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粮票退出历史舞台，该文是粮票类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与粮票和历史和舞台类开题报告范文.
“票证时代”
粮票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共和国成立之初.
当时,新中国百业待举,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和人口激增大大加重了对粮食的需求,供需矛盾激化.为了用为数不多的粮食养活全中国的老百姓,国家不得不求助于凭票限量供应的办法.
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开始对市镇人口实行定量、凭票供应粮食.这个办法中,明确了后来被称为“四证三票”（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以及地方料票）的规定,老百姓的口中食从此与粮票和供应证牢牢拴在了一起.
1955年9月,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使用,油票、布票、肉票随之出现.4年之后,地方上的各种票证已经增加到12种：粮票、肉票、食用油票、布票、棉絮票、鸡蛋票、白糖票、鱼票、糕点票、票、肥皂票、碱面票等.1961年,我国凭票供应的商品一度达到156种,68%的工业品、90%的副食品都凭票供应.
“票证时代”记录着共和国面临物资短缺的无奈；而小小一方票证,则浸透着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几十年间,无论票证如何种类纷纭、名目繁多,粮票的崇高地位始终岿然不动,人送雅号“神州第一票”.
在那些为了粮票精打细算的年月里,亲友之间偶尔串个门,若主人要留饭,什么不带都不要紧,粮票得带上.关系再好,人情再浓,学问再高,也迈不过粮票的坎儿.
1961年夏天,时任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教授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时任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陈寅恪写了封密密麻麻的信给吴宓,教他到广州后如何转车和搭三轮车,说家里住不下,要为他安排住处,并特意嘱咐：“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
岂止是普通人家,当时就算国家领导人请客也得提到粮票.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回忆说,1963年周恩来为参加第27届世乒赛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饯行,在中南海举办宴会,把陈毅、贺龙都请来了.大家上了席,邓颖超拿出一瓶酒对大家说,这瓶酒是外宾送给总理的,没舍得喝,拿出来给运动员送行.今天总理请客,粮票你们自己出.
与票证时代相配合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可能自由流动的,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一样随意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因此农民离开了土地,根本就无法生存.
不仅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样由于粮食关系的束缚而相当麻烦.当时的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省级粮票两种,省级粮票只能在省内流通,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中华大地都有效.
所以,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许多票证都已经随着物资丰富而悄然消失,粮票依然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它牵涉着粮食供应这个最紧要的问题,决策者不得不慎之又慎地对待.
深圳率先取消票证
1982年4月,一家餐馆在离深圳火车站不远的黄金地段上开张迎客.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深圳人不用提醒,张口就能念叨出这家餐馆的名字：泮溪酒家.
那个时候,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转身”成为经济特区还不到两年,远没有今时今日的都市繁华、食肆云集,所以泮溪酒家一开业便红火异常.但新开张没两天,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愁眉苦脸地找到市政府反映问题.
李定当时担任深圳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老人对那次交谈印象很深：“泮溪总经理跑来找我诉苦,说有些没粮票的客人来了,点不了饭,饭店也没法通融,客人只好离开.脾气稍大一点的客人,临走还忿忿地甩下两句：什么特区？连饭也吃不上！”
问题提到市里,李定也很为难.粮票虽小,牵扯到的政治、经济、社会、情感问题却是方方面面.
后来经过市里讨论,决定用泮溪酒家当成一个试点,从农贸市场购买高价米做饭.政策放行没几天,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满心欢喜地跑来向李定汇报：“没粮票也能吃饭,好多人都说好！”
泮溪酒家的口子一开,其他饭店也纷纷效仿.不久以后,就连企业单位的职工食堂也可以“通融”了.
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亿多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平价粮占60%,剩下4成为高价粮,后者比前者高出40%以上.有粮票的买平价粮,没粮票的买高价粮,老百姓不满意.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居民的定量供应,深圳实行购销倒挂（即贵买平卖）,将政策性亏损列入财政补贴,仅1983年一年市财政就补贴了937万元,政府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深圳开始动了取消粮票的念头.取消粮票其实只是表面问题,核心是放开粮价,让粮食随行就市.
1984年11月,时任深圳市长梁湘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彻底取消粮票,敞开粮食供应.
会上有人发言说,全国农村进行改革后,粮食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粮食供应已经没那么紧张.深圳又有政策先行先试的特区“特权”,何不大着胆子试一试呢？
此话说得没错.这一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五六个年头.全国种植业全面增产,粮食、棉花、油料、黄红麻、桑蚕茧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喜人.其中,粮食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712万吨,比上一年增长5.1%.秋粮入库之后,10月的《经济日报》上说,中国人均粮食近400公斤,基本解决了10亿人的温饱问题.这无疑是取消粮票的“黄金时机”.
但梁湘心里也很明白,这不是“试”的问题,而是必须一次成功,所以要把一切问题考虑周到.
会上决定,通知各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粮食,提高粮食售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粮食提高了,买粮贵了,职工意见自然会很大.所以,工资也得相应提高.
1984年11月4日,《深圳特区报》头条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经上级批准,深圳市政府决定,从11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不含宝安县）取消粮、油、猪肉票证,实行议价、敞开供应,据有关部门通知,居民和机团粮簿上十月底以前的存粮,按原来牌价供应到12月20日止,其中20%的粮食指标可按原牌价换购食油.”
在深圳作家梁兆松的记忆里,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粮票真正被取消之后,市面上反倒很平静,没有任何骚动,也没有飞涨起来.几年之后,梁兆松有了新的发现,米缸变得越来越大,自己的饭量竟然变得越来越小,有时一个月连10斤米也吃不完,以前可是30斤大米也不够啊！梁兆松心里明白,那是因为肉、蛋、鱼、菜、水果之类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大米便吃得少了.
至此,深圳特区成功取消票证一事写进了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它比全国范围内最终取消票证早了近10年.
票证在全国范围内谢幕
放眼全中国,取消票证的进程则要慢出许多,但时代潮流发展的大趋势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1992年4月1日,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取消粮票.
“1992年粮价全面放开后,有人说广东带了一个坏头,还有人说是广东抬高了全国的米价.”广东省原粮食局局长董富胜说,他们当时提心吊胆,生怕政策会有反复.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那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才最终消除.正是在那次大会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得以正式确立.
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商品放开加速,票证开始逐一谢幕退场.
1993年4月,上海市城市居民购货本和粮、油、肉、蛋票正式停止发放使用.
1993年5月10日,北京放开粮油,取消凭票、凭证、定量供应办法,粮票停止流通.到了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回忆起当年的票证取消,时任国家商业部部长的胡平不由感慨万千：“1988年,我开始担任商业部部长之初,李鹏总理曾经对我说,胡平,饿死人你是要负责的.但仅仅过了几年,粮价放开,粮票取消,这和当时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粮源丰富,同时国家也建立了储备制度等关系密切.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参考资料：《粮票的故事——中国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12月25日、《粮票等票证退出历史舞台的来龙去脉》《北京日报》2016年11月13日等；作者：周昂、黄成勋等）
综上而言，上述文章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粮票和历史和舞台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粮票本科毕业论文粮票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在大荔县丰图义仓见证中国粮票的历史 粮票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是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出门没有粮票寸步难行 我曾在1975年奉命到西峰市（原庆阳县）长庆油田公干,由于疏忽,出门时忘记把陕西粮票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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