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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类有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跟《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百周年随想类论文怎么写

分类:硕士论文 原创主题:狂人日记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16

《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百周年随想,本文是狂人日记类有关论文怎么写跟《狂人日记》和《新青年》和随想有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一份杂志开启一个时 代,这一荣光只能属于《新 青年》

——题记

只要提到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人们马上会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至今年,这小说在《新青年》发表已一百周年矣.

壹 但凡提到《新青年》,第一个要说的当然是陈独秀.1916年10月1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通信”栏中,刊登了名为毕云程的读者来信和陈独秀以记者身份写的答复.毕云程来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读大著《新青年》,向往益深,惟仆有不能已于言者.先生撰著,虽多鞭策勖励之语,然字里行间恒流露一种悲观.时局之危,仆岂不知,无如仆之愚见,悲观易流于消极.青年立志未坚,逢此时会,已有我生不辰之感,再益以悲观之文字,志行薄弱者不免因而颓丧.

应该说这毕云程的眼光确实厉害,硬是看出《新青年》那些昂扬激烈文字背后作者的悲观乃至绝望.且看陈独秀的答复:

仆最反对悲观主义者也,且自信《青年》杂志未尝作悲观语.然读者如足下既已作此感想,分明事实,仆又何词以抵赖.今而后惟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闻之友人,足下艰苦拔俗,钦慕久之.

陈独秀虽然不想抵赖且答应“有则改之”,接下来依然袒露出悲观心态:“仆无状,执笔本志几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惭愧惭愧.”事实上,陈独秀在为《新青年》所撰写文字中有意无意透出的悲观还有很多,如在1916年9月1日他答复舒新城来信中就有这样沉痛的文字:

惟青年社会.如此消沉,深恐曲高和寡耳.数诵来扎,感喟如何.呜呼!三户少年,诚非余子所及.

其实,陈独秀这种悲观存在久矣,早在萌发创办《新青年》念头时就已如此.1914年6月他在致即章士钊信中写道:

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杂志销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甲寅杂志》之命运,不知将来何如也?……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

虽然所谓“静待饿死”之语可能有些夸张,但陈独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以及由此而生的悲观绝望心态却是实实在在—一尽管他还是要有所作为.正因有着既悲观绝望又不甘就此沦落的心态,所以在创刊号第一篇的《敬告青年》中,尽管陈独秀一开始用尽花言巧语全力赞美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等,——陈独秀当时不过才36岁胡适不过24岁,应该都还是青年,因此这《敬告青年》其实也是在“敬告”他们自己罢——但接下来陈独秀还是毫无隐晦地表达出对当时青年一代的绝望:

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浸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浸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日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这“杳不可得”四字可谓准确,说明陈独秀的悲观早已不是简单的长吁短叹.看来,要了解《新青年》激进激昂飞扬向上的一面诚然容易,陈独秀的文字就是最好的代表,但这悲观绝望的一面可能就隐藏较为深广,也更值得关注.

第二个要说的自然是胡适.1916年9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对到纽约一年来的书信往来进行统计,数字很是惊人——一年间他收到来信999封,回复并最终寄出者有874封,对此胡适不免发出“甚矣,无谓酬应之多也”的感慨.从其日记中所粘贴保存之存根,可知胡适的回信不少篇幅很长,尤其是和梅光迪、朱经农等人的论学书信,思考很是深刻,绝非随意写成.今天看来这些都很有价值.当不属干“开谓酬应”,但胡适还是认为花费时间太多.例如在这之前的4月13日,胡适写过一首《沁园春》词,其中的“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就是他立志用白话改造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的最强宣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首词胡适居然修改大约十次才最后定稿,其中“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字样不见了,改为“要不师汉魏,不师唐宋,但求似我,何效人为”等更为平和的说法.后来出版《尝试集》时,胡适已是名满天下的新文学革命倡导人,为了显示当年的勇气和胆量,胡适将这首词收入该书时自然还是用初稿.此外,1915年5月的胡适虽然对文学有极大兴趣,为自己选择的学术方向却是哲学.在该年5月28记中,胡适这样写道:“自今已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这说明要么胡适认为自己弄文学至多不过是副业,要么认为自己在文学方面没有什么特长,至于提倡白话诗是否可以成功,他虽然勇气可嘉但底气并不很足.

