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高校社区教育共同体：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增值和成长的有效范式，该文是社区教育相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外来务工人员和社区教育和范式类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摘 要：政府与企业为外来务工人员开展培训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生产率与经济效益.政府与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使之难以从有利于外来工增值与生命成长层面进行考量.为了弥补政府与企业在外来工培训方面存在的不足,高校-社区教育共同体越来越被视为外来工群体增值与生命成长的有效范式.然而,外来工群体教育培训中普遍存在高校缺位、社区缺席、高校与社区交互融合不足等问题,唯有通过实施建构高校与社区在外来工教育培训上的精神共同体、合作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之行动策略,方可达成促进外来工群体增值与生命成长的目的.
关键词：高校-社区；教育共同体；外来工；增值教育；生命成长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8）09-0093-06
一、人力资本增值：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生命成长的需求
（一）培训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本增值
1964 年,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正式出版,其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及收益的理论建构成为西方经济思想领域的一颗明珠,对于东西方组织人力资源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十分深远［1］.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意涵是在职培训乃人力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果员工有机会接受在职培训,其工作能力与效率将得到提升,并会内化积累成为员工自身的人力资本,这将大幅增加其未来职业流动、职务晋升、薪酬增加的机会.
培训对于提升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就业质量、工资水平及积累人力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观点已在多项研究中被反复证明.如张晓恒、朱战国等人［2］以农村固定观测点中的6704 项农民工外出务工就业数据为研究对象,探究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外出务工人员月工资收入增幅达到5.9%,这说明了职业技能培训对于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技能、积累其人力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马建富［3］亦认为,人力资本缺失乃阻碍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主因,通过建构现代国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将有利于协助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积累人力资本,并建议建立政府主导、校企双元主体、非政府职业教育机构为补充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整体提升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人力资本.无论是现行外来务工人员培训政策,亦或是文献资料,均显示培训系外来务工人员自我增值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如何高效地开展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培训,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培训项目的主体如何相互融合等问题,则成为办好培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上述两个问题亦为本文关注之焦点.
（二）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生命成长的增值需求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命成长不仅是职业生命的成长,还包括家庭生活、个体价值实现等生命体无法割裂的因素.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融入与市民化历程成为政府与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虽然在实体空间上生活于城市之中,然而由于大部分人员主要在工厂（企业）与员工宿舍二点一线间循环往复,并未真正在心理空间上实现归属与融入,因此,呈现出实体空间与心理空间的二元剥离.政府在外来务工人员培训上,其目的乃在于提升该群体的技能,帮助其提高工作效度,以实现区域经济效益；企业举办员工培训,其目的亦是希望通过提高员工工作技能,以提升工作效率,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从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举办培训的目标取向上分析,均未将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加以考量.因而,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价值需求、职业成长之外的生命成长需求长期被忽视.当代社会,多元化思潮、自由主义精神浸入社会各个领域,外来工群体极易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而出现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等问题,这亦容易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4］.因此,为了弥补政府、企业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培训层面关注面向的缺失,本文提出建构高校-社区教育共同体的设想,以达成对外来工群体开展生命教育、城市融入教育、个人价值实现理念、家庭生活等层面教育之目的,实现该群体在人力资本与生命成长双层面的增值.
二、高校-社区二元缺位：城市外来工培训的现实困境
（一）高校缺位：外来工素质提升项目短缺
高校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培训中应当有所作为,履行其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聚集地、高端知识生产地应肩负的社会服务职责.然而,高校参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培训的成效却广为诟病.诸多研究结果显示当前高校普遍缺乏参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的意识,认为大部分高校以学术型教育、学历型教育为重,而面向社会承担职业培训成效难以立竿见影,普遍不愿意参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5］此外,政府未对高校应履行的职责予以明确,也没有对高校承担培训项目的执行过程和培训结果进行跟踪与考核,高校承担社会培训工作总体上呈现放任状态,导致高校参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意愿低下.高校在师资、场地、设备、人员管理等方面具有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适合在内在素质提升、理念熏陶等政府和企业培训项目中较少涉及的层面为外来工群体提供正规教育、开展长期培训,内在提升该群体的生命成长质量［6］.而正是因为高校的缺位,导致外来工群体职业生命以外的教育需求长期无法得到满足,无法实现该群体在职业技能培训中积累人力资本的同时,同步实现心理资本的累积,加剧了该群体实体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对立.
