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林罗山诗文对楚辞的接受，本文是楚辞毕业论文题目范文跟林罗山诗文和楚辞和接受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郭建勋
李 慧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关键词：林罗山；屈原；楚辞；接受
摘 要：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儒学家林罗山诗文多达数千篇,其中文学作品甚多,且深受“楚辞”的影响.林罗山崇敬屈原、熟读并深研“楚辞”,故自觉从中撷取题材,大量选用化用相关语词意象作为艺术资源,并对楚骚句式、体制加以合理而灵活的运用,从而丰富了其表现手段,增强了其诗文的抒情性和生动性.林罗山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但在对峻洁品格的坚守、有志难骋的悲怅和“老冉冉其将至”的惜时焦虑方面,也与屈原精神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然而林罗山不具备屈原那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为追求真理不惜身死的抗争精神,其诗歌浅显平易、辞赋典重繁褥,总体上缺乏“楚辞”那种错落流利、瑰丽奇诡的特殊韵致.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77-07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1.027
有学者认为：在世界文学史的范围内,从异国异域撷取题材,往往是为了猎取外国风情,满足作家及读者的“异国想象”.就“楚辞”而言,早期欧美诗人也曾从“楚辞”中取材,甚至对《离骚》等作品加以摹写,但这些借鉴和摹仿大多停留在猎奇和想象的层面.然而不同于欧美,日本汉诗、汉文的载体同样是汉语,不存在与拉丁语系语言之间的语际阻隔,从而也就决定了日本古代汉文学对“楚辞”的接受不仅仅为了满足“异国想象”,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汲取的自然过程和文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安土桃山至江户初期的日本,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于明王朝.生活于此时期的日本著名学者、诗人林罗山（1583-1657）对中国文化无比敬仰,思想上皈依儒家理学,文学上崇尚《诗》《骚》传统,终成一代文化巨子.本文试图探讨林罗山诗文对“楚辞”的接受,从文学艺术的角度阐释中华文学经典对他的影响,以弥补此一领域研究之不足.
一
“楚辞”何时传入日本,目前难以确考.王晓平认为,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载,中国典籍最早传入日本,是应神天皇（200-？）的时代；又据日本学者竹治贞夫《楚辞研究》,推测日本最早受《楚辞》影响的文献,当为圣德太子（547-622）十七条宪法,因为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嫉妒”一词,而这一语词明显来自屈原《离骚》“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之类的表述.另外,王晓平还引用《大日本古文书》卷一所载“《离骚》三帖,帖别十二卷,天平二年（730）7月4日”,以及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成书）中出现的如“秋天可悲,宋大夫于焉伤志”、“沉吟佩楚兰”等与“楚辞”相关的语句,来说明早期“楚辞”传入日本并影响奈良时期文学的情况.?譺?訛由于唐代大批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在中日间频繁往返,特别是天宝年间鉴真东渡日本奈良,很多学者将其视为《楚辞》等典籍大规模流入日本的开始.事实上,王晓平所引“《离骚》三帖”和《怀风藻》均产生于鉴真东渡之前.另据滋野贞主编撰的《经国集》,其中所录文武天皇（683-707）《重阳节菊花赋》云：“钟生称其五美,屈子飡其落英.”《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云：“秋可哀,哀草木之摇落……望芳菊之丘阜,看幽兰之皋泽……楚客悲哉之词,晋郎感兴之作.”且此集中石宅嗣《小山赋》、阳丰年《和石上卿小山赋》之“乱辞”,均采用“○○○○兮,○○○○”的骚体句法.?譻?訛可见在鉴真天宝十三年（754）抵日之前五、六十年的初唐时期,日本上层人士已熟知屈原、宋玉的“楚辞”作品,并能自如地运用“楚辞”意象、句式来从事创作.
