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乌托邦的女性想象：威蒂格小说的另一种阅读，本文是女性类有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与乌托邦和威蒂格小说和想象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王迪
【摘 要】 在法国女作家莫尼克?威蒂格的叙事作品中,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和精神：希望.作家希望通过文本实践缔造一个与读者共享的童年记忆空间,希望探寻女性乌托邦社会的内在动力和建构过程,为女性勾勒一个“美好之乡”,希望为乌托邦新女性提供理想的精神家园和坚定的价值归宿.希望意识,或者说更好的生活方式成为威蒂格寄予乌托邦新人的美好愿望.希望原则与威蒂格主张的激进姿态、与她宣称的“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同性恋不是女人”等否定言辞同时存在其文本中,我们试图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审视,展开对威蒂格小说的另一种阅读.
【关键词】乌托邦 女性想象 威蒂格
【项目】本文系2014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面上项目——西克苏“阴性书写”观其在中国的嬗变与反思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10028006）.
莫尼克·威蒂格（Monique Wittig,1935-2003）,作为法国新时期女性主义运动的“少数派”代表,法国评论界对其毁誉参半.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性别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威蒂格带着其“少数派作家”的梦想越来越多地走入人们的视野.在关于威蒂格叙事作品的研究中,国外学者谈论最多的无疑是它们所表现的“激进的女性主义”主题,其中法国学者卡特琳娜·埃卡尔诺（Catherine Ecarnot）的专著《莫尼克·威蒂格的写作》从叙事学和语言学的视角探索了威蒂格叙事作品在形式上、思想主题上的创新之处；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则关注了威蒂格激进的女同性恋观点,考察其对身份的诘问和女性主义政治的重要性.近年来,国内对威蒂格的研究亦呈增长趋势,从语言学、女性书写等视角解析威蒂格的叙事作品.例如,张玫玫在《身体／语言：西苏与威蒂格的女性话语重建》中展现两种书写模式的异同,展示它们颠覆现有秩序、改变未来的潜力.黄华则以威蒂格“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同性恋不是女人”等论断为例,分析了威蒂格新的主体观.如果就威蒂格的主要观点和立场而言,以上阐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切中主题的.
然而,上述研究视角的代表性导致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即对它们的阐释和接受衍生出一个普遍化的倾向：每当我们提到威蒂格,尤其是她的代表作《女游击战士》,总是强调其激进、强硬和带有攻击性的女权主义姿态,加之威蒂格在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新小说叙事手法和新词迭出,给读者造成很大的阅读障碍和接收瓶颈,后者[ 我们注意到,威蒂格的读者范围也相对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性别学研究两个专业领域.]往往简单地将威蒂格列入“少数派女性主义作家”的行列,并悲观地认为威蒂格主张的“激进的政治转型”与“彻底推翻男人/女人的区别划分”[ Monique Wittig, La Pensée straight, Paris?: Editions Amsterdam, 2001, p.16.]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威蒂格以《女游击战士》为代表的叙事作品内涵都相当丰富,其中贯穿了一个基本原则和精神：希望.威蒂格在回顾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时表示,一直以来,她都希望将文本实践看作一次冒险,一次满怀希望的冒险,女主人公在各式文本中经历坎坷,不断重新认识自己逐渐成长,希望之光从未在文本中泯灭.“质疑异性恋思维——一个从未被女性主义质疑的观念——,在性别之外重新定义个体主体”,这是作家一直想要达到的目的；威蒂格将希望寄托给摆脱了性别、阶级桎梏的个体,希望他们可以凭借自己对童年、对语言、对身体的特殊感悟构建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地方——雷斯宾世界（ l’univers lesbien）[ 法语lesbien,即英语lesbian,译为“女同性恋”,但为了尊重威蒂格试图取消女性性别划分的做法,本文更倾向于将之音译为“雷斯宾”.].威蒂格在多篇小说中对此世界作了生动的刻画,具体说来,她的《奥纳克斯》（L’Opoponax,1964）、《女游击战士》（Les Guérill&egre;res,1969）、《女同性恋的身体》（Le Corps lesbien,1973）、《女同性恋字典草稿》（Brouillon pour un dictionnaire des amantes, 1976）等叙事作品追溯了雷斯宾世界的美好雏形、建构过程、语言－历史形成过程.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不仅直描人人所珍视的童年时光,而且剖析女性颠覆现有制度、重构女性话语的深层动因,既呈现了雷斯宾世界的欣欣向荣,也自称是“激进的女同性恋作家”,表明了彻底打破固有的“男人／女人”的性别分类、试图通过语言革命和暴力革命创造纯粹的新世界的决心.这当中具有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性和不可实现性,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将这种希望原则和激进姿态统一起来,称之为威蒂格“乌托邦的女性想象”,借用乌托邦兼顾“美好的地方”（eutopia）与“乌有之乡”（outopia）双重意指,提供阅读威蒂格的另一种方式.
