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墨经》分科方法省思，本文是科研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跟《墨经》和研究和方法方面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摘 要】
清末以降,《墨经》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根据来自西方的各门学科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分科研究促进了近现代的墨学复兴,便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但是,该方法也使研究者集中关注《墨经》的某类学科条目,易于忽视该类条目所属语境,进而出现根据主观看法（尤其是近现代学科知识）改变条目次第、轻易校改原文等诸多问题.《墨经》研究应该以文本为基础,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结合《墨子》和相近时代的相关文献进行本土解释.
【关键词】
《墨经》；《墨子》；分科研究；科学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5-0148-06
作者简介：何杨,哲学博士,（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暨哲学系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CZX053）
《墨经》包括《墨子》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一般而言,《墨经》（或称《墨辩》）有广狭二分,广义《墨经》还包括《墨子》中的《大取》《小取》,本文所指为狭义《墨经》. ,由约180条经文和相应的说文构成经文和说文原本分列,因此,后人根据个人理解引说就经时,有极少数条目有经无说或有说无经. .其书素称难解,自汉讫明,研习者极少.西晋鲁胜注《墨经》,今仅存其序.清中叶毕沅注《墨子》,认为《墨经》“讹错独多,不可句读”［清］毕沅注：《墨子》,《墨子大全》第1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影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毕氏灵岩山馆刻本,第249页. .清末,因受西学影响,不少学者尝试从数学、力学、光学、逻辑学等学科视角,对《墨经》中的相关条目展开研究,进而开启了分科解读《墨经》的研究范式,影响至今关于墨学史的总体情况,参见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关于近现代墨学的复兴详情,参见崔清田：《显学重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永春：《清代墨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转型》,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 .分科研究使得曾经几不可读的《墨经》获得丰富的诠释,促进了近现代中国的墨学复兴.然而,该方法以后出、外来的学科观念审视《墨经》,以致于研究者常常篡改原文,以合己意.诚如沈有鼎所言：“过去诂解《墨经》的人,除了早期的几位如孙诒让等不计以外,余者常常望文生义,先构成了一个主观成见,于是利用《墨经》一书脱误本来极多这话作为理由,任意改窜《墨经》的文字来适合自己的成见.”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2页.此外,沈有鼎所言《墨经》为广义《墨经》. 时至今日,《墨经》诸多条目的解释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影响《墨经》原文理解的因素很多,但研究方法至关重要.本文拟对这种分科治墨的研究方法予以考察,进而探究《墨经》研究的合理方法,以推动墨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墨经》分科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般认为邹伯奇（1819-1869）较早注意到《墨经》含有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持此观点者颇多,参见梁启超：《〈墨经通解〉序》,《墨子学案》附录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4—85页；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墨子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0页；陈柱：《历代墨学述评》,《墨学十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89—190页；A.C.Graham, 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70-71. .邹伯奇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等学科均有研究,所著《学计一得·论西法皆古所有》（1844）认为《墨经》含有西洋数学（如“《经上》云‘圜,一中同长也’即《几何》言‘圜面惟一心,圜界距心皆等’之意”）、重学（即力学,如“《经说下》‘招负衡木’一段”）、视学（即光学,如“《经下》‘临鉴而立’；‘一小而易,一大而正’数语”）等知识［清］邹伯奇：《学计一得》,《邹徵君遗书》,戴念祖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物理卷》第一分册,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12页. .
邹伯奇的观点得到其友人陈澧（1810-1882）的进一步阐发.陈澧引用《几何原本》《海岛算经》和《九章筭术》刘徽注等文献解读《墨经》算法；引证《墨经》条目表明“西洋人制镜之巧,不过窪、突二法,而墨子已知之”；提出《经说下》“‘挈,有力也’,‘引,无力也’,疑即西人起重之法”［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二《诸子书》,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1—242页. .其后,出现了不少以数学、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诠释《墨经》的著述,例如张自牧的《瀛海论》（1876）与《蠡测卮言》（1878）、殷家儁的《格物补笺》（1876）、冯澂的《光学述墨》（1894）、王仁俊的《格致古微》（1896）等.
