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收入不平等和货币政策:基于异质性家庭的视角摇货币政策盯住目标应该纳入收入不平等吗?，该文是关于货币政策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跟货币政策和异质性家庭和盯住有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陈利锋
（广东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广州 510053）
摘 要：收入不平等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需要着力解决.构建包含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的异质性家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在未考虑收入不平等的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在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拓展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并且货币政策当局对收入不平等越敏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越显著.因此,我国近年来推行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引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显著存在收入不平等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当局应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这需要科学度量收入不平等,并坚持按货币政策规则行事.
关键词：李嘉图家庭；非李嘉图家庭；收入不平等；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盯住目标；货币政策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5；F8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8）01-0018-11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是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现象,也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因为收入不平等不仅关乎社会公平与稳定,同时也是影响一国整体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Doepke et al,2015；Stiglitz,2016）［1-2］.Krueger等（2010）、Coibion等（2016,2017）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收入不平等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货币政策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3-5］.对于我国而言,以基尼系数度量的收入不平等表现出上升趋势,收入不平等问题显著存在（黄嘉文,2016；巩师恩 等,2012；张晓芳,2017）［6-8］.显然,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存在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重视.因此,深入研究货币政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动态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事实上,我国学者对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方面证实了收入不平等在我国显著存在,另一方面也表明收入不平等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蓝嘉俊等（2014）研究表明老龄化扩大了收入不平等［9］,雷欣和陈继勇（2012）指出收入流动性恶化了收入不平等［10］,吴晓刚和张卓妮（2014）认为户口和职业隔离引致了城市收入不平等的恶化［11］,陈利锋（2017）和孔东民等（2017）发现就业部门差异是引致我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成因［12-13］,唐家龙和黄乾（2017）基于家庭调查数据考察了我国居民身份差异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14］,陈纯槿和李实（2013）指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是造成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15］.另外一些研究则主要分析收入不平等带来的经济影响.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6］,黄嘉文（2016）进一步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6］,汪伟和郭新强（2011）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引致我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因素［17］,张川川等（2016）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导致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和高空置率的重要原因［18］,翟晓英和翟晓鸣（2015）认为收入不平等导致了中国经常账户失衡［19］,陈保启和张玉昌（2017）指出城乡收入不平等显著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溢出效应［20］.可见,收入不平等在我国显著存在,并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以及宏观经济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些研究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经验证据.不过,以往研究较少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收入不平等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
为了深入分析收入不平等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动态联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的异质性家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考察货币政策对异质性家庭以及宏观经济产生的冲击效应,进而剖析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了我国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用线性二次型逼近方法得到收入不平等显著存在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损失显著正相关.因此,如果经济中显著存在收入不平等,最优货币政策机制的设计应该考虑收入不平等因素.基于此,引入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并考察其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即使在货币政策当局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敏感程度较低的情形下,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仍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货币政策当局对收入不平等越敏感,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作用越显著.这意味着,当经济中显著存在收入不平等时,应该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
二、模型设定
模型经济中包含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前者代表了模型经济中的高收入群体,可以进行储蓄、物质资本投资以及债券投资,并且其消费依据的是一生的持久收入,因而其消费行为具有平滑特征；而后者则代表模型经济中的低收入群体,其消费取决于当期劳动收入,换言之,其消费行为并不具有平滑特征.这一关于家庭异质性设定的思想最早来源于Campbell和Mankiw（1989）的研究,其根据消费行为将家庭划分为拇指法则家庭（Rule-of-Thumb）和非拇指法则家庭,拇指法则家庭的消费依据“不借亦不贷”的原则,因而其消费的约束是其当期工资收入［21］.这与李嘉图关于非李嘉图家庭的消费行为描述是一致的,因而Mankiw（2000）将这类家庭称为非李嘉图（Non-Ricardian）家庭［22］.Galí等（2007）则进一步对这两类家庭的特征进行了模型化［23］.这一做法业已成为关于家庭异质性的重要设定,国内相关研究均采用了类似的设定（卞志村 等,2016；杨源源,2017）［24-25］：李嘉图家庭占比为ωR,其可以进行资本投资；非李嘉图家庭占比为1－ωR,其不进行资本投资.
