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筑中国政治新生态能量系统，该文是关于中国政治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和中国政治和战略和布局方面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个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政治新生态”正在形成.这种“政治新生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民共识为奋斗目标,强调“国家-民族-人民”三位一体的价值理念；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动力,强调“顶层设计”与“底层推动”的有机互动；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根本支点,强调“责任政府”的法治路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关键环节,强调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制.依据系统论观点,深刻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政治诉求,并适时提出构建“政治新生态”的任务,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政治新生态”；能量系统；系统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1-0029-04
基金项目：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016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项“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研究”（MYZX201644）；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研究项目（德育专项）“地区高校参与社区道德建设的模式探索——广州幸福社区建设GPS模式创新中的高校因素研究与实践”（2014JKDYY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定明（1973-）,男,湖南邵阳人,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公管院博士生,教育部选派赴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明确提到了“重构政治生态”的任务.从生态学视角来看,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生态系统,包含着完整的能量聚集系统、能量传导系统、防护保障系统、中枢控制系统.以系统论观点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其各项部署理解为构建中国“政治新生态”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以“四个全面”的落实促成“政治新生态”的形成,并适时提出打造“政治新生态”的任务,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新生态”的能量聚集系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中华民族奋斗的总纲领.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由“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 等4个子系统组成.其中的“文化系统”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一些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是一个具有符号性质的意义模式系统与能量聚集系统.[1]中国作为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意义非凡.而西方强势话语的渗透与传播,对党的意识形态整合造成了严峻挑战,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生态系统的重要变量.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聚焦“国家-民族-人民”的价值理念,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基本价值共识和最大公约数,是保障“政治新生态”良性运行的重要“能量聚集系统”.
1围绕中心目标,凝聚价值共识.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既承担着国家整合与民族复兴的现实职能,又承担着价值引领与价值超越的职能.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2]历史经验表明,对一个国家政权而言,主流价值共识稳固,国家虽弱而贫,不害其长存（如古巴）；主流价值共识紊乱,国家虽强且富,不救其夭亡（如前苏联）.从政治价值的角度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内在地蕴涵着对以“两极分化”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以及实现一个真正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当前,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契机,巩固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筑牢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共识.为此,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重熔铸三大文明因子：一是建立在平等、公正、发展、共享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价值诉求；二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与契约博弈关系上的西方现代法治文明；三是建立在“大一统”基础上的强调包容性和整体性的中华传统文明.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主流价值交流与碰撞的生活情境和社会氛围,并将之充实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去.
2创新传播手段,弘扬社会正能量.据科学家估算,在宇宙系统中,仅5%是普通物质,95%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暗能量.[3]在政治生态系统中,同样存在许多看不见的“暗物质”,如国民的精神特性、历史民情、风俗习惯,等等.这些“暗物质”作为“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是以“人的内在尺度”或“主体的尺度”为根据的一整套价值系统.它们与制度、法律、规则等等之间,经常会形成微妙的互动与反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社会主义价值传播的极端重要性.当前国内的主流价值传播,过于注重形式化的理性结构,缺乏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感性载体,缺乏与各种“暗物质”“暗能量”的深入互动,缺乏符合现代特点的表达本领和传播能力.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宣传工作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为此,一是要善于通过与“暗物质”“暗能量”的互动,创新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基本价值共识传播手段；二是要改造过分注重形式理性的传播话语,塑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感性化的价值传播载体；三是要通过挖掘符合现代特点的主流价值表达本领和传播能力,树立“人人是环境要素、个个是生态因子”的社会共识,在任何场合和环境中都能主动弘扬正能量.
