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门槛缘何提高？多源流模型的视角，本文是随迁子女方面论文参考文献范文与子女入学门槛和多源流模型和视角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自2014年以来,一些特大城市提高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门槛.本研究对北京和上海的十个区县进行了调研,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政策文本分析法,运用多源流模型对这一政策变动的动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一线教育工作者眼中随迁子女入学所带来的“教学质量下滑”成为问题源流；各地对于随迁子女就学形式的探索形成了政策源流；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思路构成了政治源流.政策之窗的开启源于2013年人口管理思路的调整.此后,公立校校长（政策企业家）关于限制随迁子女入学的诉求被提上地方政策议程,在新的议程之下,义务教育被重新界定为一种社会福利,仅面向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员开放.由此,一套严格的入学门槛得以设立.
关键词：多源流模型；教育政策变迁；农民工随迁子女；两为主政策
中图分类号：G5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8.05.009
自2001年“两为主”政策实施以来,各地为农民工随迁子女设定了较为宽松的入学条件,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公办教育体系.然而,政策的发展在2014年出现了转向：以京沪两地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开始提高入学门槛,导致部分随迁子女重新面临入学难困境.本研究运用多源流理论模型对这一政策变动的动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后续研究与决策提供参考.
一、问题的缘起：2014年随迁子女入学门槛的提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口日益增长,一些特大城市的人口格局逐渐改变.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推动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就学问题.在世纪之交,由于政策缺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曾经十分突出.[1]到了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了“两为主”政策,强调“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温家宝总理也在2003年为北京市玉泉路小学题写了“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同进步成长”的寄语,奠定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主流话语模式.此后,经过一系列法律政策的推动,两为主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目标也得以明确.该政策在各地得到了较好地贯彻：为保障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不少流入地教育部门为其设定了宽松的入学条件,并通过扩充班额、增加班级数、新建学校或增设临时校园等形式尽可能地为其提供学位.流入地政府的努力收获了良好的成效,例如,北京市2012年的随迁子女公办就读比例达到了74.7%.①
然而,自2014年以来政策与实践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转向,一些城市改变了以往宽松的义务教育入学条件,开始对随迁子女设定较为严格的入学门槛：在北京市,若干区县在“五证”中的就业证明、暂住证和居住证明之下进一步设定了门槛,上海市也通过将入学条件与居住证挂钩而提高了入学门槛.据本研究在2014-2015年的调研显示,受其影响,许多随迁子女无法按预期在京沪入学,最终只能选择回老家就读.由于2014年的政策变化较为突然且变动较大,一些受访家长将其形容为“史上最严入学政策”.回顾以往研究,京沪随迁子女入学门槛的短时突现象变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对此,本研究将探讨这一政策变动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推进学术研究并为决策者与实践者提供参考.本文的分析将围绕以下问题：2014年政策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作用？新政策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在分析框架方面,本研究引入了公共政策多源流理论模型,该模型有助于统合分析多种因素对于政策变动的影响,对于政策的短时突变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分析框架：公共政策多源流模型