少年得志的胡适,在他人看来自然属于成功人士,似乎没有理由悲观.胡适自认为他到美国后最大收获就是由一个悲观主义者转变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对此学术界也大致认同.如在1914年1月29记中,胡适写下这样的文字:

吾与友朋书,每以“乐观”相勉,自信去国数年所得,惟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偶见目出,霜犹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足成一律,今决不能复作此念矣.前作《雪诗》亦复如是,盖自然如此,初非有意作吉祥语也.一日偶吟云: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盖纪实也.觐庄有句云:“要使枯树生花,死灰生火,始为豪耳.况未必为枯树死灰乎!”余极喜之.

那么,既然留美期间的胡适已经是乐观主义者,则回国后因提倡新文化运动一夜成名后,似乎没有理由再感到悲观罢.诚然,胡适尽管留美多年,仍然有中国古代文人伤春悲秋长吁短叹的“陋习”,因此他留美期间有些伤感表述可能并不完全真实,而只是传统文化力量过于强大顽固的表现或者不过是文字游戏.但另一方面,回国后的胡适似乎并不像外界看到的那样乐观.就在1920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胜券在握之时,胡适却在题为《三年了》的诗中写下这样伤感的文字:“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体?空惹了一身病,添了几岁年纪!”在这年9月10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民国六年九月十号我到北京,今三年了.感念三年来所经历,颇有伤感,想作一诗记之.匆匆中心绪又不佳,遂不果.”看来留美期间的胡适是否确实转为坚定的乐观主义者恐怕值得怀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新青年》同人中,相比陈独秀、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等人,他属于最为乐观者.进一步说,应该把胡适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担忧和中国社会现状的悲观与他本人对人生意义思考后的复杂心态区分开来——这心态常常以悲观与乐观交替混杂方式出现,且二者有着密切关联.与此同时,也应该把胡适极为执着地尝试写作白话诗,和梅光迪进行激烈论辩等行为与其内心复杂情感变化结合起来,不然就不好理解他与好友论辩时的固执热烈或者近乎疯狂的坚持己见——这一方面与梅光迪不依不饶地坚持论辩有关,诚如胡适所言他是被梅光迪等人“逼上梁山”的.另一方面则是其乐观和过于自信的表现,而导致过于自信的根源也许恰恰内心深处多少还是有些不够自信.这样说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可能更符合事实.

接下来对《新青年》杂志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按说是钱玄同,不过还是先说鲁迅,不然有些读者可能要怪我对鲁迅过于忽视.现存鲁迅日记始于1912年5月s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五月初的北方早已是春天,在鲁迅眼中却是“无可观览”,显然说明他心情不佳.5月10日鲁迅开始到教育部上班,当天日记中的“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八个字即说明鲁迅心情艮差.从此直到举家迁至北京前数年间,鲁迅之心态一直停留在“北漂”层次,加之事业、婚姻等皆不1匝利,其悲观绝望也就很是自然.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鲁迅其实很早就知道《新青年》这个干U物,却有些不以为然.1917年4月周作人来到北京,鲁迅给他看《新青年》,说是许寿裳介绍的,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这里周作人的回忆并不准确,因为据1917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此外,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信里也多次谈到《新青年》,如1918年1月4日的信:‘《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日出版云.”从鲁迅日记中,发现他不仅把《新青年》寄给许寿裳,还分赠齐寿山等人,这和寄给周作人一样也等于一种肯定态度.后来周氏兄弟在钱玄同劝说下终于开始为《新青年》写作,并以《狂人日记》等震惊国人,看来与之前对它的了解有很大关系.但鲁迅和钱玄同那段有名的关于“铁屋子”的对话,说明鲁迅内心始终还是悲观绝望,其最终答应钱玄同也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已.

