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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围园劫后”计划之所以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告密.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十年后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事实果真如此吗？
大沽海口事急,袁世凯接回防电令,正草疏申请离京时,谭嗣同深夜来访
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
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袁世凯是9月14日早上奉诏前往北京的,光绪下诏召袁世凯进京,是根据各方面的保荐,准备提升他,并按照惯例进行谈话,当面考察.
9月16日黎明时分,光绪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垂询军事方面的问题甚详,袁世凯均据实回答.袁世凯在退下来后当即给朝廷提交了一份报告,说很快在天津有巡幸大典,荣禄敦促他抓紧修建操练场,并负责训练参阅部队,所以朝廷如果无特别事务,他就不在北京等候消息了.
光绪收到袁世凯的报告后,当即传下话来,嘱袁世凯在京静待几天等候请训,并表示朝廷不会刻意耽搁天津方面的事务.袁世凯只好返回寓所耐心等候,当天晚上,朝廷就发布了一份御旨,破格提升袁世凯为候补侍郎,专责训练新式军队：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戊戌年被召见的政治新锐差不多都有相应安排,袁世凯被提升是意料中事.9月17日一大早,袁世凯入宫谢恩,光绪又当面夸奖袁世凯兵练得好,学堂办得也好,希望此后继续坚持,并嘱袁世凯此后可与他的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就袁世凯方面而言,他并不认为光绪的这番话具有什么深意,更不会如康有为事后所想象的那样,是光绪在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
在北京这短短几天里,袁世凯除了应对召见及谢恩外,更是利用这难得的休闲登门拜访,求教那些可以联系到的老政治家,诸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或总理衙门大臣刚毅、裕禄、王文韶,甚至还有暂时失意的李鸿章,袁世凯都面面俱到,不失礼、不失态,更不过分.他向这些老政治家备述自己无功受禄的心理纠结,甚至还与王文韶商量着是否上疏请辞.
袁世凯利用此机会在官场核心层周旋,当然也不忘与那些政治新锐疏通关系.袁世凯清楚地知道康有为等政治新锐的真实处境,为了避嫌,在北京的那几天并没有与康有为等人进行联络.但他还是派了心腹智囊徐世昌与康有为等人密切接触.在南海会馆9月18日上午的密谋中,徐世昌就在现场.
9月18日一大早,也就是徐世昌到南海会馆那个时候,袁世凯前往李鸿章的住处拜访,并用了很长时间谈兵事.饭后又赶往庆亲王的官邸拜访,庆亲王在颐和园没有回来,袁世凯在那里等到傍晚,依然没有等到庆亲王,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他收到天津方面也就是他的部队发来的紧急电报,说是有多艘英国兵船游弋大沽海口.稍后,又接荣禄命令,各营整备听调.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遂离开庆亲王府,返回法华寺寓所作复电.
刚刚回到法华寺,袁世凯又收到荣禄派专人送来的函件,更详细地向他通报英国军舰正在大沽口外洋面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但荣禄仍盼袁世凯即日回防.荣禄在向袁世凯通报的同一天,向总理衙门连发了三封电报,详细报告英俄军队的情形.
对于这个大背景,史料记载得很明白,但过去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戊戌话语的深刻影响,许多研究者以为荣禄的电报只是在制造一种紧张空气,是对袁世凯的遏制,也是试图隔绝袁世凯与光绪之间的联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他的著作中认为,这个说法太具想象力了.荣禄要想制服袁世凯,可以有很多办法,但无论如何他不会用这种很容易被戳穿的谎言去欺骗朝廷,何况还要牵涉英国和俄国？朝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清真相.
电报来得确实突然,袁世凯离开天津时,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他也就弄不清楚事情的深浅.基于这些考虑,袁世凯决定还是尽快赶回天津.军机处先前通知他,皇上将在20日再次召见,袁世凯在与幕友商量后决定,还是给军机处写了一个奏折,说明情形紧急,请军机处能否安排提前一天（19日）请训,这样他就可以尽早返回天津小站.