作为校释《墨子》的集大成之作,孙诒让的《墨子閒诂》（1895年初本,1910年定本）在注释《墨经》时,援引了邹伯奇、陈澧等人的见解,也采用西方科学知识解读《墨经》,此外还注意到《墨经》的逻辑学说.1897年,他致信梁启超：“尝谓《墨经》……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清］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籀廎述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2页.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3年第1、2、3号连载《墨子之论理学》,采用西方传统逻辑研究《墨子》,认为“墨子所谓辩者,即论理学也”,“《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详”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子墨子学说》附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后来,梁启超借鉴胡适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了《墨子学案》（1921）和《墨经校释》（1922）.在他看来,逻辑学为《墨经》中最重要的部分,“《经》中论名学原理者约居四之一,其他亦皆用‘名学的’之演绎归纳而立义者也”梁启超：《墨经校释·读墨经余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与《墨子之论理学》相比,《墨子学案》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对墨家逻辑的论述显得更为详实,此外,他还基于《墨经》条目阐述形学（几何）、物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思想；而《墨经校释》则常借助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予以诠释.
与梁相似,清末民初不少学者皆注重对《墨经》逻辑的阐发,如章太炎《诸子学略说》（1906）和《原名》（1909）、章士钊《逻辑指要》（1917年写成,1943年出版）、胡适《先秦名学史》（1917年写成,1922年出英文版）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后于1930年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等.此外,胡适还例举了《墨经》中有关算学、形学、光学、力学、心理学、人生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内容的条目.参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4-275页.
可见,梁启超、胡适均已注意到《墨经》所含的各种学科知识.其后,张纯一《墨学分科》（1923）明确采用分科治学的方法整理《墨子》.他将墨学分为教育、政治、宗教三纲,并细化为：1.教育：教育学、算学、形学、微积分、物理学、力学、机械学、测量学、地圆说、热学、光学、声学、医药学、生物进化说、生理卫生学、心理学、唯识学、他心通、气象学、论理学、*学；2.政治：政治哲学、法理学、理财学、军事学；3.宗教学.在他看来,广义《墨经》为“墨子用教高材生者”张纯一：《墨学分科》,《墨子大全》第2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1923年排印本,第617页. ,因此这六篇文献（尤其是《墨经》）是其论证墨家教育类学科的核心文献.此外,他还引证《墨经》条目论述墨家的政治哲学、法理学、理财学、宗教学.
进一步,是集中处理《墨经》,将各条目依照学科分类予以整理.较早者有张其锽的《墨经通解》（1931）,该书认为《经上》“上列言性行、修为、政治之义,下列言名数质力及人群相用、宇宙相推之理”；《经下》次序“错无可理”,乃“以类为次,关于言辩学者得半,置于上列；关于言修身、心理、政治、经济、数理、天学、光学、重学者得半,置于下列”张其锽：《墨经通解》叙,《墨子大全》第39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1931年独志堂印本,第11—12页. .其后,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1957年成书,1981年出版）将《墨经》分成十二类：名言类、自然类、数学类、力学类、光学类、认识类、辩术类、辩学类、政法类、经济类、教学类、*类.与之类似,孙中原的《〈墨经〉分类译注》（2006）亦分十二类：世界观、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历史观、经济学、政治学、*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和简单机械学、光学、心理学,其中前八类属于哲学和社会科学,后四类属于自然科学.台湾学者陈癸淼的《墨辩研究》（1977）则将广义《墨经》分成七类：*学、知识论、逻辑思想、辩论学、宇宙观、科学（包括力学、化学、数学、光学、经济学）、论人除上所述,20世纪中叶以来还有大批著述研究《墨经》中的各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例如：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1954-1955年连载于《光明日报》,1980年结集出版）、葛瑞汉《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1978）、陈孟麟《墨辩逻辑学》（1979初版,1983修订）、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杨向奎《墨经数理逻辑》（1993）、周云之《墨经校注今译研究——墨经逻辑学》（1993）、梅荣照《墨经数理》（2003）等.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
综上,近现代《墨经》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基于来自西方的学科分类观念进行分科研究.由诸多研究成果看,该方法的确促进了墨学（尤其是《墨经》）的复兴.不过,各家分类多有差异,以下谨以分科颇为明显的研究为代表,讨论分科研究的方法问题.
二、《墨经》分科研究的方法讨论
对清末民初的学者来说,发掘《墨经》中的数学、力学、光学、逻辑学等学科思想,常常受到学术救国等实用取向的影响相关讨论可参见张永春：《清代墨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转型》,前揭书,第125—155页；何杨：《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93—99页..撇开这种取向不论,由于是将《墨经》置于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学科框架中,因此有助于《墨经》与近现代学术接轨,便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正如陈癸淼所言：“将同性质、同范畴之各条加以组织,然后以现代学术之眼光作一综述,以使此二千余年前之古代学术能纲举目张,并以新面孔呈现于现代人之眼前.”陈癸淼：《墨辩研究》,《名家与名学：先秦诡辩学派研究》第3部,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第230页. 孙中原亦言：“本书的分类,只是为了便利读者在理解时,更容易同现代和西方的知识系统接轨.这是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一种努力.”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中国逻辑研究》附录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9页. 如果说《墨经》研究旨在面向现代、古为今用,那么将准确理解的近现代学术恰当地用于《墨经》研究,有其合理之处.不过,理解《墨经》文本原意仍是这种研究不可忽视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诸多分科研究者亦以准确理解文本为己任.
