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杜甫外祖母芳氏崔氏考辨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中的一则校勘问题，该文是关于杜甫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和考辨和校勘有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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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文学博士,250100.
杜甫外祖母“芳氏”“崔氏”考辨
——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中的一则校勘问题
孙微
在不同的版本系统中,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对杜甫外祖母姓氏的记载存在文字差异.除《文苑英华》《全唐文》武英殿聚珍本作“崔氏”外,张说诸种文集则均作“芳氏”,然而钱谦益等注家却不顾校勘原则,故意弃“芳氏”而取“崔氏”,这是为了将张说碑文作为杜母姓崔的文献证据.其实《义阳王碑》对杜甫外祖母的称呼,应以影宋本《张说之文集》中的“芳氏”最接近原貌,且此称谓不能理解为姓氏,乃是对李氏皇族的美称,其中包含了张说对义阳王家族在“永昌之难”中曾被改为“虺氏”那段惨痛经历的深切同情.
杜甫张说《张说之文集》《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
一、问题缘起：关于杜甫外祖母家世的文献记载
杜甫《祭外祖祖母文》曰：“纪国则夫人之门,舒国则府君之外父.”①这两句话记载了外祖母的家世渊源.“夫人”,即指杜甫的外祖母李氏.“纪国”,即纪王,唐太宗第十子李慎,义阳王李琮为其第二子.则“纪国则夫人之门”,是说外祖母是纪王李慎之子义阳王李琮之女.《祭外祖祖母文》又曰：
初,我父王之遘祸,我母妃之下室.深狴殊涂,酷吏同律.夫人于是布裙屝屦,提饷潜出.昊天不傭,退藏于密.久成凋瘵,溘至终毕.盖乃事存于义阳之诔,名播于燕公之笔.②
祭文中所谓“我父王之遘祸,我母妃之下室”是指在“永昌之难”中,义阳王李琮夫妇遭到武则天的迫害下狱之事,而杜甫的外祖母往来于河南狱和司农寺之间为父母送饭,被洛阳的百姓赞为“勤孝”.“事存于义阳之诔,名播于燕公之笔”,是说外祖母的“勤孝”,事迹见于张说所撰的《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之中.检宋本《张说之文集》,确存此碑文,其文曰：
初,永昌之难,王下河南狱,妃录司农寺,唯有芳氏,屝屦布衣,往来供馈,徒行顇色,伤动人伦,中外咨嗟,目为勤孝.③
我们将杜甫祭文中“夫人于是布裙屝屦,提饷潜出”的记载与张说的《义阳王碑》中“唯有芳氏,屝屦布衣,往来供馈”两相对比后就可以确认,杜甫所谓“事存于义阳之诔,名播于燕公之笔”确实说的就是外祖母李氏.不过我们注意到,张说在《义阳王碑》中提到的那个“勤孝”的小姑娘时,称其为“芳氏”；然而在《义阳王碑》的其他通行版本中,“芳氏”有作“崔氏”者.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由于此字涉及到杜甫外祖母的婚嫁问题,也牵连到杜甫母亲的姓氏问题,因此成为杜甫家世研究中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那么张说文集中这种文字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先对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一文在流传过程中的版本问题进行细致地探讨,然后才能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
二、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诸种版本之异文考释
现存张说文集的版本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宋本《张说之文集》三十卷,共有两种影宋钞本,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其一为椒花吟舫本（善本编号10189.6155）,其二为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钞本（善本编号8380）.而研录山房本又系出自椒花吟舫本,但改变了原行款.第二种版本系统为明嘉靖十六年伍氏龙池草堂本,现存较为常见的有三种：其一为《四部丛刊》本《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扉页署“四部丛刊集部·张燕公集”,卷前有牌记曰：“上海涵芬楼藏明嘉靖丁酉伍氏龙池草堂刊本”；其二为国家图书馆藏清徐松嘉庆间校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张燕公集》二十五卷（善本编号0517）；其三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嘉业堂刻本《张说之文集》,扉页署“影刻明钞张说之集二五卷补遗五卷”“光绪乙巳仁和朱氏刊”.第三种版本系统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燕公集》二十五卷,乃两淮马裕家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收入《四库唐人文集丛刊》.④据《四库全书总目》,此本是在明嘉靖刊本的基础上,又参考了《唐文粹》《文苑英华》等重加补辑而成.⑤除了以上三种版本系统之外,《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大型总集中亦均收录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一文,然在文字上与张说文集互有异同,均可供参校.