当袁世凯正在内室秉烛草疏时,忽闻外室有人声,随员持名片来报,说谭军机大人有要事来见,还没有等到袁世凯发话传请,来者已下车进入会客室,袁世凯索来名片,方才知道是谭嗣同.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访这件事.根据袁世凯的说法,对于谭嗣同,他相当了解.知道谭嗣同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
谭嗣同说,住在那里的老太后是新政的最大障碍,也是皇上的最大威胁
见面之后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候补侍郎表示祝贺,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继而忽然问道,阁下是否已经确定下来初五（9月20日）请训.
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初五,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起草奏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
对于谭嗣同的这个说法,袁世凯深感震惊,请谭嗣同详细解释.谭嗣同从容表示,阁下此次受到皇上破格特恩,难道不想着回报皇上吗？现在皇上将有大难,除非阁下出手相救,否则皇上很难摆脱这个危机.
袁世凯闻言失色,以为谭嗣同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所怀疑,急忙辩白,声称他们袁家数代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效,何况自己此次又受到皇上如此重的奖励,破格提拔,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只是袁世凯感到困惑的是,皇上威权至隆,还有什么难处呢？
有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信心稍增,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获得情报,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废黜皇上,另立新君.阁下身为荣禄重要部下,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
袁世凯诚恳表示,他在天津时也常与荣禄晤谈,察其词意,对皇上颇有忠心,从来没有什么怨言,从来没有表示出废黜皇上、另立新君的意思.阁下的情报恐怕与事实不符,肯定是什么人有意造谣,断不足信.
谭嗣同根据康有为等人先前分析,觉得袁世凯与荣禄二人长期交往及其隶属关系,不可能没有可利用的裂缝.谭嗣同强调,你袁世凯固然是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但荣禄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你信任,让别人都觉得他对你袁世凯很好,实际上荣禄在内心深处对你袁世凯多方猜疑、多方防范.你袁世凯辛苦那么多年,成绩显著,中外钦佩,去年仅仅晋升一阶,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压制你.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先生与你袁世凯交情深厚,他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竟然说,听亲爸爸皇太后说过,荣禄常常说袁世凯此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亦不可重用.这个消息知道的人很多,肯定是真实无误的.
很显然,根据康有为的记录,他仅仅见过光绪一次,在那仅有的一次谈话时,并没有说到袁世凯,也没有说到荣禄.
接着谭嗣同又说了一个故事.谭嗣同说,我谭某人对于袁大人也是景仰已久,数次在皇上面前予以保荐,无奈这数次都被荣禄所阻止.就连皇上都说,袁世凯办事明白,什么事情都能搞定,怎么就是搞不定一个荣禄呢？荣禄为什么总是说袁世凯不可用？说实话,袁大人这次之所以能够获得破格提拔,皇上费力非常大,袁大人如果真心救皇上,我谭某自有一计,不知袁大人是否有兴致？
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政变.谭嗣同的故事越说越不像,袁世凯越来越沉着.谭嗣同边说边拿出一份草稿,如名片式,内有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这份草稿是谭嗣同的奏折,至于这个奏折是否已经上奏,是否被光绪采纳和批准,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看到这张小纸条也是心惊肉跳.他稍微镇静之后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
谭嗣同说,住在那里的老太后是新政的最大障碍,也是皇上的最大威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行”.不过,这件事不须袁大人动手介入,自有谭嗣同去办.袁大人不必过问,也不必担心.
谭嗣同步步紧逼,袁世凯设法拖延
慈禧太后是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非同小可.同时,袁世凯也深知,多年来宣传和持续影响,慈禧太后的威权与地位不仅在各级官员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慈禧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慈禧太后,根本就不可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当国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袁某人所统帅的部队,平时就以忠义为训诫,现在告诉他们去作乱造反、去捕杀皇太后,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谭嗣同很不以为然,他表示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请湖南唐才常再招一些人过来.他们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袁大人动手.我们只须袁大人做两件事,一是诛杀荣禄这个老贼,二是派兵包围颐和园.我们就这两个要求,非常简单.袁大人如不同意,我谭某人就死在袁大人面前.袁大人的性命在我谭某人手里,我谭某人的性命亦在袁大人手里.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就此作出决定,然后我连夜进宫请旨*.
