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丕植争储结局的必然性审视秘书的导向作用，本文是秘书方面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与丕植争储结局和导向作用和秘书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摘 要】秘书的参谋建议导向,往往会对上司采取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秘书的思想深度、思维方式等都可能会对上司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将以《三国志》的相关史实为依据,并结合《三国演义》的相关内容描述,以“丕植争储”为研究对象,通过其必然结局审视秘书对领导决策的导向作用,以此来指导当今的秘书工作.
【关键词】丕植争储；导向作用；秘书
曹操作为东汉末年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曹操在汉末群雄并起、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充分施展政治手腕而统一北方,为后来西晋重新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诚然诸葛亮所说“曹操占天时”（《隆中对》）的因素,但天时是上天赋予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而曹操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天时”,把“天时”用到了极致.正所谓“大奸必有大智”,不得不承认曹操是一代谋略大师,对手下各色人或打压、或重用、或猜忌,都体现出一代枭雄的政治智慧,也正应了诸葛亮所说“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隆中对》）自然,曹操对自己继承人的选择,也充分体现出了曹操的智慧所在.正所谓“知子莫若父”,曹操对自己继承人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抉择过程,在选择继承人的过程中,曹操不仅仅只局限于观察两位候选人的曹丕与曹植,也同时在观察两个儿子身边之人,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的确目光如炬.我们从曹丕与曹植争储的结局中,可以明显看出两位公子身边“秘书”的眼界、智慧、行为等各个方面的高低优劣.可以说,正是因为曹丕与曹植这些身边“秘书”导向作用的差异,为后来两位公子争储结局的必然性产生了决定作用,同时,身边“秘书”也对曹丕与曹植在性格、心智、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分别通过陈寿《三国志》中的相关记载,就可以看出,曹丕与曹植身边“秘书”对二人政治智慧、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记载：“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
从以上选文可以看出,曹植是一个聪颖早慧、天纵奇才的少年文豪,后世以“才高八斗”形容其诗才是当之无愧的.也正是因为其出色的文学造诣,深受同样是文学家的父亲曹操的喜爱.同时,在与杨修、丁仪、丁廙等人交游之前,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的低调作风,也深得当时因“挟天子令诸侯”而被世人称作“汉贼”的曹操赞许,从“特见宠爱”四字可见一斑,而“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则将曹操的宠爱推向了顶峰.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植时年20岁,“封平原侯”；而当时年长曹植5岁的兄长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植时年23岁,“徙封临淄侯”.其时,曹操尚未晋位魏王（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即公元216年晋位魏王）,而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曹丕“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因此,我们可以据此判断,从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这六年间,曹丕与曹植在继承人问题上,应该是并驾齐驱、你追我赶的,起码在曹操心中还没有最终拍板谁为王世子,在《三国志》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两条证据可以证明：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魏略曰：“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
《三国志·魏志·贾诩传》：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羽,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原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从曹操“不时立太子”的行为和贾诩“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的表述,可以看出,曹操对曹丕与曹植的继承人问题长期以来是十分挣扎的,而最终确定继承人为曹丕,当然不会如史书记载中所说“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那么简单,仅凭“外人”贾诩的一句话,就把关系到家族命运大事的“立储”武断地做出决定,显然不是政坛老手曹操的处事风格.
可出人意料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就在曹操晋位魏王的第二年（公元217年）,曹丕被立为王世子,并于三年后（公元220年）废汉自立为皇帝.根据上述相关史料记载,从建安十九年至建安二十二年,短短三年中,曹丕与曹植的命运发生了急剧变化,曹丕成功实现“逆袭”,最终战胜了曹植,成为曹操王位的继承人.显而易见,这并非曹操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两人（甚至包括他们身边之人）的仔细观察和比较,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那么在这三年中,曹丕与曹植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曹操下定决心确立曹丕为王世子？曹操临终前对曹植的评价“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是否符合史实？曾经被曹操“平生所爱第三子植”究竟哪些行为让曹操放弃了他？我们还是需要从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
首先确定最初曹操看重曹植,而非曹丕,这是“丕植争储”的前提.按照古代嫡长继承制度,曹丕继承曹操的丞相位和魏王位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曹操从来没有器重过曹植,那“丕植争储”的命题便没有讨论的价值.我们从《三国志》中能否找到蛛丝马迹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国志·魏志·丁廙传》中记载：“……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太祖深纳之.”《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中“……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三国志·魏志·任城王彰传》：魏略曰,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
《三国志·魏志·丁仪传》中“太祖既有意欲立植……”《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
《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丁仪骂曰：“昔者先王本欲立吾主为世子……”
从陈寿《三国志》与罗贯中《三国演义》相互对照分析,从曹操、曹彰、丁仪等人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最初曹操对曹植的器重是显而易见的,而从曹操所言“吾欲立之为嗣”可以证明曹操最初欲立曹植为继承人是有充分依据的,即便在曹操临终时依然说曹植为自己平生所爱,而“因此不立”一语,则从侧面证实了曹操曾经是想立曹植为继承人的.