希望的瞬间与乌托邦
通常,我们在谈论“未来”时提到希望.威蒂格的第一部小说《奥纳克斯》讲的是童年——每个人的过去——不是未来,但却处处彰显着希望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的瞬间,激发读者对童年主题的审视与反思.
《奥纳克斯》是一部充满丰富意象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叫卡特琳娜·勒格朗的女孩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小说以勒格朗第一天上小学开篇,以童年生活（学校、假期）为主线,并以女教师凯鲁斯小姐的葬礼结尾.小说女主人公勒格朗与她的小伙伴们一同学习、玩耍、写字、作诗……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童年也在不知不觉中老去”,童年生活在结构全文和确立中心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在该书的后记中评价说：“我的《奥纳克斯》,也许吧,这应该算是关于童年的第一本现代小说……它标志着某种文学的结束,感谢上天.威蒂格在《奥纳克斯》中所用的材料纯粹、客观,使用的语言纯粹、客观”[ Monique Wittig, L’Opoponax, Paris: Minuit, 1964, p.14.].我们认为,正是这种从思想到语言的“纯粹性”和“客观性”帮助杜拉斯从中读出了自己的童年,让很多读者得以分享记忆,并创造新的记忆.
首先,在主题选择和人物塑造方面,威蒂格从普遍人性的角度出发,以客观、平和的口吻展现童年的点点滴滴,讨论一些关于童年的永恒话题,比如童年的本质、儿童的幸福、成人心中孩子的重生等等.在文中,威蒂格赞赏孩童的淳朴和自发性,孩子们活动的范围除了在学校便是在广阔的大自然,他们在田间扑蜂捉蝶,到森林里采果子、烤苹果.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大都市相比,像孩子们一样拥有一片纯净、悠闲的净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这是每一个步入社会的成人内心所向往的.威蒂格赞扬孩子对细节的关注和投入的忘我状态,比如,卡特琳娜喜欢观察新来地理老师的一举一动,包括她“淡粉色的牙龈”,但却对老师的提问——“什么是江”、“什么是山”、“什么是海”——一无所知.卡特琳娜身边有许多“小伙伴”、“小敌人”,这群孩子任性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喜欢去树林里探险,殊不知父母、老师已经开始到处找他们了,“罗伯特不见了”,“胖布丽吉特走丢了”……评论家雅克丽娜?皮亚杰（Jacqueline Piatier）认为重视细节和描述而疲于逻辑思维是孩童区别于成人的重要因素,而孩子的丢失恰恰象征着成人天真的丧失,的确,“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孩子,我们应该寻找、认可和珍惜它”,可见,寻找孩子,便是长大成人后仍希望延续孩童时代本真、自然状态的隐喻.卡特琳娜喜欢幻想和冒险,因此,她常和自己的好朋友们编故事、一起在冬日里破冰捉鱼、黑夜里奔跑、讲鬼故事、搞恶作剧……这些难道不是许多人儿时的点滴记忆？卡特琳娜喜欢与人交流,她时常忘记自己是一个人在树上欣赏晚霞,情不自禁地问“真美,是吧？”她是在问自己也是在问读者.事实上,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甚至更多与自己感同身受的人,需要更多的听众,需要和他人分享心中的情感和记忆.读者读到这样的句子,很容易被唤醒,隐约瞥见自己童年的影子,并义无反顾地参与到主人公的童年生活中,在回味与反思的同时,融入许多个人经历.
