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当代共产主义话语的建构--价值、实践和世界历史视角，本文是世界历史类有关论文范例与共产主义话语和建构和共产主义方面论文怎么写.
王培洲
（广东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广州 510050）
摘 要：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信念、实践运动和理论学说贯穿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阶段.毫无疑问,共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仍需遵循的价值定向.在中国当代现实语境中,共产主义话语并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获得相应的抬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主义话语体系的缺失导致其经常处于被遮蔽状态.在构建“理论中国”和实现文化自信的现实要求下,我们有必要在理论和现实中把握住共产主义的特质,围绕其价值话语、实践话语和“世界历史”话语三重维度进行共产主义话语建构.
关键词：共产主义；价值话语；实践话语；“世界历史”话语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0-0048-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研究”（14CKS020）的阶段性成果；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2018年度一般课题“新时代中国人价值观构建”（XYYB2018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培洲（1987-）,男,河南濮阳人,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执政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社会思潮.
中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在谈到改革时强调：“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2］137
面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我们不得不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导向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还没有达到时展所需要的水平,没有达到当代中国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3］.共产主义话语是中国话语中最具分辨率的价值标识,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正不断遭遇新自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普世价值、资本逻辑等社会思潮对其的解构.谈到共产主义,有人不相信,有人不理解,还有人不屑一顾.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作为话语经常处于一种“有理说不出”的失语状态.这种失语状态在当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的紧张对弈局面中,容易造成的后果是：“虽然是我们在说话,但其实是西方话语（通过我们的嘴）在说话.”［4］既然共产主义是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标识,那么我们在谈到共产主义时就必须有话可说、理直气壮、有理有据,否则共产主义高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遮蔽.因此,建构共产主义话语体系,发挥共产主义话语优势,就成为每一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本文认为,建构共产主义话语体系可以从共产主义的价值话语、实践话语和“世界历史”话语三个维度入手.
一、共产主义的价值话语建构
价值就其初始意义而言肇始于经济领域,马克思用价值和使用价值指认商品的二重性.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的内涵从来都不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在于其社会属性,即将价值作为“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5］.所以,超越经济层面,在社会层面谈论价值时,价值往往作为一种价值关系存在.简单地讲,它是人们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样为好、怎样为坏,以及自己向往什么、追求什么、舍弃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等的观念.因此价值经常与“价值观”相联接,表征着一个意义的世界.重要的是,“在人的‘意义世界’的精神家园中,语言是‘文化的水库’”［6］,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必须获得话语体系的支援,否则就如同家园缺失水的滋养.“真实而又有力量的中国话语要有价值支撑”［7］,毫无疑问,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同语反复”,有着自己最鲜明的价值立场、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那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让共产主义的价值话语仅仅“以‘潜台词’的方式存在并表现出来”［8］,从而造成价值空白.只有我们把共产主义的价值话语说明白,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负责,对整个历史实践负责.
1.突出共产主义的价值导向性.任何主义都会描述出一个未来的价值愿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期待,在未来世界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9］.需要认识到的是,这个理想社会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它的核心价值理念始终关注“现实的人”、事实上的平等以及无产阶级的生活等.这就为当下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等多重矛盾中的中国提供了价值遵循.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在这个价值危机和的时代找到一种“方向感”,而非“跟着感觉走”.因此,共产主义的价值话语建设必须为社会提供价值导向,为社会精神建设导航.
从发展道路上来讲,要强调中国道路的共产主义价值定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创造出了惊人的物质财富.然而,市场经济的运行也使我们的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逻辑”.马克思在承认资本主义进步性的同时看到了“资本来到世间”时的贪婪,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我们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经济理性时代价值根基的松动”［10］.所以我们必须突显和伸张共产主义的价值承诺——超越资本逻辑.驾驭资本逻辑,防止资本对社会的无节制形塑出现价值真空,重视道德和精神的力量,重新理解集体主义,避免走入一条“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敌人”的“霍布斯化”道路.因此,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步伐越快,改革越深入,就越需要共产主义凸显出其理论旨趣和价值导向,这也正是当今我国大力提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个人层面来讲,由于个体的价值观念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我们需要通过共产主义的价值话语引导个人的行为,使个人的价值观符合社会发展方向.这样一来,在价值维度,就是人有了“自知之明”,并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形成一条完整的意义链,构成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价值关涉”.例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为先富起来的人预设了其责任：带动后富,这正是共产主义始终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富裕”就不仅仅只具有经济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意义,其表现出关注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公正的追求,恰恰可以通过共产主义的承诺——“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引导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过渡.