1.李嘉图家庭
李嘉图家庭的优化问题是对消费CRt与投资Kt进行选择：
其中,φc反映习惯刚性的程度这一形式的效用函数又被称为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由于其反映了过去消费对当前的影响,因而反映了消费习惯的刚性特征,因此,本文直接将其设定为习惯刚性. .李嘉图家庭在考虑优化问题时的约束条件为预算方程：
Pt(CRt+It)+Bt等于WRtNRt+RktKt+RtBt－1+Ot
其中,Pt、WRt、Rt和Rkt分别为、名义工资、名义利率和名义租金率,Bt、It和NRt分别为无风险债券、投资和李嘉图家庭就业,Ot泛指李嘉图家庭获得的其他收益.参考以往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文献,将It和Kt的动态关系设定为：
Kt+1等于(1－δ)Kt+It
求解李嘉图家庭优化问题,可得其最优消费和最优投资条件：
λRtPt等于βEtλRt+1(1－δ)Pt+1+Rkt+1
其中,λRt为预算方程的拉格朗日乘子.定义LRt和URt分别表示李嘉图家庭的劳动力供给和失业,因此,李嘉图家庭的劳动力供给满足：
LRt等于NRt+URt
参考Galí（2011）的研究,当且仅当实际工资大于闲暇的收益时,李嘉图家庭才会供给劳动力［26］.因此,LRt与WRt的关系满足：
2.非李嘉图家庭
非李嘉图家庭的优化问题是实现消费CNRt最大化：
其中,NNRt为非李嘉图家庭的就业.非李嘉图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PtCNRt等于WNRtNNRt
定义λNRt为非李嘉图家庭预算方程的拉格朗日乘子,则其优化条件为：
与李嘉图家庭劳动力供给条件类似,非李嘉图家庭的劳动力供给条件为：
非李嘉图家庭的劳动力供给LNRt、就业NNRt与失业UNRt的关系满足：
LNRt等于NNRt+UNRt
3.劳动力市场与工资决定
定义θsW为名义工资刚性,经济中的名义工资Wt按照交错（Staggered）方式调整,即：
其中：ψw为不同劳动的替代弹性.参考Justiniano等（2013）的研究,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与用人企业议价选择最优工资Wst（s等于R,NR）以实现最大效用［27］,这一问题表述为：
其约束为：
Nst+i|t等于(Wst/Wt+i)－ψsWNst+i
其对应的一阶条件为：
4.产品市场与决定
产品市场包括产品的生产商和零售商.产品的生产商由大量具有一定垄断势力的企业构成,采用j∈(0,1］上的连续统（Continuum）表示,其生产技术为：
Yjt等于AtKαjtN1－αjt
其中：Yjt、At、Kjt和Njt分别表示第j个生产商的产出、生产商的整体技术水平、第j个生产商投入的物质资本和复合劳动力,α为资本产出弹性.复合劳动力Njt为李嘉图家庭与非李嘉图家庭劳动力的加总,即：
Njt等于ωRNRjt+(1－ωR)NNRjt
生产商的技术At服从AR（1）过程：
ln At等于(1－ρA)ln A+ρAln At－1+eat
其中,A为At的稳态值.定义Wt为复合劳动力Njt的工资,代表经济中的平均工资水平,将其设定为模型经济中李嘉图家庭与非李嘉图家庭工资的加总,即：
Wt等于ωRWRt+(1－ωR)WNRt
依据以上设定,产品生产商最优成本问题的优化条件为：
对应的名义边际成本MCt为：
生产商在将其产品出售给零售商时的为Pjt,并且每个时期部分生产商（占比为θp）会将产品调整至最优水平Pt,那么Pjt可以表示为：
5.模型均衡条件
首先,模型经济中的总就业Nt为李嘉图家庭与非李嘉图家庭就业之和,结合两类家庭所占的比例,可以将Nt表示为：
Nt等于ωRNRt+(1－ωR)NNRt
类似的,总劳动力供给Lt、总失业Ut和总消费Ct等均可以表示为李嘉图家庭与非李嘉图家庭相应变量的加总,即：
Xt等于ωRXRt+(1－ωR)XNRt（X等于L;U;C）
模型经济中的最终产品可用于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消费,也可用于李嘉图家庭的投资,因此,最终产品的出清条件为：
Yt等于Ct+It