公元九世纪末问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的著录表明,王逸《楚辞章句》彼时已传入日本.而此后的数百年间,随着《文选》等文集在日本上层文人中的广泛传播甚至成为教材,从镰仓初期到江户时代前的大量汉诗和辞赋,汲取“楚辞”语词、句法等形式方面的艺术营养,或感叹屈原、宋玉的坎坷遭际,并借以表达作者忧愤、孤高的情怀.这种情况说明“楚辞”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日益浓重和普遍.
林罗山不仅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宗师,也是创作颇丰的文学家.现存他用汉语创作的辞赋七篇,书、记、论、传、碑、铭等各体文章数百篇,诗歌更多达数千首.在他去世之后,经他儿子的精心整理,这些数量惊人的诗文被编纂为《林罗山文集》（上下册）和《林罗山诗集》（上下册）,两书均七十五卷,以合“先生之龄数”（《林罗山文集·凡例》）.?譼?訛除部分应用性、理论性文章外,林罗山诗文大多属于审美性的文学作品,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因而他被称为江户学者文学的开创者.林罗山诗文所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丰富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基石之上的,而“楚辞”则是这座文化基石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林罗山对屈原和“楚辞”怀有特殊的感情.其《同心兰说》云：“调仲尼之操,纽屈原之佩.”?譽?訛将屈原与他一生信仰的孔圣人并称.其诗《屈原》曰：“千年吊屈平,忧国抱忠贞.妇枳颂佳橘,漱芳飱落英.湘累非有罪,楚粽岂无情？世俗不流污,终身唯独清.”?譾?訛对屈原忠贞之性、忧国之情、独清之质予以高度评价.正是出于对屈原人格的景仰,林罗山不但熟读“楚辞”,而且还深入研究、主动训解传播“楚辞”.其《楚辞王注跋》云：“余尝读朱子集注《楚辞》及《后语》,而为之训点.然《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者,朱子所除也.如今就王逸本而加训点.”?譿?訛他对朱熹《楚辞集注》（包括《楚辞后语》和《楚辞辩证》）、王逸《楚辞章句》的训点,既加深了他对“楚辞”全面细致的认识,也为“楚辞”的普及推广提供了便利.对林氏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陈秋萍甚至认为“林罗山正式地对《楚辞》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由此建立了罗山《楚辞》学”.
林罗山对“楚辞”的喜好亦有其学脉方面的渊源.据日本学者俞慰慈的研究,在日本汉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五山禅僧文学”模仿楚辞体式、化用楚辞语词、采用与屈原和《离骚》有关的题材,可以说深受“楚辞”的影响.?讁?訛东山建仁寺在京都五山中排位第三,是京都最古老的禅宗寺院,也是五山文学的重镇.林罗山自幼被养父母送到建仁寺学习,师从著名的汉学高僧古涧慈稽.天资聪颖的他在诸位大师身边耳濡目染,打下了扎实的中国古典汉学功底.后来林氏曾撰写过《五山文编序》,论及“虎关《济北集》”等多种“五山禅林之遗稿”?輥?輮?訛.因此渊源,他也自然承袭了五山文学尊崇屈原、倚重楚辞的传统.
崇敬屈原、熟读并深研“楚辞”,使林罗山比日本同时代的任何人能更充分、更全面、更自然而灵活地在创作中借鉴、利用“楚辞”的艺术资源,去合适地表达自己的情志,从而达到增强表现力、丰富作品内涵的目的.