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冷静下来的袁世凯从容告诉谭嗣同,谭大人所说这件事情实在太重大,要今天晚上就决定,实在有点困难,谭大人即便杀了袁某人,这件事情也无法就此决定.即便退一万步说,谭大人今晚进宫请旨,皇上也未必就会允准.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谭嗣同充满自信,他不无得意表示,我谭某人自有挟制之法,不怕皇上不准.袁大人尽管放心,初五（20日）请训时皇上一定会给袁大人颁发一道硃谕,既是令箭,也是凭据.
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呈现明显的病态.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其行动来历又不是很清楚,此时如果强硬拒绝,说不定谭嗣同真的如其所说立即翻脸,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袁世凯也实在无从猜测.为稳妥起见,也为了谭嗣同不再节外生枝,袁世凯暗自决定好言相劝,设法推托,而又不致激怒谭嗣同,突发意外.
袁世凯沉着分析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各国在那里都有重大利益,如果突然发生直隶总督被杀事件,必然引起中外冲突,国家必将立即陷入混乱,甚至被瓜分.而且,北洋大臣统领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这本是拱卫京畿的一支强大军队.而我袁某人所统领的新军不过区区七千人,能够动用的最多不超过六千人.以六千人去挑战应对数十万大军,其结果不言自明.更可怕的是,我袁某人在天津还没有行动,而京城必将重兵设防,我们还没有出兵救皇上,皇上大概就已陷入危险境地.
谭嗣同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大人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难,诛杀荣禄,并迅即将皇上颁发的朱谕分发各军,并照会各国,如此,还有哪个敢乱动？
袁世凯不再在这个议题上纠缠,他转而继续分析道,按照规定,我所统领的部队,粮饷并不在自己手里,军营中保存的粮饷非常少,大量的都在天津营内,必须将粮弹准备充分,方可用兵.
袁世凯说的是军方实际,这使谭嗣同变得一时无话可说.谭嗣同就此表示,那么行动时间可以另外决定,我们依然可以先让皇上在初五日将朱笔御旨交给袁大人收存,等到袁大人从容部署,准备妥当,一面密告我谭某人日期,一面准备动手.
从谭嗣同这段话进行判断,他和康有为等人或许已经意识到政局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正在向着对他们不利的方向转变,但还没有达到鱼死网破必须立即发动的份上,还有时间从容准备,从长计议.这无疑又给袁世凯增添了新的疑虑,他向谭嗣同表示,我袁某人万不敢惜死,恐或泄漏,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谭大人切不可让皇上先交硃谕.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谭大人先回,容我袁某人仔细斟酌,从容部署,再作商量,十天、半个月,至多二十天,我袁某人一定给谭大人一个准信.
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等人先前似乎也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已经很着急,我谭某人有硃谕在手,今天晚上就必须定准一个办法,否则我谭某人无法回去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交给袁世凯看.只见这份所谓硃谕并非朱笔所写,而是墨笔所书,字甚工,口气倒很像皇上,大意是“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很显然,这份所谓硃谕只是皇上交给杨锐的那道密诏抄本,且不是逐字逐句照抄,而是归纳大意的记录.
对于这份可疑的硃谕,袁世凯的解读却是,这很可能是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进行激进主义政治改革,而皇上并不认同,遂设婉辞以却之.袁世凯很婉转表达了自己的怀疑,认为这份御旨不是朱笔不必说了,而且文中并没有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的意思.
谭嗣同解释道,硃谕原本还在杨锐手里,这个副本只是林旭抄给我看的.袁大人不必怀疑这份御旨的真实性,这确实是皇上三天前发交者.至于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皇上不便在这份御旨中明说,但御旨中所谓“另议良法”者,其实说的就是这两件事.
由谭嗣同的解释可知：第一,谭嗣同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颁给杨锐的密诏原件；第二,由于谭嗣同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感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
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
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他向皇帝汇报.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激动.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知道谭嗣同有备而来,如果不从他这里得到准信,大概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貌似诚恳地表示,皇上很快就要到天津巡幸阅兵了,等到那个时候,军队咸集,只要皇上一个纸条或一个眼色,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按照计划,光绪确实将很快就要与慈禧到天津阅兵,然而正是这个阅兵计划,使康有为等人更加恐慌,使他们觉得这其中有着大阴谋,因此才主张尽早发动.所以谭嗣同无法认同袁世凯的这个判断,以为皇上大约等不到巡幸天津,就要被废黜了.