3抓住关键环节,打造“生态资源库”.辩证法要求人们处理一切问题,都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将重点布置在决定事物发展的关节点上.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契机,营造“政治新生态”的能量聚集系统,要着重抓好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要重视首善地区,打造“肺叶功能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政治生态和官场风气,堪称全国政治生态系统的“肺叶”,具有强大的示范辐射功能,必须提升标准,从严要求.以北京为中心,如渔网之结点,带动全国各中心城市、省会城市、重点城区的“肺叶功能区”建设.二是要抓住“关键少数”,打造“先锋队中的先锋队”.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分化与利益结盟,不同程度上复活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圈子文化”,给权力的“设租”和“寻租”提供了丰厚土壤,造成了政治生态的紊乱.毫不夸张地说,缺乏有效制度约束的市场原则所导致的普遍价值失范,已严重影响到中国政治生态的正常运转,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严峻挑战.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不断向全党强调选人用人的风向标作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为达此目的,需以全局思维和战略眼光,采取有力措施,在全党发掘和培养大批人才,着力打造“先锋队中的先锋队”,建设党内优秀人才的“资源库“.
二、全面深化改革：“政治新生态”的能量传导系统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运转良好的生态系统,要求大体平衡的能量层级关系与合规律的食物链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长期存在“高腐败”与“高增长”并存的悖论.[4] 在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的大背景下,要使政治生态共同体成为完整而又具韧性的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寻找阻力最小的路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基础利益捆绑,避免因阶层固化和两极分化造成的“能量和信息孤岛”出现.
1优化权力结构,防范“钟摆式运动”.自然生态系统为了生存,必须与周围环境不断发生物质联系与能量交换,而处于食物链不同环节的物种也必须保持数量上的比例平衡,在政治生态共同体中,同样不能让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阶层或群体操控改革的方向.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权力“设租”和“寻租”的现象,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政治上的这种“软政权化”往往会成为导致国家陷于泥潭的根源.[5]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大量因素与新中国建构的政治*,都对民众有着深远的影响,并直接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功.[6]但近年来市场经济的急速扩张,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分化与权力失衡,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生态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应对这一问题,一是要结合中国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现实与新中国建立以来形成的注重“平等”“公正”的政治*,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二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保障社会主义民生,保证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都能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利益表达平台；三是要确立以社会权力来制衡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思路,依靠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最终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合理支配,阻止改革的“城堡化”“部门化”“利益集团化”,防止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钟摆式运动”的出现.
2超越资本逻辑,防止社会撕裂.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来说,某种外来生物的侵入,往往会导致一场生态灾难.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社会资本”对于系统的良性运转起着决定性作用.[7]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阶层分化、贫富分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进行,“资本通吃”的逻辑日益强大.而与此同时,人们的要求却仍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主义政治文化,与西方社会存在重大差异.[8]面对这种状况,若不能及时地对二者进行有效耦合,将挑战民众的心理认知底线,造成主流价值共识的严重损毁.“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任务繁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矛盾和问题更加凸显.在追求“共享”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民心所向的背景下,只有超越资本逻辑,实现社会均衡发展,才能重建政治共识,避免社会撕裂与阶级矛盾.因此,一是要超越资本独大的逻辑,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各个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良性互动,重构公平正义基础上的政治共识；二是要大力培育“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共空间和民间力量,发挥公共舆论的监督和引导作用；三是要激活协商不可替代的公共政策、社会团结与政治合法性功能,真正树立起协商的“制度权威”.
3激发改革活力,疏通源头活水.从政治生态共同体的视角观察,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一个能量传导系统的功能重构过程.十八大以来,强调“顶层设计”和“底层推动”的改革理念,就是要在保证“全国一盘棋”的同时,激发身处改革第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劳动者的改革活力.2015年6月,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疏通改革的源头活水,要勇于在人民和社会正义的范畴内,突破既得利益固化藩篱,在权力下放、县域治理、基层自治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另一方面,在普通民众缺乏改革话语权的情况下,必须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防止公众利益被资本和权力绑架.一是要通过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落实,将宪法、法律和政策中体现人民原则和党员主体地位的条文,明确落实并实现制度化；二是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决纠正各级政府“关起门来搞改革”的偏向,有效防止官僚体制对“政治新生态”能量传导系统的壅塞和吞噬；三是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分蛋糕”规则,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双重优化,并通过立法和制度规范守住政治*的底线,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三、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新生态”的防护保障系统
在一切生态系统中,物质与能量的传递都具有逐级递减的特征,层级越多,结构越复杂,能量传递过程中的损耗就越大.受政治权力结构的清晰度不足、制度生态运行不畅、监督机制效能不高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廉价政府”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长期的“圈子文化”和人治传统,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损害也极大.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构建中国“政治新生态”,就是要通过对公权力治理的科学规范,将由多重指令构成的复杂性国家,转变为依靠法治原则进行简约治理的国家机制,使社会在合理有序的“显规则”下清爽运行.
