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与其影响，该文是国家治理类学术论文怎么写和启蒙主义和国家治理取向和影响方面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季卫兵1,刘魁2
（1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94；2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89）
摘 要：启蒙主义是影响西方国家及部分非西方国家近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思想观念.西方启蒙主义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应当崇尚科学理性精神、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保障公民自由参政,以及由政府提供国民教育.其局限性是,在资本主义的启蒙目标与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在工具理性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理性的诉求之间存在偏离,特别是作为愿景的价值追求与付诸行为的价值实践之间存在背反.有甄别地借鉴启蒙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组织动员、目标引领、价值唤起和反思优化等合理成分,将有助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和实现.
关键词：国家治理；启蒙主义；价值取向；西方国家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46-04
基金项目：2012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多元现代性境遇与文化强国路径研究” （2012SJD720014）；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嬗变与重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教育信仰研究”（14YJC880023）.
作者简介：季卫兵（1979-）,男,江苏张家港人,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治理理论与实践；刘魁（1964-）,男,安徽祁门人,博士,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后现代哲学、现代性与中国发展.
在西方语境中,“启蒙”一般特指17-18世纪由英国、法国、德国等率先开启并影响到几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及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治理路径.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启蒙主义几乎贯穿于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国家治理的各个历史阶段,是一条或隐或现的重要价值主线.尽管西方启蒙主义的局限性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批判,但时至今日,启蒙的思维方式以及启蒙主义的一些价值诉求仍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共鸣并可从中获取一定的反省和借鉴.
一、西方启蒙主义及其国家治理取向的形成
西方启蒙主义的形成和确立充满了艰辛、反复和曲折,是近代以来欧美主要国家民众反对没落的封建专制统治、寻求建立政体并进而推动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伟大斗争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西方启蒙主义及其治理取向的形成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
一是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与宗教神学的虚无愚昧之间的冲突.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神学几乎成为了统治世间一切的“最高权威”,这导致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有一个神的意志一劳永逸地存在,它规定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一个民族、一个个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顺从神的意志的多少来衡量.”［1］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以及16-17世纪的一系列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及其揭示的自然世界的真实图景和认识事物的方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基本看法和思维习惯,并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倾向.可以说,迈着大步稳健发展的近代自然科学,与日益没落守旧却仍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宗教神学之间的冲突,是西方启蒙主义取向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
二是经济社会的兴盛趋势与封建专制的禁锢压制之间的冲突.在经济领域,自然科学的发现和新兴技术手段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也对传统的封建制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逐渐兴起.但与此同时,封建政权的苛捐杂税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加繁重,严重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思想领域,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文主义思潮得以兴起和蓬勃发展,中世纪的“幽灵”在人文主义面前已经风光不再,而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则进一步对以教皇为首的宗教权威发起了挑战.正因为如此,广大民众开始尝试以新的视角、新的思维去看待世界、解释事物和展望未来图景,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和丰富,也削弱了宗教、王权在民众中的神圣和威严.封建专制下的沉重苛捐杂税和愈发强力的思想禁锢、言论压制等与广大民众尤其是新兴力量要求繁荣进步和开明包容的呼声之间形成了直接冲突,这迫切要求形成一种新的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以冲破旧思想、旧制度、旧政权的藩篱,而作为这种新的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最重要代表,启蒙主义呼之欲出.
三是新兴阶层的参政诉求与君主政体的集权之间的冲突.启蒙主义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2］33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导致了西欧各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手工业主、手工业者、市民阶层以及资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变革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按照当时的身份等级,贵族和教士属于特权阶层,占据国家的军政、司法、宗教等要职,而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和广大农民则属于第三等级,承担繁重税赋,承受着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压迫.为了争取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削弱甚至推翻封建统治,新兴资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3］伴随着启蒙运动的持续发展,逐渐形成了启蒙主义思潮,为西方尤其是欧美近现代国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价值基础.
经过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的启蒙运动,启蒙主义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逐步形成.在人文思想方面,涌现出了霍布斯、洛克、休谟、斯密、弗洛森、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等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他们的言论、观点、著述以及社会活动是启蒙主义思想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国家治理实践层面,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和《联邦宪法》（1787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德国的《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年）等,或是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或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上述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方面的启蒙主义取向.