林罗山诗文对“楚辞”资源的利用首先表现在题材的撷取上.据不完全统计,林氏直接以屈原或“楚辞”为题的诗歌有《屈原嗅兰》《屈原渔父》《屈原》《赋楚辞》《云中君》五篇,以与“楚辞”相关的事物为题者则有《秋兰》《兰》二首、《辛夷花》四篇.另有《感荷有多,因次其玉韵再呈将命者》《和宗吉侍者试笔韵二首》其一、《读五柳先生传》等不少诗作咏屈原高洁之性、忠贞之志,《过小山驿缅想日光山》写淮南小山《招隐士》,甚至还有批判故楚“媚狐”的《郑袖》等等,不胜枚举.以“端午”为题的近二十首诗作中,有《汤山逢端午》《端午节唐律》《函三子捧端午篇以呈之,因次其韵》《函三又有绝句赏端午,复次韵以示之》《端午怀古》《丙申端午春信袖诗来索,雌黄点窜者一二字,乃次韵授之》等六篇皆咏屈原.借屈子忠而被谤、含冤沉江的不幸,表达自己辗转蹉跎、老大无成的悲伤与愤懑.此外,他的《洞庭黄柑》乃至吟咏“*八景”之《远寺晚钟》《平沙落雁》等诗歌,取材也源自关于屈原的文化记忆.另如其散文《同心兰说》以《离骚》“结幽兰而延伫”语义领起全文；《兰》以“三闾大夫佩芳草、纫秋兰,栽之九畹,是慕其香也”为立意主旨；《端午寄竹丹牧》则将“古之兹日也,有怀沙自沉者焉……夫楚大国也,不能容若人之贤,而卒至于暗于椒兰,诳于张仪,身死于武关”?輥?輰?訛等涉及屈子身世的内容作为全篇之核心.
大量选用、化用相关语词意象,是林罗山诗文汲取楚骚艺术营养的另一种方式.他在诗赋作品中选择运用的“楚辞”意象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兰蕙桂菊、芙蓉木兰、杜蘅宿莽等香洁草木.此类意象不仅外形美丽、色彩鲜艳,而且具有指向明确的象喻特征.“揽宿莽,餐落英者,楚客之贞节而芳洁也,林罗山深得“楚辞”香草美人的表现手法,故其诗文此类意象使用特别频繁,而以“兰”为最.如七绝《秋兰》：“堪赏幽兰燕尾扬,灵均纫佩不嫌长.畹中一种得间气,菊后梅前别有芳.”?輥?輲?訛诗中的“幽兰”取自《离骚》,其幽香暗沁的自然属性象征屈原高洁的品性,也暗喻作者本人孤芳自赏的情怀.其二是湘山楚客、南浦九疑、*洞庭等特定的地域地望.此类意象往往有着“楚辞”或楚文化的深厚渊源和背景,让人联想到屈原流放、湘妃多怨、贾生贬谪,乃至环境的偏远险恶等等,因而具有极强的艺术张力.如七古《又用前体以咏黄陵庙》中的数句：“当初楚客将遗佩,极浦清兮玉响升.听取湘灵须鼓瑟,数峰青了曲声腾.九疑如黛翠螺髻,绘与文君非所能.”前两句中的“遗佩”、“极浦”均典出《楚辞·九歌·湘君》：“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后四句又隐括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意.楚客遗佩、涔阳极浦、湘灵鼓瑟、江上峰青、九疑如黛,一系列采自“楚辞”或富有故楚地域色彩的神话意象组合在一起,诸神扬灵的热烈瑰奇、娥皇女英的思慕哀怨和楚域江山的秀美风光,融汇成一种亦真亦幻、凄清幽远的神秘氛围,有效地烘托了诗作关于黄陵庙历史悠久、香火不绝、神人融洽的书写主题.事实上,林罗山有时还直接选用《楚辞》中现成的诗句,嵌入自己的诗文中,借以抒发某种特殊的情志.如“悲夫,帝高阳之苗裔,忧同姓之君其如此”（《端午寄竹丹牧》）、“众人皆吊我兮,来吾道夫中情.泪下其如霰兮,恨卜商之失明”（《哀殇文》）.类似的情况颇为常见,可见林氏在诗文写作时运用“楚辞”语汇已成为一种习惯.
二
如果说撷取、选用与屈原和“楚辞”相关的题材、意象,使林罗山的诗文创作领域更为宽广、词汇更为丰富多样、艺术表现更为朗丽飘逸,那么他对楚骚句式、体制合理而灵活的运用,则从整体上影响到其诗文的布局结构、文脉起伏乃至风格韵致.
