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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政治化
日本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去政治化,脱离政治而重抒情.在《日本文学史》中,从上代、中古、中世、近世纵观各个时期的日本文学,其中很少有涉及政治的文章.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在谈及天皇时,也只是客观的描写天皇的继位顺序,并没有对天皇的政策,功绩,过错等发表主观的意见.日本人认为,艺术就要离开现实,脱离政治.文学也只有在脱离政治的地方才会有作为艺术的文学的趣味,它所特有的美感也才能表现出来.如果文学吸收了政治的话,文学就会变得庸俗.日本文人对政治采取游离态度的同时而更倾向于抒情.他们更喜欢吟诵自然,风景,人情,个人的喜怒哀乐的表达.无论是古代的贵族文学、中世的武士文学、近世的平民文学、近代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私小说等等几乎都不涉及到政治.与此产生明显差异的中国文学——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自古以来,我们就有着“诗言志”的思想,通过诗歌等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心情以及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中国文学者喜欢用诗来表达对统治者功德的赞颂或者统治现状的不满,亦或者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仕途郁郁不得志的寡欢或得以重用的踌躇满志.种种心情都倾向于用文学诗歌等来表达,因此,“歌以咏志”是中国文人的真实写照.从早期的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到个人的家国情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等.无一不是与政治相关.
究其原因,我认为,其中一方面是中国与日本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阶级不同所导致的.日本的文学主要是由进宫侍奉皇宫贵族的女官,隐于寺庙的和尚,散落江湖的隐士等阶级的人物构成.这些人一直游离于政治之外,对政治不关心,无心插手并且几乎不参与政治,接触十分有限.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多倾向于对自然,风景,个人生活及个人的感情的描写.与之相反,中国文学主要有士大夫阶级构成.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制成为士大夫.这就注定了,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需要理论、逻辑、思想、意志等来说服他人,需要牵扯政治.他们不避讳谈到政治,用文人独特的眼光来展现当时社会的百态.通过创作诗歌等表达对统治者的赞赏,还通过对现实的写照来讽刺时政和社会的矛盾,自身政治抱负,仕途前程等.中国自古以来也从不缺少直言不讳的文人傲骨.因此,文学中政治性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
另外,我认为还存在另一方面：文学的思想不同.中国自古以来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把它作为自己的思想中心.儒学的经典著作《论语》中,大部分谈论的是修身、做人、齐家、治天下等问题,把关注点投入到国家的方向.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力推行儒学,久而久之,儒学逐渐成为中国人民的传统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的文人学者在进行创作时,自然而然的把国事天下事作为己任,时刻关心劳苦的人民群众.
与之相反,日本的文学思想是以“物哀”为基础.物哀,在中文中被译为感物兴叹,由本居宣长提出.本居宣长强调：“所有的人情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就是男女之恋.所以,日本文学中多为表达个人抒情的内容,很少有政治化的内容.
二、女流文学繁荣
日本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女流文学的繁荣.平安时期是古代日本文学的繁荣时期,而这一繁荣盛景离不开女流文学.女流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提及女流文学,就必然要提到被称为古典文学双壁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源氏物语》不仅对日本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日本物语文学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史中的一流作品.作者紫式部用自省的眼光,批判的描写宫廷贵族社会的奢华生活.通过描写源氏一族的恋爱、婚姻来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开创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真正意义上小说的先河.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被称为日本三大随笔之一,以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开创了随笔文学的先河.以身边的宫廷生活为范本,进行观察、描写,寥寥数笔体现出作者豁达、明朗的心境.与《源氏物语》的深沉凝练、内向矜持的风格不同,《枕草子》清新明快、舒缓严谨.古往今来,虽然有许多学者将二者比较,但我认为二者各有千秋,无需分出高低.她们都给读者以不同的文学之美,艺术境界.
除此之外,平安时代的日记文学也风靡一时.日记原本是贵族家庭中男子的工作,它是公共的、事务性的作为备忘记录日常事迹.因此,日记小说也比物语具有更强的自述性和现实性,更能表现出个人的情感.主要日记文学包括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菅原孝标女的 《更级日记》,藤原道纲之母的《蜻蛉日记》,赤染卫门的《荣华无语》,藤原长子的《赞岐典侍日记》等等.日记文学通过女性记录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她在女性没有发言权的时代,以自己的人生不幸为代价, 开创了一条追求人类内心世界的新型女性文学之路,推动了女流文学的发展,成就了平安时代文学的繁荣.
为什么在平安时期女流文学得以长足发展？首先,平安时代是摄关政治的时代.藤原氏一族建立起摄关政治,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是,由于藤原氏内部出现权力纷争,各家都想把自己的女儿拥立为皇后.为了提高竞争力,办法之一就是将一批有才华的女子召入宫内,由此女官便出现了.宫廷贵妇们通过向这些女官学习,提升自身的文学修养以此来提升成为皇后的竞争力.而位于中、下的贵族们也得以借此机会,把女儿送进宫做女官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因此,各个中下贵族们都努力把女儿培养的有学问教养以便日后召入后宫做女官.其中,最著名的是服侍藤原道长的女儿彰子的紫式部和服侍藤原道隆的女儿定子的清少纳言.也以此为契机,女性得以接受教育,掌握学识.同时,宫廷生活也为她们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条件、素材和展现才华的舞台.
其次,文化碰撞为女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平安时代初期,中国文化在日本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日本的宫廷贵族都把使用汉字视为高雅的行为.在此背景下,日本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中,不断没落.掌握汉字对于深受教育的宫廷贵族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下层群众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创造出了利用汉字改造的“假名”.与汉字相比,假名更易掌握.因此便很快流行起来.虽然宫廷贵族曾一度贬低假名,认为假名是“女人的文字”.但不可否认,这种通俗易懂的文字的流行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安时代的女性进行文学记录和创作提供了便利.
