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权力规训下的灵魂：评朱利安巴恩斯《时间的噪音》，本文是时间电大毕业论文范文跟朱利安和巴恩斯和《时间的噪音》类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内容摘 要：《时间的噪音》是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于2016年发表的小说新作,以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主人公.本文以米歇尔·福柯提出的规训权力为理论视角,重点分析小说中呈现的规训权力的运行机制、规训权力对肖氏造成的影响、肖氏在权力规训之下为了保全家人和音乐而做出的妥协以及为了维护艺术真诚和个人尊严而进行的消极反抗.
关键词：《时间的噪音》 规训权力 妥协 反抗
《时间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是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于2016年发表的小说新作,译林出版社于2018年1月出版了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2011年,巴恩斯凭借《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Ending）获得布克奖,《时间的噪音》是他获得布克奖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虚构传记体小说,以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为主人公.小说标题源自俄罗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Osip Mandelstam,1891—1938）的同名回忆录.曼德尔斯塔姆被以赛亚·柏林誉为“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柏林 2011：40）,他于“大清洗”期间被流放,死于苏联的集中营.小说标题中的“Time”既可以译为“时间”,也可以译为“时代”.巴恩斯给小说如此命名,既是向诗人致敬,也暗含对肖氏和曼德尔斯塔姆命运的对比.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创作都曾偏离制定的标准化模式,成为整齐划一时代的“噪音”；不同之处在于曼德尔斯塔姆死于流放,肖氏虽肉体幸存,却终生活在等待被捕的恐惧之中.
肖氏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苏联称他为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在小说后记中,巴恩斯提到他的创作主要参考了两种素材：伊丽莎白·威尔逊的《肖斯塔科维奇：难忘的人生》和所罗门·伏尔科夫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见证》据称由肖氏口述、伏尔科夫记录整理,肖氏在书中表达了对斯大林的讥讽,对“大清洗”中遇害友人的缅怀和他持续一生的恐惧.《见证》出版后在东西方都引起强烈轰动,肖氏由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变成了私底下的异见人士,这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关于其内容真伪的“肖斯塔科维奇之战”.
巴恩斯的许多作品都呈现真相难以把握这个主题,他的小说经常运用多重视角,试图从多角度更加全面地探寻历史真相.在《时间的噪音》中,巴恩斯延续了他对历史、真实、记忆、艺术的一贯关注.小说以肖氏青年、中年和晚年与权力的三次对话为中心,综合运用意识流、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等叙述方法,在历史真实和小说虚构之间来回切换,以碎片化形式勾勒出作曲家在权力规训之下压抑、妥协、消极反抗的一生,探讨了权力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艺术家面对权力规训时的生存困境、艺术真诚和个人正直等一系列具有普世意义的问题,从而构建出巴恩斯心目中的肖斯塔科维奇形象——一个消极抵抗的懦弱的英雄.
对于这部小说,国外评论多以书评形式呈现,缺少研究性论文.目前国内学者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侯志勇认为小说“揭示出作曲家在政治高压下对艺术真诚和个人正直的追求和反思.在围绕作曲家的种种争议未有定论的背景下,巴恩斯创造出一个消极抵抗的伟大艺术家,塑造了一个‘懦弱的英雄’”（候志勇 2016：65）.汤轶丽以文学*学批评为研究视角,“逐一解构死亡与生存、音乐与尊严以及信仰与艺术的*选择,在此基础上讨论其最终做出成为懦夫的*选择,剖析悲剧的不可抗性因素以及作品深处的*特性和价值,窥视巴恩斯的*情怀”（汤轶丽 2017：120—121）.
本文以米歇尔·福柯提出的规训权力为理论视角,重点分析小说中呈现的规训权力的运行机制、规训权力对肖氏造成的影响、肖氏在权力规训之下为了保全家人和音乐而做出的妥协以及为了维护艺术真诚和个人尊严而做出的消极反抗.
一.规训权力运行机制及其影响
福柯认为规训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福柯 2010：193）.规训权力的治理手段主要有三种,即“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同上：194）.福柯认为最能体现规训权力运行机制的是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这种监狱的基本构造是：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它有一圈大窗户,对着每个囚室的窗户.因为逆光效果,瞭望塔里的监视者能够清楚看到囚室里的一举一动,但是被囚禁者却看不见监视者,不知道自己是否正被监视.这种模式造成权力内置,即被囚禁者自动用权力压制自己,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
在《时间的噪音》中,肖氏的回忆呈现出一个全景敞视监狱模型：斯大林无处不在,“在他权威笼罩下的地球人就感觉到,或想象着他的眼睛永远盯着他们”（巴恩斯 2018：153）,这种极权状态呼应了《一九八四》中的那句名言“老大哥在看着你”.人人都像全景敞视监狱中的犯人,时刻担心自己正被中心瞭望塔里的官员监视,对被逮捕、流放、决的恐惧如影随形,所以权力自动发挥规训作用,民众被规训,也进行自我规训.
