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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李进祥小说的独创性
王兴文
谈李进祥小说的评论文章中的关键词往往是地域（西海固）、民族（回族）、文化自觉、宗教等等.这种研究范式的优点是能够吸收国内外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化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作家创作的多样性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对于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而言,都是“文情难鉴”,更何况还有读者本身的“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因此,要评论李进祥,我们最好立足于他所创作的所有作品,而不是立足于他的民族身份与作品所表现的地域特色.
事实上,李进祥是一个具有艺术独创性的作家.即使在宁夏、回族等标签下来比较,我们也不难看出李进祥与同属这个阵营的石舒清、马金莲的风格迥异之处.与石舒清的笔法简练而又具有穿透力不同,也与马金莲的针脚绵密且繁复从容不同,李进祥具有灵动的一面——他擅长以传奇式的故事打捞民间文化记忆,并在扣人心弦的叙述中穿插作家不动声色的社会反思与价值判断.换言之,在笔者看来,李进祥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讲故事的技巧、他对文化记忆的打捞,以及他所秉持的人类性立场上.
李进祥的艺术独创性首先表现在他对小说的故事性的执着上,这不但表现出李进祥强烈的文体自觉,而且也表现了李进祥对叙事文学传统的继承.众所周知,叙事文学的源头是口述传统,在这一传统中,讲故事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因其对先民历史记忆的传承而被神圣化.但是,伴随着文学的雅俗分野,口述传统逐渐衰微.虽然近代以来的“小说革命”为叙事性文学地位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的叙事性文学往往侧重于承担沉重的社会使命.当思想意图压倒了故事之后,希里斯·米勒所说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魔法效果”就减弱了.虽然理论家们可能会以各种理论支持那种思想大于故事的小说,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种被责任与使命压倒的小说的可读性、吸引力和感染力,都大打折扣.
李进祥是深知作为故事的小说的魔法真谛的——这个魔法必须有包袱,有悬念,波谲云诡,曲折起伏,得让读者享受阅读,而不是把小说写成道德论.比如《花样子》的开头,就层层铺垫,主人公千呼万唤始出来.小说开篇没有对“花样子”这个让读者有点摸不着头脑的题目做一点解释,先写朋友文脉来电话,让“我”看一样东西,读者的胃口一下子被吊了起来.但是作者写到这里,并不着急,而是丢开读者,岔开话题说“我”的文学创作,接着又说到“我”和文脉是怎样认识的.还不算完,紧接着又介绍文脉的店铺.等到读者可能都有点着急了,又接着上文话题往下写.等到文脉和“我”见了面,又开始铺垫,写文脉的动作神态,最后才让文脉拿出“上面绣着一对鸳鸯却七彩如新、灵动得好像活物一样”的发了黄的手绢.然后才点明这个绣花手绢的主人“花样子”.按照一般的叙事模式,故事讲到这个地方,恐怕就要开始让主人公正式登场了,但是李进祥偏偏不,他又让作为故事的讲述人的“我”拿出一件比文脉的手绢更珍贵的“发绣”丝帕,直到这个时候,李进祥才笔锋一转切入正题,开始讲述主人公花样子悲戚的故事.这就好像我们听歌唱家唱出了极高的曲调,满以为已经到顶了,结果歌唱家凭空一翻,唱出了更高的曲调,技惊四座.这种开篇不但吸引人,而且不经意间点明了小说的主题,也暗示了主人公的命运,叙述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张弛有度,读来使人欲罢不能.李进祥的叙事技巧娴熟,一方面可能源于作家对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西方短篇小说的稔熟,另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是作家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这种文体意识使李进祥把自己放到大的叙事传统之中,把身为作家的自己定位为魔术师,从而开启“清水河”这个“魔法世界”的大门.
当然,说李进祥善于讲故事也是一种极易产生歧义的说法,那些对文学抱有崇高期待的评论者可能会因此对李进祥的小说的品味产生怀疑,把侦探小说、悬疑小说乃至武侠小说与之相提并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虽然善于讲故事是一个短篇小说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但小说家还必须超越讲故事这一基本层面,而要有更高的追求,即作家还要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与对社会人生透彻的生命体悟.