多源流模型由美国公共政策学家金登在其专著《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1984）中提出,适用于分析政策议程建立与备选方案的形成过程.该模型起源于金登对于全面-理性决策模型[2]与渐进决策模型[3]的批判：他认为,政策变迁并不是“分时期、按步骤或阶段整齐地进行的”[4],既不全是全面、理性规划的产物,也非在原有基础上的渐进调整.针对上述模型之不足,金登引入了“垃圾桶模型”[5].该模型提出,在决策系统内存在着四种独立的要素,即问题、解决办法、参与者与参与者的资源,而最终产出的政策取决于四要素之间的混合情况.不难发现,垃圾桶模型并未将“问题的产生”作为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也未将政策分析局限于政策活动中的理性层面,而是强调最终的政策方案是一系列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基于垃圾桶模型,金登发展出了自己的多源流模型.该模型将联邦政府中与政策活动相关的要素提炼为三条相互独立但有所关联的“溪流”,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具体而言：在问题源流中涌动着一系列潜在的社会问题暗流,其中一些暗流最终浮出了水面（即,社会问题被提上政府议程）,另一些暗流则始终潜伏在河底,但在未来有可能浮出水面；政策源流则被比喻为一盆漂浮着各种思想原料的“政策原汤”,其中的部分思想经过筛选、提炼和重组之后形成了最终的政策方案；政治源流中蕴含着诸如社会舆论、政党意识形态、国会席位分布等影响着各领域公共政策的政治因素.当“政策之窗”开启时,三条源流便有可能实现交汇,并在交汇点上带来政策的改变.金登以火箭发射过程来比喻政策之窗的开启：“在航天发射中,窗口象征着一次发射的机会.目标行星处于正确的定位,然而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因此,发射必须在窗口开启的时候进行,以免错过机会”[4]209.然而,政策之窗的敞开时间往往十分短暂,在此期间,三条源流能否实现交汇便取决于“政策企业家”的作用：政策企业家们怀揣着自己的倡议（政策流）静候在政府内部或外部,等待着切适的政治土壤（政治流）以及合适的社会问题（问题流）,一旦某一社会问题的出现或政治格局的变动开启了政策之窗,他们便因势利导推动三条源流的交汇,以期实现政策的改变.
不难发现,多源流模型有助于统合分析多种因素对于政策变动的影响,同时,对于政策的短时突变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由于该模型是基于美国的政治体制而提出,对于中国问题情境的适用性存在局限.对此,本研究结合批判性政策研究理论、国内已有研究以及调研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发展：首先,多源流模型在问题源流上所要剖析的是社会现象的“问题化”[6]过程,即“为何一些社会现象被界定成了社会问题,而另一些则没有？”本研究引入了批判性政策研究中的“社会规范”（social regularity）[7]的概念,以增强该模型对于中国问题情境的适切性.“社会规范”指的是隐藏在社会结构深处的一系列思维网格,例如,由于种族、阶层、性别等差异所带来的观念上的不同,正是透过这些看不见的思维网格,一些社会现象被认为是“符合常规的”,而另一些则被认为是“存在问题的”.在本研究中,与随迁子女教育相关的社会规范是“质量教育”观,在这种教育观念之下,一线教育工作者认为招收随迁子女导致了学校教学质量的下滑.第二,政策源流所要剖析的是“在政策原汤中漂浮着哪些意见、想法和声音？”国内已有研究倾向于将政策源流界定为专家学者的政策建议[8]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与教育实践者意见主张的综合产物[9,10].基于调研数据,本研究进一步将其界定为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已有政策实践,这些政策实践是决策者、专家学者和实践者的意见主张的综合产物.第三,国内已有研究对于政治源流的界定均指向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与大政方针[11,12].据此,本研究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政治源流界定为政府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思路.第四,金登将政策之窗的开启机制归纳为问题源流或政治源流中出现的变化,而本研究则基于调研数据进一步聚焦于政治源流.最后,基于调研数据,本研究将政策企业家界定为流入地公立中小学的校长,他们不断地向当地教育部门反映随迁子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限制随迁子女入学的政策诉求.
三、研究设计
本文是一项课题研究的部分成果.该课题旨在考察特大城市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的执行状况,选取北京与上海作为案例,于2014-2015年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研,涵盖北京市6个区县与上海市4个行政区.本研究选取京沪作为案例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特大城市的代表,京沪能够反映出特大城市中随迁子女入学状况的共性特征.不过,由于各地情况各异,京沪两地的状况并不能够被解读为特大城市的一般状况.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对于京沪两地的随迁子女入学状况已有较为充分的探讨,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政策文本分析作为研究方法.通过访谈,研究者能够掌握研究对象对于两为主政策的理解与态度,以及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亲身经历.在课题调研期间,研究者通过目的抽样与滚雪球抽样[13]的途径联络了96位受访者,包括：教育部工作人员、市级与区县教委工作人员、街道办文教科工作人员、校长、教师、外来务工家长与学生、本地家长与学生.同时,研究者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对访谈资料进行了补充.政策文本能够提供关于教育政策的“理想版本”,并展现政策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构、分配与博弈,因而有助于揭示政策制定中的权力关系[6]20.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聚焦于涉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和地方教育政策与人口政策,对政策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地区的随迁子女入学门槛进行了对比.