所谓楚骚句式,是指带有“兮”、“些”等特有虚词的句子类型,这种句式具有特别强烈的咏叹抒彩、节奏错落的音韵感和浓厚的楚文化意味.最常见的楚骚句式有“○○○○○○兮,○○○○○○”（《离骚》型）和“○○○兮○○○”（《九歌》型）两种,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类变式.林罗山运用楚骚句式的构设是根据文体特点和表达需要而灵活安排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套路.就诗歌而言,一般只将其作为诗篇中的构成要素来处理.在短篇的绝句中,以放置于诗作开头或结尾的情况居多.如《和宗吉侍者试笔韵二首》之二：“笔可挥兮字可裁,青春童子咏吟来.相期他日趋庭处,学否诗中摽有梅.”《罗浮山》：“两卷麟经读几回,罗浮书院意深哉.梅花却胜桓文事,功亦魁兮罪亦魁.”而如果是篇幅较长的古体诗,则安插于篇中,如前文所引《又用前体以咏黄陵庙》即是如此.这些置于开头、结尾和篇中的楚骚句式与七言诗体句有机融合、相得益彰,形成一种整齐与错落交替互渗的疏朗风格.更为重要的是,楚骚句型的间隔性设置产生的节奏感,使作者对异国友人的深厚情谊得到富有层次的表现,从而也就使这些楚骚句式在长诗中具有了某种结构的作用.林罗山诗歌中也有全篇采用楚骚“兮”字句的作品,如《逢友一篇盖效楚辞体》：“有友来兮自西方,西方何处兮洛之阳.两不借兮逾山岳,匹四蹄兮践露霜……何柔弱兮儿女之态,不远千里兮称豪雄.开口笑兮花庭,握手徜徉兮春风.”?輥?輷?訛林氏明确标明此诗为“效楚辞体”,全取《九歌》句法.而《又狂吟一首用前韵》共二十句,句式皆为《离骚》型的加长句,如“堪怜五国城边腥臊风兮,二帝晏驾与霞升”之类,出句多三字、对句多一字,且将“句腰”之虚字替换为实词,故相比《离骚》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跌宕顿挫之韵味.
林罗山的哀吊类韵文也偏好采用楚骚句式.其《哀殇文》全篇用骚体痛惜因疾病而夭亡者,感慨“倏忽焉来去兮,旻天不吊而不假之年”,满怀哀伤惋惜之情.《朝散大夫中书少卿藤原胁坂君碑铭》《前淡州刺史胁坂藤亨碑铭》《竹中丹州府君碑铭》《鸟羽恋冢石志》《吉田了以碑铭》《菅玄同碑铭》《林左门墓志铭》《刑部卿法印林永喜碑铭》等八篇碑铭的正文亦全用楚骚体,多为《九歌》句型.因为要刻于石碑的缘故,这些铭文一般都比较短小.如《竹中丹州府君碑铭》：“吁嗟噫兮竹府君,倏忽化兮乘白云.彼苍者兮胡不吊,使夺年兮捐同群.石可泐兮名可久,感平生兮于斯文.”或有论者认为这些碑铭都是阿谀达官贵人的应制之作,并无多少真情可言.这种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但至少其中《林左门墓志铭》《刑部卿法印林永喜碑铭》两篇,分别悼怀先己而逝的儿子和弟弟,老年痛失骨肉至亲,故铭文中悲呼“荆花发兮棣枝连,生乎吾后兮死乎吾前”、“谁使我咏叹哉,劳我者其天兮”,借助咏叹抒彩极强的楚骚“兮”字句,真切地表达出作者痛彻心扉的哀伤.林罗山此类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是《宜人荒川氏复词》.该篇悼怀与自己结婚四十八年的妻子荒川氏,整体结构摹仿《楚辞·招魂》,令“巫阳”为亡妻招徕魂灵：“魂归来兮,东有虾夷,毒箭控弦；魂归来兮,南海漫漫,长鲸吞船；魂归来兮,西有羯虏,扰乱山川；魂归来兮,北胡鞑马,飞如鹰鹯；魂归来兮,欲上天而云不可以穿,欲入地而隧不可以及泉.魂归来兮,汝有室,汝有筵；魂归来兮,决不归来,使我悁悁.呜呼魂而有灵兮,何不乘此？”?輦?輯?訛按东南西北上下六个方位依次展开,外陈六方之恶,终言自家之乐,劝引在外游荡的故妻亡魂返归家室,完全是《楚辞·招魂》的浓缩版.而篇中反复出现的呼语“魂归来兮”,疾痛惨怛,辞哀而韵长,传达出一种无奈而撕心裂肺的悲恸.
