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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育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与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类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分类:硕士论文 原创主题:体育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20

我国体育治理演进,该文是关于体育自考开题报告范文和演进和治理和体育有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董红刚

(安徽工程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和专家访谈,梳理了建国以来的重大体育事件和体育政策文件,厘清了我国体育治理的发展脉络,总结出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的特征,旨在提出未来我国体育治理运行机制需关注的4个要素.我国体育治理演进大体分为5个阶段,2条脉络贯穿始终:一是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二是以全民健身为代表的群众体育,在“体育为国”与“体育为人”中寻找社会认可、国家认同的均衡结果;3个主体复杂博弈: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市场主体、体育社会组织依次登台且反复切割边界,寻求内部结构均衡与外部协调发展.在这种“2脉络3维度”的分析框架下,我国体育治理演进呈现出4个特征:渐进性、反复性、导向性、收敛性.体育体现着强烈的国家意志,正因如此,调整体育治理结构、优化体育治理主体才会出现渐进性与反复性,最终政府、社会、市场在不同的体育子结构中收敛于最优匹配,进而建立体育全面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的未来路向:构建多中心体育治理结构的制度形态,凝练互构共生的多元化体育治理主体,完善多样化体育治理手段的策略集合,制定社会化体育治理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且,将多中心结构、多元化主体、多样化手段、社会化评价4个要素通融于体育治理运行机制中.

关键词:

体育管理;体育治理;体育善治;治理机制;演进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8)09001807

Progress of Sports Governance in China

DONG Honggang

(School of P.E.,Anhui Polytechnic Univ.,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Important sports events and sports policies were studied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ports governance in China through literature study and expert interview in order to summarize features of the sports governance in China. Four elements of sports governing operating mechani of China are put forth. The progress of sports governance of China i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with focuses on competitive sports represented by the Olympics and sports for all through national fitness. Social recogni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are pursued through sports for the country and sports for the people. Sport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sports market main bodies,and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seek for internal structural equivalence and exter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governance of China is gradual,repetitive and oriented because sports reflect strong national will. As a result,after adjusting the sports governing structure and optimizing the sports governance main body,government,society and market will build sports substructure,operating mechani and support system of sports overal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orts governance of China is to build multicentre sports governing system,to form diversified sports governance main bodies,to take diversified sports governing measures,to formulate social evaluation. Multicentre structure diversified main body,diversified measures and social evaluation should be combined into sports governance mechani.

Key words:sports management; sport governance; good governance in sports; governance mechani; progress

正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宋神宗,《资治通鉴》序言),每到一个历史转折点或者一项改革关键点,学者们都要进行详实的历史考察以鉴新政、以镜新路.本研究中,笔者抓住体育治理演进的“结构与主体”,透过体育事件和政策文件观察体育治理主体的博弈及其导致的体育治理结构的调整,研究我国体育治理的演进轨迹.

1文献述评、研究方法与本文框架

曾经,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编写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体育》[1],体育学术界诞生了一批体育史杰作[24],回顾了我国体育发展的历程,梳理了我国体育发展的脉络,总结出我国体育发展的规律,这些成果为体育研究夯实了基础.当下,改革开放40周年,有学者以“体育治理”为切入点,梳理并总结了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历史沿革[56],指出我国体育由管理转向治理是必然趋势.还有学者梳理国外体育发展历史,通过横向的比较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借鉴[7],他们指出域外体育政策的演进遵循着:政府主导→市场/社会主导→政府收权→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体育治理运用的手段遵循着: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多样化手段综合运用.事实上,诸多学者指出我国体育治理的未来路向是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58].