对于谭嗣同的忧虑,袁世凯宽慰道,朝廷既然发布了皇上将巡幸天津的消息,必定不至中途变化,遽然中断.所以,一切还是等到那时再说吧.
谭嗣同接着说,那么如果皇上不巡幸,将怎么办呢？
为了打消谭嗣同的这个疑虑,袁世凯强调,朝廷为此已作了大量准备,花费了大量金钱、时间和动用了大量兵力.假如朝廷真的突然宣布皇上不巡幸了,那么我袁某人可请荣禄劝说皇太后,必将保证皇上如期巡幸,保证此事不会中途中止.这一点,你谭大人尽可放心,一切包在袁某人身上.
袁世凯既然这样大包大揽,谭嗣同一时无话可说.他郑重强调,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全在袁大人手中掌握,全在袁大人一念之间.袁大人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那么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所有这些,全凭袁大人自己判断吧.
对于谭嗣同的这个说法,袁世凯表示非常愤怒,以为谭嗣同这是小瞧了他袁某人的人格,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谭大人以为我袁某是什么人？我袁家三世深受国恩,断不至到了关键时刻胆小如鼠、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对于袁世凯的这一表态,谭嗣同似乎比较满意,也愿意相信,遂起立作揖致敬,称赞袁世凯为奇男子.
有了谭嗣同的初步信任,袁世凯接着说,谭大人与我袁某人素不相识,夤夜突来,在下“随带员弁”必生疑心,或者在不经意间向外泄漏,贻误军机,以为我们有什么密谋,不可告人.谭大人为天子近臣,最受信用,而我袁某人手握兵权,最易招疑.所以我建议谭大人此后数日不妨称病告假,既不可随意入宫,与天子亲近,亦不可再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无法预料.
对于袁世凯这种安全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由此转变.袁世凯开始询问谭嗣同,两宫不和,其因何在,难道就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必致动刀动,你死我活？
谭嗣同说,两宫之间并不是始终存在冲突和矛盾,只是因这一段时间变法过急,皇上罢免了礼部六大臣,激起众怨,这些守旧大臣向皇太后告刁状、进谗言,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人甚至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谋,有废黜皇上,另立新君的计划.由此,两宫之间的矛盾也就越积越深.
听了谭嗣同的介绍,袁世凯建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能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必须革新的意思向皇太后详细解释,求得皇太后的支持,并事事请示,尊重皇太后呢？既然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因罢免礼部六堂官而引起,那么为什么不能知错就改,将六堂官官复原职,以化解各方面的怨言呢？政治革新是一件大事,必须尊重舆论,顺着舆论,引导舆论,万不可操切从事,欲速则不达.有许多事情,即便非常正确,也要看时机,看机会,并不是因为正确而立即进行,否则激起众怒,超越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改革底线,必致激他变,得不偿失.
谭嗣同听了袁世凯这番话,不禁大义凛然坦言：“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如此血淋淋的话语给袁世凯极大的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无法认同谭嗣同等人的想法与做法,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明天将要用的奏折,请谭嗣同离去.
康有为独携仆人半夜三更悄然离京.他的出走,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掩耳盗铃,反而暴露了问题,引起后来一系列的麻烦
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
9月19日凌晨3点许,终于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各位述说了与袁世凯谈话的大致情形与细节,他们比较一致地判断,袁世凯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因此,康有为决计按照先前已确定的计划,尽早离开北京,另想办法.
康有为、梁启超及谭嗣同等人的深深失望,尤其是对光绪帝的真挚感情,对中国前途的深深忧虑,感动了容闳.容闳是毕业于美国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长时期从事中美之间教育交流,与美国政府特别是一些外交官有着比较深厚的交情,因此他建议不妨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
对于容闳的建议,他们几个人进行了比较审慎的研究.结论是美国公使康格刚到北京就任不久,既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似乎对他们这些维新志士也没有多少热心,况且康格手中并没有必要的武力,空口白话很难影响朝廷的决策,或许还会因此浪费精力、耽搁工夫,所以康有为等人婉言谢绝了容闳的好意.