四、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的三条源流
（一）问题源流
随着两为主政策的实施,大量随迁子女的入学给京沪两地公办学校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一线教育工作者认为随迁子女的就读导致了学校教学质量的下滑,这种解读使得随迁子女的入学现象被“问题化”,成为一个潜在的政策议题,并在2013年政策之窗开启后正式进入地方政府议程.
据本研究对教师与校长的访谈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有质量的教育”,而教育质量的判断标准则是文化课的学业表现,以考试成绩作为判断依据.基于这样的教育观,教育工作者们认为自身的责任在于确保学生取得理想的成绩,这种责任始于学生入校而终于毕业.在对于随迁子女的态度方面,一位受访教师的态度代表了大多数教师的立场：“我搞不清楚谁是本地的、谁是外地的,而且我也不去关心谁是本地、谁是外地… 对我来说就是‘你学习认真吗？你学习有困难吗？你学习需要帮助吗？’”不难发现,教师的关注点限于校内教学活动的技术层面,至于随迁子女能否享受平等的入学机会,教师们并不认为这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而是一个政治议题.简言之,“质量教育”观将教育工作者的视野限定于校内而隔绝于教育公平的话语体系之外.
随着越来越多的随迁子女入学,京沪两地许多公办学校的随迁子女比重过半甚至达到绝大多数,普遍出现了班额超容、教学资源紧张的状况.不少受访校长指出,学校不得已将原有的音乐舞蹈等专业教室改造成常规教室以应对扩招.与此同时,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家长由于文化程度较低或是忙于生计,忽视了对于子女课后学习的监督,忽略了与教师的联络.家长教育工作的疏失导致许多随迁子女不能按时完成家庭作业,难以跟上班级学习进度,这不仅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也导致学校的平均分日益下滑.例如,一位受访的小学校长表示,该校在接收教委统一分派的四十余名随迁子女后,其语文、数学成绩在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中掉在了区平均线以下,这是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京沪两地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们将随迁子女的入学所带来的教育资源紧张、教师负担加重以及考试均分下降的现象问题化为“学校教学质量的持续下滑”,为随迁子女的入学贴上了负面的标签.
对于政府的两为主政策,一些教师和校长将其视为一种不得已而接受的“政治任务”,正如一位受访校长所言：“我觉得现在啊,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现在数量太庞大了,我们学校,现在我觉得压力太大了.如果不是因为来自于市区教委的这种‘政治上’的要求或者安排,我真的是接收不了那么多,因为我们办学嘛那肯定要考虑到教学质量”.由此,公立学校普遍产生了限制随迁子女入学的诉求,并通过其校长作为“政策企业家”不断地传递至教育行政部门.然而,长期以来,在“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话语模式之下,地方政府虽然对学校的诉求有所耳闻,却并未将其提上政策议程.相反,政府为随迁子女设定了较为宽松的入学条件,并积极协调或敦促公立学校接收随迁子女.这一局面到2013年政策之窗开启后发生改变.
（二）政策源流
自2001年以来,京沪两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随迁子女教育的形式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构成了随迁子女入学的政策源流.这些零散的地方性实践可以被视为漂浮在政策原汤中的各种原料,在政策之窗开启后,部分实践理念经过筛选、提炼和重组形成了最终政策方案的指导性思想.