关于体育治理演进与治理(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中外学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Tom Ling(2002)指出治理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现有公共部门的组织结构[9];Tom Christensen(2007)提出治理注重组织间合作的灵活性和实效性,而非形式化的治理结构[10];Eugene Bardach(1998)认为治理是行为和过程而非组织结构重组[11].显然,西方学者研究体育治理没有停留在结构的探讨中,他们似乎认为权力制衡的结构与生俱来、理所应当,而体育治理结构只不过是社会组织结构、国家权力结构的缩影.任海(2013)提出跨界整合的结构概念[8],将体育治理引向整体性治理;杨桦(2014)提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之一就是结构的现代化[12];易剑东(2015)认为足球联赛治理的关键是打造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13],治理结构是根本问题.应该说,在我国社会结构不断分化重组、而行政优化与权力固化共存的当下,探讨体育治理结构似乎很难却尤其关键,俞可平(2000,2008,2014)则直接指出结构是治理的基础性条件[14].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将“治理结构”引入体育治理演进的分析框架,即分析我国体育治理演进脉络中呈现出的结构与主体互动演化.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谈法,以年鉴、事件、政策文件为分析样本,辅以体育史领域的文章(以CSSCI为基准检索得出文章86篇,剔除无关文献,重点分析41篇),针对体育发展阶段的划分和体育治理未来路向的问题,访谈了6位体育界知名学者.本文写作框架是:“历史梳理→特征分析→未来路向”,笔者首先梳理建国以来重要的体育事件和政策文件,遵照专家的意见,将我国体育治理划分为5个阶段,分析每个阶段体育治理结构与体育治理主体的互动演化;进而总结出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的4个特征;最终得出演进结果,即我国体育治理现代化的4个要素.

2我国体育治理的演进(1949-2017)

2.1第一阶段(1949-1978),政府一元结构、行政动员为主和多部门联合治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乃至政治、经济、社会的主要任务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及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在资源匮乏的背景下,政府提出多部门联合供给体育产品,有效地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开展.

1949-1952年,青年团是政府体育工作的领导机构,体育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青年团以及教育、妇联、工会等部门的协同[6].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为国家体育工作的领导部门,负责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一五”计划将开展群众体育运动作为体育工作的重点;明确指出:“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6];随后,《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出台,将体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为主题,依靠政治动员较好地协调了学校、职工、军队以及少儿、青年、妇女等体育子结构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版)将体育融入教育、劳动、生产力保障等领域,实现了多部门、多层级共同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良好局面.1956年,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提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确立了体育工作群众普及、竞技提高的目标.1959年4月,体育工作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在广泛开展群众体育运动的基础上提高体育水平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6],周总理强调开展群众体育工作多部门协同的重要作用,而竞技成绩则是体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考核指标.1952-1966年,由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单项体育运动委员会、地方体育运动委员会构成的“三位一体”体育行政系统逐渐成型[6].之后,进入到“”时期,体育工作被迫全面停滞.

这一阶段,无论是宪法1954,还是劳卫制,亦或是三位一体的体育行政系统,都难逃行政主体、命令动员的宿命.因此,体育治理结构与主体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一元治理结构,依靠行政命令、行政动员、政治纲领的治理手段推动多部门联合治理体育事务.

2.2第二阶段(1978-1992),体育行政部门全权负责、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观念固化、思维僵化,国家层面亟待突破路线的藩篱,选择以农村土改和对外开放治理“顽疾”.中国体育选择竞技优先发展战略,并逐步走向以竞技体育为中心、以制为特征的“中心-边缘”体育治理结构.

1979年10月25日,《名古屋决议》标志着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国竞技体育重新登上世界舞台.1978-1980年,连续3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都在探讨我国体育发展战略问题,明确了各级体委全权负责各地体育工作,并提出:“省一级以上体委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基础上,侧重抓提高”[1]的战略思想.“体育强国”于1980年前后正式提出[1,3,4,6],之后,各级体育部门逐渐达成竞技优先的发展战略,形成了思想一贯制、训练一条龙的发展机制,在体育资源动员与整合、运动项目设置与布局、运动员培养体系上构建了学术界所指的竞技体育制发展模式.《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发〔1984〕20号),正式确立竞技体育制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体育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取得了一系列好成绩,党多次进行了褒奖,提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在洛杉矶和巴塞罗那奥运会我国金牌数都是第4名.此后,我国的竞技体育制发展模式逐渐固化.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以夺取奥运金牌为主要目标、以行政全权负责为主要方式、以动用公共财政为主要手段,追求体育的锦标主义和国家荣誉,而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则向低端竞技体育转变[6],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企业养运动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表面上是各层级、多主体参与的局面,实际上是主次有别的“中心-边缘”体育治理结构,当高校、企业意识到他们只是在承接竞技体育的发展成本且无法获得正当的利益诉求,这种竞技体育为中心、群众体育边缘化的结构还能维持多久?

这一阶段,制约体育发展的责权不分、管办合一、经费不足等问题,未能解决;体育工作由多部门、多层级协调应对转变为体育行政部门全权负责的局面,弊端渐显.因此,体育治理结构与主体的主要难题是如何引入市场主体,以破除单一的治理结构、行政主体、行政手段.