为了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威蒂格有意识地在文体形式和语言层面上大胆创新,采取颇具实验性的写作手法.《奥纳克斯》全书浑然一体不分章节,有时甚至不分段落,省去标点符号,呈现出一种介于诗与散文间的抒情文体.在书中,不存在“你、我、他”等人称,没有性别划分,一切需要再次指代时都统统用on[ on?: 法语,泛指人称代词,可译为“有人”、“某人”,相当于英语中的one.],威蒂格认为,如此高强度、高频率地使用代词on,一方面是因为,on是一个泛指代词,而且是只能做主语的泛指代词.另一方面,on可以指阴性,可以指阳性,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它可以是确定的演说主体,也可以代表一个不确定的叙事者或读者.代词on的存在,允许叙事者和读者多角度、多维度地进入文本.此外,在文中没有引号、破折号、冒号等标点符号,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本是传统文学中用以区分不同言说者的符号,与其非常明确地告知读者“谁对谁说了什么”,不如让读者充分地参与到文本中自己领悟：“他（on）对我姐姐说,他回来而你的丈夫不回来,不知道,或许他死了,不,他没死……”（Wittig,1964?:14）.威蒂格希望用这种“最纯粹的方式”和“最客观的语言”向传统文学告别,继而展现属于“所有人的童年”.就此而言,威蒂格做到了,因为她让读者至少在形式上有一种认同感,读者时常被唤醒,受到讯问；界限符号的消除使得文本空间“化”,“对话化”,“游戏化”,读者不必过渡考虑话语的发出者、接收者以及维系话语延续的媒介等因素.威蒂格认为,正是这种“化”,“对话化”,“游戏化”使得主体——写作主体、叙事主体、阅读主体——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这种纯粹而直接的方法使《奥纳克斯》变成一个自由、开阔的空间,一个“美好的地方”,用评论家埃莱娜·维昂娜·温赛尔（Hél&egre;ne Vivienne Wenzel）的话说,“一个近乎乌托邦的自由空间,在那里,孩子们可以摆脱任何社会化的羁绊以及性别差异的束缚,自由地成长”[ Hél&egre;ne Vivienne Wenze, “Le discours radical de Monique Wittig”, Vlasta n.4, mais 1985, p.43].
威蒂格说,“当童年所有的美好融化了内心的愤怒、委屈和不满,心中便燃起了希望”,在威蒂格看来,童年必然是充满希望的.威蒂格笔下勾画的童年从思想主题上看是诸多共同记忆的集合体,就其精神内涵而言,又是一个个饱含希望的瞬间.放学回家的路上,卡特琳娜从几幢房屋的间隙看到了太阳,“除了火红的太阳,其他什么都没有”,她可以马上丢下书包跑去田间,去玩耍,去幻想,孩子最最简单的希望在瞬间点燃.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卡特琳娜开始用笔记录自己的想法,她本想把自己偶然见过的一种草画下来,但最后还是决定用字母代替线条,在本子上用大写字母写下了OPOPONAX.法文中opoponax[ 作者在此处明确表示opoponax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所以文本认为音译此词（包括题目）,而不给它一个定义更能符合作者的原意.]意思是愈伤草或一种芳香树脂.通读全书,该词只在此处集中出现,卡特琳娜如此形容：“我们无法描绘它,因为它从来没有相同的形状……它既非动物,也非植物,亦非矿物,总之,它是不确定的.”（Wittig,1964：179）它的气味飘忽不定,但却让人心旷神怡,虽然人们不能经常碰到它,但每次偶遇都会有“瞬间的感动”,期待下一次的邂逅,憧憬再见面时OPOPONAX的形状、气味,因此在本子上写下这个词的瞬间便蕴涵了希望,对未来的希望.小说的最后,女教师凯鲁斯小姐病逝了,卡特莉娜被要求为其守灵,在看到尸体的一瞬间,她害怕了,但在好朋友瓦雷里的支持下,她们一同留了下来,瞬间的坚持让卡特琳娜获得了瓦雷里的姐妹情谊,瞬间的坚持让小女孩告别了童年迎来了青少年.卡特琳娜在吻别凯鲁斯小姐的一瞬间,她体会到了爱,也获得了爱,获得了童年时光最为珍贵的东西.正是如此多的瞬间剪影构成了卡特莉娜美好的童年画面,使得童年在无限憧憬中渐渐远去.