那么在上述诸种文献中,《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的“唯有芳氏,屝屦布衣,往来供馈”一段文字的异同如何呢？经逐一检核,校勘结果如下：
版本文集名卷数正文校语
椒花吟舫影宋钞本《张说之文集》三十卷唯有芳氏《唐文》作崔
研录山房校钞本《张说之文集》三十卷唯有芳氏《唐文》作崔
明嘉靖龙池草堂本《张燕公集》二十五卷唯有芳氏无
清光绪三十一年
嘉业堂刻本《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补遗五卷唯有芳氏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燕公集》二十五卷唯有芳氏无
武英殿聚珍本《张燕公集》二十五卷唯有崔氏女无
《文苑英华》惟有崔氏女集作“方”；
集无“女”字
《全唐文》惟有崔氏女无
可见两种影宋钞本、明嘉靖龙池草堂本、四库本、清光绪嘉业堂本均作“唯有芳氏”,且并无异文.至于影宋本中校语的出现,是由于为清人所钞,曾以《全唐文》作为参校,故有校语阑入.与张说文集版本系统不同的是,《文苑英华》作“惟有崔氏女”,并于“崔”字下有校语曰：“集作‘方’”；于“女”字下有校语曰：“集无‘女’字”.⑥此后,清嘉庆时所编《全唐文》亦作“惟有崔氏女”.因《全唐文》系晚出,其文字无疑是受了《文苑英华》的影响.可见,除了武英殿聚珍本外,在所有《张说之文集》《张燕公集》的版刻系统中均作“芳氏”,而《文苑英华》《全唐文》这一系统中均作“崔氏女”⑦.这说明《文苑英华》这个版本的文字并不是来源于《张说之文集》,而是另有文献依据.《文苑英华》中“集作‘方’”之校语已经明确说明,彭叔夏等人所见张说文集底本乃作“方氏”,联系到现存诸种张说文集绝大多数均作“芳氏”,则《文苑英华》校语之“方氏”,或即“芳氏”之讹.然而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中对《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的征引径作“唯有崔氏女”,可见钱谦益在《义阳王碑》的两种宋本异文之中,独取《文苑英华》之版本,甚至对《文苑英华》中“集作‘方’”“集无‘女’字”这样的校语亦加忽略.考虑到宋三十卷本《张说之文集》之流传颇罕,千余年一直隐而不彰,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方为傅增湘所发现,那么钱谦益是否没有见过三十卷的宋本《张说之文集》呢？其实不然.考《绛云楼书目》卷三,即著录了“宋板张燕公道济集三十卷”⑧,可见钱谦益的绛云楼中确实是藏有此本的.至于不取宋本《张说之文集》之“芳氏”而单取《文苑英华》之“崔氏女”的原因,钱谦益曰：“按碑则公之外母,纪王之孙,义阳之女也,故曰‘纪国则夫人之门’,又曰‘名播于燕公之笔’也.公母崔氏,此有明徵.《范阳太君墓志》称‘冢妇卢氏’,其为传写之误无疑矣.”⑨
钱谦益认为,杜甫之母亲既然姓崔,其外祖母亦所嫁必为崔氏,故而他在“芳氏”与“崔氏”两种异文中,便独取“崔氏”.不仅如此,钱氏又连带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曰：“冢妇同郡卢氏”,钱氏认为文中之“卢氏”也应作“崔氏”,其曰：“公母崔氏,此云‘冢妇卢氏’‘卢’字误.以《祭外祖祖母文》及张燕公《义阳王碑》考之甚明,而作年谱者曲为之说曰：‘先生之母微,故殁而不书.’或又大书于世系曰：‘母卢氏,生母崔氏’,其敢为诞妄如此.”⑩朱鹤龄也同意钱氏的说法,其曰：“‘卢氏’乃‘崔氏’之讹,极有据.但崔之郡望为清河,此曰‘同郡’,疑并误.”