巴恩斯描述了权力对艺术家进行层级监视,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程序化的检查和规范化的裁决.“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福柯 2010：208）作曲家的所有作品必须经过从作曲家协会至最高权力斯大林的层级审查.权力不仅审查作品,还要审查艺术家的思想灵魂.作曲家协会给肖氏安排了思想导师,帮助他自我改造,以从源头解决问题.执行规训权力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艺术的形式及内容都制定了规范,“作曲家被期待像矿工一样提高产量,他的音乐被期待温暖人心,就像矿工的煤温暖身体一样.官僚们在评估音乐的生产,就像他们评估其他种类的生产一样：有标准产品,也有出了偏差的次品.”（巴恩斯 2018：33）轻微的实验都会被定罪为形式主义,偏离苏维埃艺术的大道.
“规训处罚所特有的一个惩罚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偏离准则.整个边际模糊的不规范领域都属于惩罚之列.”（福柯 2010：202）肖氏一生因偏离准则而受到众多处罚.1936年,最高权力审查了肖氏的作品.斯大林和几个政府官员去莫斯科歌剧院观看肖氏创作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却在中途离场.两天后,《真理报》发表了据传为斯大林本人所写的题为《混乱取代了音乐》的社论,文章批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为形式主义作品,“不讲政治、杂乱无章”,“用焦躁不安、神经质的音乐,撩拨了资产阶级的堕落趣味”（巴恩斯 2018：34）.肖氏本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他的所有歌剧和芭蕾舞剧都被从保留剧目中清走.来自最高权力的审查和裁决给肖氏一生的创作造成致命的影响.在权力重压之下,肖氏妥协了,他承认创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犯下了大错,而权力及时纠正了他.卫国战争期间,肖氏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第七交响曲》,该曲符合准则,被评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杰作,他因此得到了权力的宽恕.1948年,日丹诺夫整肃音乐界,肖氏再次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他的《第八交响曲》遭到攻击,因为它描述的战争是悲惨而可怕的,认为战争是光荣而壮丽的,必须得到赞美.权力再次给肖氏做出定性,认为他沉浸在不健康的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中,策划破坏苏联音乐,腐化年轻作曲家,试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规训权力对此做出的裁决是：肖氏必须做公开检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音乐学院都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
规训权力因肖氏偏离规则而对其进行惩罚,也因其遵守规则而给予奖赏.肖氏为多尔马托夫斯基的文本写了《森林之歌》.该剧坚称,在斯大林统治下,甚至苹果树也变得更勇敢了,它们击退了严寒,就像红军击退了纳粹.肖氏一生创作了不少符合规训权力要求的作品,并因此获得六次斯大林奖和其他众多荣誉.“就像虾被放进蘸虾调料里一样,他徜徉在荣誉中.”（同上：148）巴恩斯把肖氏比喻为虾,荣誉是权力配制的调料,权力可以随时吃掉蘸过调料的虾.