李进祥对于故事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巨变的时代里那些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文化记忆的充满悲悯而诗性的记述,这是李进祥小说艺术独创性的第二个特征.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李进祥对于充满民族风情与地域特点的文化符号书写概括为：他把笔触伸到清水河畔古老乡村精神文化的深处,以那些独特的语言符号铭记下这块古老而又闭塞的土地上正在消失的丰富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脸”“下方”“花样子”“口弦子”“干花儿”等等.现在看来,这种概括还是有失偏颇.确切说来应该是,城市化时代的社会转型带来了历史发展的机遇,但是也使得基于乡土的日常生活、民风民俗乃至各种非物质文化濒临灭绝；李进祥秉持一个作家的使命,以其敏锐的目光发现了时代脉搏强音之下的微弱叹息.读李进祥的《花样子》《鹞子客》《方匠》《脸》《口弦子奶奶》《干花儿》,莫不如此.这些作为习俗与仪式的日常行为与非物质文化,是植根于西北大地上的朴素的庄稼,生息于此的民众的日常精神生活赖此以生.然而,李进祥并没停留在对这些民俗民风的叹惋上,而是更进一步揭示西海固物质文化基础的变迁带给普通民众心理上的冲击,如《梨花醉》《狗村长》等小说就一方面笔涉城市化时代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时代巨变和普通民众内心世界那种亘古不变的对土地的痴情之间的矛盾.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做出价值判断,而是通过故事的发展与情节的递进,把“清水河世界”中的生存展现出来,让人们反思.虽然当代作家中也有不少人在书写城市化时代的乡土文化变迁,但是以鲜明的个性记述即将逝去的文化记忆（尤其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并以此作为作家始终关注的焦点的并不多.
除了独特的讲故事的技巧和对于文化记忆的打捞,李进祥小说中所透露出的立场与哲学,也具有独特性.一个作家的立场与哲学,是评判一个作家视野开阔与否、立意高下如何的条件,也是对一个作家进行历史定位所不可或缺的标准.在《关于〈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一文中,萨特指出,“一种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显然,李进祥也有自己的立场、方法与哲学.对于宁夏回族作家的哲学立场,一般论者喜欢大而化之地用宗教信仰来概括,然而即便是李进祥自己也并不认同.如果说李进祥的写作有信仰,那么我更愿意认同作家本人所说的,对文学本身具有信仰.所谓对文学本身的信仰,其实是作家以超越民族、地域的宏阔视野,站在人类命运的立场上写作.我认为,如果简单把作家的写作归结为某个地区、某个集团写作,那么不但会抹杀作家的独创性,也会贬低作家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信仰其实如果有宗教信仰的后盾,其精神力量本身也会更加强大,二者并不冲突.所谓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一般的理解可能更侧重认为,只要写好民族性,那么它自然会变成具有普适性的世界性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除此而外,还要看到,无论如何,人类的爱好和平,追求真善美是普世价值,只有这些普世价值与民族元素中的优秀成分相融合,才会具有更强大的感染力,也会走得更远.从李进祥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其实李进祥是很有野心的作家,这个野心就是他有一种人类性的眼光,而不是把自己局限于一时一地.比如《剃头匠》中的剃头匠给杀父仇人剃头,内心奔涌的悲伤情绪与善良理智之间的矛盾,《脸》中的以德报怨,读来都让人动容.其根本原因是作家站在人性的高度,从人类性的立场上观照他笔下的人物,因此人物的行动逻辑也深深打上了这一烙印.
总之,对小说艺术“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的自觉追求和对文化记忆的铭记,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沉关怀,使李进祥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独创性.这种艺术独创性是李进祥小说超越地域与民族属性的根底,当然也是他的小说广泛接受的内在因素.相信李进祥在坚持自己独特风格的创作道路上,会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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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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