模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当局的基准货币政策为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泰勒规则,同时,基于国内相关研究中考虑的利率平滑特征,在基准货币政策中引入利率平滑机制.当然,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由数量规则向规则转变的过程中,完全意义上的规则并不能拟合我国现实货币政策.不过,由于本文采用收入差距度量收入不平等,即使在数量规则下,货币供给量增加引致的通货膨胀对两类家庭劳动收入的影响是相同的,因此使用数量规则也不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具体的,设定基准货币政策满足：
最后,参考Auclert和Rognlie（2017）的研究,将收入不平等定义为李嘉图家庭劳动收入与非李嘉图家庭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29］,即：
三、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与宏观经济动态
结合近年来的相关研究,首先对本文构建的DSGE模型参数进行校准；在此基础上,考察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
1.参数校准
为保证稳态的存在以及模型的可识别,首先对部分参数进行校准.一般而言,DSGE模型参数化的方法包括校准（Calibration）和贝叶斯估计,本文使用的是第一种方法,为了保证参数的时效性,尽可能选取近三年的研究文献中使用的参数取值（见表1）.
依据He（2016）、Zhang（2009）、王君斌和王文甫（2010）估算的结果,贴现因子β和物质资本折旧率δ的取值分别校准为0-98和0-04［30-32］；依据Galí等（2007）的研究,将李嘉图家庭占比ωR校准为0-5［23］尽管这一参数影响到模型的稳态以及模型经济的总收入,但是由于本文在模型处理过程中使用了对数线性化方法,因而这一参数的取值对本文的分析结论不存在显著影响. ；依据朱军（2016）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的结果,将α和θ分别校准为0-6和0-5［33］；依据Galí等（2012）关于名义工资刚性系数贝叶斯估计的结果,将估计值的上界值0-75作为李嘉图家庭的名义工资刚性θRW的取值,而将估计值的下界0-5作为非李嘉图家庭的名义工资刚性θNRW的取值［34］由于李嘉图家庭为经济中较为富有的家庭,现实经济中往往是企业的所有者,因此,其所提供的劳动力可能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可能是管理型劳动,二是往往具备较高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同时,其家庭成员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而非当期劳动收入,因而可以选择与自身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更加匹配的工作岗位.因此,李嘉图家庭成员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即其具有更大的名义工资刚性.而非李嘉图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当期劳动收入,失业对其而言是无法承受的,在工资议价上处于不利地位,即具有较小的名义工资刚性.基于此,本文设定李嘉图家庭具有较高的名义工资刚性,而非李嘉图家庭具有较低的名义工资刚性. ；依据Christiano等（2016）以及陈利锋（2016）贝叶斯估计的结果,参数ψ的设定为1-533［35-36］；李嘉图家庭为经济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可能具备较高的教育程度,其对于劳动力市场乃至宏观经济信息的把握程度高于非李嘉图家庭,劳动力替代弹性较小,因此,将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劳动替代弹性分别校准为1-5和2-5；依据陈利锋（2016）的估计结果,将φc校准为0-65［36］；依据以往研究如朱军（2016）以及陈利锋（2016）关于泰勒规则的相关设定,将货币政策参数ρR、ry和rp分别校准为0-8、0-5和1-5［33,36］.