其实,威蒂格展现希望瞬间的叙事远不止于对童年的勾画.第二部小说《女游击战士》为女性构建出可以预见的女同性恋世界,在本质上,这部作品写的也是希望,是夹杂着矛盾、冲突和希冀的未来世界.《女游击战士》的主人公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群体,成员之间关系密切,故事主要围绕她们如何讨伐男人、建立自己的世界展开.威蒂格坦言,这部小说是乌托邦式的,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我们无法确认,里面的战争或许从未发生过.当然,战争以女性的胜利——创建一个纯粹的女性社会——而告终,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是有批判意义的”(Wittig, 2001:148).在这个批判的乌托邦世界中,女战士们的生活多数是充满温情的,比如当她们写作和游戏时,但当她们讨伐男人时,就会表现得冷面无情,她们所渴望的替代性社会即刻充满了矛盾与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游击战士》并不只是对极乐世界的幻想,也并非如乌托邦术语的缔造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所描述的那样尽是乐观精神和进化论思想,因为被建造的社会生活的规则和方式尚且模糊不清,这暗示了斗争可能失败,但留下了希望的种子,预示新的社会运动方向.在小说的结尾,“她们走向长发青年男子,用力紧紧地抱着他们”[ Monique Wittig, Les Guérill&egre;res, Paris?: Minuit, 1969, p.206.],看来,希望在于走向开放与和解.威蒂格本人对此十分看重,下面我们将就这一点展开讨论.
所谓开放,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尚未形成.中国学者欧翔英在谈论当代乌托邦思想的哲学基础时曾提出,“乌托邦功能,也即‘希望’具有预见功能和实践功能”[ 欧翔英：《西方当代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58页.],统观威蒂格的文学创作,她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希望精神,威蒂格揭示出乌托邦过程如何是一个包含“尚未实现自身的东西”的世界所固有的：《女游击战士》的主人公们处在对“尚未实现自身”的企盼和对真实未来的预见状态中,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反复强调,女战士们一直在书写的她们的历史（féminaires）[ féminaires这是一个威蒂格自创的法语词,与femme（女人）同根,用来专指“她们”为自己书写的历史,本文将之音译作“费米娜史”.] “尚未完成”（pas encore）,一直在努力创建的新的语言体系“尚未出现”；威蒂格的剧本《无终止的旅行》（Le Voyage sans fin,1985）[ 《无终止的旅行》（Le Voyage sans fin,1985）,是威蒂格与美国作家桑格?塞根（Sange Zeig）合作的第二部作品,一部关于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的即兴剧本.剧分十五幕,涉及和影射前面4部作品中的诸多情节和人物.]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间地带；而她试图为女同性恋者编撰的字典——《女同性恋字典草稿》（Brouillon pour un dictionnaire des amantes, 1976）[ 《女同性恋字典草稿》（Brouillon pour un dictionnaire des amantes, 1976）,威蒂格与美国作家桑格?塞根（Sange Zeig）同著,完全遵照字典词条的形式对“时代”、“女同性恋”、“萨福”等词进行解说.]——“还只是个草稿”[ Monique Wittig, Brouillon pour un dictionnaire des amantes, Paris?: Grasset, 1976, p.78.].“尚未”表示一种“仍未出现的”希望意识,或者说是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尚未”或“还只是”也可以解读为“未定的”、“可能的”,对未来的畅想和探寻正是通过诸多可能性和潜在性与现实联系起来,正如本?安德森所言,“通过多元的、不确定的‘美好’或‘更美好’使现在变成开放的”[ [英]本?安德森著,《乌托邦主义与希望精神》,乔春霞,吕增奎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2期,第102页].