二、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与实践
西方启蒙主义具有多维性,并非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学派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倾向,不能视其为一套同质的思想体系.总体而言,启蒙主义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国家政权和进行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遵循.
第一,将崇尚科学理性精神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前提.启蒙主义认为科学理性能有效解释自然现象,将其推广至政治生活领域必将有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序运行.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其从由维护宗教转向维护国家本身.在资产阶级建政初期,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巩固政权,就需要进一步摆脱宗教神学的余威,宣扬“人的理性高于神的启示”的价值理念,通过确立关于自然、人类、国家、社会等的可知地位为世界祛魅,强化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和治理国家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并引导民众从对自然的膜拜和对神或上帝的迷信中解脱出来,参与到建设新政权、新社会和新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发展经济,就需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不是神的旨意来组织生产活动,获取经济效益.一方面,需要人们通过获得自然科学知识,增强运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以更好地摆脱自然的束缚,并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生产原材料以扩大再生产,从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另一方面,鼓励人们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不断走向成熟与自主,努力挣脱传统等级秩序和封建经济运行秩序（如封建行会）的束缚,从而更加能动和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去.
第二,将明确政府权力边界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启蒙主义认为,封建纵权、贪腐、压迫民众、为所欲为,原因在于权力不受限制,代表封建贵族的王权、代表上帝的神权与新兴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农民等所期待的公权之间缺乏必要且清晰的边界.因而,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限制成为启蒙主义国家治理观的重要旨趣之一.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或分立的思想发端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在18世纪被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完善,并在英国、美国等得到了具体实践.洛克认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是国家权力的主要体现,主张执行权与立法权相分立.孟德斯鸠在洛克“两权分立”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的立法权力、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即司法权力）应分立并相互制衡.［4］在具体实践中,英国的《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确立了基本的宪法原则,为推行资产阶级议会和实行以议会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提供了依据.美国的建政者们也清醒地意识到“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5］作为权力分立思想的首次成功实践,美国1787年宪法实现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相互分立.
第三,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要义.在封建专制下,人是神明或王权的附属物,其创造力和自主性受到极大的抑制,生存的自由度和生命的质量受到重大影响.启蒙的目的,就是要引导民众摆脱盲从与迷信,找回自我存在的真实意义,确立自然状态和社会空间中的自我定位和自我价值.启蒙主义强调,人（即国民、公民或市民）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主体地位,而不是封建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神或国王.国民或公民可以在国家的物质生产、法律制定、权力运行、文化创造、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当然,不同国家的治理活动在“尊重人的主体作用”方面各有侧重,如17-18世纪英国的国家治理尤其注重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等,充分尊重个体的感觉、经验和利益.而在法国,则侧重于倡导“主权在民”和人的个性自由,《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强调国民是主权的拥有者,“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并且认为这是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的基础.［6］在此后的德国,则鼓励民众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美国是西方启蒙主义取向的集大成者,不仅强调尊重个性自由,保障公民追求自由、平等、财产、博爱等权利,还明确要帮助民众追求幸福.
第四,将保障公民自由参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在西欧封建时代,市民阶层自由参政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在启蒙主义影响下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使个人从宗教王权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脱离出来,并以原子式的独立个体形式与国家整体建立普遍关系、参与国家治理事务.一方面,启蒙主义强调个人参政的天赋性和平等性,主张每一位社会公民均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国家的运行与监督中,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参政的基本权利.例如,法国1793年宪法规定：“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使人能够行使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强调,“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7］另一方面,启蒙主义强调个人参与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义务性,通过立法形式规定公民参政的方式、范围和权利,从而使“公共事务本身反而成了每个个体的普遍事务,政治职能成了他的普遍职能”.［8］例如,在17世纪的英国,由民众决定赋税,同时为行政官员规定责任,加入陪审团参与法律事务.美国1787年宪法提出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共和主义倾向,认为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在制度框架内承担相应的政治使命,包括推选贤能之士来发现和追求公共利益.