2.建立共产主义的价值连续性.所谓价值的连续性是指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历时性中其价值立场、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始终是稳定的,具有连续性.缺少这种历史维度的价值连续性往往会造成历史虚无主义,当前的“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以及民粹主义等都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共产主义作为我们追求的终极价值,自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后就一直致力于此,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认同和信仰,体现在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的实践行动中,而我们付诸的所有实践无不是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丰富,社会公正的早日实现,这些目标正是由共产主义价值和意义产生的规定性.因此,只有建立共产主义话语的连续性,在当今才能有效一些人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相互割裂甚至相互否定的现象.从价值话语层面上看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则呈现出“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或“发展话语”）两种范式,这两种话语形成的原因是不同时代我们党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同.“建设话语”并不否定“革命话语”,而是在“革命话语”内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正如指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基于这种价值连续性,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在强调“两个不能否定”时给出的理由,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11］33；“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11］36事实上,“两个三十年”,都是共产主义价值目标下的具体展开.我们的奋斗具有接续性,在共产主义提供的价值愿景下是完整的而非断裂的.具体到“两个三十年”,则是前者为后者的实践提供了重要条件,而后者是前者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必须在连续性视域下看待中国发展中的“破”和“立”.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建立共产主义价值的连续性不仅是一种中国话语的叙事策略,更为我们夯实了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根基,因此必须给予重视.
3.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整合性.之所以要围绕价值整合这一目标构建共产主义话语体系是因为随着党和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利益主体多元化,从而形成社会分层的多元化,而二者又共同造成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当今这种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反映到社会层面则形成多种“思潮”借着“主义”的名义在共时性维度中的涤荡,目前比较明显的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每一个“主义”都在竭力谋求话语霸权,而在这种文化和话语的霸权背后往往隐藏着其价值预设,如新自由主义兜售的普世价值.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思潮一旦掌握话语主导权,往往明里暗里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使我们的主流价值失去分辨度,这一方面造成共产主义的“失语”,在思想市场中迷失；另一方面会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价值理念产生动摇和怀疑.因此,我们承认随着经济发展必然造成价值观念多元化这一客观现象,但是,也绝不能放任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自由发挥”,必须用共产主义话语对其进行整合,使共产主义话语获得价值整合性.
齐泽克从“9·11”事件到全球金融危机、从生态灾难到核泄漏等对西方进行批判时强调,西方若想解决这种系统性危机必须有“共产主义预设”,他在探讨这个“生死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时指出要发挥意识形态的“缝合”作用,并要“以‘共产主义’‘缝合’漂浮的能指”［12］.即通过某个中心将其他“能指”的意义固定下来,并拿生态主义举例（即生态主义可以是保守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是要对其“缝合”）.显而易见,齐氏所指的“缝合”,正是一种价值整合性,即我们需要用共产主义价值去整合（“缝合”）当今的社会思潮,使其遵循共产主义预设.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发挥共产主义话语的整合性,我们才有超越“左”和右的争辩,获得价值共识的可能性,才能科学地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先进的文化,实现有利于民族复兴的文化建设.因此,共产主义话语不能是静止不动的,一定要在动态中实现价值整合,在整合过程中其自身的价值话语内涵也不断实现发展和丰富.
二、共产主义的实践话语建构
恩格斯在1847年面对卡尔·海因岑对共产主义者的指责时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13］210,并指出这种运动“是从事实出发”［13］211.恩格斯的观点其实说明了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理想形态、应然形态而存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论纲强调“改造世界”相对于“认识世界”的优先性一样,共产主义还应该作为实践形态、实然状态而存在.其实,我们在谈到共产主义信念和信仰时的底气恰恰来自于其从“空想到科学”的实践过程.因此,建构共产主义话语必须最大限度彰显其实践特性,在共产主义的实践规律中总结出实践话语,这样又能反过来作用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价值,突出理论的真理性.共产主义实践话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需要围绕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现实性和制度性来进行话语建构.