在实践中,随迁子女的教育模式可以归为两种趋势.第一种是强化政府责任模式,即按照两为主的政策要求尽可能地接纳随迁子女,而入读公立学校的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享受完全相同的教育资源.这也是实践中的主流趋势,自2008年以来京沪两地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均达到了70%以上[14].另一种趋势是一系列弱化政府责任的做法,也是政策源流中的支流.其逻辑前提在于：在保障大部分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条件的前提下,默许对部分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条件进行限制.例如,上海市在2008-2010年对未注册打工子弟学校进行关停并转,对办学基础较好的学校进行扶持,使其最终注册成为民办校,也称为“纳民学校”.到2010,上海市产生了162所纳民学校,在校生达13.2万名,占随迁子女总数的28%①.这些纳民学校形成了一个准公办学校系统：其办学经费由区县政府提供,同时能够获得专项拨款用于改进校舍与设施,教材与教学管理也采用公办学校标准,部分学校的校长也从公立学校委派.相比2008年之前,其教学质量得到了跨越式提升,能够为随迁子女提供接近公办学校的教育.然而,据本研究调研显示,由于纳民学校的师资流动性强、班额较大、教学资源短缺,其教学质量与常规公办校仍存在显著差距.换言之,在上海,有近三成的随迁子女虽然能够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义务教育,但却难以获得质量有保障的公立学校教育.这种做法的本质理念在于“以量换质”,正如一位受访的区教育局官员所言：“通过有限的经费与人力投入,为尽可能多的随迁子女提供基本的受教育机会”.与上海市的实践类似,北京教育部门在以公立学校为主解决随迁子女入学的同时,默许少量未注册打工子弟学校的继续存在,从而弥补公立学校学位不足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之前,无论在北京或是上海,上述以量换质的做法仅处于一种补充性的地位,而新的政策之窗开启后,对随迁子女入学条件的限制获得了合法性,与此相应,新的入学门槛也得到了确立.
（三）政治源流
政府对于外来务工人口的管理思路对于相关的教育、就业、社会福利政策有着广泛影响,构成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变迁的政治源流.此外,正是由于2013年人口管理思路的调整开启了政策之窗,创造了政策变革的前提.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日益增长,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成为人口政策的主旋律之一.早在1986年,《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便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然而直到2013年,在人口管理方面的立场始终较为温和,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中将人口控制的思路表述为“合理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近年来,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为京沪等特大城市的公共资源配给和人居环境等状况带来了较大挑战,新一届政府在2013年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人口控制的思路调整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这一思路在201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得到了延续,该文件同时还提出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将落户资格与申请者是否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挂钩：“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不难发现,上述调整带来了两大变化：在人口控制力度上从“合理控制”调整为“严格控制”；同时,将准入条件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挂钩.这两项新原则对与外来人口有关的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起着约束性的作用,同时也开启了教育领域的政策之窗,使得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实现了交汇,为变革提供了可能性.
五、政策之窗的开启与“后2014”政策逻辑
在2014年之前,在“同在一片蓝天下”的主导性话语模式之下,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是随迁子女的基本权利.而政治源流中温和人口控制思路也促进了两为主理念的推行.因此,在政策源流中,限制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条件的做法长期处于边缘.尽管在问题源流中,“教育质量的下滑”成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的主流话语,但其关于限制随迁子女入学的诉求却长期未进入地方教育部门的政策议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到地方的教育政策均强调对随迁子女尽可能地进行全纳,即便这种做法会对当地原有的教育生态造成冲击.