威蒂格在构建开放的女性乌托邦世界的同时,不断就如何解决矛盾的问题进行思考,“走向和解”是她尽力尝试的途径之一.威蒂格在她的叙事作品中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或“他们”.在《女游击战士》中,男人被特殊定义为“年轻的男子”,年轻意味着对世界上每件不合理的事情都感到激动,并有朝气和能量将其改变,年轻意味着无数的可能性,包括反对传统、颠覆旧制度：“（她们）把他搂进怀里,女人们允许将他列入正在哭泣的年轻女人的行列,当她们认出彼此时,大家欢呼雀跃,相互拥抱……她们告诉这个年轻男子他是第一个加入她们的战争的人.她们都来拥抱他.”（Wittig,1969:141）然而,在承认和谐共处的同时,年轻男子也会偶尔被描写成或温柔或缺少男子气概的人,通过将其与鲜花、新语言、易感性、圆形联系起来,他/他们被去性别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被重新性别化(Wittig, 1969:140-141).如是,在威蒂格的文学世界里出现了一对矛盾的形象.一方面,女性虽被去性别化但依然保有女性特质,另一方面,“年轻男子”仍是男性,但却被去男性化.威蒂格这样评价自己复杂的文本实践：男性被增补进阴性化的、又“尚未”被阴性化的叙事中,成为“她们”的同谋,虽然这里的“她们”尚未被明确定义,但已然拥有了话语权和行动力.就这样,和解被归属于女同性恋范式中：男人失去男性特制,“受制于具有普遍意旨功能的未被去除女性化的女同性恋关系”(Wittig, 2001:135).威蒂格坦言,吸纳男性加入女爱人的阵营,其好处有二：“表明异性（恋）被吸收进女同性恋关系中；同时确保叙事如圆一般在不断循环发展,不断地解构、重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Wittig, 2001:78)
然而,这种尝试也招来了不少评论者的诟病,诸如批评“威蒂格的女性主义思想飘忽不定,时常自相矛盾”.我们认为,《法语语言女性文学字典》对于女作家及其作品的总体评价较为中肯,它指出,威蒂格的文学作品是通过“古老的未来主义的”（archa?que-futuriste）视角看待这个世界：“她颠覆、重写经典神话,并使之女性化,她所梦想的雷斯宾岛并不完全排斥男性.”[ Christiane P.?Makward, Dictionnaire littéraire des femmes de langue fran?aise, De Marie de France &agre; Marie Ndiaye (Paris?: Karthala, 1996), p.?626.]在威蒂格的叙事作品中,女同性恋主义含而未宣,到处出现的elles（她们）在战争初期用暴力手段、在战争终结时用和平的方式解构性别（生理的、社会的）.这种文本策略使得威蒂格建构的雷斯宾世界拥有了坚定但宽容的女性姿态.然而,解构性别不是消灭性别,而是要消解人们内心固有的性别思维.虽然威蒂格笔下的人物、背景和写作方式非常乌托邦化,但她清晰地向读者传递了一个信息：社会性别的解构与重建,最终在于人的认识层面,人们要打破传统的思维范式,勇于尝试新的突围方式.
突破线性：乌托邦式的女性想象
正如威蒂格所言,在她的叙事中,一个与希望相对应的同样重要的内容是对“cercle”（循环,圆）的希冀和呼唤.圆形,作为突破线性的大胆尝试,构成了威蒂格文学作品中重要的再现符号,法国评论者弗朗索瓦兹?阿尔芒戈（Fran?oise Armengaud）将此种关注称为“特殊的女性想象”[ Fran?oise Armengaud,“L’entreprise littéraire de Monique Wittig?”, Parce que les lesbiennes ne sont pas des femmes, autour de l’?uvr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 de Monique Wittig, Paris?: Editions Gaies et lesbiennes, 2002, p.159.].我们注意到,威蒂格的这种圆环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语言文字、时空观念和叙事结构.
在威蒂格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也是其成名作的法文标题L’Opoponax中,代表圆形符号的字母o连续出现三次.之后,她在第二部作品《女游击战士》和第三部作品《女同性恋的身体》中近乎痴迷地继续画圆游戏：比如多少带有科幻色彩的《女游击战士》,全书三次将完整的圆形图像呈现在读者面前,用粗线条勾勒的三个大大的圆分别独占一页作为三部分的起始符号出现在书页正中；诸如未来的住宅、未来的武器都是以字母o起始的新词,Les Ophidiennes, les Odonates, les Oogones,...；再比如很多圆形事物“你头顶太阳般的圆盘”、“零”、“外阴环” 、“太阳”、“月亮”频繁出现在线性文字中,编织成一幅幅乌托邦式的画面.更有趣的是,威蒂格笔下的乌托邦世界中,人物和事物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圆周运动：女战士们安置在山顶的风向标在旋转,女战士们围成圈散步,“不管其路线如何,不管她们选择哪一点作为出发点,她们最终都将回到同一个地方”(Wittig,1969?:97).