1落实法治原则,保障公民权利.在一个政治生态共同体中,规则制定和落实的程度,标示着这个共同体的现代化程度.在公权力行使领域,同样存在着“公地悲剧”,必须切实打造制度之“笼”,以实现对党和政府公信力这种稀缺公共资源的有效保护.[9]中国传统偏重“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受“法律工具论” 观点的影响,我们长期没有将法治作为执政目标去建设,导致人治思维普遍存在.通过全面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就要重视前革命型政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独特问题,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在司法领域,正如所强调的,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一是要落实宪法和法律要求,以完善人民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创新丰富的实现形式,确立以公民基本权利约束公权力的限权思路；二是要推进治道变革,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致力于政府职能规范化、政府行为法治化、政府决策化、政府权力有限化等项改革,切断各种司法掮客和司法权力之间的利益纽带,为公民权利的壮大提供空间；三是要借鉴国外一些政党在扩大党内决策、推进经济等方面的经验,如委员会制度、“劳资共决”制度、“参与决定”制度等,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现实渠道.
2清理重叠机构,强化监督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任何形式的国家中,由于权力的拥有和使用分属于不同的政治主体,为权力的“寡头化”和“公权私用”创造了条件.从权力授受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公共权力都来自人民,人民是中国一切权力的所有者；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但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权力“寡头化”和“公权私用”的危险.监督权的本质,在于确保各权力主体之间的信息对称与能量平衡,机构设置不宜分散求多,但求少而精准,少而管用.具体来说,一是在横向方面,将当前分属于不同条块的各类监督监察部门进行清理整合、垂直管理,只对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者负责.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御史监察制度,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中国香港的廉政公署,对我们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二是在纵向层面,监督监察机构层级过多,容易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自下而上的失真和扭曲,诱发系统性腐败.建议废弃监督监察部门的五级架构,而代之以一套重巡视巡查、轻机构设置的“任务导向型权力监督系统”, 督促公职人员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降低被腐蚀的风险,并将之作为基层权力监督工作的主要载体.
3搭建民意平台,建构“罢免”权力.西方式强调的是选举权,通过“一人一票”的象征性授权,几年一次地让民众行使由谁上台执政的权力.在中国,由于党委组织部门在选拔和任用干部时有更多的发言权,因而可以考虑将重点放在保障民众对官员进行罢免的“否决权”上.2015年5月,在考察舟山时强调,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在信息化时代,公众对政府价值背离、行为失范、绩效偏低等问题的不满,呈现出明显的交叉性、结构性、累积性和系统性特征,急需通过“否决式”重铸政治信任.在当前的政治生态系统中,调整不胜任的现职领导干部,阻力大,顾虑多,“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能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与民众期待,将党委组织部门的任免权一分为二,任命权由党委掌控,罢免权由代表民众真实意愿的人大代表的“否决提案”来决定,就可以极大提升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10]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是可轻松解决“能上不能下”的干部晋升、黜退问题；二是在监督权万一失灵时,民众可凭借自下而上的否决权,实现对强大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三是可降低选票对于中国政治生态共同体分化和解构的风险,为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国家同一性与地方自主性、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结合,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可靠制度保障,在“政治新生态”中形成能量传导的良性循环系统.
四、全面从严治党：“政治新生态”的中枢控制系统
在生态系统中,能量的传导具有损耗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转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逆转性,任何临时性社会机构和体系,都离不开决策控制系统.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执政环境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引起了意识形态分歧与党员思想混乱.因此构建“政治新生态”的关键,是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重塑一个行动导向的中枢控制系统.