然而,2013年人口管理思路的调整使得政治源流中的流向发生了改变,使得通过社会福利准入来控制外来人口的思路得到强化,进而延伸至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领域.在教育领域,虽然新的人口管理思路未明确将义务教育入学资格作为调控外来务工人口的杠杆,然而,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目标却开启了政策之窗,使得三条源流得以交汇：首先,“教育质量下滑”的话语（问题源流）契合了“外来人口涌入给特大城市带来挑战”的话语（政治源流）,而校长们（政策企业家）长期以来呼吁的限制随迁子女入学的倡议也契合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目标.后者赋予前者以政治合法性,使其进入地方政府政策议程.在政策议程中,限制随迁子女受教育条件的理念（政策源流）与将社会福利准入条件与城市发展需要进行挂钩的原则（政治源流）实现了交汇,将义务教育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义务教育从此成为一种社会福利：仅仅在流入地居住或工作不足以成为享受当地教育福利的条件；只有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需要才有权享受当地所提供的教育福利[15].而是否满足当地需要则由政府进行判断,判断标准即公立学校入学条件,至此,设定政策方案的理念也得到了确立.
在政策方案设计过程中,上述人口控制理念与社会福利话语被整合进了从到地方的各级文件中.在层面,教育部2014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特大城市要结合城市发展规划、人口控制目标和教育承载能力,稳步有序地安排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就学”.这是教育部关于随迁子女的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人口控制目标与“符合条件”的话语.在地方层面,北京市的若干区县开始在市教委要求的“五证”之下设定更为严格的门槛,以西城区《2015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西城区接受义务教育证明材料审核办法》为例：在就业证明方面,申请人及其配偶均需在北京就业,且一方在西城区就业,且最近三个月内需要在西城区缴纳社保；在暂住证方面,父母双方均需持有西城区暂住证；而居住证方面的条件则更为严格,每个地址6年内仅能协调一名儿童入学.在上海,市教委开始将公办学校入学条件与居住证政策挂钩,提高了随迁子女的入学门槛.以2014年为例,符合以下两类条件之一方能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一类是父母一方具有上海市居住证；另一类是父母一方具有满两年的临时居住证和灵活就业登记证明.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居住证或是临时居住证,其*均存在门槛：*居住证需要参加本市职工社保满6个月,而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单位并不具备*社保的条件；而灵活就业登记的签发范围仅限于本市目前急需的四类行业,即,医院护工、农业从业人员、家政从业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则被排除在外.上述入学门槛背后体现的是两地对于“理想居民”的预期：在北京,理想居民指的是在本区县稳定居住、就业和纳税的家庭；在上海,理想居民是在正规单位稳定就业或从事本市急需特定行业的人员.政府所设定的入学门槛则作为一种筛选机制,使理想居民得以获得相应的教育福利,这便是“后2014政策”的逻辑.而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大多返回老家就学,缓解了公办学校所承受的压力,同时,面对子女入学的困境,一些外来务工家庭选择离开京沪另谋生计,或是由母亲陪同子女返回老家就学,在更广的层面上缓解了两地的人口压力.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用公共政策学多源流模型,揭示了2014年以来随迁子女入学门槛提高的深层动因以及新政策背后的理念,为研究者、决策者与实践者提供了一个审视该政策的独特视角.同时,本研究是将多源流模型应用于中国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一次尝试,确认了多源流模型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力.此外,本研究对该模型进行了本土化,尤其是考察了“质量教育”观在随迁子女入学现象问题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流入地公立学校校长所扮演的政策企业家角色,为该模型在中国教育情境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出发点.
将该模型与本研究调研数据结合可得出以下结论：2014年随迁子女入学门槛的提高是教育系统中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京沪两地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感受到大量随迁子女的入学造成了学校教学质量的下滑,并提出了限制入学的呼吁,然而其诉求并未改变流入地政府的政策方向.变化的触发点是2013年人口管理思路的转变,在新的理念之下,限制随迁子女入学的诉求通过校长传达至政府政策议程,进而义务教育的内涵也被重新界定为一种社会福利.最终,一套整合了人口控制理念与社会福利话语的入学体系得以确立,缓解了公办学校的压力.