钱谦益、朱鹤龄之所以主张将《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中的“卢氏”改作“崔氏”,也同样是因为杜甫生母姓崔之故.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维护这一认识,钱氏、朱氏均反对卢氏为杜甫继母之说.然而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六《与李天生书》对此提出了质疑：
先生从横博辩,自一往莫御.但云古人叙其世系,即子之于母,有疑误者,弟不胜骇异.因云杜公母崔不待言,而所作《范阳卢太君志》乃云“冢妇同郡卢氏”,冢妇者,奉天令之妻,是公之母又卢,卢亦名族,何不见诗中有某舅内弟表侄之称若崔者乎？弟归而详考《范阳卢太君志》,与他志例叙者不同,先叙三男三女,或存或没；次叙一男二女,或存或没；然后叙其往葬,既哭成位,有若冢妇同郡卢氏、介妇荥阳郑氏、巨鹿魏氏、京兆王氏,皆及见存之子妇.此作于天宝三载,公母崔已早亡,而现存者继母也,卢即其继也.公家两世,皆继娶于卢,诗中若十一舅、十七舅、二十四舅,不著崔字面,安知非卢？《送卢十四弟侍御》《怀卢十四弟侍御弟》尤明为表弟.《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为山》,太夫人既卢,则小司寇舅应亦卢.舅固公之母党,实亦太夫人之侄耳,故有斯举.因又叹博极如牧斋,亦不免误曰：冢妇卢氏的为传写之讹,不知非讹也.
应该承认阎若璩的辨析十分有力,他通过考证认为,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卢氏作为杜甫继母的可能,钱谦益等人将《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中的“卢氏”臆改作“崔氏”,其理由并不充分.洪业先生也说：钱谦益以为“卢”字是“崔”字之误,“这是捣了一个大鬼,不得不痛打.”岑仲勉曰：“余按志所云既哭成位,系就诸妇中生存者言之,今假闲之前妻崔氏早卒,继娶曰卢,固未尝不可.”其实“卢氏”乃杜甫继母,并非生母,这种说法有何“诞妄”之处？又怎能算“曲为之说”呢？朱鹤龄既然同意钱谦益之论,为了使文意前后对应,只好又将《卢氏墓志》中“同郡卢氏”改为“清河崔氏”才能自圆其说,这种不惜大幅改动底本以迁就己意的作法,难道不是更为明显的“曲为之说”吗？其实若从版本校勘学的角度来看,征引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中的文字,最好应以宋本《张说之文集》为依据,而不是以《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大型总集为据.而在《张说之文集》的影宋本、明嘉靖本、清四库本之中均作“芳氏”,并无异词,更何况张说文集中以影宋三十卷本最为完整,也最接近该书结集时的原貌,未经过后人改窜,故该本文字最值得重视.作为著名的版本学家,钱谦益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然而他在校勘中却故意违反了这一基本原则,偏偏选择版本为劣的《文苑英华》为文字依据,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刘开扬《杜文窥管续篇》解释曰：“所谓崔氏女,谓义阳王之女适崔氏者,即子美之外祖母也.”其实话说白了,就是因为杜甫的母亲姓崔,故其外祖母也应该姓崔才是,这就是钱谦益、朱鹤龄等人宁可违反版本原则、对宋本之“芳氏”视而不见的苦衷所在.