汉娜·阿伦特认为,将人非人化的过程是通过三个阶段完成的,第一步是“取消人的法律人格”（阿伦特 2011：559）,第二步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同上：563）,最后一步是“消灭人的个体性”（同上：567）.在正常的惩罚制度之外建立集中营是取消人的法律人格的重要手段.巴恩斯描述了权力对肖氏身边众多无辜者的法律人格的破坏,有些被送去集中营,有些被处决,这使肖氏终生活在等待被捕的恐惧中.规训权力对肖氏的道德人格和个体性造成严重破坏,迫使其人格分裂进而碎片化.1949年,斯大林亲自给肖氏打电话,要求他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纽约召开的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大会,以彰显苏联文艺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肖氏以多种理由试图拒绝,最后在权力步步紧逼之下,被迫同意参会.会上,他作为政府的傀儡,宣读由日丹诺夫等人写好的演讲稿,批评自己的作品,抨击自己仰慕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肖氏既是规训权力的对象,也是权力用来规训别人的工具,纽约之行破坏了他的道德人格,也给他带来一生挥之不去的耻辱和羞愧.肖氏如瓦格纳一般,总是被权力使用,根据政治需要,一会流行一会过时.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掌权,苏联进入解冻期.1960年,赫鲁晓夫政权强迫肖氏加入苏共以担任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规划苏联音乐的未来.因为肖氏是个人崇拜时期的牺牲品,此举可以向世界证明个人崇拜时代已经结束,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人民重获自由,幸福时代已经来临.肖氏生活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永远不要加入苏共,赫鲁晓夫此举摧毁了他最后的坚持,对他的个体性造成毁灭性破坏：“在权力的压迫下,自我破碎了,分裂了.公开的怯懦和私下的英勇共生.或反之亦然.或者,更常见的是,公开的怯懦和私下的怯懦共生.但这太简单了：斧起斧落,人的思想一劈为二.更确切的是：一个人碾碎成万片,徒劳地想要记起它们——他——曾是一个怎样的整体.”（巴恩斯 2018：195）
纵观肖氏一生,他被迫在形形色色以他的名义写的但他却从未读过的文章和公开信上签名,甚至签署针对他自己敬重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公开信.他不惜牺牲道德,甚至进行精神自杀以保全自己的家人和音乐,却终生活在恐惧、耻辱、愧疚、自我厌恶之中.“规训权力的在场往往表现为那种看得见的暴力的不在场”（张一兵 2013：27）,肖氏终生等待被决,然而权力对他的规训并不在于肉体“清洗”,而是精神虐杀——“这就是对他生活的最后的、无可争辩的反讽：通过让他活着,他们杀死了他.”（巴恩斯 2018：222）正如福柯所言,这种权力运行机制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要有效得多.
二.反抗
尽管福柯构建出一个权力如毛细血管般无处不在的规训社会,他还是认为权力与反抗是共生共存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福柯 1997：47）.肖氏在权力规训之下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或隐或显的反抗.肖氏的保护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决后,肖氏身边很多人陆续消失,他断定自己也会被决.因为不想让家人看见自己被捕的一幕,他连续十天每晚提着行李箱,站在电梯口,等待被捕.这一行为既是规训权力的内置,也是对规训权力的反抗,肖氏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试图以自主选择被捕的方式及地点来获取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命运的稍许控制权.当肖氏的思想导师指责他书房墙上没有斯大林的肖像时,肖氏也采取了阳奉阴违策略.肖氏为了保护家人,保全自己的音乐,写了一批迎合当局的“规范的”作品,他也写了许多放进抽屉里,当时不能演出的音乐.音乐的特殊属性使得他可以在作品中夹带私货,用反讽的形式表达个人观点,宣泄不满,并成功通过的审查.“就这样,他把所有残存的勇气放进了音乐,把怯懦放进了生活.”（巴恩斯 2018：197）他希望世人不要相信他嘴里念出来的发言稿或是他签名的文章,而是用心倾听他创作的音乐,从音乐中理解他.
巴恩斯还描述了与肖氏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和民众对规训权力的反抗.帕斯捷尔纳克公开朗诵莎士比亚的第66首十四行诗时,所有的听众都会加入进来,一起朗诵第九句“艺术被权威绑住了舌头”,“有的低声咕哝,有的窃窃私语,胆子最大的会喊出最强音,但他们都揭穿了这行诗的谎言,都拒绝被绑住舌头”（同上：111）.日丹诺夫说过,阿赫玛托娃用她诗歌中腐烂和腐化的精神,毒害了苏维埃青年的心灵.但是阿赫玛托娃参加列宁格勒诗人朗诵会时,她一登上舞台,所有观众本能地站起来为她喝彩.虽然规训权力无孔不入,但是艺术家和普通民众还是会采用自己的策略来进行反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他们的个体性.
三.结语
虽然伏尔科夫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曾引起巨大争议,但是巴恩斯在恺蒂对他的专访中表明他认为《见证》中的肖氏具有很大的真实性,肖氏这个个案值得研究.巴恩斯在《时间的噪音》中以细腻的笔触、精准的描写刻画了一个作曲家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终生被权力规训,承受因妥协带来的精神折磨、道德愧疚和人格碎片化,但从未彻底屈服,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反抗的故事,从而塑造了一个“懦弱的英雄”形象.小说零星穿插了与肖氏同时代的其他著名艺术家的事件,展现了斯大林极权主义时期和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苏联文艺界概况,表达了对权力规训之下艺术家艰难处境的深切同情与理解,也夹带棒地嘲讽了部分深怀优越感、偏听偏信的西方人道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巴恩斯借肖氏这个典型案例揭示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众多艺术家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保全自己的艺术创作而采取妥协和消极抵抗并用的策略,从而为其他类似历史情境中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视角,有助于读者从更多的角度探寻并接近难以把握的历史真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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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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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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