23第三阶段(1992-2001),市场主体进入体育治理结构、开启体育法治化时代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体育领域以足球改革开启体育市场化、体育职业化,国家层面推动经济主体进入体育治理结构并期望其发挥重要作用.随后,国家层面又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推进体育事业法治化.

1992年11月,在广东中山召开的全国体委主任座谈会上提出:“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1]的体育改革发展思路.1993年5月,《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确立体育市场化改革目标,着重强调国家调控、依托社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1].随后,足球、篮球、排球相继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开启了中国体育市场化、体育职业化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及《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均于1995年出台,显然,国家层面希望通过引入市场主体应对体育资源匮乏的危局,希望通过体育法治化保障体育市场化、体育职业化,希望通过“双轨制”引导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理顺关系、协调发展.然而,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依然将竞技体育作为工作的中心,四年一度反复强化竞技体育,导致“两个计划”及其后的“两个同行”时常偏离,也导致了体育市场化过程中治理主体的越位、错位与缺位.1998年3月22日,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刻意弱化体育行政权力,明确提出体育行政部门由“办体育”转变为“管体育”的改革思路.但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体制机制埋下诸多隐患,导致体育经济主体、体育社会组织、体育行政部门之间关系逐渐演变为深层次矛盾.

这一阶段,困绕体育职业化改革的结构、主体、手段、评价问题,竞技体育人才计划内培养与计划外运营问题,以及体育治理主体责权利不对等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因此,体育治理结构与主体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厘清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市场主体之间的边界.

2.4第四阶段(2001-2012),体育行政部门主导治理、市场主体和社会团体趋于弱势

新世纪,国家体育工作紧紧围绕着北京奥运会展开.各级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广泛宣传、资金投入,强化体育行政部门的主导作用,综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树立一切为了北京奥运会的观念.

2001年申奥成功以来,各级政府的体育工作进入全面备战北京奥运会阶段.《、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发〔2002〕8号),筹办北京奥运会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各相关地区、部门要密切配合,全力备战北京奥运会[1].《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发挥制优势、抓好四个落实、扎实推进准备工作,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最终,北京奥运会盛况空前、完美落幕.然而,竞技体育发展的成本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以竞技体育为主体结构、以行政部门为治理主体、以国家投入为主要手段、以夺取金牌为主要目标引发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尤其是各级体育局在体育资源分配过程中对全民健身和学校体育的侵占和压制[28],在中国体育改革开放30周年成果统计中,国家体育总局在群众体育的资金投入连续5年(2001-2005)不足体育事业费1%[1],这是总书记在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国体育要实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主要原因.可见,高层对体育的理解是强在基础、大在精英,体育强国是体育子结构并行不悖、协调发展.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第560号令),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群众体育在体育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随后,各地体育局在群众体育上增加了投入,广场舞、健身走风靡一时,但是,中国体育直至2012伦敦奥运会都未见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

这一阶段,我国体育结构事实上形成了一切以北京奥运会为中心的格局,国家虽然采取了促进全民健身的诸多措施,但相对于各级政府部门在竞技体育上的投入,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在资源分配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体育体制改革基本停止甚至倒退,呈现出明显的内卷化特征[15].因此,体育治理结构与主体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协调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之间的结构与关系.

2.5第五阶段(2012-至今),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并逐渐收敛于最优匹配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坚决推进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体育治理体系改革迫在眉睫,学术界积极建言献策,而地方政府不温不火,暴露出现行体育管理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强调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体育产业在体育结构中的支撑性作用,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权.《体育总局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体政字〔2014〕124号),坚持放权思路,为经济主体和社会团体在体育治理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便利.北京2022冬奥会申办成功,开启了我国现代体育赛事运作模式——以市场运作为主,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政府承诺公共财政做到“不盈利、不亏损”.北京冬奥会以大型体育赛事带动体育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房地产业,承担着寻求新经济增长点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任,承担着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和带动3亿人上冰雪的重任.《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国办发〔2015〕11号),明确“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足球改革思路,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全力推动校园足球发展,把兴建足球场作为硬性要求纳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2016年,中国足球协会(简称“足协”)顺利完成“脱钩”改革,截至2016年底全国近四分之三的地方足协完成脱钩.然而,足协脱钩后的运行机制亟待思考,支撑职业足球发展的制度体系亟待落实,攸关方角色转换过程中如何明确功能定位和理顺相互关系亟待.与此同时,姚明率众“逼宫”,历经反复谈判,《CBA职业联盟成立方案》浮出水面,组建中职篮公司,明确了股权结构,CBA改革再赴征程.