在林罗山的汉语各体诗文中,以辞赋对楚骚句式与体制的接受最为直接、明显和全面.林罗山深研《文选》,尤好赋体,并尊屈原《离骚》为辞赋之宗.其《随笔二》云：“《诗序》六义一曰赋,赋之正者莫若《离骚》.《离骚》者,悲而不伤,怨而不邪,一句之中未尝忘忠也,一章之中未尝忘君也.”?輦?輰?訛惟其如此,他的辞赋创作全面效仿楚骚体式也就不难理解.在他现存七篇赋作（另有《汤婆赋》《眼镜赋》仅存赋题）中,除《大猎赋》铺陈丰臣相国大规模狩猎的盛况,题材较为特殊之外,《倭赋》《感秋赋》《鼻疾赋》《齿落赋》《扇赋》《武野草赋》六篇全用骚体的“兮”字句,而且无一例外皆为《离骚》型句法.如《武野草赋》开头写道：“惟武野之广莫兮,屡跋涉而无疆.彼行路之人兮,未知聚几日之粮.只见风光浮其际兮,不辨日月出没之方.忽当年初之萌动兮,爱茵上小车之不忙.此腐朽之所依兮,争萤火之夜光.想滋蔓之不可除兮,零露厌浥而瀼瀼.”?輦?輱?訛赋文由叙写郊野广莫连绵的草甸,联想到古来文人的各种描绘,最终点明思念故乡、归隐书斋的主旨.篇中大量化用《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等各类典籍中与“草”有关的成句或语词,呈现出江户时期“学者文学”的特有风貌,但亦难免“掉书袋”之流弊.
《倭赋》是林罗山所有辞赋乃至全部文学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所以其子在此赋末尾特意附记：“此一篇赋本朝历代之事,其言广大,故不拘年序,以为压卷.”作为“压卷”之作的《倭赋》是一部叙述日本“历代之事”的宏大史诗,然而这篇内容丰富、叙事纷繁的大赋,在形式体制上乃是对《离骚》和“楚辞”的全面摹仿与借鉴.从语言形式上看：《倭赋》全篇采用《离骚》“兮”字句式,大量汲取“昌披”“羌”“鸱枭”“兰蕙”“阳侯”“中路”“踵武”“幼艾”等“楚辞”中的语词意象,“鸱枭嘲凤凰兮,兰蕙化为莸”“已矣哉,国无人莫知我兮,良马与驽骀骈”等句亦直接从《离骚》原句中化用.从篇章结构上看：据陈秋萍的统计,此赋共394句、2665字,而《离骚》372句、2468字,两者的篇幅相差无几；《倭赋》与《离骚》一样,以四句为基本单元,构成一个意义大体自足、韵脚大体一致的句群；《倭赋》与《离骚》均以追溯远古渊源开始,而以总括性的“乱辞”作为收束.除有的句子字数稍有出入外,两者的句式、语气、韵脚完全一致,“固自然之嘉名”、“又何忘乎故都”、“愿从天下之广居”等句更明显是对《离骚》的承袭化用.另外,从表现手法上看,《倭赋》多用草木鸟兽暗喻人事,以天际神游象征某种精神活动,而这样的比兴象征手法,也无疑来自《离骚》.