1.澄清共产主义的阶段性.阶段性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意味着事物的发展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即有一个过程性,其发展必然遵循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的“两个决不会”.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鲜明地指出了共产主义的过渡期,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14］除了指出这个过渡时期,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有高低阶段之分,列宁也注意到了共产主义的不同阶段,他指出：“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差别.”［15］可见,共产主义虽然有强烈的实践特性,但这种实践性不是一蹴而就的,实践的依据正是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带来的“背景输入”,我们必须首先澄清实践的阶段性,澄清阶段性就是增加共产主义的科学性.
通过中国道路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发现共产主义实践中的阶段性.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我们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历史使命进行实践活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此的认识更为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52这说明我们制定规划和“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我们实践的阶段性.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为例,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16］,党的十七大在大会主题中鲜明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八大报告中则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建设”到“建成”的一字之差正体现了我们党针对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制定出符合人民意识形态期待的目标.进而党的十九大又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在承认共产主义的实践性前提下,必须澄清其阶段性；一旦明确了这种阶段性的实践,将阶段性特点融入共产主义实践话语,共产主义话语体系就最大程度地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支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激活共产主义话语中的历时性,有助于我们理解通往共产主义之路的艰辛探索,也使得我们能有效回击海因岑在19世纪将共产主义视为“空中楼阁”的诘难.
2.把握共产主义的现实性.马克思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3］81如果承认建构共产主义话语具有实践性,那么实践性本身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对现实的强烈关涉.因此当我们着手考察共产主义的时候“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13］74.马克思对现实的关注向我们说明：建构共产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就是要从“现实的人”和“社会现实”出发.
毫无疑问,在现实性的框定下,对共产主义的考察一定要将其置于中国道路之中,而且“只有从社会现实的立场出发,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17］.这就是说,共产主义话语不是一种语言形而上学,它被社会现实赋予了实体性的内容,而内容的来源就是对中国道路中的问题的有效回应.正是基于此,才有学者提出建构面向“中国问题”［18］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一定的话语一定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而存在的,话语正是在这种“问题—回应”的现实机制下获得了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往往是话语的“合法性”基础,话语在这种现实有效性建构起来的合法性中就会获得权力,形成话语权.共产主义话语的建构必须始终遵循“回应现实问题”这一进路,我们知道,带有共产主义指向的话语往往是一种宏大叙事,这种“宏大”虽然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总体性关照,但往往给人一种缺乏现实的味道,反而造成“理想—现实”之间的对立.所以,把握现实性就是使共产主义话语做到“形式—内容”的统一,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进入共产主义的建构逻辑.
把握共产主义的现实性需要将话语置于“问题—回应”框架.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党；科学发展观则回答了我们要实现何种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义”必须把握住时出的问题.事实上,现实性理论和话语不仅仅只回应国家发展重大问题,同时也关注人民群众的“身边事”.以中国梦为例,在“中国梦”的话语叙述中我们发现中国梦既是“宏大叙事”的国家梦,同时又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梦.正是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来阑述中国梦的,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9］可见,理论必须面对现实、回应现实,在回应现实的时候既要解答“大问题”,又要“接地气”,努力缝合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在建构共产主义话语的过程中把握住其现实的一面,增加共产主义话语的有效性.
3.突显共产主义的制度性.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高级社会制度形态存在的.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实行有计划的生产、消灭商品和货币、采用按劳分配原则最终都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其原因用的话来讲就是因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此外,很明显的一点是,制度本身有着鲜明的实践指向.因此,若想显示出共产主义话语的实践特征,必须突显出其制度性.
当然,任何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都有着相应的制度建构,而共产主义制度性的潜在话语是指某种制度设计和制度的本质（共产主义）相契合,我们经常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从共产主义话语层面讲当然就需要说明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这种优越性体现在哪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20］,包括根本层面的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层面上的制度,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层面上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正是因为其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反映了社会制度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并决定着社会沿着共产主义道路方向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之所以能体现共产主义本质,原因正是因为其在现阶段既能保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又能在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彰显公平正义.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中,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既坚持了人体地位,又带动人民群众的参与、表达和管理能力.具体层面上的制度通常包含了法律规则,即我们通常讲的法律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规则号称‘价值中立’或‘道德无涉’,其实根本不可能,它仅仅是放逐了道德的话语而已.”［21］
不仅仅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制度通过其价值本质言说着共产主义话语,制度本身的实践和发展的动态过程,通过增加人们的“政治效能感”能更实在地说明这一点.如进入新世纪以来,劳教制度的废止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新施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正是出于对生态文明和公众健康的强调和重视.正如恩格斯在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性意义”后又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2］我们尤其需要在变化社会的实践中观察到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其共产主义指向.这就是说,在道路自信基础上获得的制度自信才能深刻地建构共产主义话语,进而形成理论自信.