这一阶段,我国体育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以撬动僵化的体育利益集团,以体育产业、职业体育改革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体育市场主体、体育社会团体日趋强势.此时,体育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完善体育行政部门、体育社会组织、体育市场主体的多中心制衡结构,框定多元治理主体的责权利边界,寻找结构与主体的最优匹配.

3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的总体特征

我国体育治理演进总体上呈现出渐进性、反复性、导向性、收敛性4个特征,具体于体育治理结构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体育治理主体及其手段由单一转变为多样、体育治理机制由刚性转变为弹性.当然,上述特征仅仅是国家导向的结果,最终能否收敛于最优匹配,将是国家导向与社会选择的均衡结果.

3.1渐进性

渐进性具体于体育治理机制的稳步调整.善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其首要指标是运转顺畅的体育治理机制,而渐进性是协调利益关系、达成妥协方案、理顺运行机制、实现优化改进的保障.

以足球改革为例,1992年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历次调整都是渐进地重组权力结构与权利关系.初期,足球改革采用了过渡性制度设计,即足球管理中心(简称“中心”)与足协“两块牌子、一套人马”.1993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选择的赛事推广商是IMG(国际管理集团),最终由于利益纷争不得不终结合作.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立中超联赛股份公司(简称“中超公司”),公司股权结构是足协36%、俱乐部64%(每家4%),试图调节足协、中心、俱乐部之间的利益矛盾.然而,两任中心推荐的董事长都卷入了足坛扫黑案,管办分离方案却迟迟未能实施.随着足球职业化的发展,足协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结构弊端日益突现,但是,既得利益者有意固化过渡性制度设计,阻碍改革.直至北京奥运会,中国事实上延续着以中心的名义发布行政命令,以协会的名义出现于国际场合[16].北京奥运会后,中超公司、俱乐部和学术界均期待的改革也未出现.2012年以来,习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足球事业,高层积极推动足球改革,启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陆续出台;2016年,足协完成脱钩改革,足协成为社会团体,迈向依法自治.

3.2反复性

反复性体现在结构与主体的调整以及目标与手段的调试.纵观中国体育发展史,贯穿始终的是调整结构、优化关系、厘清功能、明确边界.国家一以贯之的“双轨制”体育政策,实践中却异化为“一手硬、一手软”,改革周而复始.

中国体育一直在“体育为国”与“体育为人”之间反复调试,在追逐金牌的竞技体育与为了健康的群众体育之间寻找均衡.从体育治理结构与主体来看,1992年和2001年是2个转折点:1992年之前政府是唯一治理结构,不同的是第一阶段注重群众体育而第二阶段倾向于竞技体育;1992年之后引入市场主体,开启二元治理结构时代;2001年,借北京奥运会之风,体育行政主体将市场主体转变为服务主体,体育治理重回一元治理时代;学者们期待2008年以后出现的三元治理结构,直至2014年才破茧而出.从体育治理目标与手段来看,国家始终坚持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同步发展,具体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战略和计划同年出台”、“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体育为人”始终停留于口号和笔头,甚至出现群众体育的资金投入连续5年不足体育事业费1%的怪现象.事实上,在“体育为国”的脉络上,北京奥运会已经走到了极致.巅峰之下,一些诸如体育治理结构碎片化、体育治理主体隔离化、体育治理手段模糊化、体育治理评价形式化等问题凸显,加之体育治理主体的责权利不清、目标不一致以及部门利益化、行为短期化等固有问题,导致体育治理主体相互冲突日益加剧,一种以人为本的整体性治理思路呼之欲出.

3.3导向性

导向性对应的是体育治理主体的行为及其选择策略.体育治理演进轨迹本应该是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结果,然而,我国体育行政部门的绝对强势,导致中国体育的每一步都烙印着政策工具的痕迹,体育政策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呈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劳卫制”适时提出并完成了这一任务.在我国外交孤立的时期,“小球转动大球”成为体育外交的最佳诠释,“乒乓外交”为国家争取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制”是实现竞技赶超、提振民族精神的最优选择,事实上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各级领导反复强调“我国体育得益于制”[17]、“坚持和完善竞技体育的制”[5].在竞技体育制发展模式陷入资*颈后,国家层面推动体育市场化、体育职业化,试图以体育产业服务竞技体育.在国家借大型体育赛事展示民族复兴时,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冬奥会轮番上阵,在世界面前唱响中国声音.当下,国家强调群众体育的基础性作用与体育产业的支撑性作用,体育产业迎来春天,足球治理改革随之启动.如果说,“体育为国”转变为“体育为人”是体育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这种内在要求也需要国家导向,助其实现.

