

但小说《故乡》展现的却是一次失落而悲哀的返乡之旅.首先,“我”这次返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此次的回来却意味着更长久的别离,这首先就使得这次返乡之旅笼罩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而当“我”走进故乡的时候,见到的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样一种景观必然带来的是悲凉之感,而且也鲜明地显现出故乡在经济、精神等方面的衰败.而终于回到家时,“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家族、家庭的没落已不可避免.然而这一切也还只是乡土家园失落、败落的预演,故乡人的转变才是最大的悲哀.首先是不请自来的杨二嫂,昔日的“豆腐西施”如今已是一个外表令人厌恶、刻薄张狂、唯利是图的老年妇人,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塑造固然是批判了思想陈旧、庸俗的小市民以及背后的中国旧文化,但一个曾经鲜活的年轻生命被强大的庸常世俗生活所吞噬则更令人感到悲哀.杨二嫂这个人物的出现并非仅仅是作为闰土的对比与陪衬,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就是故乡人的现实生活及精神状态的代表之一,而这是一种颓败与沦落的生存现实.而“我”的故乡乌托邦之梦在杨二嫂咄咄逼人的责难与围堵中开始崩塌.如果说当故乡败落的悲凉之景在“我”眼前呈现时,“我”尚且还能通过回忆童年时代与闰土的纯真友谊来回避由此造成的心灵上的痛苦与失落,而与中年闰土的见面则把这最后的“避风港”毁灭殆尽.中年的闰土不再是那个活泼淳朴的“小英雄”,生活的苦难已把他折磨成“木头似”的人,这也正是故乡颓败而痛苦的现世生活吞噬生命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演绎.而闰土的那声“老爷”不仅宣告了“我”与他的纯真友谊的彻底终结,也象征着“我”故乡梦不过是虚妄的幻象,在与现实故乡的遭遇中,终究只能走向破碎与失落.

至此,“我”的精神寻根仪式彻底失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经历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一次精神巡回,最后的结局是悲哀而沉痛的,“我”带着破碎的乡土家园梦绝望地离去.而“离去——归来——再离去”正是鲁迅小说中常出现的结构模式,除了《故乡》之外,如《祝福》、《在酒楼上》也含有这一模式,这一结构模式不仅是鲁迅对个人人生体验的表达.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故乡、故土的复杂关系的表现,当然,这其中也象征着这些现代人对中国传统的既否定批判又眷恋依赖的矛盾态度,从这一角度,鲁迅展现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综上所述,《故乡》在对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返乡历程的叙述中,同时展现了启蒙意识与乡土家园意识,而这二者都走向了失落与破碎,所有的希望都归于绝望,理想演化为虚无,“我”只能再次离去.但小说却带给读者一个“徒劳的光明尾巴”:“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这正是鲁迅特有的“反抗绝望”,在虚无与绝望当中还要继续向前走去,而这本身就是对绝望的否定.“走”本身体现出了人的生命意志与力量的一种悲壮的张扬,或许,这是鲁迅所认为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②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鲁迅:《鲁迅散文全集》[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5]李怡、郑家建主编:《鲁迅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注 释

①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2页.

②鲁迅《鲁迅散文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作者介绍:沈慧,红河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影视美学)

此文总结:上述文章是关于乡土家园意识和《故乡》和溃败方面的启蒙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启蒙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重读《长恨歌》:文学的政治和文学史结构 一在文学的政治当中,雅克·朗西埃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理解“政治”这一名词,与我们“常识”意义上狭隘的政治观有所不同,所以他指出了&ldqu.

2、 《起跑线》:我们到底要跑赢谁? 为孩子入学操碎心的家长印度电影起跑线于2018年4月4日在中国上映 该片讲述了一对中产阶级夫妇为了让孩子能够从小就获得最好的教育、进入名校而费尽心思争取入学资格的故事 伊尔凡·可汗饰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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