如果说丁仪、丁廙兄弟身为曹植门客,为自己今后的事业发展计,绞尽脑汁地在曹操面前说自己主子好话在情理之中,而不能作为曹操器重曹植依据的话,那么,作为竞争对手的兄长曹丕的一些行为则足以证明,曹操对曹植的偏爱已为曹丕所惧与所忌.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世语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太子惧,告质……”
从太子（指曹丕）的“患”与“惧”明显可以看出曹丕已经感受到了曹植的威胁,曾在袁绍与刘表那里发生过的“废长立幼”之事将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他不惜甘冒其险“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此外,曹丕身边的重要谋士,后成为曹魏司徒的华歆在对曹丕讲“子建怀才抱智,终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为后患”（《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于是有了后来“七步成诗”,也有了曹植一生贬谪数地的后话.
“丕植争储”结局的必然性分析.“丕植争储”最终以曹丕胜利、曹植失败而告终.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曹植的失败？曹丕通过哪些方式实现了“逆袭”？通过《三国志》等相关史料的整理与分析,我们认为除了曹丕与曹植的性格以外,两人身边“秘书”人员对其政治智慧、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曹丕的成功、曹植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人身边“秘书”人员所导致的.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他所能承担的责任.若单论继承人这一点来说,曹植无疑是失败者,而且败得一塌糊涂,但从后人评价其“才高八斗”来说,曹植无疑又是文学方面的成功者；而曹丕最终成为魏文帝,自然是政治的成功者.对于两位“成功者”与“失败者”来说,两人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从针对同一事例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曹丕与曹植性格的不同.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从这里可以看出,曹操临终前评价曹植“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所言非虚,这或许是由于曹植天生浪漫气质所致,或许是受身边人的影响,总之,在文采与诗才方面天纵奇才的曹植,在政治谋略与城府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白痴.这纵然有性格的因素,但是也与曹植身边的“秘书”如杨修、丁仪、丁廙等人没有很好地发挥规劝、约束、引导、谋划的参谋功能不无关系.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对于曹丕身边的贾诩、吴质、司马懿等胸有城府、老谋深算的谋略家,曹植身边的“秘书”如同一群酒囊饭袋,充其量与曹植是酒肉朋友,而这些不称职的“秘书”导致了曹植最终的悲剧命运.我们通过对比曹丕与曹植身边“秘书”人员发挥的导向作用,可以看到这种导向作用对两人为人处世的影响.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
在未经查验、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杨修就武断地“以白太祖”,想通过私会大臣的罪名置曹丕于死地,但弄巧成拙,不但其构陷之术被吴质轻松识破并化解,而且反咬杨修一口,最终祸及曹植.从杨修与吴质的这一次斗法,可以明显看到杨修的意气用事与吴质的胸有城府,于是“太祖由是疑焉”便顺理成章了,曹操对曹植的不信任也就正常不过了.
杨修等人政治智慧的不成熟,直接影响到曹植行为方式的不成熟.可以说,曹植身边的“秘书”多为狂士,书生气十足,缺乏足够的政治谋略与智慧.同时,杨修等人犯了下属的大忌：“忖度太祖意”,而最终杨修“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杨修等人的这种书生气的大忌自然影响了曹植的政治选择,在与曹丕争储中多表现出的意气用事给曹操留下了不良印象.杨修之死其实不过是替曹植受过,同时也是曹操最终放弃曹植的直接表现.
杨修等“秘书”的导向作用对曹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们在犯错之后,并没有及时地去弥补,没有及时对曹植的行为做出规劝与调整,致使曹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例如：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典略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世语曰：……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预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圆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
从以上四则史实可以看出,杨修等人作为曹植身边的智囊,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参谋功能,没有为曹植提供正确的思维导向和行为导向,而在屡次吃亏之后,也没有充分吸取经验教训,未能采取适当措施对曹植的不成熟行为加以引导和劝诫,导致曹植政治不成熟的程度日益加深.“司马门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此事一出,曹操大怒,导致“植宠日衰”.
此时正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即曹丕被立为王世子之年,也许正是“司马门事件”为“丕植争储”的结局画上了句号.
通过《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有关“丕植争储”的记叙和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这场争储结局是必然的,除曹植“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的性格以外,以杨修、丁氏兄弟、贾逵、王凌等人为代表的“秘书智囊团”对曹植性格的发展、思维方式、行动方式等方面的形成有十分严重的导向错误.他们没有审时度势地发挥自身应该具备的观察、分析、参谋、辅助决策的秘书职能,没有为曹植在这场争储大戏中提供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因此,曹植在与曹丕的争储斗争中的结局是注定失败的.我们通过对比杨修等人与贾诩、吴质等人的导向作用与参谋智慧,更加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分析“丕植争储”结局的必然性,其实是以古证今,为今天的秘书人员提供借鉴的范本,使秘书人员能够更好地发挥参谋咨询、辅助决策的正确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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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结束语：上述文章是适合不知如何写丕植争储结局和导向作用和秘书方面的秘书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秘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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