然而,中国古代文本的原意和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知识或难以兼顾,如梁启超指出研究《墨经》时“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亦可有意外创获”,但“标异太过,任情涂附,则以凿汨智,求深益晦,其失又不止如啖赵之狎侮仲尼、荆舒之唐突仓颉而已”梁启超：《〈墨经通解〉叙》,前揭书,第85页. .由于《墨经》的作者及其所处时代并无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学术分科观念,更不会依照近现代学科观念来编排诸条目,因此,如果根据后出、外来的学术分科观念来审视《墨经》,并且未能证明这些学科与《墨经》学说是同类性质的学问,那么《墨经》的文本顺序难免打乱、文字难免篡改、文义难免附会.分科研究将部分文本（如“光学”类条目）从其所隶属的整体文本（如《墨经》或《墨子》）抽取出来,在研究时可能导致研究者只集中处理相关内容的条目,而忽略这些条目的上下文、这些条目与其他条目之间的关联以及《墨经》条目与其他《墨子》篇章的联系,进而脱离整体文本语境以及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主要依靠现代学科知识进行理解与评价,从而容易出现任意比附的情况.对此,汪奠基曾批评道：
《墨经》的科学思想,主要是从实际经验总结得来的.它的许多定义,如“平、中、直、圜、方”等等,都是以当时百工习用的经验为根据的……近人更有用现代物理学、力学和光学等来解释景、鉴、力、负、挈诸概念的,如果作为帮助了解《墨经》的参考材料说,这样作也未尝不可,但说这种解释就是《墨经》的认识,那就比附失真了.我们认为《墨经》的科学是战国时代的科学.如果一一用近代科学概念或术语附会起来,那不仅无益于《墨经》本身的逻辑认识,而且对古代科学历史本来面目,将会大加损害.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85—286页.
从具体研究成果看,分科研究的明显表现有二：1.《墨经》诸条目原有次序的改变；2.大量原文的纂改.针对表现一,研究者的常见辩护是《墨经》原文本无严格次序.例如,陈癸淼说：“墨辩各条之次序均无义理上及文理上之连贯性.”陈癸淼：《墨辩研究》,前揭书,第229—230页. 谭戒甫说：“《墨经》各条的意义原有一些是前后连贯的,尤其特殊的如光学八条就是顺序排列着；但其它大部分却都是散开的.”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不过,上述观点是依据后世学者对《墨经》的主观理解.与之相反,有些学者尝试不改变原有次序,进行具有连贯性的体系化解读.例如,伍非百将《经上》主旨视为“正名”,依次分为散名和专名两编；《经下》主旨为“立说”,依次分为名辩本论、名理遗说、名辩问题三编.每编又依次分成数章伍非百：《墨辩解故·新考定墨子辩经目录》,《中国古名家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16页. .此外,杨宽、汪奠基、曾昭式等也主张不改变原文次序参见杨宽：《墨经哲学》,《杨宽古史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5—650页；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第七章《墨辩的逻辑科学思想分析》,前揭书,第266—401页；曾昭式：《先秦逻辑新论》第五章《〈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释义》,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14—262页.关于《墨经》诸条目的连贯性和整体性的解读,将另文探讨. .
从分科研究者内部看,亦有研究者主张存有次序.例如,张其锽认为“《墨经》分列,当有义例”,上列、下列各有类别张其锽：《墨经通解》叙,前揭书,第11—12页. ；当然,为了符合其观点,他对部分条目的次序作了调整,如将《经上》第3条“体,分于兼也”和第4条“必,不已也”对换,因其对条目“体”解读为“分析为物理数学之奥,故次言之”同上,第27页. .此外,即便是分科研究者通常也会承认部分条目存在次序,例如《经上》第3-6条（即知、虑、知、）、第7-9条（即仁、义、礼）、《经说下》的“光学”条目等.由此看来,《墨经》作者并非完全随意编排条目.那么,何以部分条目有次序,部分条目却无次序？是原本如此,还是研究者未能把握古人的用意呢？对此,分科研究者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
针对表现二,其常见辩护是《墨经》原文本就存在讹、脱、衍等诸多错误参见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前揭书,第1—2页；陈癸淼：《墨辩研究》,前揭书,第229页；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548页. .虽然原文在历代传抄过程中,的确会发生错误.但是,以此为理由,在无文献版本依据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研究者个人学识（尤其是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知识）,采用理校方法校改原文,很容易产生新的错误.梁启超就意识到这种困难,一方面指出“此经因传写之值乱及讹谬太甚,若拘拘焉望文生义,则必有‘举烛尚明’‘孝经八十宗’之失,故宜以大胆运锐眼,力求本来面目于今本行墨之外”,另一方面又强调“稍掉以轻心,则指鹿为马,移张冠李,厚诬作者,治丝益棼”梁启超：《〈墨经通解〉叙》,前揭书,第85页. .从实际校释成果看,应多属后者.因此,早在1931年,陈寅恪就曾批评：“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0页.