三、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中“芳氏”涵义的辨析
如上所述,既然宋本《张说之文集》中《义阳王碑》均作“芳氏”,故而从版本校勘学的角度考查,“芳氏”要远比其他版本中的“崔氏”更为可信.那么我们就极有必要分析一下《义阳王碑》中所谓“芳氏”究竟何谓.首先,若按钱谦益等注家的思路,这个称谓中的姓氏意味着其所嫁夫君之姓,则“芳氏”可以理解为义阳王李琮之女后来嫁给了芳姓人家.“芳”确实也是一个姓氏,其郡望为新丰.《路史》曰：“芳出方.”《钜宋广韵·阳第十》“芳”：“又姓,《风俗通》云：汉幽州刺史芳乘.敷方切.”不过芳姓是个较为罕见的姓氏,《百家姓》中都未收.在重视家世门第的唐代,杜甫外祖母作为李唐皇室之女,下嫁给这个小姓人家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然而钱谦益等人却认定碑文中的“某氏”一定就是杜甫外祖父之姓.而杜甫之母既然可以确定姓崔,故《义阳王碑》中的“芳氏”肯定应是“崔氏”之误,这是一种逆推法.其实我国古代称妇女时,常于其父姓之后系之.唐代妇女嫁人后称“某氏”,亦多贯以原姓氏,随夫姓的倒是甚为罕见的情形.即使退一步来讲,张说确实是以夫家之姓称呼义阳王李琮之女,然而在“永昌之难”（689）发生时李琮之女尚未成年,那么张说为何非得用其嫁人以后的姓氏去称呼这个小姑娘呢,这显然也是怪异的、不合常理的.因此对张说碑文中这个“芳氏”,不能像钱氏那样狭隘机械地去理解,更不能不尊重版本地胡乱改字.我们倘若能够跳出古人的思维定式,较为宽泛地去理解“芳氏”的含义,则这个“芳氏”之“芳”,或许与芳龄、芳颜、芳翰一样,都是敬辞.其实按照正常称谓,张说应直接称之为李氏才对.不过由于李氏乃天潢贵胄,所以张说便改称其为“芳氏”以示尊重和誉美.那么张说在碑文中对李氏皇族为何突然使用“芳氏”这样异乎寻常的称谓呢？为何要突然强调对李氏家族皇族身份的尊重呢？张说的这种作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李氏皇族在“永昌之难”中被迫改姓的悲惨遭遇.由于越王李贞父子的叛乱,许多李唐皇族都受到牵连,他们均被武则天改姓“虺氏”,据《旧唐书》载：
（垂拱三年）八月壬寅,博州刺史琅邪王冲据博州起兵,命左金吾大将军丘神绩为行管讨之.庚戌,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贞又举兵于豫州,与冲相应.九月,命内史岑长倩、凤阁侍郎张光辅、左监门大将军鞠崇裕率兵讨之.丙寅,斩贞及冲等,传首神都,改姓为虺氏,曲赦博州.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元嘉子黄国公譔、灵夔子左散骑常侍范阳王蔼、霍王元轨及子江都王绪、故虢王元凤子东莞公融坐与贞通谋,元嘉、灵夔自杀,元轨配流黔州,譔等伏诛,改姓虺氏.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馀家.
在这场政治大清洗中,纪王李慎这一支当然也未能幸免.永昌元年七月,“纪王慎被诬告谋反,载以槛车,流放巴州,改姓虺氏.”虺是一种毒蛇,武则天将李唐皇室贵族改为“虺氏”,在重视姓氏门第的唐代乃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侮辱,因此被迫改姓虺氏是李氏皇族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惨痛经历,给整个家族都留下了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至张说《义阳王碑》撰写之时,纪王李慎、义阳王李琮的冤案已经昭雪平反,其后代也已改回李姓,则张说在碑文中涉及到李氏皇族这段不忍被触碰的历史时,遂用“芳氏”这样特别的字眼来美称杜甫之外祖母,其中应该包含了对纪王、义阳王在内的众多李唐皇室曾被改为“虺氏”遭遇的无限同情之意.