林罗山的辞赋几乎全都是骚体赋.相对以四言、六言为主体的文体赋,骚体赋的“楚辞”体句型,因“兮”字“作为句中一个必然的间隔,有效地遏止了过度的铺陈,并通过反复的出现,形成一定的节奏,从而化解了语言的滞重”,呈现出一种“相对疏朗流畅的语体风格”?輦?輴?訛.林氏作为学者型的赋家,表达喜好用典,行文追求雅正,整体风格偏于古雅典重,而缺了一份飘逸流利的灵动.楚骚体“疏朗流畅”的句法虽不能赋予这种灵动,但对于其过于板滞的弊病显然是有所匡救的.
三
林罗山诗文在题材、语词、句式、结构体制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深受“楚辞”的影响,也许有人质疑这只不过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沿袭和汲取,与屈原及“楚辞”所蕴涵的精神内核并无太大关系,这显然有失偏颇.任何文学形式不仅是语言的组构方式,也是特定的文化存在；对某种文体形制的效仿和运用,本身就意味着对其所承载之文化、精神的认同与接受.尽管林罗山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确实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但从众多诗文中,不难感受到他对峻洁品格的坚守、有志难骋的悲怅和“老冉冉其将至”的惜时焦虑,而这正是林氏与屈原精神上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
林罗山尊崇屈原,而尤其推重其“独清独醒”?輦?輵?訛的人格操守.他在诗文中多次强调屈原“芳洁”“忠贞”“清忠”的高洁品行,并反复申说“独醒”是屈子所特有的精神.他赞叹“灵均拖带垣衣上,清操何蒙温蠖尘”,其《醉说》一文曰：“古今之于醉者不为不多,唯有三闾大夫者独醒.”?輦?輷?訛严格地说,清和醒是有区别的.“清”与“浊”相对,指品行的忠贞与高洁,不受世俗的污染；“醒”与“醉”相对,指洞察事物的判断力,不因环境而移易.尽管林氏曾以诗明志：“一醒一醉地名在,举世刘伶我屈原.”?輧?輮?訛但同时又主张“醉中有醒,醒中有醉；不醉不醒,不醒不醉”（《醉说》）,其实质就是倾向调和与通达.因为“独醒”意味着与社会环境全方位的冲突,信奉儒学、性格温雅平和的林罗山不具备那种“怨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离骚》）之“显暴君过”的批判意识,更缺乏“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的殉道精神,所以他对屈子的“独醒”只能景仰,真正心向往之并终身践行的是其“独清”的人格层面.作为幕僚兼儒者的林罗山做不到“独醒”.庆长十九年,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为了铲除一息尚存的丰臣氏残党,借“方广寺钟铭事件”于当年冬天发动了大坂冬之役.日本国前任统治者丰臣秀吉的遗孀在铸造的方广寺大钟的铭文中有“国家安康”的犯讳之字样,林罗山等人认为将“家康”二字拆开,此是无理至极.林氏又将“君臣丰乐子孙殷昌”解释为：“君臣丰,乐子孙殷昌”?輧?輯?訛表示丰臣后代对此别有用心,此“勘文”成为德川家康进攻丰臣秀赖领地的导火索.因此,林罗山得到酷评：“为立身出世,弃学者之良知,选曲学阿世之路”,“乃典型御用学者”?輧?輱?訛,此评论值得商榷.