试以“光学”条目为例.姑且不论条目次第、条目划分、标点断句等问题,仅从文字校改方面考察,若以《道藏》本《墨子》为原文依据,通常都对这部分文字进行或大或小的修改.例如,张其锽、梁启超、谭戒甫、孙中原都认为有八条“光学”类条目.对这八条,张其锽全都作了修改张其锽：《墨经通解》,前揭书,第226—240页. ,其他三位修改了其中七条梁启超：《墨经校释》,前揭书,第66—69页；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64—84页；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637—641页. .与他们不同的是,张纯一认为有一条说文可以分成三条,其中两条并无经文,从而认为“光学”条目有十条,并修改了五条张纯一：《墨学分科》,前揭书,第639—641页. .虽然校改文字的原因繁多,但基于来自西方的光学知识理解《墨经》条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谭戒甫在校改时常引光学理论为据,校改原文的理由在于与“今光学理不合”参见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70、75、80、83页. .
综上,采用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观念研究《墨经》固然有助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的基本内容,但从对文本固有含义的理解看,该方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三、关于《墨经》研究方法的思考
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文本,鞠实儿等曾以《九章筭术注》为例,提出和实施了一套本土化研究程式,其特点是“拒绝使用任何当时当地不存在的元素来解读和解释文本”鞠实儿、张一杰：《中国古代算学史研究新途径——以刘徽割圆术本土化研究为例》,《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6期,第26页. .在笔者看来,该程式要义有二：其一,基于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获取需要解释的文本材料；其二,基于文本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解释文本.应该说,前者为各门中国传统学问研究的共识,后者所言“社会文化语境”主要包括“影响文本生成的社会文化事件和作者所使用的本土概念、方法和学说等”同上. ,该概念需要根据具体文本进一步澄清.以下,拟结合该本土化研究程式谈谈《墨经》的研究方法.
首先,有必要完成一部《墨子》（包括《墨经》）的集校集释,为后续研究提供文献基础.对此,栾调甫在总结20世纪初期的墨学研究时曾指出：“《墨子》既无善本,旧校亦多误谬.宜聚诸本,重为校勘,分别章句,刊定读本.次则旧注多疏,且复依违不决.宜合诸家,重为考辨,定所弃取,纂为集注.”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前揭书,第146页. 迄今为止,通常还是公认孙诒让的《墨子閒诂》在《墨子》校释方面的权威地位,然而孙诒让所见版本有限,而且对《墨经》的校释所获不多,因而存有不足.后来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补正,其中,尤其是吴毓江的《墨子校注》（1944）在搜集版本方面收获颇丰.在《墨经》注释方面常常引作代表的还有高亨《墨经校诠》（1958）,不过此书改字甚多.相比于孙诒让、吴毓江等人所处的时代,今天所能掌握的《墨经》版本显然更多,例如严灵峰的《无求备斋墨子集成》（1975）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90余种墨学著作；《墨子大全》（2002-2004）则收录2003年前的300余种墨学著作,尤其是第一编收录明清版本30余种.关于集释,近现代以来注释颇多,需要注意甄别优劣,阐明注释的依据及其合理性,并根据观点异同进行分类处理.
