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孔庆茂：明刻本与其鉴定（上），本文是有关鉴定论文写作参考范文与孔庆茂和刻本和明刻本方面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明代三百年的时间里,刻书种类繁多,较之宋、辽、金、元几代刻书总和都多.明代的刻书地区也是遍布全国,几乎各省、府、州都有刻书.如果以中心区域划分,南京、北京、苏州、徽州、杭州、建阳等地均有很多刻书.可见,已经不能如宋元时代那样分几个中心区域来讲了.
但明代时间长,在近三百年时间里,刻书风气与字体版式屡变,形成了几个明显不同的时期.如从明洪武到明孝宗弘治时期,多沿袭元代的风格,我们称之为明前期刻本或明初本；正德、嘉靖、隆庆三朝,一变而为方正整齐的硬体风格,我们称之为明中期刻本或嘉靖本；万历以后,形成了纯粹的硬体的刻书风格,又是一变,我们称之为明末刻本或万历本.
一、明代刻本概述
（一）明刻本的种类
明代的刻书要比宋元时代更加繁荣,种类繁多,官刻、家刻与坊刻三大类别都有,而且出现了与之前不同的许多现象.
1. 明代官刻书首推国子监.明初,把元代的西湖书院所藏宋元旧版与江南其他地方的许多雕版都集中到南京国子监保存.南京国子监把宋元旧版重新加以修补,出版了大量的三朝递修的监本书.永乐迁都北京后,又设北京国子监,因此,明代有南北二监.南监刻书最多,北监多据南监本重刻,主要是经史正统书籍,如十三经、二十一史之类.但南北二监刻书数量尚不及内府多,也没有内府刻本考究.2. 内府刻书.内府是朝廷刻书机构.自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内府刻书专由宦官机构司礼监掌其事,故称司礼监本.司礼监下设经厂,故又称经厂本.司礼监本开本大,印刷精美,白绵厚纸,字墨如漆.惜由阉人主其事,历来不受重视.所刻书多是御制文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历代君鉴、历代臣鉴、朝廷政令、会典等书,也刻了一些供太监读的识字启蒙的通俗读物.其中有价值的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因为在当时“皆乐看爱买者也”（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版经书志略”）.
3. 六部各官署也刻书、印书,南京礼部、兵部,北京礼部、兵部、都察院、太医院、钦天监等,也刻书、印书,这类本子称为部院本.如礼部每科会试部要刻《登科录》.地方官府刻书更是盛行,南北二京、各省与府、州、县都有刻书.北京都察院甚至还刻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奇》等通俗小说.
4. 明代分封的宗室藩王也刻书,所刻之书称为藩府本.明代分封的藩王很多,藩王有优厚的经济条件,但只允许食禄,不准干预政治,藩王只能闭户读书.明代的藩王多富藏书画,又有雄厚的经济条件,可以随自己的兴趣藏书与刻书,所以,藩王中颇出现一些热爱读书、刻书的人,藩府刻了许多有价值的书.今所知者如：宁藩刻书最多,仅明周弘祖《古今书刻》记录的就有55种,如明初刊《病机气宜保命集》,明建文四年刻《汉唐秘史》,正统间刻《重编白玉蟾文集》《续集》；蜀藩刻书四十余种,洪武时刻《自警编》《说苑》,成化十五年刻《静修先生文集》,嘉靖二十年刻《逊志斋集》,嘉靖二十年刻《栾城集》；代府天顺间刻《谭子化书》六卷；崇府成化十二年刻《贞观政要》,嘉靖间刻《孝肃包公奏议》；肃府成化间刻《刘因静修先生集》；唐府成化间刻张伯颜本《文选》,成化十二年刻《直说通略》；吉府正德间刻贾谊《新书》,刻正统本《四书》,万历间刻《楚辞集注》,又刻有诸子书多种；晋府宝贤堂又称志道堂、虚益堂,又称养德书院,嘉靖间重刻元张伯颜本《文选》,刻《宋文鉴》《唐文粹》《初学记》《元文类》等大部头书籍；益府嘉靖间刻张九韶《理学类编》,万历初刻《大广益会玉篇》,崇祯间刻陈敬《香谱》及有关茶书多种；秦府嘉靖间刻黄善夫本《史记》,嘉靖间刻《天原发微》、蔡沈《尚书》,隆庆年间刻《千金宝要》；周藩洪武时刻《新刊袖珍方大全》,嘉靖间刻《诚斋录》《诚斋新录》《牡丹百咏》《梅花百咏》《玉堂春百咏》《西湖百咏》等；徽藩崇德书院嘉靖间刻会通馆《锦绣万花谷》《礼仪定式》《词林摘艳》《风宣玄品》；沈藩嘉靖时刻宋张景《医说》《焦氏易林》；鲁府敏学书院,又称承训书院,嘉靖时刻《诚斋易传》《抱朴子内篇》《外篇》；赵府居敬堂,又名味经堂,嘉靖时刻《资治通鉴纲目》《法藏碎金录》《补注释素问》；辽国宝训堂刻《昭明太子集》；德藩最乐轩刻《前汉书》；潞藩崇祯时刻《述古书法纂》.藩府本刻书是明代一种独特的类别,兼有官刻与家刻的双重特点,似乎更近于官刻.
5. 明代还有一种官吏之间赠送的书,即所谓的书帕本.叶德辉《书林清话》：“明时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语详顾炎武《日知录》.……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但真正能确定的书帕本却很少.宋元以来,许多官刻本都有署主持其事者,明代官刻本几乎都有本官署名,很少有署某官捐俸刻印字样.有的研究者把有职署名的官刻本都作为书帕本,怕失之过宽,按照这种算法,宋元也有不少书帕本了.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弘治十六年赵伦刻梅山逸叟编《不自秘方》一卷,前有浮签题跋曰“《不自秘方》一卷,明南舒梅山逸叟传,弘治刻本”,前有秦民悦序,后题“弘治拾陆年仲秋八月吉日登仕郎、主庐江县簿、原武赵伦捐俸锓梓以广其传云,潜川庠生徐山书”.这大概可算是书帕本吧.