再看钱玄同.他正式介入《新青年》并极力赞同陈、胡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是以读者来信方式发表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这一期的发行时间为1917年2月1日.对此陈独秀和胡适的反应自然是又惊又喜,前者兴奋地称赞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后者则直到晚年还对钱玄同当年这来信赞叹不止:

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

那么,钱玄同大概何时产生写赞同信的念头?查钱氏日记,当年1月20日陈独秀宴客于庆华春,钱玄同应邀参加,然后在29记中又有“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趼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等语,所以钱氏如果已经写好给《新青年》的来信或者决定要写,考虑到刊物出版的周期,这几天差不多是最后期限了.当然在此之前的一个月左右也有可能,但最早不会早于1917年1月,因为刊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当年1月1日才发行.那么,这一时间段钱氏日记中透露出的都是怎样心隋呢?首先是在长达三个月时间内,钱氏多位家人和他个人一直疾病缠身:

计自客岁十月以来,雄儿不知从何处传来此病,因之始贞、东儿、穹儿、递相传染,东儿且殇焉,所未传染者仅我与弘儿,然二人均患麻疹,及十二月廿六七间,我始起床,以为吾家疾病当随一九一六年俱去,岂知弘儿终不免于传染乎!三月以来,心绪恶劣,至今犹不许我开展,且我自身亦难保此后竟不传染,思至此,愈觉闷闷不乐.

这自然使得钱玄同心隋十分压抑,甚至怪罪于所租住宅为“凶宅”而计划搬家.此为钱氏1月8记,之后钱氏及家人包括仆人又遭受煤气中毒等飞来榭呙,可以想见其心情自然很差.

而且钱玄同给《新青年》写信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从钱氏该年1月1记中,已经看出他决心加入《新青年》:

余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论,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为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

不过就在这之前的1916年9月19记中,钱氏还是心态很差:

至高师授课三小时,颇惫,余之精力日坏一日,年甫三十而衰颓似五十外人,殊自伤,虽存在一日,致用之心总当尽一日也.

纵观钱氏一生,其心态好坏与其观点立场多变甚有关系,而心态好坏又与其身体状况直接有关.钱氏一生体弱多病,日记中最常见文字就是身体不适或有病的记录.所以对于钱氏撰文赞同陈胡之“文学改良”主张,可以理解为他有内在的思想基础(此为主要因素),但也与对自己身体极差、自哀自怨之心理有关.在我看来,钱氏内心也许和鲁迅一样,只是把介入“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作为拯救自身灵魂手段或者说“救命稻草”罢——至于这稻草重量几何,当然与他们各自的思想认识有关.

最后要提及的是吴虞,他在《新青年》同人中似乎一直属于异数:从观点见解看他当然是《新青年》的得力干将,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吴虞与《新青年》同人的关系其实相当微妙,从其日记中看不出他与谁关系密切到如同陈胡之间或者早期的钱鲁之间那样亲切自然程度.而且吴虞偏居四川,无论人文环境抑或生存环境之恶劣远非北京可比,这也导致他内心多为悲观甚至绝望.且看这样的文字:“香祖劝余,处此乱世,当学陶渊明读书避世,不谈时事,报章文章概行谢绝,以免以文字贾祸,守明哲保身之戒.余深然之,从此便当辍笔.”这是吴虞1916年8月3记中的一段文字,不过吴虞显然并未“辍笔”避祸,而是选择继续写作.读吴虞这一阶段日记,明显感到其内心矛盾,一方面为自己的文章被陈独秀、柳亚子等人褒赞而沾沾自喜,一方面又总想闭户读书、不问政治.不过吴虞内心最终还是前者占据上风,才会有出川到京任教之举动.

两位安徽人、两位浙江人和一位四川人,无论是《新青年》的创办者还是主要参与者,他们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内心之复杂和思想变化之隐秘曲折,不仅可以从其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看出,更是可以从其日记书信中看出.

综合《新青年》早期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公开发表文字和他们的私人记录,如果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心态进行比较,则胡适无疑属于最为乐观者,而他有关“文学革命”和白话诗的主张又最为平和宽容.其次相对比较乐观者是李大钊,这只要读一下其刊发于《新青年》的文章即可验证,其中尤以名篇《青春》最有代表性.对此《剑桥中国民国史》的作者解释为“在李大钊的禀赋中,有一种与颂诗中的情绪十分相近的欢快的冲动”,不过我更愿意认为这其实说明李大钊有一种宗教徒般的狂热和理想主义倾向.而且早在陈独秀参与编辑《甲寅》时,就因其《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流露的悲观遭到李大钊的批评.在后者撰写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中,李大钊指出:由于社会黑暗,“政治之罪恶既圾,厌世之思潮,隐伏于社会,际兹晦盲否塞之运,哀哀斯民,谁则复有生趣,益以悲观之说,最易动人心脾.……是则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其文中,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但过于悲观则不可取,必须有所作为:“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白灰.挽近公民精神之进行,其坚毅足以壮吾人之意气.人类云为,固有制于境遇而不可争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柏格森氏之‘创造进化论’尚矣.”李大钊此信发表于1915年8月《甲寅》杂志第l卷第s号,可见其思想观念和乐观心态直至后来撰写《青春》时并未有大变化.