丰臣氏与德川氏的矛盾由来已久,新老政权的和平交替取决于互相的妥协和认同.从历史资料来看,丰臣集团的最高统治者始终不承认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的将军身份,所以,这场政治斗争早晚会演变为军事上的你死我活,消除异己只是缺乏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况且,当时批判方广寺钟铭的不只是林罗山一人,整个五山高僧几乎都参与了此次对丰臣集团的批判,大家都是奉命而为,我们不应该让林罗山承担所有的责任.另外,林氏奉命所作的墓志铭、传记或者贺词确多颂美歌德之语,但就如扬雄之作《剧秦美新》、阮籍之作《为郑冲劝晋王笺》,那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特定举动.从现有资料看,林罗山洁身自好,不耍奸弄权,更无意嫉贤干进,终生沉迷书斋学问,远离世俗,颇有清高孤拔之志.其七绝《朝雪》云：“不觉今朝白日催,起看满地雪成堆.寒花若坠木兰露,试使灵均饮一杯.”?輧?輲?訛既借白雪喻屈原清洁禀性,亦婉言自己与屈子心同意通,愿以清洁自守.在林氏诗文中,类似的表述俯拾即是,而最多见的是以兰梅菊松等植物、明月皓雪等自然现象为媒介,通过比兴象征的方式来表明对高洁情操的自我期许.如《冬岭孤松》：“凋零百卉与千林,炎附寒离世俗心.赢得孤峰一株雪,四时不改色阴森.”《和中秋韵与春江》：“月之盈缺几回巡,蟋蟀唫秋鸿雁臻.冰辗一轮天上马,终宵不惹世间尘.”经冬不凋的松、冰清玉洁的月,他如幽香暗放的兰、冷蕊清香的菊、凌霜傲雪的梅,乃至寒枝独立的冬青、栖高饮露的蝉,在林罗山的诗作里经常被作为纯洁清高的象征物来书写,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而在他视为大丈夫必备的四种品质中,气节被列在首位,其次才是度量、襟怀和蕴藉；?輧?輳?訛其晚年亦以梅明志：“路遇梅花须负戴,卸舆何愧鬓毛斑.”訛可见他对自己人格的砥砺与自信.
林罗山与屈原精神上的另一个相通之处是有志难骋的悲怅.屈原的理想是通过“美政”,即举贤授能、循法不偏,以“及前王之踵武”,振兴楚国.但因楚王昏愦、谗臣当道,他终因理想破灭而悲愤自沉.林罗山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圣象赞》）他的人生理想便是以儒学取代佛教,使之成为日本的统治思想,以达到国家富强、百姓安乐之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不得不以剃发为僧的特殊方式进入幕府,希望借助政治权力来推动.然而这一行为并不被人们所理解,甚至有人斥之为“卖身求荣”.面对亲人的疑惑、同僚的冷眼、朋友的反目,他只能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为了张扬儒学,林罗山举办关于朱熹《论语集注》的公开讲座,清原家为了保住对中国古籍释讲的地位,将其至幕府,使之几乎身陷囹圄.他顶住压力,以“松林绿密势峥嵘,雪干霜皮节操清”?輧?輵?訛来自勉.为了坚持儒家君臣大义的基本原则,他批评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对后水尾天皇的种种无礼行为：“盖上下定分,君有君之道,父有父之道.为臣忠,为子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为此不惜承担遭到排挤和冷遇、秀忠在位期间终不得重用的后果.林罗山关心民瘼,诗歌中屡屡吟咏百姓生活的艰难.其《田家悲冬》写道：“五亩茅庐窭又贫,谁知粒粒悉皆辛.君主永在灵台囿,试问当时冻馁民！”为替“冻馁民”呼吁而不惜尖锐讽刺灵台囿的“君主”,愤激之情跃然纸上.
清末学者俞樾在《东瀛诗记》中首列林罗山的诗歌,并赞扬他在日本为推行儒学所做的杰出贡献：“罗山之在东国,亦可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者矣！”然而在当时佛教势力依旧昌炽,而他本人只不过长期担任幕府的文化幕僚,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背景下,林罗山振兴儒学、造福苍生的理想之途极为艰难.在这一过程中所遭受的曲解、抨击、构陷,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奈和悲怅,在他的诗文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表现.他深切理解屈原在楚国“当时之世之人皆浊而醉”?輨?輮?訛环境下的抑郁悲愤,同情屈子被楚王疏远乃至流放的痛苦.其《感荷有多,因次其玉韵再呈将命者》曰：“江南物色孰同工,莫道《离骚》忘不通.屈子振衣沾缟袂,木兰露堕楚烟中.”正因为对屈原报国无门的痛苦感同身受,再联系到自己同样坎坷的命运,他对世俗小人也极度厌恶：“毫厘差谬百千里,名利期圣群小朋.广额似粧蛾缘黛,妖魂不熠牡丹炉.”亦难掩屡遭困厄、壮志难酬的愤懑：“只有雾中秋景在,满襟老泪出如泉！”甚至借“感雨”为题,相当偏激地希望彻底重造新的世风和环境：“凭谁更假娲皇手,炼石断鰲重补天！”?輨?輱?訛林氏诗风整体偏于敦厚平和,较少激烈情感的宣泄,然而当念及小人嫉妒、命途多舛、有志难展的偃蹇遭际时,也情难自禁地与屈原一样慷慨陈辞,尽情地抒发积压于内心的委屈和悲怅.而他的这部分诗歌,因其较强的批判性而具有了更为重要的价值.
