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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时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兼海军党委副书记的吴瑞林,当选为九大代表,出席了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在会议上,他提出不当委员,从而引起了种种议论,那么,吴瑞林究竟为何这么做呢？
被军委任命为海军常务副司令员
1960年1月1日,根据军委和的命令,周恩来下达任命书：调吴瑞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任司令员.1963年11月1日,周恩来又颁布任命书：任命吴瑞林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尔后,吴瑞林就一直在广东地区工作.
1968年7月,吴瑞林来北京开会,海军司令员、海军党委第二书记萧劲光要他“搬家来北京”,但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吴瑞林找时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李作鹏和第三书记、第二政委王宏坤了解情况,但他们也都未说明问题.因此,吴瑞林也就没有搬家到北京.
直到当年10月1日国庆观礼时,周恩来严厉地批评吴瑞林：“军委、下令调你来海军工作,任常务副司令员,你为何不到职？”吴瑞林这才知道是由、周恩来指定要他来海军的,而且军委已下了调令.周恩来交代吴瑞林说：“因为在你任南海舰队司令员期间,‘’中,南海舰队没有因运动死一个人,所以军委决定,调你来海军,就任常务副司令员,首要任务是抓机关的整顿,对海军出现的关人、死人的混乱局面加以整顿.”在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后,吴瑞林知道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奉命到职.
不当“九大”代表的报告被周恩来烧掉
吴瑞林来海军任职后,遵循周恩来指示,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立即着手了解自1966年“”以来,海军因“运动”先后死了5位将军的事情,并迅速向周恩来汇报.其次,就是筹备和参加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吴瑞林曾经向周恩来汇报过海军“九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经过：是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召集“海军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简称“文办”）的人议定的.但李作鹏却要吴瑞林来主持,召集“文办”的人来开会讨论.吴瑞林当即向李作鹏提出了他的意见：一是他来海军不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二是对海军机关、院校的情况他就更不熟悉；三是在海军党委中,他分工是主管作战、工程.因此,由他来主持协商海军出席“九大”代表名单的会议,就不合适.不仅如此,吴瑞林还建议这个会议应由熟悉海军情况的海军党委的三个书记（即李作鹏、萧劲光、王宏坤）来主持.
此后,李作鹏连续几次找了吴瑞林谈这个问题,都让他以上述理由予以推辞.在此情况下,才由李作鹏主持了海军党委常委会和群众组织的协商会议,内定了实际上由李作鹏和群众组织先已确定的名单.鉴于海军产生“九大”代表的不正常情况,在“九大”开会之前,吴瑞林向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他不当“九大”代表.
“九大”期间,海军编在西北大组,组长是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冼恒汉,西北大区的其他几个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海军的李作鹏为副组长,周恩来是由指定的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在接到吴瑞林的不当“九大”代表的报告后,在冼恒汉的房间里找他谈话,批评他说：“你这个报告写得不好,若叫军委办事组接到了,他们会顺水推舟的.”周恩来当场就将吴瑞林写的报告烧掉了.
向周总理写报告提出不当委员
在“九大”期间,军队各大单位的副职都担任小组会议的召集人,唯独吴瑞林没有担任此职.为此,周恩来和大组组长冼恒汉专门问吴瑞林：“你怎么不作小组会议的召集人啊？”吴瑞林说：“是李作鹏在常委会上说海军工作忙,要我晚上回去管工作,大家举手就通过了.我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嘛！”周恩来听了吴瑞林的回答后说：“这是他们早就酝酿好了的.”虽然如此,但在“九大”期间,凡是主席团的会议,都是周恩来要秘书直接通知吴瑞林参加,而不是由小组通知.
“九大”的预备会议期间,在酝酿推选委员时,出现了争夺委员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当时提出：缺少一个红军时期的二方面军的“九大”委员.鉴于上述原因,吴瑞林就考虑他不当委员,而把名额让给在红军时期就是二方面军的,又是时任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的周仁杰.于是,他就给大会秘书长和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个“我不当委员”的报告.
大会秘书长周恩来看了吴瑞林的报告后对他说：“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很及时.”并立即将吴瑞林的报告印发给大会主席团.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看到吴瑞林的报告后对他说：“你为什么不与我商量？”吴瑞林回答说：“你是七届、八届委员,没有商量的余地,是肯定要当选为委员的.我个人向大会提出的我不当委员而把名额让给周仁杰同志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一则是周仁杰同志在红军时期是二方面军的；二则他是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而南海舰队是打仗最多的单位,在全国是有影响的,应有委员.”
“九大”于1969年4月24日在北京闭幕,但会议公布的中国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名单中仍然有吴瑞林的名字.
（摘自《纵横》武际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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