2.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动态效应
图1给出了1个单位标准差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应,可以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引起产出的增加和失业的减少.因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直接引致了名义利率的下降,这意味着无风险债券的收益下降.在本文的模型中,李嘉图家庭的投资渠道包括购买无风险债券和进行物质资本投资,无风险债券收益的下降使得追求一生效用平滑化的李嘉图家庭将更多的收入用于物质资本投资,进而引起劳动力需求（即就业）的增加和失业的减少.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使得经济中具有更多的物质资本,而就业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二者共同推动了产出的增长.这一发现与相关研究的结论（Galí et al,2007）是一致的.
图1还显示,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李嘉图家庭的消费和非李嘉图家庭的消费均呈现增加趋势,同时也引起了通胀和工资膨胀的上升.对于李嘉图家庭而言,其消费增加的原因在于：第一,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李嘉图家庭通过投资组合调整将更多收入用于物质资本投资,而企业投资需求的上升则增加了李嘉图家庭的收益；第二,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劳动力需求增加,提高了李嘉图家庭的劳动收入,进而引起李嘉图家庭消费的增加.而对于非李嘉图家庭而言,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增加直接提高了其工资收入,而非李嘉图家庭并不追求一生消费的优化,而是将其工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因此,工资收入的增加也引致了非李嘉图家庭消费的增加.因此,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并且增加了企业投资需求以及李嘉图家庭、非李嘉图家庭的消费,致使经济中的总需求增加；总需求的增加推动了物价的上涨（即通胀的上升）,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引起名义工资的上升（即工资膨胀的上升）.
图2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与收入不平等动态进一步考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图2给出了在基准货币政策下受到1单位标准差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轨迹.可以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并且收入不平等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后第4个时期达到峰值,之后随着货币政策冲击的衰减,收入不平等表现出回归稳态的特征.不过,尽管收入不平等具有向稳态回归的趋势,但直至冲击发生之后的第20个时期,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反应曲线仍高于稳态水平.这意味着,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持久性（Duration）.根据本文模型定义,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意味着非李嘉图家庭的收入相对李嘉图家庭而言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而且,模型仅考虑了劳动收入,而李嘉图家庭的收入还包括债券收入和物质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租金收入,因此如果考虑这些收入,那么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收入不平等将表现出更大幅度的上升.
那么为什么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引致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原因在于,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企业生产投入的融资成本,进而使得企业可以以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致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不过,由于李嘉图家庭成员具有更大的名义工资刚性,因而其工资调整的速度相对缓慢.这意味着,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致物价上升的条件下,李嘉图家庭成员的实际工资相对下降.因此,在融资成本相对降低的条件下,企业将倾向于聘用更多的李嘉图家庭成员.同时,融资成本的下降,也使得企业更多地基于劳动生产率考虑而倾向于聘用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更高的劳动力,因此,李嘉图家庭成员的就业增加幅度相对更大.而对于非李嘉图家庭成员而言,较低的名义工资刚性则意味着其工资调整的速度相对较快,其实际工资相对上升；同时,融资成本的下降使得企业基于利润考虑而倾向于减少对低技能和低效率的非李嘉图家庭成员的雇佣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这里论及的工资水平的上升和下降都是相对的,李嘉图家庭成员的整体工资水平仍高于非李嘉图家庭. .因此,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引起了李嘉图家庭与非李嘉图家庭收入改变的异化,导致其收入不平等呈现扩大趋势.
由于在本文的模型经济中,李嘉图家庭代表了相对富裕的家庭,而非李嘉图家庭则代表了相对贫困的家庭.因此,图2表明,如果货币政策当局执行基准货币政策（即泰勒规则）,那么将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本文的这一发现与张伟进等（2015）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其基于宽松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函数均表明,宽松货币政策扩大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37-38］.可见,货币政策当局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能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而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这也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诠释角度.