1养廉耻以致良知.政治是人的事业,人经脉不通就会麻痹瘫痪,良知蒙蔽就会麻木不仁,成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当代中国政治除了在硬约束上继续致力于健全法制,在软约束上也要向传统的德政*借鉴和学习治理经验,只有软硬结合,才能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善治良制.众所周知,传统社会结构与人的政治*,都倡导一种奉献于公共事业的集体*.但改革开放以后,集体*存在的时空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新的政治*尚未成熟,造成政治生态的恶化.以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还不能做到高薪养廉.党员领导干部是民众所视效模仿的对象,应视政治荣誉高于一切,如果身居高位,心念货利之事,妄求发财之行,则必然上下颠倒,祸患立至.全面从严治党,一是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民众、媒体、纪委监察部门的监督功能,倒逼领导干部养成过硬的政治操守；二是党委组织部门在考察干部时,疑人当尽量不用,用之则尽量不疑,养其廉耻以致其良知.如果束手缚脚,务求零瑕疵,则党员干部必将各图苟且,以免责为幸,滋长疲沓颟顸之风；三是要综合运用荣誉、激励、奖赏、惩戒等各种形式,灌注理想信念,造就一支利不苟取、害不苟去、唯义是从、唯法是尊的党员领导干部队伍.
2严党纪以壮筋骨.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中国在建国后,曾尝试通过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与“重精神激励、轻物质刺激”的原则,消解传统官僚政治的弊端.但转型期的社会快速发展,使得部分党政官员心态失衡,“党性”与“人民性”失位,导致权力行使失序,催生弥散性腐败.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党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和主线.其主要关注,就是要防止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国家政权机关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率先垂范,就是要通过从严治党,扭转党内等级森严、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的官僚主义态度,破除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吃饭的状况,从根本上改变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主仆关系和父子关系.一是在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建立有针对性的劝导和警示机制,正确处理党政、党群和党法的关系,将以“政策推动”风暴,最终让位于“法律引领”,避免制度的“空洞”与“虚置”；二是在从严治吏的背景下,加快探索干部激励的有效机制,严肃责任追究,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实行“无为问责制”与“实名备案制”,防范“庸、懒、散”的倾向苗头；三是对处于末梢神经部位的“小官巨腐”问题,应发动群众进行监督,强化村民自治功能,避免家族势力和黑恶势力的侵蚀；四是形成党内清理门户的长效机制,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逐步实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拔“烂树”、治“病树”、扶“歪树”,清理各种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 在减少腐败存量的同时,坚决遏制腐败增量,实现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3重用人以求持续.“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人才的有序流动是一切政权发展存续的根本.同志曾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必须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保证政治生态共同体能量补给线的安全畅通.一是践行德才兼备原则,制定量化评估标准,强化信息反馈回应机制,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防范“中枢控制系统”失灵；二是尝试以刚性任务的形式,让地方党政首长每年推举各部门的后备干部人选若干人,以备组织部门考察备用,倒逼其俯身倾听民意,竭力于调查研究与发现人才；三是坚决废止选人用人制度中的弊端,强化以称职为准绳的选官任职原则,探索提防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久任”制度、褒奖制度、惩戒制度,从“官本位”过渡到真正的“能力本位”,[11]逐渐弱化论资排辈、混年限的上升方式,倒逼领导干部不断想办法去提升政治素养与政治能力；四是健全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通过扎实可靠的调查研究,分析引导党员干部的政治心理,满足其合理需求,同时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利用信访机构、大众传媒、网络等平台,正面引导群众参与到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中来,完善政治的沟通反馈渠道.
总之,以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契机,树立系统辩证、理性务实的理念,抓牢影响政治生态链的主要环节,运用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渐进思维,在治理腐败、反对官僚主义、落实法律权威等群众感受强烈的突出矛盾中,顺势而为,探索创新,一个“山清水秀”、“云蒸霞蔚”的政治新生态就一定能够破茧而出、润泽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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