容闳的建议无法实施,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他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容闳那里稍事休息,睡了一觉,至9月19日上午9时许,他又匆忙起床往访李提摩太,继续先前曾经谈过的思路.他们相互交流了所知道的朝政概况,李提摩太似乎也感觉到了局势危急,康有为可能真的遇到了麻烦,因而答应了康有为的请求,同意想办法将他安全转移或保护起来,避开朝廷的逮捕或追杀.
这一天,康有为在城里逗留了很久,和一些朋友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和善后,他个人也积极地准备早点儿离开北京.此时的北京气氛越来越紧张,物价腾飞,人心惶惶,各种各样的传言铺天盖地,外患是英俄两国在中国领土开战的消息逐步被确认,而内乱的传闻也较先前更趋于一致,许多人都相信,皇上主导的新政大约就要走到尽头,皇太后重新出山、三度垂帘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事实.
在城里盘桓至傍晚,康有为匆匆出城,返回南海会馆.在距南海会馆还有一段距离时,他突然发现会馆中的“居室墙倾覆”.康有为一生迷信,正是这种想象与恐惧促使他尽快出走.
这天上午,慈禧突然回宫.慈禧回宫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机密,林旭在当天就获悉了这个消息,并赶到南海会馆转告了康有为.根据林旭的分析,皇太后此次突然回宫一定与英俄两国军事调动异常有关,尽管他先前已经赞同杨锐的主张,劝说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但是这时,林旭认为,在外患日趋严重的状况下,朝廷大约还不会对康有为动手或不利,因而他倾向于康有为此时不必离开北京.康有为表示认同,于是动摇了出走的想法.
然而,在林旭离开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又很快改变了看法.他们意识到,即使林旭传递的那些消息都是真的,但鉴于林旭与荣禄的特殊关系（林旭为荣禄的幕僚）,这些消息和说辞可能包含着一个非常大的阴谋,那就是荣禄为捕杀康有为而使用的缓兵之计.又或许林旭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只是被荣禄等人所利用,但这些消息仍是荣禄的诳言和欺骗.鉴于这样一种分析,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更加坚定了康有为迅速离京的决心.
除了英俄两国的军事调动所引发的外交危机的因素外,慈禧此次回宫也与监察御史杨崇伊奏折有关.9月18日杨崇伊赶到颐和园向慈禧上了一个奏折,检举揭发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和孙文,请求慈禧再度训政.很长时间以来,朝廷内外官绅两界都对康有为和他的同党有很多不满,各种各样的、小报告,也像雪片一样飞往朝廷,飞往颐和园.仅根据清廷记载粗略统计,7月8日,御史文悌上奏折弹劾康有为及宋伯鲁、杨深秀,指责康有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9月12日,都察院代递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求清政府诛杀康有为、梁启超.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奏折或许就是压倒康有为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奏折所列举的罪名,不会置康有为于死地,康有为却因此更加坚定了赶紧出走的想法.
在商定大方针后,康有为指派康广仁、梁启超继续留在北京作为接应,谋救皇上,而他独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出走,随身所带物品非常简单,更多的行李及文件等,都将由康广仁随后几天带走.
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这与其官报局督办大臣的钦差身份很不相符,因而也就引起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康有为不是这样半夜三更悄然离京,而是大白天很招摇地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赴任,后来的情形或许就会不一样.他的悄然出走,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掩耳盗铃,反而暴露了问题,引起后来一系列的麻烦.