（二）社区缺位：外来工城市融合的支撑不足
实现城市实体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双重融合是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追求自我增值的基础.现有研究表明,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中具有长期定居意愿的人员占比超过五分之三,而其中高收入、大专以上学历、雇主等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具有定居意愿的人员比例更高.［7］大部分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愿意融入到社区生活中,并期许通过社区活动提升生命个体内在的归属感与价值感.教育培训可通过提高城市外来工的工资水平,间接提升该群体融入社区、融入城市的意愿,换言之,工资水平提升作为重要的*机制,搭起教育培训正向提高外来工融城意愿的桥梁.可见,社区作为外来工群体生活实践的主要空间载体,是该群体在全新的生活空间中开展新的家园建设理想的重要场域,其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生命和非职业生命成长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社区在参与外来工培训以促进该群体融入社区生活层面上长期存在缺位现象.这其中,结构-制度性因素成为制约社区在外来工成长与融入上发挥作用的天然屏障,现行城乡户籍制度在“外来工”与“户籍居民”的工作和生活上建筑起一道难以跨越的壁垒,外来工群体的教育培训难以从社区中获得支持和汲取营养,外来工的日常交往活动在有限的工作场域进行,难以实现该群体在工作场所以外空间的真正融合与融入.其次,社区文化层面,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社区交往和社区参与亦存在障碍性因素,“外来工”身份标签导致该群体在人际交往上呈现内卷化倾向,交往对象主要为同质群体,在日常信息交换活动中难以捕捉到对个体发展有利的信息,无法形成良好的自我增值与人力资本积累动机.在教育培训实践上,外来工群体参与社区培训及相关活动的动机不强,文化层面的因素常常被忽略,社区未能创设有利于该群体形成社区居民身份认同的文化氛围.此外,在经济因素层面,参与社区培训活动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成为制约外来工群体参与培训的另一项现实因素.政策体制层面、文化层面与经济层面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外来工群体,催生该群体对社区培训活动产生排斥心理,拒绝与非同质群体交往,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亦加剧了外来工群体内在的被排斥感,呈现心理空间上与社区的游离与疏远.社区作为外来工群体职业与生活的主要场域,并未能找到最佳路径突破政策结构层面的障碍,也未能营造有利于外来工身份认同与身份融合的文化氛围,加上外来工个体存在的经济与精神层面制约因素,导致外来工群体的人力资本增值与个体成长无法在社区中获得支撑.
（三）高校-社区融合互补缺位：培训成效低下的成因
在城市终身教育体系的建构中,高校与社区的融合与互动被广泛认为是较佳的实现路径.［8］同理,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培训中,高校与社区的融合互补也被视为提升培训成效的有效策略.然而,高校-社区的互动成效却不容乐观,二者的互动机制建立还存在多层面的缺位现象.在动力机制层面,高校与社区缺乏共同的利益诱因,高校长期专注于专业与学科建设、教育教学等主要职能,而参与社会培训对于高校而言则属附属职能［9］,且如上文所述,参与社会培训具有任务重、见效慢的特点,高校难以从与社区的互动中找寻到利益结合点；而社区则囿于资源缺乏、常规社区管理任务繁重,承担培训任务成为社区管理实务中的点缀,缺乏主动寻求高校支持与协助的动力.动力机制缺失的根源在于高校-社区对于教育培训功能互动的认知不到位,二者均未将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共同体作为其必须履行的职责加以科学规划.正因此,高校-社区在互动中呈现出“随意性”与“短期性”的外显特征,难以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培训产生持续的良性推动作用.此外,在共享机制层面,高校与社区乃属全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在功能定位、职责范围、文化观念、制度体系与资源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传统的封闭式组织管理模式导致高校与社区固守原有的价值体系,缺乏相互开放、包容、作用与回馈的互动路径,阻碍了高校-社区在外来工教育培训事务上的资源共享.由于动机与共享双层机制上存在缺失,高校与社区两个系统在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上的共融互动长期以来未能取得实质效果,未能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质量的提升.