总之,张说《义阳王碑》中称杜甫外祖母时,“芳氏”才是底本原貌,而“崔氏”之异文当是出于宋人的臆改.然而由于先入之见过于强烈,钱谦益、朱鹤龄等杜诗注家在校勘中采取了不尊重底本的做法,他们不仅主观地选取“崔氏”异文,甚至将《文苑英华》之校语亦加忽略,同时将正文作“芳氏”的事实加以掩盖,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后世“崔氏”异文得以大行其道,而宋本中的“芳氏”却逐渐被人所忽略和遗忘.其实通过对张说碑文中“芳氏”真正涵义的解析,就可以发现这个美称后面极有可能隐含着纪王李慎、义阳王李琮家族在“永昌之难”曾被迫改姓“虺氏”一段惨痛经历.而这层含义由于钱谦益等人选择性的文字校勘,学界一直未能有所察觉.钱氏等人推定“崔氏”异文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将张说《义阳王碑》作为确定杜甫母亲姓崔的唯一依据.其实杜诗中凡是提到崔姓长辈时多称为“舅氏”,本也可以作为杜母姓崔的旁证,但这些证据毕竟不如张说的《义阳王碑》来得更为直接,因此在《义阳王碑》的两种异文中选取“崔氏”对杜诗注家的诱惑力就非常大.此外,钱氏等人将关注的焦点过于偏重杜甫的外祖母一脉,却忽略了杜甫的外祖父这一枝.其实只要能明确杜甫外祖父姓崔,不就完全可以确认杜甫母亲的姓氏了吗？遗憾的是舒王一支的文献无征,根本没有义阳王及其子女“勤孝”“死悌”那样的传奇故事,更无大手笔如张说为之名播海内,所以杜诗注家才会在杜甫外祖母身上投以过分关注的目光,故他们在征引张说《义阳王碑》时,宁愿相信《文苑英华》之异文,也不愿尊重版本流传有序的《张说之文集》,这真是考据学家们的尴尬与无奈.
注释：
①②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18页.
③ （唐）张说：《张说之文集》卷十四,国家图书馆藏椒花吟舫影宋钞本.
④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中的《影宋本〈张说之文集〉跋》对张说文集的版本源流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此后万曼《唐集叙录》亦在傅增湘考证的基础上对《张说之集》的版本有相关介绍.朱玉麒《宋蜀本〈张说之文集〉流传考》（《文献》2002年第2期）则对影宋本《张说之文集》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可以参看.
⑤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二·别集类二》卷一四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79页.
⑥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八百九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687页.
⑦ 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05页.于此处有校语曰：“芳氏,底本原注：‘唐文作崔.’英华、全文作‘崔氏’,聚珍作‘崔氏女’.”校语所云“英华、全文作‘崔氏’”,疑不确.《文苑英华》和《全唐文》均作“崔氏女”,与聚珍本同,则校语实应改为：“英华、全文、聚珍作‘崔氏女’.”且《文苑英华》于“崔”字下有校语：“集作‘方’”；于“女”字下有校语：“集无‘女’字”,这些内容在《张说集校注》的校勘中均予遗落,似属失误.
⑧ （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1页.
⑨⑩ （清）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02页、第699页.
（清）朱鹤龄著,韩成武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文集卷二,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页.
（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二》第8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8-519页.
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372页.
刘开扬：《柿叶楼存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宋）罗泌：《路史》卷十九《后纪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四·别史类》第3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9页.
（宋）陈彭年：《钜宋广韵》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五代）刘昫：《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9页、第120页.
责任编辑张宏
简而言之：这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和考辨和校勘方面的杜甫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杜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猛虎细嗅蔷薇时读《巴岭答杜二见忆》，见严武杜甫的情谊 王 倩 任教于西安市铁一中,所带学生高考成绩优秀 郑州铁路局骨干教师,西安市教学能手 2005年获全国中语会“创新写作教学与研究”课题成果展示会观摩课一……奖；多篇论文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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