三、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话语建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3］87在这句名言中,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意义链.马克思虽然在人类一般历史上使用过“世界历史”这一概念,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3］,但是,“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更多地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普遍交往而形成的分工中“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3］88因此,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眼光中建构共产主义话语就一定会关涉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建构的过程中既要超越由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带来的意识形态霸权,又要强调共产主义的世界情怀.
1.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正因为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中资本主义一直作为主导性力量存在,因此,在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通过世界市场“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277.我们一般将工业化道路称之为现代化进程,正是在这条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经济、资本、技术等优势为发展中国家划定了一条追赶的线性道路,并凭借其硬实力优势逐渐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向后发国家推广,由此形成文化和话语上的霸权.约瑟夫·奈在其著作《软实力》中看到了发达国家通过软实力“传递深层次价值观念”的现象,随着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登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在“普世价值”打造叙事中达到一个顶峰,福山将欧美发达国家“地方性”的历史发展视为一种“普世史”,将资本主义当作普照之光,指出历史将终结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下,直接否定的正是共产主义预设.可见,在西方中心话语中,“全球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概念,“现代化”进程也不仅仅具有时间维度,其背后总是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附加值,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专制、先进—落后的二元分裂；同时使资本逻辑中的工具理性成为统摄一切观念的法则,这就使得共产主义话语要么被明里暗里地否定,要么被遮蔽.
因此,在世界历史维度中建立共产主义话语体系的当务之急是完成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超越.这个超越是指,其一,走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简单的二元对立,即破除西方文化霸权下设定的价值判断,敢于伸张自身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方法论上避免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泛化为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可能”［24］；其二,驾驭资本逻辑,通过彰显共产主义话语中的“集体主义”“全面发展”等意涵,批判由资本逻辑造成的异化现象、拜物教现象以及资本对精神的僭越,最终凸显出共产主义的崇高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性,即共产主义是“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及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25］；其三,对自身历史的确认.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超越西方话语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我们自身历史“再确认”的过程,我们的传统和历史就是“中国特色”所在,在面向世界的同时回到自身实践的特殊语境以中国论中国而非以西方论中国,进而言之,就是我们在构建共产主义话语时至少要观照到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奋斗史、建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唯有如此才不至于把我们的实践拿到西方话语中兑换意义和价值.通过实现以上三者来完成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超越,终结“历史终结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在世界历史维度中得到强化.
2.对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性再强调.众所周知,共产主义作为全人类的事业自身天然地具有世界历史性.然而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的数量并不多,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上世纪十年代进入低潮期,共产主义理论被历史终结论挤压.在历史终结论谋划的未来图景中,资本主义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现代化之路的唯一答案,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反而被遮蔽,成为“小众”的发展模式.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当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越是指向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等意识形态,就越有必要说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未来社会模式始终处于人类文明的坐标系之中,历史并非终结在资本主义之处.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在“世界历史”带来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对共产主义的价值带有极大偏见,把文化和主义间的冲突作为国强必霸的依据,甚至诘问“中国的崛起是为了称霸吗”［26］？
事实上,以上西方论调的逻辑出发点仍是一种历史独断论,共产主义作为一项全人类的事业,其“共同体”意识、对每个人自由发展的重视等观念充满了世界情怀,但却在全球化语境中被严重地遮蔽,只剩下暴力、革命等带有强烈语言形而上学性质的刻板印象,不断被误解和“妖魔化”.因此,我们需要强调共产主义非但没有脱离世界历史的轨道,而且其蕴含的基本精神、价值正是全球化中所亟需的观念资源.共产主义始终承认理性,强调道德；承认竞争,强调合作；承认市场,强调平等.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7］因此,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唤醒共产主义对“每个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关切,这意味着我们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于共同追求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达到“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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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方中心论和中国话语的建构性 吴 苗(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３ １ ０ ０ １ ８ ) 摘 要“ 西方中心论” 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典型表述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世界体系视角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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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30年代左翼乡土小说的历史价值、局限与当下意义 摘要左翼乡土小说自诞生之日起逐渐地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创作道路,从而赋予乡土小说明确的政治内涵和强烈的斗争色彩,实现了继五四乡土小说之后的重大转折,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