三、高校-社区教育共同体建构：之策
（一）高校-社区精神共同体建构：外来工生命成长取向
由于城乡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农村和城市间形成推拉二重力量,大量城市外来工在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涌入城市,并因此获得“外来工”的身份标签,也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跨区域特殊阶层.在实体空间实现城市外来工的身份融入之后,外来工群体旋即开启一场漫长的市民化生命历程,这一历程涵括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城市或社区生活融入、社区情感认同、家庭融合、生命价值实现等范畴,这一过程亦可视为外来工生命成长的目标.［10］如前所述,政府与企业在外来工教育培训上的经济效益取向难以关照该群体生命成长历程中职业资本累积以外的发展面向,因此,建构基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生命成长取向的高校-社区“精神共同体”则显得格外重要.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的空间不仅仅是实体地域空间,更是心灵层面的精神空间.分析现有文献,发现部分学者［11］开始关注外来工教育培训的“地域共同体”,其核心观点是在企业、社区、高校不同系统之间或同一系统内部不同组织间建构“地域共同体”,以达到提升外来工职业技术技能的教育培训目的,然而,城市外来工教育培训的“精神共同体”却鲜有人关注.本文所称高校-社区“精神共同体”是指在高校与社区在共同履行基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增值与生命成长取向的教育培训职责过程中,在教育培训目标上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建立共同信仰,建构起高校与社区两个系统间无间合作、协商参与、相互融合、双向交流回馈、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以达成协助外来工群体生命更好地成长之目的.“精神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在于共同的信念与共同的价值两个层面,质言之,高校-社区共同的信念与价值即是促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职业生命历程与非职业生命的正向成长.
在高校-社区“精神共同体”的建构路径上,本文认为应从确立共同信念与价值、对话中实现理解、文化融合中追求合作三个层面进行建构.首先,在共同信念与价值建构层面,高校应打破现有评价机制的桎梏,将社区意识纳入学校开展社会教育培训任务的长远规划之中,重新审视高校在所处城市与社区中的位置,扭转长久以来各界形成的高校中心地位意识,扎根于社区,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职业生命成长与非职业生命成长的方向引领；社区则应着手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与管理上存在的难题,突破以往因难发展而少作为之管理窘境,采取与高校保持理念与价值一致性的方向性策略,为外来工的社区成长提供外显文化层面的支持.高校-社区不同精神层面的策略均以城市外来工的增值与成长为价值基础.其次,高校-社区基于共同信念与价值的对话机制建构亦十分重要.高校-社区身处不同社会情境脉络,具有迥异的组织特质,两个全然不同的系统要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增值培训场域中相遇并形成共生共融的结合体,需系统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以促进不同主体间的理解与支持.唯有建立良好的对话沟通机制,高校-社区之间方能消解以往在合作过程中存在的困惑与问题,并重新表达主体情感与传达利益诉求,实现二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理解.高校-社区对话沟通的建立策略可包括共同愿景营销、主体沟通平台的搭建、畅通信息传递渠道、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定期会晤与介入等.第三,在文化融合层面,以往高校与社区合作中,高校的中心地位凸显,二者间存在文化上的显著强弱落差,要实现高校-社区精神共同体的实质性建构,确立文化平等与多元文化并存之理念尤为重要.而实现文化融合的策略则在于双方共同提炼不同合作主体间的特色文化优势,如高校在校园文化、学生文化、教师文化、科研文化、制度文化等层面具有显著优势,而社区在公共服务文化、群众参与文化、社会资源管理文化、社会活动文化等领域更显活力,不同主体的文化相互契合与交融,才能共同促进城市外来工的成长.