3.4收敛性

收敛性主要是指体育治理结构,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一元结构,到改革开放引入市场主体,再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逐渐确立的政府和市场二元结构,进入新世纪强调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最终演化为三元治理结构并逐步收敛于最优匹配.

中国体育经历了近70年的演进,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市场主体、体育社会组织反复博弈,体育政策在三者之间反复均衡.时至今日,我国体育终于从“体育为国”走向“体育为人”.此时,整合、协调、优化结构关系尤其关键.须知,政府、社会、市场的互补性决定了体育治理演进的收敛性,而所谓的收敛性就是三者的结构比例和结构关系趋向最优,进而建立起体育全面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比如体育职业化改革,正因为体育行政部门、体育社会组织、体育市场主体具有互补性,因此,由体育行政部门一元治理转变为政府和市场二元治理直至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治理结构,职业体育不断获得新生、创造更高效率.事实上,重构政府、社会、市场的责权利边界并收敛于最优匹配,核心是处理好社会内生和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为此,体育行政部门立足于监督、服务、决策,赋予体育市场主体自主权,赋予体育社会组织自治权,而一个运转良好的体育治理体系为社会提供治理范式、为政府提供自治标杆、为市场提供公共秩序.最终,体育治理运行机制收敛为政府、市场、社会在不同的体育子结构中主导治理.

4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的未来图景与实现路径

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的路向是体育行政部门的治理边界不断收缩、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主体的治理边界不断拓展、三者之间逐渐收敛于最优匹配.最终,形成多中心结构、多元化主体、多样化手段、社会化评价四位一体的体育治理运行机制,理顺主体所处的结构、主体运用的手段、结构的稳定状态、手段的效果评估.

4.1多中心结构:体育治理的制度态

体育治理结构是体育治理的存在样态、运动状态、制度形态.因此,多中心体育治理结构是利益相关者展开博弈的基础性要素,是多元治理主体占有体育资源的方式与比例及其关系格局,是体育治理运行机制在组织结构、权力划分上的设计.

现代治理结构与传统管理结构的区别在于多中心结构与单一化结构.总体上,我国体育治理变革沿着:“从单一行政化管理转变为多中心合作治理、从刚性管制转变为弹性服务、从事无巨细转变为有管有放”的理路推进,体育职业化改革、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足协脱钩改革都是例证.然而,多中心结构中权力如何划分、主体责权利如何界定,究竟应该是政府主导多元合作治理,还是多中心网络化治理,一直存在争议,问题直指喧嚣已久的国家体育总局改革.未来,我国体育治理结构是分类主导、互斥共存、协同共治的图景,多中心结构互动演化,多元化主体合作博弈.实现路径:政府主导治理公益性较强的领域,群众体育属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学校体育攸关民族兴衰和国家战略,政府的责任在于支撑这些“无利可图”的体育子结构;市场主体主导治理职业体育,为能够职业化的竞技体育项目提供资金、管理、服务;社会组织作为不可或缺的第三方,在诸多体育子结构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为竞技体育提供基础、为体育产业提供服务、为学校体育提供指导.最终,不同主体在诸如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等体育子结构中主导治理并收敛于最优匹配,实现体育善治.

4.2多元化主体:体育治理的互构源

多元化体育治理主体存在多样化利益诉求,主体之间互构共生、博弈妥协的均衡结果是形成多中心体育治理结构,多元化主体匹配多中心结构并收敛于最优,实现多元化体育治理主体与体育治理机制、多样化体育治理手段、社会化体育治理评价的契合.

主体与结构能否匹配,取决于权威来源.理论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权威是一种尊崇治理规则的权威,多元体育治理主体在统一的规则体系中通过合作与竞争调适责权利关系.现实中,体育市场主体、体育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体常常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因此体育治理主体可以多元化、但责任主体仍然是体育行政部门.未来,多元化主体能否收敛于最优,取决于体育行政部门在何种领域应该退出、又在什么领域必须介入.实现路径:体育行政部门要分权,助推体育市场主体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理顺职业体育与行政管理的关系,理顺体育协会与管理中心的关系;体育行政部门要放权,把体育产业还给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改革职业体育体制机制,完善体育社团规章制度;体育行政部门要监权,善于运用法律、规划、金融、税收等政策工具进行监督、引导和问责,把自身责任界定为制定政策和监督管理.最终,依靠制度和道德来规范主体行为和协调主体关系,将互构、互斥、共生的多元体育治理主体凝聚起来,实现体育善治.