因此,摄关政治的背景下,用极易书写的“假名”,平安时代的女性们创造出了繁荣的女流文学.因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压迫,女性在接受过教育后,往往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他们结合自己的经历,深刻感受到当时社会的矛盾,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对宫廷生活的批判,家庭生活的失望,女性地位的低下的不满等等.这样一来,女流文学不再是文坛中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点缀,而是具有深刻叛逆精神的载体,是女性渴求自由与平等的体现,是文学殿堂中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组成.
而在中国,很少有类似的文学流派.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却鲜少出现过能够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思前想后,在古代文学中,也只想出了李清照一人.在古代,女性深受封建传统的束缚,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要遵从三纲五常的思想,只能依附于他人而生存,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近代文学中,受西方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秋瑾成为第一个女权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再就是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女性们逐渐觉醒,出现了一批女性作家,如冰心,林徽因,凌淑华等.古代中国因为封建传统的思想无法孕育出女流文化,实在可惜.不只中国,在世界也鲜少有与之相当的女性文化.这也从另一面呈现出日本的女流文化的珍贵性.
三、物哀论
日本在文学上创造了独特的文学概念和审美范畴,如物哀、幽玄、余裕、粹、、余情等等.其中,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学、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这样说,如果无法了解“物哀”,就不能完全理解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古典文化的精髓,也就无法了解日本文学的民族特色.
“物哀”这一文学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提出.本居宣长在对日本传统的文学作品的考察研究中,对“物哀”进行了解释：“作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表现出来,并与读者分享,以寻求共鸣和心理满足,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教育、教诲的目的.”也就是说,从作者的创作目的来看,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要表现的“物哀”是“知物哀”,而不是带有任何教育、教诲目的.本居宣长提出,将“物哀”和“知物哀”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感知“物之心”,二是感知“事之心”.所谓的“物之心”主要是人心的客观感受；所谓的“事之心”主要指体会他人的感情.进一步举例说明,如当我们看到满山枫叶染红景色而感叹美丽时就是知物哀,有“物之心”；反之,看见满山枫叶不觉美丽就是不知物哀,不知“物之心”.当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体会他人的心情,是有“事之心”；体会到他人的心情,自己也为之感慨则为知物哀；反之,但我们看到他人的情感而不为所动就是不知物哀,则无“事之心”.所以,本居宣长所提出的“物哀”及“知物哀”,简而言之,就是不带有任何道德劝惩目的的被外在事物所触发的本人真实情感.在《紫文要领》中,本居宣长进一步对“物哀”进行解释.他认为,在所有情感中最能体现“物哀”和“知物哀”的就是男女恋情.而在男女恋情中,最能体现人情的莫过于“”.因此,在《源氏物语》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者”,都有过不伦之恋.由不伦之恋而引发的痛苦、焦虑、思念、内疚、刺激等等的感情,只要是出于真实情感,对于本人来说都是“物哀”,对于读者来说是“知物哀”.例如,源氏一生与许多女子有过不伦之恋,但最后却享尽荣华富贵,被尊称为“太上天皇”；相反,一些道德上的卫道士则成为了不知物哀的人,下场凄惨.如此看来,《源氏物语》宣扬的是背叛*道德的不伦之恋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本居宣长认为：“将污浊的泥水聚集起来,并不是为了欣赏它,而是为了栽种莲花.将不伦之恋的污浊泥水聚集起来,是为了欣赏到美丽的‘物哀之花’.”因此,《源氏物语》中重在表达“物哀”之情,而非被人津津乐道的不伦之恋.
但是,本居宣长在提出“物哀论”思想的同时,贬低中国文化,意在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否认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实在令人难以苟同.为自己文学提出独特思想的想法无可厚非,可是,枉顾事实的言论,意图切断日本与中国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无论在谁看来都是无法得到认可.在王向远先生所著的《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中,也表达了对贬低汉文化、排除汉意的不满.而且,该书中还记述,物哀论与中国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提出的“童心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童心说的童心又称真心,与本居宣长物哀论所说的诚之心意思相同,都是指未受*道德教条污染的本色的人性及人情.”
“物哀”是日本古代文学中不带任何功利劝诫性质的人情的自然流露.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却恰恰与其相反.在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大多数文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明显的道德教化意义.不论是“惩恶扬善”的“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还是遵从孝道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亦或是教育人们勤俭节约为美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中都可以感受到作品的教化作用.究其原因,是儒家思想为主要的文学思想的结果.儒家学说的“劝善惩恶”,对以后中国文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源氏物语》中的“物哀”概念有所差异,但正是这种不同文学理念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千姿百态.
日本文学虽然接受过中国文学的影响,但它在自己本土重新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孕育出了与中国不同的文学.在去政治化上,日本文学脱离政治重抒情,而中国文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文学流派上,摄政统治下日本女流文化得以繁荣,而在中国虽然也有女性作家,但却没能成为一种流派；在文学思想上,日本文化提倡“物哀”即“对所见,所闻,所做之事,心有所感,所发出的感叹之声”,而中国文化则是以儒家思想的“劝善惩恶”为主要思想,具有明显的教化意义.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有诸多不同,因此我们在阅读日本的文学作品时,不要过多的代入中国文学的思想,要辩证地对待思想文化的不同,了解日本民族文学特色,学会欣赏不同文学之美.正是因为有各自不同的文学理念,我们才可以感受到各式各样的文学之美,我们的审美才会有多样性,文化才会更加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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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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