四、收入不平等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设计
货币政策冲击下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反应轨迹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上升.那么,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否应该对基准货币政策做出适当地调整？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成因时,认为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是引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Stiglitz,2016）［39］.更重要的是,Ahn等（2017）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宏观经济状况影响收入不平等,而收入不平等上升之后则反过来影响宏观经济稳定［40］.那么,在收入不平等显著存在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盯住目标是否应该纳入收入不平等？
1.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损失
与Lambertini等（2017）的研究类似,本文模型经济中包含了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等异质性主体,参考其处理方法,将整体社会福利损失函数Wt表示成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各自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即WRt和WNRt）的加权［41］：
Wt等于ωRWRt+(1－ωR)WNRt
参考Galí和Monacelli（2016）的研究,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均使用线性二次型逼近方式得到［28］：
在收入不平等显著存在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机制设计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货币政策当局推行基准货币政策,那么收入不平等将会呈现上升趋势,而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损失正相关.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收入不平等因素.那么,如果货币政策当局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将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引入如下拓展的货币政策规则：
t等于ρRt－1+1－ρRryt+rp^pt+rFIt+εrt
其中,rF反映了货币政策当局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其取值为负值,绝对值越大表明货币政策当局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强烈.显然,在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下,货币政策当局将依据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货币政策调整.
2.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与收入不平等动态
首先将rF的取值设定为-0-3,然后逐渐增加以考察结论的稳健性.图3给出了在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冲击效应,可以发现：第一,货币政策盯住目标纳入收入不平等之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即使在货币政策当局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较弱时（即rF的绝对值相对较小）,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仍然实现了收入不平等的下降.第二,在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下,随着货币政策当局对收入不平等容忍程度的下降（即rF绝对值的上升）,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幅度不断增大,即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越来越明显.
图3拓展的货币政策与收入不平等为什么在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当货币政策当局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并且推行相应的货币政策规则时,将给经济行为主体强烈的货币政策致力于缓解不平等的信号,进而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对于生产企业而言,当其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聘用相对较多的李嘉图家庭成员而引致收入不平等上升时,货币政策当局的货币政策调整将降低其利润,因而企业会重新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调整其对李嘉图家庭与非李嘉图家庭成员的劳动力需求比例.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rF的绝对值较小的情形下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仍然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第二,在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下,货币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收入不平等.随着rF取值的增加,货币政策当局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下降；当收入不平等状况超过货币政策当局容忍范围时,及时的货币政策调整将直接作用于收入不平等,这对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基于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下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反应路径,本文认为当收入不平等显著存在时,货币政策应将收入不平等纳入盯住目标.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的异质性家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当收入不平等显著存在时,不考虑收入不平等的基准货币政策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分析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拓展货币政策机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发现在拓展的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并且货币政策当局对收入不平等越敏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效果越好.因此,在收入不平等显著存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当局应该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
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国近年来推行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引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成因.因此,如单独依靠财税制度（如个人所得税）并不能完全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还应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根据收入不平等状况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同时,如果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那么对收入不平等进行科学的度量是其重要前提.尽管基尼系数能够基本上反映出收入不平等的现状,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活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而整体基尼系数并不能反映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现状（米增渝 等,2012；张川川,2016）［42-43］.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的收入不平等评价指标体系,并科学度量收入不平等.另外,Chen等（2016）的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存在倾向性偏好,而本文研究结论成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货币政策当局依据政策规则行事［44］.因此,一旦确定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货币政策当局应严格按照相应的政策规则行事,即使可能以牺牲部分经济增长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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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美贸易战对货币政策影响几何 一段时间以来,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贸易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截至发稿时,中美双方已经各自公布500 亿美元的加征关税清单,而作为主动挑起贸易战的美方还威胁进一步加大加征关税的范围 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