感叹时光消逝的生命之悲也是林罗山与屈原的精神相通之处.《离骚》有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的辞作总是弥漫着一种无法排解的迁逝之感、生命之悲.林罗山的诗赋也同样表现出这种敏锐的时间意识.在他的《诗集》中,“岁时”类共十二卷,再加上近百首月令诗,与时间节候相关的诗作多达千余首,而他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抒怀,几乎全是借助吟咏岁时节令及相关物象来表达的.早在中年,林罗山就在《晚秋即事》中写道：“可惜蓐收遄欲过,二毛白纷多.戏鱼深渺波心冷,老却东西南北荷.”进入老年后,这种惜时叹老的情绪愈加浓郁.作于六十三岁的《齿落赋》既叙其牙疾,亦感叹时光荏苒,一去不回：“於戏余老之将至兮,叹逝水之不可少稽……譬诸落花之辞柯兮,奈何枯杨之生稊.”流露出浓重的寞落萧索之意.作于次年的七绝《丙辰端午·序》曰：“余今享年六十四,其间在车武,不知几端午也.”诗中云“一茎白发扬州镜,八八端阳续命丝”,更充满了时日无多、年命几何的无奈与感伤.时间消逝不可逆转的特性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构成一对悲剧性的矛盾关系,由此导致的生命之悲惟有在宗教信仰中方能消解.林罗山作为一位儒者,并不相信永生、轮回、灵魂不死、生死齐一诸说,因而也就不可能通过宗教的渠道破除生命大限的终极难题.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之悲与屈原一样,还来自事业难成、理想未遂的紧迫感和焦灼感.林罗山在幕府服务数十年,却只能担任起草文书、咨询故实之类的工作,始终无法进入权力核心,以实现自己振济天下的理想.这种人生目标无法达成的压力和焦虑,随着年龄的老大而日益难以排遣,故他在诗作中反复诉说：“老马为驹无伯乐,鹿逢三叶又蝦蟆.”“云间黑发笑何事,山不白头人白头.”其时岁易尽的叹惋与世无伯乐的哀怨混杂在一起,给诗作平添了几分动人情性的魅力.
综上可知,林罗山与屈原内在精神上确有某些共通之处,从而也就决定了其诗文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不完全只是形式体制、表现手法上的借鉴和汲取,同时也有某种程度的思想情感和精神气韵的相通相融.值得指出的是,林罗山的汉语诗文对中华文学经典的继承吸纳是全方位的,《诗经》、《楚辞》、《史记》以及杜甫、韩愈等人的优秀作品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另一方面,林罗山与屈原、林氏诗文与“楚辞”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林罗山性格平和、处事圆通,与屈原之狂狷偏激截然不同,更不具备屈原那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为追求真理不惜身死的抗争精神；同时,林氏诗歌浅显平易、辞赋典重繁褥,总体上缺乏“楚辞”那种错落流利、瑰丽奇诡的特殊韵致.因此,林罗山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其文学创作却未能产生太大影响,更遑论与“楚辞”比肩了.
本文结束语：此文是一篇关于林罗山诗文和楚辞和接受方面的楚辞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楚辞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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