在威蒂格的文学世界里,时间仿佛不再呈线性或不可逆地单向流逝,而是灵巧地盘卷起来,呈螺旋状前行.在《女游击战士》一书中,寥寥几处时间指示词都影射着月亮或太阳的光环,不在于给叙事进程添加时间标示,只为给文字点缀一丝色彩和光亮.在《女同性恋的身体》一文中,时间只被提及两次,一次参照月亮的阴晴圆缺,“新月月牙出现在天边,她们开始欢庆”(Wittig,1973?:90)；一次比照女性的月经周期,每月被看作一个环,下一个十分相似的环紧随而至,月月循环往复.如此一来,时间仿佛盘卷成的时间卷轴,环环相扣,无休无止地往复运动下去.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精巧而别致的叙事结构.比如在《女游击战士》中,威蒂格充分实践着她的“圆形世界”架构理论.威蒂格没有按照线性时间顺序安排情节.故事以女战士们取得战争的胜利开篇,世界已经被女战士们弄得天翻地覆,战争只属于过去,现在只剩下“她们”,开始为自己书写名为“费米娜”的历史；第二部分讲的是女战士们开始不满意这部历史,愤怒地将其摧毁,转而投向“大叙事”（un grand registre）,开始筹划一部时刻可以从头开始的新的历史.在这一部分中,威蒂格使用了嵌套手法,设置了一些 “自由段”,意思是它们既可以被放在第一部分,也可以放在最后一部分,有些段落是对第一部分战后工作的承接和延续,有些则是对战争即将开始的预示.最后一部分描写的是女战士杀伐男人的战争场面：在行文即将结束之际战斗打响了.
就这样,写作和阅读都呈环形态势展开,如威蒂格自己所言,“圆就是文本的运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着希望和无限可能”(Wittig,2001?:118)：威蒂格的文本与历史文本被糅作一团,文学叙述与历史叙事被巧妙地结合起来[ 在行文中,威蒂格善于不断援引、吸收和转化各国历史故事、名家论断,不经意间造成了克里斯特瓦所说的“互文”效果.],在互为补充和相互碰撞中完成圆周运动.读者可以从头读到尾,也可以从尾读到头,甚至完全可以大胆地、不慌不忙地将文本的任意段落作为阅读起点.如此一来,同一个文本有了不同种读法,各种潜在的阅读都可能在某个时刻发生碰撞,读者在体验新的阅读快感的同时不得不“瞻前顾后”. 这或许就是罗兰·巴特所提出的“作者式文本”,它并不提供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邀请人们去生产无数的实体,不断地鼓励读者重写文本,并从中创造出意义.关于这种循环往复的、开放的、多义的文学写作,威蒂格从来不吝惜笔墨,她曾多次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用意：创造一种“史诗般的运动效果和史诗般的活力”,与传统文本和社会关系拉开距离,形成裂缝,“将有腔隙的写作嵌入历史语境下”,并注入新鲜、进步的女性主义思想,这是“文本运作的动力,这也是乌托邦式女性想象的轨迹”(Wittig,1973?:114).可以说,威蒂格文字最美丽的地方,正是在于它可以突破现实世界的线性结构,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甚至突破结局本身,为女性想象寻得一处新的“美好之乡”.
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曾指出,男性线性叙事以逻各斯中心为基础,作为对“线条意象”的反驳,他提出双线和多线条理论,“采用椭圆、双曲线、抛物线表达叙述中部的非连贯性”[ 申丹：《解构主义在美国——评J.希利斯·米勒的“线条意象”》,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21页.].按照这个思路,为了实现一种非线性文化,威蒂格创造了“美好之乡”的圆形架构,为女性提供了更广大的腾挪施展的空间.威蒂格的这种圆形时空观与克利斯特瓦在《妇女的时间》中的论断如出一辙,按照克利斯特瓦的说法,“男性的时间表述线性的发展代表进步和秩序,而女性的时间则是循环和动乱的”[ 苏红军：《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1页.].事实上,无论将圆诠释为字母o,还是数字0,抑或是圆形事物,它们都兼顾着西方女性双重身份的真实再现.一个个圆环,除了环抱、幽闭和限制,不还预示着翻转、颠覆和解禁么？
以圆形符号为特征的女性想象意味着想象主体对现在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可以不予接受.正如女战士们反复强调的：“必须粉碎秩序”（Wittig,1969：123）.圆形被喻为实现无秩序的工具,用以摧毁被男性控制多时的话语权,为新的话语——非逻辑话语——创造可能：“她们开始跳环舞,边跳边唱边拍手,没有一句话是符合逻辑的.”（Wittig, 1969：73）
在威蒂格创造的文本世界中,圆形（球形）意象让文本变得立体,灵动而多变.就像一面多棱镜,可以反射出不同的光芒,照出不同的影像和风景.最终,所有圆环都在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偏离核心,走向复数,这也正是威蒂格乌托邦女性想象的核心价值——一种貌“合”神“离”的颠覆.如此“美好的女性乌有之乡”引领读者走向开放、流动、分裂和多种用可能,是N.萨克提尼（Namascar Shaktini）所称的“循环的解构概念”[Namascar Shaktini, On Monique Wittig?: Theoretic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ssays, 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 p. 56.]：一篇传统的直线展开的文本、一个特定的位置、对“单一意义”的追寻以及单个作者的活动或多或少地制约着阅读行为,而威蒂格所强调的从圆周到离心的文本运动能够为读者提供多重且多样的审美自由.