袁世凯究竟告密没有
在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的所有猜测中,人们都想到了袁世凯告密,因为在康有为策划捕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制慈禧太后的计划时,除了后来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就是康有为的那些朋友和同志,除此之外,获悉计划详情的只有袁世凯.所以清廷获悉这个计划的唯一渠道,也就非袁世凯莫属了.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分析,袁世凯确实具有向外泄密的可能与条件,谭嗣同告诉他全部内情,他那几天又正在北京,并且与政治高层有着密切接触与互动,他要想将谭嗣同所告诉的事情报告清廷易如反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只是口头告诉了袁世凯,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或证据.谭嗣同是将手抄的密诏交给袁世凯过目,但这个密诏似乎当时就不被袁世凯所相信.以一个不被相信的密诏作为证据,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其次,袁世凯要想将谭嗣同转告的密谋泄露出去,势必将自己卷了进来,何况袁世凯在维新思路等基本面上,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有许多相似处.遵照官场的一般原则,袁世凯对谭嗣同的那些计划,一般不会对外乱说.第三,袁世凯似乎认为,在谭嗣同的谋划中,他袁世凯是一个关键,如果没有他袁世凯的同意,那么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制慈禧等等,只能是一句空话,并没有实践的可能.所以,当袁世凯将谭嗣同劝走之后,并不认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会很快有什么行动,所以他也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大事声张.
在谭嗣同来访后的9月19日,没有资料表明袁世凯离开过法华寺寓所,也没有资料表明这一天他与其他人有过联系.
袁世凯单独面见光绪的时间是9月20日.是日晨,袁世凯按照计划至勤政殿面见光绪,他在所呈递的奏折中隐约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希望光绪能够从这份奏折中读出他的忧虑,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出现大的意外.袁世凯在这份奏折中建议朝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主持朝政,还比较隐晦地建议皇上对这些新进政治人物注意观察,在肯定他们的政治热情、明达勇猛的同时,更刻意强调这些政治新锐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按照袁世凯的日记,光绪在这一天的训示中并没有说什么话,更不要说谭嗣同先前对袁世凯承诺的什么御旨密诏了.
请训之后,袁世凯直接赶赴火车站,他在日记中写道：“抵津,日已落”（根据紫金山天文台的记载,当天天津日落的时间是6点8分）.匆忙中,袁世凯没有急于赶回营地去和部属见面,而是前往荣禄的府邸,向荣禄汇报北京之行.在与荣禄的交谈中,袁世凯详细介绍了光绪的接见情况,说了北京的大致情况,并说了谭嗣同那天晚上突然找他的大概情形,还未谈到他们的具体政变计划时,有人来找荣禄谈事,袁世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谈.
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情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来到袁世凯处.袁世凯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
袁世凯在描述的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利用了皇上的信任,打着皇帝的旗号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等并不代表皇上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上对这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劫制皇太后,是因为荣禄参与并主导了废黜皇上的阴谋,而皇太后则是一切守旧势力的保护者,是中国政治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的巨大绊脚石.对于谭嗣同的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发誓荣某人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为了宽慰荣禄,也为了保护光绪,袁世凯也向荣禄明确表示,根据他的观察,谭嗣同等人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你荣禄如果因此而累及皇上,我袁世凯唯有仰药而死.
根据袁世凯日记中描述,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荣禄、袁世凯颇伤脑筋,他们“筹思良久,迄无善策”.荣禄只好返回总督衙门,与其幕僚继续筹思良策.经过一整天商量,他们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不料至傍晚,北京传来新的消息,说慈禧太后已在光绪请求下,重新出园训政,并下令将康有为兄弟缉拿归案,按律治罪.
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由慈禧为主导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恐怕就很难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认为,《戊戌政变记》（著者梁启超）、《慈禧传信录》等书载,荣禄在袁世凯告密后,迅即亲身入京,向慈禧太后告变.这不过是梁启超等人的猜测之谈.再者,时间上也衔接不上.《戊戌纪略》（即袁世凯《戊戌日记》）载,荣禄于八月十日（9月25日）奉召入京,这才是可信的.当时清廷已完成第一批抓捕,戊戌六君子入狱.
将袁世凯的所谓告密与1898年秋天的政治变动联系起来,将一场未遂政变隐藏得结结实实,这只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之后流亡途中编造的一个故事,在过去若干年中已被许多研究者所证实.康有为、梁启超之所以利用话语权夸大袁世凯告密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之所以蓄意掩盖他们确曾制定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囚禁乃至诛杀慈禧的阴谋,是因为他们不愿承担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异常变动的政治责任,是他们新的现实斗争的需要.