其二,《墨经》各条目的论说往往较为简略,然其作为墨家的经典要义,在《墨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体现.实际上,《墨经》所述内容不仅常多次出现在《墨经》中,而且出现在其他《墨子》篇章中.因此,有必要基于整本《墨子》来解读各条目,将《墨经》置于《墨子》一书的文本语境之中,在其他篇章中寻找《墨经》诸条目诠释的合理性依据（正因如此,以上提出应给《墨子》作集校集释）,此即一些学者所言的“以《墨》证《墨》”杨宽：《墨经哲学》,前揭书,第528页. 、“让《墨经》自己来注释自己”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序,前揭书,第2页. .以《经上》第一条“故”为例,其说文中的“体”“端”等术语在《墨经》其他条目中皆有论述,如第二条为“体”,并举“尺之端”为证,第七条为“仁,体爱也”,还有“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墨子·经上》）、“端：是无同也”（《墨子·经说上》）、“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内”（《墨子·经说上》）等.此外,从论证方法看,《墨子》诸篇应该也有所关联.墨子在《非命》诸篇提出的三表/法也为《墨子》其他篇章所共用,虽然《墨经》诸条目都较为简略,但并非缺乏论证,如《墨经》常用“若”字标明例证,《经下》则常以“说在”标明理由.如果将三表/法和《墨经》的论证结合起来考察,将不仅有助于《墨经》的校释,也有助于对三表/法本身的认识参见何杨：《论证实践与中国逻辑史研究》,《逻辑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51页. .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世文献,有不少出土文献与墨家存有关联,如信阳长台关楚简《申徒狄》、上博简《容成氏》、清华简《鬼神之明》等；而其他出土文献对于解读《墨经》条目亦有帮助,如裘锡圭曾参考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解读条目“佴”“”“廉”“令”裘锡圭：《〈墨经〉“佴”“”“廉”“令”四条校释》,《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3—429页. .
其三,《墨经》所讨论的术语与话题也为相近时代所共同讨论,如故、类、知、辩、仁、义、礼、信、忠、孝、名实、同异、坚白、无厚等皆为战国诸子所讨论,因此,有必要结合这些相近时代的文献予以研究.例如,关于“坚白”之说,不仅《墨经》多次论及,如“坚白,不相外也”（《墨子·经上》）、“坚白,说在因”（《墨子·经下》）、“坚白之撄相尽”（《墨子·经说上》）、“无坚得白,必相盈也”（《墨子·经说下》）等；而且其他诸子也多有论说,最为典型的是《公孙龙子·坚白论》,还有“离坚白,若悬寓”（《庄子·天地》）、“合同异,离坚白”（《庄子·秋水》）、“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庄子·天下》）、“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荀子·礼论篇》）、“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韩非子·问辩》）、“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等.
最后,除了术语、话题的相关性,《墨经》思想也与相近时代其他文献相关,这也就是要将《墨经》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回到本文所讨论的分科治墨方法,虽然我们难以在先秦时期找到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观念,但这并不表示先秦时人就没有对学问进行分类.例如,《周礼·地官》谈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论语·先进》谈及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墨子则提出了与孔门四科类似的三分,即“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其中,谈辩相似于言语、说书相似于文学、从事相似于政事.因此,若能结合先秦时人的学问分类（尤其是墨家的三分）研治《墨经》,或可对其作出更贴近固有含义的理解.当然,这待进一步的工作.
综上所论,从墨学复兴的维度看,近现代以来的分科研究的确功不可没；从理解文本固有含义的维度看,分科研究则存在诸多问题（如根据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知识改变条目次第、轻易校改原文等）.实际上,从一个多世纪的《墨经》研究情况看,对于如何理解《墨经》,最为重要的是引说就经、旁行、牒字等体例的发现,而非光学、力学、逻辑学等学科知识的发掘.如今的《墨经》研究应该回到原典,在其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基于《墨子》文本内证和相近时代相关文献的互证,予以本土解释.
（责任编辑李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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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从《道德经》看老子的养生原则和方法 作者简介卢亚斐（1993 3）,女,汉族,甘肃白银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2001老子.
2、 《道德经》里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政治观 老子著五千言,距今两千四五百年,其间注释、疏解、立说,不可胜数 然而同时一书,有人看来是争权夺势,设陷布险的政治秘笈；而有人看来却是清净自在,无为逍遥的出世宝典；有人看来是诡谲某策,决定胜败的武学兵书.
3、 《道德经》英译文本多样化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H315 9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6871j cnki kjwha 2018 10 077摘要道德经是我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代表了东方文化的主流 不同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下,译者创作出了.
4、 《易经》只讲三个字：上、止、正 易经广大精微,无所不包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到没有外面,够大的吧！小到没有里面,够小了吧！这样广大精微的一本书,很多人都会觉得难读,难记,难懂,难应用 其实.
5、 《道德经》：德行天下，道传万家 子不语慢,才能保持生机道德经中说“不知常,妄作凶 ”人不能妄动妄作 许多人忙碌了一辈子,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到头来自己都搞不清楚 道德经又言“孰能安以久动之而徐生&.
6、 《太平经》注译补苴四则 摘要 太平经是东汉时期一部重要的道教典籍,迄今已有7种校读、注译本问世 比较阅读之下,各本在标点、注释、今译3个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今拣选四条加以补苴 关键词 太平经注译补苴分类号G256太平经是东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