《异性恋思维》（La Pensée Straight, 2001）是威蒂格唯一一部散文集,当中汇集了作家十篇自评性作品和三篇威蒂格友人的评介文章.在威蒂格自评时,她集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策略描述自己一直向往的社会形态、解读自己的文学文本：“我有意模糊了（作为政治规划的）乌托邦社会与（作为文学体裁的）乌托邦文本之间的界限”.关于这一幻想世界的意识形态内涵,虽然威蒂格自己坦言“尚未确定”,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作家希望自己的文本成为“对话着的辩证的存在体”,作家希望通过各种文本实践把握以女性为主导的乌托邦文学的内在动力和演进过程,以及隐藏于女性乌托邦叙事中的政治寓意.
威蒂格构建的以圆形符号为特征的女性想象为女性乌托邦文学带来了动力,它引领读者走向专属未来女性的“美好之乡”,在那里,“她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比如发动战争——实现自己心中所想,不断质疑、破旧立新、期待未来恰恰是这个“美好之乡”最为迷人的地方.《女游击战士》中女战士们要打破现有秩序、重构语言系统、重写女性历史、重建权威政府,她们要取缔男性,使女性群体“她们”[ 在《女游击队员》这部小说中,除了标题出现“女游击队员”（guérill&egre;res）字样外,其它场合都用elles替代.elles是法语中表示阴性复数的主语人称代词,译作“她们”.威蒂格反对用“男人”（Homme-Men）代指普遍的大写的“人”,竭力赋予“elles”（她们）这个人称代词以普遍的意指功能,让elles能够代表普遍的大写的“人”的社会,使elles（她们）替代ils（他们）成为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范畴的主体]能够代表普遍的大写的“人”主导社会,即便身处逆境她们也总能看到“太阳发出的光芒”,坚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而这恰恰是威蒂格所期待的乌托邦“新女性”形象.可见,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对其个人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使女性自我评价得到提高,女性需要通过社会实践、革命斗争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因此她们高唱“不管他们要向我身上施加多少痛苦,我都会像三角炉一样坚定”.
回顾威蒂格的早期作品——《奥纳克斯》、《女战士》、《女同性恋身体》、《女同性恋字典草稿》——,这何尝不是理想的乌托邦新女性从懵懂的童年、逐步成长独立、重新自我认知、最终走向乌托邦新人的生命轨迹？《奥纳克斯》中卡特琳纳的姐姐因死了丈夫、失去作为妻子的身份而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自我核心价值,甚至让她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女游击队员》中埃米莉?诺顿所讲的故事则在隐喻层面上让女性获得了重生：“当孩子降生时,接生员象战场上的妇女一样欢呼和哭泣.这意味着母亲像战士一样取胜,她俘获了一个孩子”（Wittig, 1969：100）.《女同性恋的身体》和《女同性恋字典草稿》继续对女性的生存价值进行探索, 对“卵巢”、“卵子”、“隐士”、“恋人”等词汇进行重新定义的情节就是来自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
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生存方式也发生着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巨大的,甚至是翻天覆地的.从借小女孩卡特琳娜之口为读者描绘希望的瞬间开始,作家就有意识地模糊性别划分,当女游击战士一改传统的纤弱、恭顺的形象冲锋陷阵时,女性的存在意义得到了集中体现——“她们”获得了人格独立,能够独立地为争取自身权力而展开斗争,并最终成为统治者,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者.威蒂格认为,如此的乌托邦女性世界是“美好的”, 因为在那里女性获得了充分的话语权,诸多关于女性的议题——诸如“女性与政策”、“女性与家庭”、“女性与战争”、“女性与工作”、“性别观念”等——得以再思考和再诠释,并能够得出令女性自身感到欢喜和为之憧憬的结论；因为在那里,女性拥有强大的执行权和执行力,可以为最终达成自己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方方面面的愿景而付诸努力.