本文的分析揭示出一些在以往研究和实践中尚未得到圆满解答的问题,对于未来的政策改进具有一定启示：第一,“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基于全局判断而做出的一项切合时宜的决策,这项决策背后是严控人口的目标以及将准入条件与城市发展需要进行挂钩的理念.2014年后,地方政府将这两个理念引入教育领域.对此,值得反思的是：接受义务教育是儿童的基本权利,在《义务教育法》中也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而现行政策将义务教育的属性重构为一种社会福利,导致达不到入学门槛的随迁子女被迫返乡成为留守儿童.这一政策理念是否符合立法精神、能否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尚待实践检验.
第二,在“质量教育”观的导向下,教育工作者与教育行政部门将学业成绩作为衡量学校教育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然而,由于缺少适宜城市学校教育场域的文化资本,随迁子女与京沪本地生在学业方面的差距是现实存在的[16-18].面对这一现状,不同的观念会带来不同的判断：如前文所揭示,“质量教育”观将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局限于学业成就,因此将随迁子女入学所带来的成绩下滑现象解读为“教育质量的下滑/危机”.然而,若以教育公平的视角进行解读,则能够得出更加积极的判断：尽管部分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学校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成绩,然而与被迫返乡成为留守儿童的局面相比,他们在心理健康、情感和社会性发展上能够获得更为有利的条件[19,20],从而成长为更加健全的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接纳随迁子女并没有带来教育质量的下滑,反而在全局上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因此,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今日,教育工作者们或许需要转变观念.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在公办学校招收大量随迁子女的情况下,若继续沿用原有的学业评价标准,往往只能得出“教育质量下滑”的负面结论.因此,转变学业评价方式或许是未来工作的一个可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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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Migrant Children抯 School Enrolment Criteria Became Stricter after 2014:A Multiple Streams Analysis
YU Hui
（School of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Since 2014,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set stricter state school enrolment criteria for migrant children. Adopt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policy text analysis and applying the 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 (Kingdon, 1984),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this policy change: the problem stream refers to the 慸eclining education quality?discourse hold by the state school teachers; the policy stream contains different forms of schooling for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 politics stream refer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抯 migrant population strategy. The 憌indow of opportunity?opened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justed its strategy in 2013. As a result, the state school leaders (as policy entrepreneur) got their claim of restricting migrant children raised into the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agenda. Under the new agenda, what is meant by compulsory education has been redefined as a certain type of social welfare, which is open exclusively to the 慶ity contributors? producing a stricter criteria system.
Key words：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educational policy change；migrant children；‘two main channels’policy
（责任编辑：金忠明,车子彤）
（责任校对：车子彤,张秋霞）
归纳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子女入学门槛和多源流模型和视角方面的随迁子女论文题目、论文提纲、随迁子女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朗读法在提高语文学习有效性方面的探究针对部分随迁农民工子女学生调查 周佳摘要随着上海改革和发展的深入,随迁农民工子女学生越来越多,部分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存在基础差、学习习惯差和学习兴趣缺失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按照古人提出的“熟读百遍,其义自见&rdquo.
2、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数学预习习惯的培养和 南宁市园艺路学校李福友【摘要】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乡村农民工从乡下走进城市,在城市各条战线上参加生产和建设,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工人 而他们的随迁子女在教育问题.
3、 问题、优势与问题解决：对随迁子女学校教师支持体系 冯 跃(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89)摘 要在探索随迁子女小学教育状况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学校教师的表层接纳与深层不适……无奈之举 本研究尝试引荐社会工作领域中对优势视角的讨论,构建以&l.
4、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高我国医生职业准入门槛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司下发关于做好2018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与结业考核有关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明确了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适用范围……一系列焦点问题 ◆.
5、 提高科技查新质量和效率和实践* 关键词科技查新；流程；标准化；质量；效率摘要文章分析了科技查新质量评价指标,并在对B大学科技查新工作站的调查与实践的基础上,从科技查新的流程标准化入手,对查新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