第五,将政府提供国民教育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启蒙主义强调,民众是创立政权和有效实施国家治理的主要力量,而广大民众有效行使权利、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由政府主导实施国民教育,以此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培养“心智完善”“品德高尚”“身体健康”的公民.在国民教育的目标设定方面,启蒙主义明确提出要培养掌握科学理性知识、具有“自由” “平等”“博爱”精神以及热爱民族国家、政治的国家合格公民,引导公民不仅关心作为主体的“我”,还应关心作为群体的“我们”,并由此延伸至民族国家、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国民教育的组织实施方面,启蒙主义主张由国家提供教育资源,并坚决排除宗教势力对教育的介入和控制.启蒙主义还提出全体公民（不论贫富和地位高低）均应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公共教育法》均明确了国民教育的公立性和免费供给原则.在英国,马尔萨斯（T.R. Malthus）提出政府应当为普通民众提供教育,穆勒（J.S. Mill）提出政府提供国民教育并通过教育改变国民的习惯,而《1870年初等教育法》则以法律形式明确提出要以公办学校来填补教会学校的不足.
三、启蒙主义取向在西方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与局限
启蒙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理论渊源、思想根基和价值取向,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治理,而且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恩格斯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将代表启蒙主义思想的“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因为“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9］247列宁也强调,“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之一.［10］具体而言,启蒙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孕育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基本治理理念.启蒙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其“倡导的科学、、自由等价值理念,对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具有根本的价值引导和行为规范作用”.［11］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启蒙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成功地从思想变革引发物质变革和社会变革,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秩序的重构和价值理念的重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治理实践中提出或推行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权威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主张以及宪政、后现代等思潮,或多或少都可以从启蒙主义思想中找到渊源或者“影子”.因此,研究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有必要对启蒙主义进行重点考察,将其作为分析西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治理问题的重要参照.
二是推动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革命、改革与治理.启蒙主义形成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欧洲（尤指西欧）,有力推动了西欧国家的“各类政治制度”“各种知识的形式”以及“技术”等转型与突破.［12］在英国,启蒙开启的科技革命直接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议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英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和海外殖民扩张的能力.在法国,启蒙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给了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9］687760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出的共和、权力分立、社会契约、人权等思想在法国近代以来的国家治理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在美国,英法的启蒙主义思想进一步得到拓展和提升,《独立宣言》继承和发展了“天赋人权” “社会契约”等主张,第一次通过政治纲领的形式确立了“人权原则”,为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原则和价值基础.此外,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也深受启蒙主义的影响.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几乎都经受过启蒙主义思想的浸润,并使这些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治理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由特权到平等,由奴役到自由,由迷信到理性,把合乎逻辑的思想内化为坚定的意志,并上升为国家制度”.［13］
三是影响了非西方国家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启蒙主义是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和构建现代社会的内源性思想体系,它不仅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也深刻影响了许多非西方国家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一方面,部分国家和地区受启蒙思想影响而爆发的政治革命“把人民被分散、被溶化在封建社会各个角落的政治精神激发出来,由此引发了人民反思自身的理性需求,焕发了他们投身公共领域的政治”,［14］例如南美和非洲近代以来发生的反殖民斗争；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和地区受启蒙主义提出的科学理性、政治、国民教育等思想的影响,尝试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良,以期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和有效提升国力与民生,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最初20年,“向外国（主要是西欧）看的潮流弥漫了整个社会”,“日本社会的众多领域、它们的领导人和无数的知识分子都接触到了外来的影响,并传播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新型模式”.［15］在近代以来中国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奋斗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都深受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例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19世纪末期宣传进化论思想,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20世纪初期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其在辛亥革命后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并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发生在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的旗帜,反对专制和愚昧,极大地启发了民众的意识,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一事件被部分学者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
当然,受到历史、阶级、地域、文化等局限,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并非已经完善到“十全十美”.总体而言,西方启蒙主义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的启蒙目标与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启蒙主义试图构建的国家秩序和制度代表了当时西方新兴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发展的诉求,与封建时代的国家治理主张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远非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启蒙主义强调的信仰、宗教等自由,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及其新建政权通过思想的解放、科技的发展和制度的建立来进一步促进资本的扩张,推动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9］57马克思强调人在现代政治中的主体作用,提出只有超越自我意识和政治自由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批判启蒙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应立足“物质的生活关系”来重新奠定理性、政治、宗教等的本源性根基,通过历史和实践的视角来突破先验理性的束缚,从而把握对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进行改造的内在规律.