然而,我们还应看到,如此的“美好之乡”连同其过多重复的圆形结构往往会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而过于追求女性至上的理念与威蒂格曾提出的“理想的新社会里将只有‘人’,不存在男人和女人之分”的观点相互矛盾.其实,如中国学者李锋所言,乌托邦精神“具有不可避免的自我矛盾性和不可实现性”,而乌托邦文本的意义就是“凭借其内在的张力,引发社会批判,不断产生新的乌托邦视野,从而实现对当代社会的改造和修正”[ 李锋：《从〈未来考古学〉看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载《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142页.].因此,我们认为,威蒂格这种为女性勾画美好之乡的精神和积极挖掘与众不同的文本策略的勇气是值得赞许的.作家用她的文字为读者塑造了强势的乌托邦“新人”女性形象：她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深知信任是联盟的基础,并坚定地相信“杆子里面出政权”,认为死亡只不过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如此硬朗果断、敢说敢做的女性形象引发了现代社会对女性运动的热议.以美国性别学家朱迪思?巴特勒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是否可以将写作行为变成一种政治行动”,“同性恋运动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次‘介入’行动” [ “介入”一词译自法文engagement, 即英语engagement,语出法国20家萨特的“介入文学”(la littérature engagée),是指通过文学实践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而后,结构主义学文学理论家罗兰?巴尔特对之进行了新的阐释.朱迪思·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专章探讨威蒂格作品中“身体-性-文本-政治”关系问题,多次使用该词,详见BUTLER Judith, Trouble dans le genre, le féminie et la subversion de l’identité, Paris: La Découverte/Poche, 1990, p.239-240.] 等一系列问题,既是对威蒂格乌托邦女性想象的延伸思考,也是就其政治寓意和实践价值进行检视与反思.
结语：未完成的乌托邦
以上对威蒂格小说的回顾使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女作家一直在努力创作出可以超越二元对立、两分法、两极性等传统思维方式的女性想象作品,她的“乌托邦”始终承载着革新语言、转变思想的重担,并热情地邀请读者从最为积极的角度阅读和审视她的乌托邦.和其他女性主义小说家相仿,威蒂格对于女性的“栖息之所”颇具想象力,展示了女性生活的新视野,在她构建的乌托邦世界里,女性构成自给自足的社会,充分享有话语权和主导权.不同的是,她在小说中营造的女性和人类的理想家园,有着完全迥异的、自成一体的逻辑和规则,“她们”以独特的方式完成女性向男性话语霸权的挑战.女作家向我们证明,乌托邦的希望原则和批判精神是女性主义应具有的精神,它永远不会泯灭：在希望原则的指导下,张开女性想象的翅膀,面向一种新的人类潜质,构想乌托邦新人、新作,虽然这项事业远未完成,但其勇气和创造力可圈可点.
马尔特·罗森费德（Marthe Rosenfeld）认为威蒂格的叙事作品“已然成为法语国家女性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典范”[ Marthe Rosenfeld, “Vers un langage de l’utopie amazonienne?: Le Corps lesbien de Monique Wittig”, in Vlasta, n. 4 spécial Monique Wittig, Paris, 1985, p.55.].本文的分析也表明,一方面威蒂格的文本理论和政治构想表现了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另一方面,其文本实践本身也是新时期女性书写的范例.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与乌托邦写作之间有着不解之缘,威蒂格坚持用包容、动态、开放的想象丰富其文学写作,可以说这种独特的创作眼光是法国新时期女性书写的产物,对女性文化的未来至关重要.正如罗拉?杜朗（Laura G. Durand）所言,“威蒂格的文学作品低调但最终充满力量,给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带来希望,那是真实的、富有艺术品格的文学,但又深深地根植于女性主义之上.没有哪部艺术作品可以比威蒂格的文字更少的说教,或者有更多的启示意义”[ Laura G. Durand, “Heroic Femini as Art ”, in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Vol. 8, No.1, Providence, RI: Brown Universty, 1974, p.77.].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林木)
本文结论:此文为关于女性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乌托邦和威蒂格小说和想象相关女性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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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玛格丽特米切尔：随风而去 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中只发表了飘这一部长篇巨著,却足以奠定她在世界文学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米切尔在飘中塑造了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斯嘉丽 事实上,斯嘉丽映射的就是米切尔本人 尤其是斯嘉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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