至于观点激进乃至极为偏激者,学术界一般认为当属钱玄同,然后是陈独秀和周氏兄弟.那么,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即越是内心悲观绝望者,其公开表达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就越是激进乃至偏激;反之较为乐观者,其观点可能就较为平和与宽容呢?

对此,似乎可以用早期《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以及作者日记书信中对“文学革命…‘文学改良”等术语的用法给予验证.例如胡适在日记中使用“文学革命”的频率远远超过“文学改良”,但他发表的第一篇豉吹白话的文章却用《文学改良刍议》这样十分温和的题目.与此同时,力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撰文时一方面数次用过文学“改良”或“改革”的说法,但其态度和立场却最为偏激.而他们的主要反对者梅光迪反倒是多次在肯定意义上使用“文学革命”的提法,并在早期与胡适的论辩中实际上与胡适立场一致,即都赞同进行一次文学革命,只是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分歧.至于这分歧后来扩大到截然对立地步,除却他们的文学观念不同外,其实与他们各自的性格和心态有很大关系,这只要看他们的日记书信就很清楚.胡适、陈独秀和梅光迪等人都曾留学海外,他们非常了解“革命”一词的来源以及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涵义以及演变过程.但具体到文学论争,在使用“革命”与“改良…‘改革”这些概念时,他们的用法并不严谨,界限并不分明.在这个意义上,也许需要对《新青年》同人以及对立面《学衡》等对待“文学革命”的态度重新给予梳理.在我看来,《新青年》同人对“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词汇的不同用法以及最后采纳前者而摒弃后者,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也很可能与使用者当时的心态有关.在很多场合,提倡新文化运动者也许有意无意感觉到,只有用更加激烈的表述,才能与内心深处的悲观绝望相抗衡;或者反过来说,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悲观绝望,促使他们采用这些激烈的表述,以掩饰和暂时忘却这些悲观绝望.这方面鲁迅是最好的例子,他所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唤,正是内心绝望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此外,作为参照系,那些新文化运动反对者“学衡派”诸人,他们在撰文批评新文化时,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是否与其在文章中表现的完全一致呢?当新文化运动同人不约而同但程度不同表现出对未来迷惘甚至悲观绝望之时,“学衡派”诸人是否会有所不同甚至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呢?

先看一下吴宓.他在1919年9月27记中这样写道:

呜呼,世乱之亟,从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国之内忧外患,扰攘争夺,疮痍荼毒,无论已;即全世界今时之大乱,亦实向来所未见.孟子日: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在该年7月24记中,吴宓更是表现出极度的悲观:

知忧患之必不能逃,则当奋力学道,以求内心之安乐,是谓精神上自救之术.欲救人者,须先自救;未能自救,鸟能救人?使人人各能自救,则人人皆得救,而更无需救人矣.故古今之大宗教,若佛若耶,孔子之教亦然.其本旨皆重自救而非为救人者也.忧患之来,如病袭身,不就医服药,则已身将死尚何有于人?故宓现今亦惟当力行自救之术.

看来,吴宓一方面对胡适、陈独秀大力提倡新文化运动不满并有意进行反击(日后应梅光迪邀请回国筹办《学衡》就是最好的付诸行动),一方面又从内心对这一切感到悲观,一心渴求灵魂自救之术.而梅光迪之言行也是如此——一方面对于胡适的“暴得大名”颇不服气,所以才有到东南大学招兵买马以对抗胡适之举动,另一方面其实也有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与悲凉,且看其留美期间与胡适书信往来中这样的文字:

吾对于此邦留学界已绝望.决意跳出此范围.暑假时有暇当作文鼓吹停止官费留学.以吾国派官费留学美国已五六十年,实无一个人才也.此最可痛哭之事. 还有这一段: 迪谓古今大人物为人类造福者皆悲观哲学家,皆积极悲观哲学家.何则?彼皆不满意于其所处之世界,寻出种种缺点,诋之不遗余力,而立新说以改造之.孔、老、墨、佛、耶、路得、卢骚、托尔斯泰及今之社会党、无政府党党人此一流.尚有一种消极悲观哲学家,以人世为痛苦场,为逆旅,而以喜笑怒骂或道遥快乐了之.如杨朱、Epicurus及吾国之文人皆属此流.此种人于世无用,吾辈所深恶.至有所谓optimi哲学,吾谓毫无价值,其实即positlvepessimi之变名耳.有悲观而后有进化.西洋人见人生有种种痛苦,思所以排除之,故与专制战,与教会战;见人生之疾病死之,遂专力于医学;见火山之爆裂,遂究地质;见天灾之流行,遂研天学及理化,此皆积极悲观,因有今日之进化.吾国数千年来见人生之种种痛苦,归之于天,徒知叹息愁困而不思所以克之,此纯属消极悲观,所以无进化也.同一悲观,一为积极,一为消极,收效相反至于如是.明于此即可知中西文明与人生哲学之区别矣.今人多谓西洋人生哲学为乐观,东洋人生哲学为悲观,而不知皆为悲观,特有积极消极之不同,此迪所独得之见,不知足下以为何如?故吾辈之痛恶留学界,亦系积极悲观,非可以痛恶了事也.

这两段写给胡适的文字汲为重要,对于理解梅光迪为何先是赞同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后来却又竭力反对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上和思想上的解释.所谓“消极悲观”大致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而“积极悲观”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梅光迪显然认为他和胡适都属于后者.如果我们不过分看重他与胡适的争论是“意气之争”的话,则从梅光迪所认可的“积极悲观”哲学方面可以更好解释.在梅光迪看来,既然留学美国的中国学子数十年没有什么建树,则他与胡适应该挺身而出为中国做点什么.如此他对胡适的提倡白话诗提出质疑除了有内心隐隐约约的不服气和好胜之心因素外,恐『白更多出于他要以此行为证明他的积极悲观哲学之有效和必要罢.这里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最早试验创作白话诗的是梅光迪,那么胡适的态度会如何?赞成还是反对?假如胡适没有留美,或者更确切说没有拜于杜威门下,则他有可能如同梅光迪反对他一样反对梅光迪—一在此之前的胡适其实一直以文言诗词抒隋言志.而梅光迪如果不是接受了白碧德的新人文主义,则既然他与胡适之前都主张要有一个“文学革命”,则对试验创作白话诗的胡适可能就不会反对甚至可能欣然加入这“试验”.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而且即便如上所述都成为现实,也很难断定他们各自对白话诗的态度怎洋.事实上,认真辨析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心态特别是他们论辩中的微妙心理极为重要,胡适一直强调正是受到梅光迪持续不断的攻击和质疑,才促使他坚持“尝试”创作白话诗,在此之前他那个著名的小纸条引发其思考语言变革问题的事例也是如此.而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好强好胜的梅光迪,两人性恪的倔强和不服输相辅相成、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他们分道扬镳.他们在思想和文学观念上本来有很多一致之处,到此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总之,对于早期的《新青年》如火如茶之发展,可以用胡适日记中的一句话进行概括,那就是:“夏日也有冬天之气息”——这气息不仅来自陈独秀、钱玄同和周氏兄弟,其实和胡适也有关系.《新青年》后来走向分裂的差不多同时,《学衡》内部也出现分歧,梅光迪后来更是干脆放弃对《学衡》的关注,这一切看来绝非偶然.除了思想观念的分歧外,其主要人物的性格、心态、同乡或同门因素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有时他们之间的某些微妙关系也很有值得研究之处,例如莎菲女士(陈衡哲)在胡适与梅光迪论辩中的特殊作用,她的立场和态度如何影响和刺激了胡适等,似乎就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这些就为后世的文学史撰写者和阐释者,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之后那些文学社团或文人群体之间论争及内部矛盾,也许同样可以从这个视角解读.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插图作者:赵延年

上文总结:上文是关于对写作《狂人日记》和《新青年》和随想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狂人日记本科毕业论文狂人日记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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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狂人日记》的哲学寓言形态与其意义 摘 要狂人日记是由鲁迅创作的一部反映社会现实并且对于当时社会迷信、封闭与残害人民现象的批判 基于此对狂人日记的哲学寓言形态进行了分析,并且阐释了狂人日记在批判传统封建礼教、对人性进行反思以及启蒙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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