4.3多样化手段:体育治理的策略集

体育治理手段是体育治理操作层面的要素,有别于体育治理结构的基础性和体育治理机制的系统性.手段是主体基于约束条件的选择策略,体育治理手段的灵活多样与合理运用攸关体育治理绩效与体育结构演变.

体育治理的行政手段是命令、指令、规定、文件等,其优点是直接有效,但存在主观性、局限性、随意性以及诱发短期行为等缺陷;体育治理的经济手段是金融、税收、产业政策等,其符合社会内生与市场调节的要求,更易均衡各方利益,但需具备完善的市场规则和法治环境;体育治理的法律手段是体育法律、法规、条例等,其制定环节时间长、成本大、存在滞后性,但长期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显然,各种手段不一而足、利弊共存.传统的体育管理以行政手段为主,经济手段为辅;而体育治理主张手段的多样性,倡导运用协商性、规劝性、志愿性的手段.事实上,依靠单一手段治理体育事务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是应对同一事件,主体也会根据约束条件的变化选择不同的治理手段,所谓善治就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治理体育事务.未来,我国体育治理手段的运用原则是慎用行政手段、善用经济手段、惯用法律手段.实现路径:行政手段转变为救助和监督,在用尽经济手段、社会手段、法律手段后,适时启动行政手段,即行政手段承担着终极救助和监督实施的责任;经济手段致力于引导和服务,制定产业政策引导社会资本供给体育公共产品,制定税收政策服务市场主体优化投资环境;法律手段立足于保障和仲裁,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市场主体的自主权、体育社团的自治权、社会公众的健身权,立足于仲裁处理体育纠纷事件.最终,形成多样化手段分类运用、统筹协调的局面,实现体育善治.

4.4社会化评价:体育治理的认可度

体育治理评价是测定体育治理绩效的科学工具和引领体育治理走向的有效手段,是体育治理体系与体育治理能力获得社会认可的保障性要素[18],社会化评价的基点是程序规范化、指标科学化、监督化.

我国体育治理评价必须回应2个问题:一是如何契合?源于西方的体育治理目标和评价指标体系与中国国情如何通融,中西方在历史文化、经济水平、社会形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所谓的通行标准不可能是西方标准,因此,我国体育治理评价不是简单的移植或者借鉴,而是探索中国特色的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如何落实?我国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尚处于理论构建阶段,很少有历经数据检验和实践修正的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缺乏实证研究的体育治理评价根本无法回答:设计什么样的评价标准才能够反映出我国体育治理目标、本质、效率的问题.当下,我国体育治理评价应该着力扭转行政越位、社会缺位、主体错位的局面.未来,我国体育治理评价体系应该着重思考具体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逻辑结果,以包容能力统领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体育善治作为评价体系的逻辑结果[18].实现路径:围绕着结构的科学性、主体的合理性、手段的可行性、机制的完善性,以及指标的弹性、责权利配置的均衡、评价主体的社会化,设计、测度、合成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再选择典型领域进行实践、检验、修正评价指标体系,事实上足协已经委托某课题组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且初步定于2018年开始实施.最终,出台并落实国家认同、社会认可的体育治理评价体系,实现体育善治.

5结语

体育为了谁?体育依靠谁?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反复纠缠中,“体育为国”演进为“体育为人”;在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市场主体、体育社会组织的反复博弈中,体育治理演进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然而,多中心结构与多元化主体迟迟未能收敛于最优匹配,迫使学者们不得不思考我国体育治理的路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多中心体育治理结构、多元化体育治理主体、多样化体育治理手段、社会化体育治理评价将通融于体育治理运行机制中,形成体育为人、法治为基、社会为本、产业支撑、行政服务的局面.要想达成这种体育善治的状态,需以多中心结构作为我国体育治理的制度形态,在多元主体的互构共生中谋求利益契合,在多样化手段互补互促中丰富治理策略的备选集合,在体育善治的统领下构建社会认可的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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