（二）高校-社区合作共同体建构：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推展
高校-社区合作共同体意指建设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增值与成长教育培训的共同体,建立共同体中不同主体为提升外来工教育培育质量合作共事的关系结合体.合作共同体将高校和社区放置于同一个开放、参与、协作的合作框架中［12］,促进高校和社区在不同领域履行职责与发挥功能.合作共同体发挥效能的关键在于组织运作机制与合作制度的建立,其中组织运作机制的创设是基础.高校-社区合作共同体并不具备传统行政组织机构运作的合法性与约束力,因而需要一个经过主体双方共同确认的组织机制推动各合作事项的施行,组织运作机制的要素与传统组织运作模式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包括目标、机构、人员、权责等内容；制度建设则旨在为组织运作的各个要素、各环节确立规准,形成规范,保障合作共同体及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高校-社区合作共同体主体各方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增值与成长教育培训的优势领域区隔上,应分别重点在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两个方面履行职责和发挥效能.许传新［13］的研究结果显示,年轻一代的城市外来工与上一代外来工在择业时关注焦点存在较大差异,与后者以短期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目的不同,前者更注重职业中的个人发展空间且更加重视个体在职业生命历程中的资本累积与成长.外来务工群体这种情感与价值转变的外显形态,表明其在教育培训意愿及诉求上较之以往发生分化与逆转,政府和企业提供的短期技术技能培育已然难以满足该群体发展的需求,而同时涵盖技术技能与内在素养培育的正规教育模式则日益契合该群体全面成长的需求.因此,在教育培训类型的选择上,年轻一代外来工更倾向选择正规教育,以弥补个体正规学校教育阶段存在的不足,并为个体生命成长积蓄能量与资本；而上一代外来工则倾向选择短期内可取得经济效益的操作型技术技能培训,以实现短期内掌握工作岗位必备的技能,达到提高短期薪酬水平的目的.
针对外来工群体内部存在的教育培训需求分化,高校-社区合作共同体应当实行优势领域的区隔,发挥主体各方之长.高校相对于社区及社区内部其他形态的职业培训机构而言,存在教学场地、教学设备、师资队伍、教育培训经验、学习文化、校园环境等不同层面的软硬体条件优势,具有针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开展正规教育的先天条件.崔玉平、吴颖［14］的研究结果显示,正规教育对于外来工群体的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纯收益率达到5.8%.这一比例虽然低于短期技术技能培训所带来的收益（10.8%）,但其关注面向较之短期培训更为宽泛,关照到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生命成长的不同面向.鉴于此,高校在合作共同体中应当积极探索适合当代外来工群体特质与诉求的正规教育（亦有研究称为长线教育）模式,根据不同个体特质提供正规教育服务.在合作共同体中,社区乃外来工群体生活的实体场域,在与外来工群体的关系经营上存在地域层面的天然亲密性,且社区亦是外来工交往活动、表达诉求的空间载体,较易了解该群体的职业发展状态、生活情况与成长需求等方面情况.因而,社区具有收集外来工群体短期技术技能培训需求信息的空间优势,也具有联合企业、政府职能部门举办职业技术短期培训的组织机制.社区在承担短期技术技能培训上最普遍的做法,即是社区为培训项目提供信息、场地、人员与组织保障,基于培训需求调研分析,设计符合外来工群体职业发展需求的培训规划,并主动获取政府、企业、社区居民、高校及其他职业培训机构的支持,将传统远离外来工生活空间的培训项目引入到社区活动中,提高外来工群体参培的积极性、便利性,整体提升培训成效.社区提供的教育培训项目具有草根特质［15］,扎根于外来工群体休养生息的地域和文化空间,更易于发挥其教化作用,在潜移默化中转变外来工群体固有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上存在的局限性,推动该群体更好地融入社区、融入城市,提升其内在归属感和社区新居民的身份认同感,达到实体地域空间与内心心理空间的双层面融城与成长.