其次,工具理性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理性的诉求之间存在偏离.启蒙主义极力推崇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具理性一再泛滥,“理性万能论”最终使人不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从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激发人的参与热情、保障人的权益,并在此基础上符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求和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内在逻辑的制度,才是真正具有科学意义和价值理性的治理取向.由此可见,启蒙主义治理主张的工具理性与人类社会价值理性的诉求之间缺乏一定的张力.一方面,启蒙主义过度强调科学技术的工具作用,认为只有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才是治理国家的主体力量,启蒙由此滑入了理性自负和滥用的困境,人们从封建时代盲目崇拜神权、宗教、王权走向了过度崇拜资本、技术的另一个极端.无限崇尚科学主义僭越了对生命和道德应有的敬畏,物（尤指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逐渐凌驾于个人的道德责任之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34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泛滥及其与资本的结合孕育了资本主义危机,其中既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也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界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16］启蒙主义对个体解放和个人权利的过度强调,导致了个人主义的滋生和共同体意识的缺失,也加剧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蔓延,人类改造自然、掌控自然的能力似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也是生态危机、责任危机等现代性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最后,作为愿景的价值追求与付诸行为的价值实践之间存在背反.启蒙主义所描绘的国家善治图景及其价值追求在引导民众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在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之后,其之前倡导的价值理念并未在国家治理中得到完全实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价值追求与价值实践之间的二律背反.“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昏暗的地平线被计算理性的阳光照亮了,而在这阴冷的光线背后,新的野蛮种子正在生根结果.”［17］在法国,革命前为新兴资产阶级摇旗呐喊的启蒙学者们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提出了“理性王国”“永恒的正义”“平等的人权”等进步主张,而在革命后实际掌控政权的资产阶级却把这些变成了由其自身独享的东西.在美国,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高举启蒙理性大旗,鼓动民众奋起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后的资产阶级却强调其“传播文明”的使命,进一步加剧了对北美原住民的殖民统治.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并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在革命前后对启蒙价值观所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而认定启蒙本身就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
四、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有益启示
尽管存在着诸多局限,但西方启蒙主义毕竟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性设计的序幕,孕育了现代社会的诸多价值要素,至今仍有极高的价值.当前,中国正在全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此过程中有必要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进行恰当的扬弃,在整体性超越资本主义启蒙传统的同时从中获取有利于实现国家善治的合理养分.
一是注重发挥启蒙在国家治理中的组织动员功能.康德认为,“启蒙”就是“敢知（dare to know）”,［18］即敢于质疑无知和迷信,探究事物之本源.在当代中国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重视思想解放和思想发动是重要经验之一,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发了人们对“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种国家治理导向的争辩,从而成功地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实施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在当前一些重点领域的治理中,也应注重做好思想解放、舆论铺垫等启蒙层面的准备,以此更好地澄清大是大非,为突破治理困境、取得治理实效奠定思想基础.例如,加强生态治理不仅要完善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等法律法规,还应警醒人们敬畏自然,引导人们转变对生产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力所能及地参与到生态治理过程之中.
二是注重发挥启蒙在国家治理中的目标引领功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现阶段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其具体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但这一治理目标并非空洞的口号,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一个需要十几亿中国人民共同参与、共同担当、共同享有的伟大理想实践.因此,在当代中国,必须有效地引领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成为中国梦的价值倡导者和自觉行动者,使之以强烈的使命情怀将个人梦有机融入中国梦.这就要求关于中国梦的宣传教育立足历史文化传统、立足世情国情民情、立足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在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引领每一位公民积极发挥主体性并在其中真正确立自身的时代角色和文化身份.
三是注重发挥启蒙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唤起功能.从教化的角度,可以将启蒙视为一种对善的唤起,而这种唤起无疑将有效地扭转当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相割裂、工具与价值相偏离的治理困境.当前,以“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作用.一方面,应通过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具体化,并将其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价值选择和价值行动；另一方面,应大力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精髓在当代中国的转化与借鉴,使之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内核.
四是注重发挥启蒙在国家治理中的反思优化功能.国家治理是一项艰巨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治理过程往往具有挑战性、探索性和风险性.注重运用启蒙主义所蕴含的反思、批判等合理主张,能有效地避免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风险失控和方向偏离,从而有利于国家善治目标的实现.在当代中国,一方面应引导人民群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西方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困境,批判地吸收西方国家治理中的合理要素,从而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另一方面,应注重对当代中国治理历程、经验与教训的回顾和反思,积极为优化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确立适宜的治理价值取向等积淀涵养,从而切实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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