康广仁的被捕改变了历史进程
那么,既然不是袁世凯告密,清廷是如何知道康有为等人的军事计划呢？
9月21日傍晚,北京传来新的消息,说皇太后已在皇上请求下,重新出园训政,并下令将康有为兄弟缉拿归案,按律治罪.光绪帝发布了一道逮捕康有为兄弟的命令：
谕军机大臣等.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这份上谕发布时,并不知道康有为等人诛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劫制慈禧的计划,给康有为定下的罪名也只是“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八个字,其理由则是“屡经被人参奏”.至于其弟康广仁,显然只是因为他是康有为的弟弟,受其牵连而已.
拘捕康有为兄弟的密旨是9月21日下发给步军统领衙门的,该衙门立即派遣缇骑300人于上午10时许包围南海会馆.但是,康有为早在9月20日凌晨时分悄然离京.步军统领衙门在南海会馆只抓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还有康有为的门人程式谷、钱维骥,以及家丁王升、王贵、田叔等五人,并查获康有为临行前没有来得及销毁的往来信件百余封,还有来客登记簿一本等相关文件.在包围南海会馆的同时,步军统领衙门还派员包围了康有为经常留宿的张荫桓官邸,当然在那里也没有找到康有为.
康广仁等人的被捕使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步军统领衙门将捕获的康广仁、程式谷、钱维骥及王升、王贵、田叔等带到了步军统领衙门,在监舍中.这几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对康有为的内幕也只是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心中有鬼,因而比较害怕,钱维骥流涕不止,寻死觅活,以为此次无论如何是跑不掉了；程式谷也觉得前景一片黯淡,必死无疑,只是他没有像钱维骥那样感到害怕.关于康广仁在狱中的表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前一种是：“康广仁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后一种说法则完全不同,康广仁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步军统领衙门真正要捉拿的是康有为,所以将康广仁几个人收监后不能不立即进行,不能不追问康有为的去向.针对者的提问,康广仁还算配合,根据他的供词,步军统领衙门怀疑康有为可能真的已经逃往天津了,估计潜藏在天津的租界里,并没有潜往上海.于是经协商,由北京提督府派遣数十名武装人员,于当天傍晚秘密前往天津,在紫竹林一带搜索,但一无所获.
在当天和稍后几天的中,没有材料说康广仁一言不发,相反却有传言称康广仁在第一天的过程中竟就交代出了百数十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认为,我们不必设想康广仁会出卖同志,更不必去猜测他会变节求荣.但可以相信的是,在一系列中,康广仁作为维新志士一定是侃侃而谈,甚至以毫不畏死的精神滔滔不绝.有传言说他“诬攀”百数十人,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说他“诬攀”百数十人可能并不是康广仁的真实意思,更不是其主观企图,但他在一系列的中肯定讲了他们的全部计划或者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些使清廷最高政治层感到吃惊,因为康广仁所说的这些事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清廷原本并不知道的.
即便康广仁真的什么也没有说,那么康有为的门人程式谷、钱维骥及仆人王升、王贵、田叔等人或许多少讲了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活动,尽管他们不一定知道计划的详尽情形,但他们一定知道康有为经常与哪些人来往.或许是他们讲清了所能知道的事情,所以步军统领衙门仅仅将他们了一天,在整个案子并没有了结的时候,就将他们释放了.
于是,康广仁被捕后形势急剧变化,康有为所策划的那些阴谋逐渐浮现,清廷的打击范围越来越大,目标越来越准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康广仁在被捕后说了什么,他的那些说法都或多或少泄露了康有为的秘密.
康广仁的被捕改变了历史进程,打乱了康有为的部署,也扰乱了清廷的政治日程.刚刚回到颐和园的慈禧太后,于当天又匆匆忙忙从颐和园赶回城里.与此同时,朝廷下令内阁加强对禁城内外、西苑、颐和园三处的警戒力量,认真巡缉,禁止闲杂人等任意出入.这显然是因为知道了康有为等人策划的武装包围颐和园的阴谋.
（参考资料：《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中国历史的侧面》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1月、《戊戌政变失败与袁世凯有关系吗？》《天津日报》2015年6月16日、《戊戌变法中“围园杀后”真相》《扬子晚报》2007年11月27日、《袁世凯的心病与<戊戌日记>》《文史天地》2016年第6期、《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等；作者：马勇、郭连保、裴毅然、杨天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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