（三）高校-社区实践共同体建构：平台与资源的有效介入
高校-社区实践共同体是指在建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增值与成长教育共同体历程中,主体双方在精神共同体的引领下,通过合作共同体组织机制与组织制度的有效运作,达成有效介入与互动、目标共构、技艺库共享［16］的共同体运作目标.在高校-社区实践共同体主体双方介入媒介建构上,政府可通过高效的*机制促进高校与社区双方耦合关系的建立.具体而言,政府在高校与社区实践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可充当顶层设计者的角色,即通过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共同体建构的政策,采取激励措施,强化对实践共同体各主体介入过程的监督与介入成效的考核.此外,政府之*机制还应当在资金支持、管理指导、提供资源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高校-社区实践共同体的良好介入.
在共同体各主体介入的目标层面,则是要实现各主体间平台与资源共享的共同目标.在平台介入上,高校与社区之关系长期以来相互依存,高校的发展根植于特定地域,从社区汲取办学场地资源与社区文化熏陶,且同时又反哺社区文化,促进社区文化繁荣与社会经济发展,这种共生共荣之关系结合体成为实践结合体各主体间平台介入的基础.而高校与社区自身存在的优势平台上文已有详述,平台的介入即是要实现各主体间对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的共同规划、共享场地、共用设备、人员共融、资讯互惠、利益共享与文化共生等,共同致力于形成外来工群体教育精神共同体.
在技艺库共享层面,涵括实践共同体各种可用于共享的资源形态,既包括高校与社区各自的显性规范、隐性经验、对话范式、沟通机制、行为模式、情感态度等非物质形态的资源,也包括校园或社区环境、场地设备、资金资源、组织人员等物质形态的资源.通过上述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技艺库共享,高校与社区实践共同体可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信息收集分析、目标订定、计划执行、教育项目筛选、教育培训过程组织保障、教学质量分析、教育模式研究等层面达成共性认知,并转化为共同体的有效行动策略,达成协助外来工群体职业资本增值与生命全面成长的共同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曹夕多. 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教师培训模型分析［J］. 教育与经济,2014,（4）：57-63.
［2］张晓恒,朱战国,刘余,等. 职业技能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7,32（3）：114-120.
［3］马建富.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职业教育培训路径［J］. 教育发展研究,2014,34（9）：7-14.
［4］操竹霞. 社会转型时期新生代农民工生命教育必要性与机制构建［J］. 中国成人教育,2016,（5）：157-160.
［5］李觉. 经济结构转型下高校参与“90 后”农民工培训教育的思考［J］. 教育与职业,2015,（29）：40-42.
［6］韩余,张旭东,崔永红. 高校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模式与路径——以承德地区高校为例［J］. 中国成人教育,2013,（3）：61-62.
［7］李国正,王超,刘丽. 取消农业户口背景下农民工定居意愿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2017,（4）：154-157.
［8］范建波. 地方高校与社区互动的运行机制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2013,33（9）：69-73.
［9］刘芳. 高校促进社区教育发展路径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5,（21）：16-19.
［10］周彦兵.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发展探析——基于生命历程理论［J］. 职教论坛,2016,（23）：27-32.
［11］吴旗,俞亚珍,吴鼎. 高职院校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模式［J］. 教育与职业,2016,（09）：104-106.
［12］张景斌,蔡春. 教师教育中的合作共同体建设［J］. 教育科学研究,2012,（01）：24-27.
［13］许传新. 农民工的进城方式与职业流动——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J］. 青年研究,2010,（03）：1-12+94.
［14］崔玉平,吴颖. 教育培训对苏州市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教育培训经济收益率的再检验［J］.教育与经济,2017,（2）：42-50.
［15］糜婷,宋德清. 创业型经济发展下农民工社区教育的内容选择探索［J］. 继续教育研究,2016,（6）：27-29.
［16］王利敏“. 实践共同体”研究综述［J］.上海教育科研,2016,（12）：28-32+36.
（责任编辑：赵晓梅；责任校对：徐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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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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