（二）明代刻书的区域
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取代杭州成为明代的刻书中心.明初,内府刻书和洪武、永乐南藏都在南京刻印.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北京又成为第二个刻书中心.但由于南京历史上的文化积淀,江南文化学术的发达,其中心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尤其是各类官刻的中心依旧在南京.南京刻书官刻、家刻、坊刻都很多,特别是明万历以后,南京坊刻书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为适应市民阶层的需求,出现了各种小说、戏曲刻本,超出了以刻小说、戏曲著称的建阳地区.天启、崇祯间,南京书坊胡正言和吴发祥以及从吴兴迁来的闵齐伋在南京开始了饾版拱花的木版套印,印出了《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六幻西厢》等木版彩色套印书籍,把中国的雕版印刷推向历史高峰.
明代初期,建阳仍是全国刻书的发达地区,刻书总类与数量不亚于宋元.但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萌芽,东南地区涌现出许多经济繁荣、发达的城市,除了原先的刻书中心杭州外,南京、苏州、湖州、徽州、无锡等城市刻书都很兴盛,书坊集中,这些城市经济都比建阳发达,书坊主人资本雄厚,刊刻书多且精.在这些发达城市中,无锡的华氏、安氏两家,从刻书发展到铜活字印书；湖州的凌氏、闵氏,致力于套版印刷,万历末年开始了朱墨两色套印,再发展到三色、四色套印,色彩斑斓夺目,开创了印刷史上新的一页；徽州刻字工匠汪氏、黄氏,世代传其业,徽州版画刻印达到前所未有的精美程度.建阳书坊在群星熣璨的晚明时代逐渐暗淡.明代刻书已经普及化,即使是经济并不发达的西北、西南、东北地区也都有刻书.
（三）明代刻书的新变化
1. 明代出现了朝廷规定的公文字体——馆阁体.馆阁体又称台阁体,是软体系统中的一种,它是全社会通行的字体,在明代（也包括清代）刻书中占据最重要的份量.（如图1 ,明姜立纲撰《中书楷诀》一卷,明代馆阁体入门书）馆阁体是随着明代科举考试出现的正式公文场合统一的字体.馆阁体小楷与八股文是在明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新产物.明代科举考的八股文也是新出现的一种文体,融经义、古文、诗、赋于一体,发挥经义类于古文,但两比对仗,又讲求平仄声律,类于辞赋,同时,破承起讲八比又与律诗起承转合两联对全仗一致,所以,它既是经义古文,又是诗赋,吸取众长,文备众体.而馆阁体也是科举考试书写字体中的“书备众体”,吸收了欧体的峭劲风骨、颜体（早期）的圆润丰腴、柳体间架的严密、赵体的流畅自然,融欧、颜、柳、赵各自的优点,但又不是欧、颜、柳、赵任何一体.书备众体没有了自己的风格,所有人写得都一样,称为楷体.这种楷体经过从明到清的发展变化,到清乾隆时最规范、匀称,后来就成为现代印刷业中的楷体字.它原是科举考试中为防而定的,又推而广之于整个朝廷官场正规的公文场合.为区别于明代杨荣、杨溥、杨士奇“三杨”的台阁体文章,习惯上称之为馆阁体.
2. 明代有了软体与硬体两种不同字体系统的刻书.明代在刻书上与宋元有了较大的差异.明嘉靖以后,出现了横平竖直、点画齐整的硬体字,也就是我们今天印刷中的宋体字.随手书写的字,即使是宋代的方正的欧体,都不可能像用尺子量出来的那般直,但刻书工人的刻字刀不同,一刀下去,横竖整齐如尺.所以,古籍鉴定中习惯将随手书写的称作软体,把刀工突出的方正、整齐、笔直的称为硬体或匠体.嘉靖以后的刻书就分为硬体、软体两个字体系统.所以,明代的刻书可以分为软体与硬体两大系统.在软体系统中又分为从元浙本演变而来的赵体系统,从元建本而来的颜体系统,明代新出现的馆阁体系统,以及其他风格的手写系统；硬体系统又可分为嘉靖软硬兼有的方正字,万历的长方宋体、方正宋体,天启、崇祯的扁宋体等各自不同的小系统.
3. 明代刻书没有避讳.朱元璋称帝后,虽屡兴文字狱,但对皇帝名字却看得很开,不认为犯皇帝御名为大不敬,可能他的名字太常见了,避不胜避,所以并没有规定避讳,后来便相沿成习.只是到明天启、崇祯时才有了避此二帝讳的情况,不过也很宽,不避的颇多,可以忽略不计.但需要注意的是,明刻古籍中常有避宋讳的地方,因为明代翻刻、仿刻的宋版书均照原样保留了宋代的避讳字.
4. 古籍装帧形式由蝴蝶装变为线装.宋元至明初,古籍除了佛经的卷轴装和经折装外,一般都是蝴蝶装,也就是书版的版心朝里对折,摊开来看是一叶完整的版面,鱼尾、书口夹在中间.蝴蝶装的缺点是两叶古籍之间是背白,需要粘起来,中间版心狭小,粘接也不很牢固.明中期正德、嘉靖年间,线装形式普及,也就是把书版的版心朝外对折,原来的版心就成了书口,一叶书版背面对折成为两个半叶,这样既看不到背白,又便于用线装订,不需要用浆糊粘接,大大提高了书籍的耐用程度.所以,明中期以后才有了“线装书”的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宋元版古籍很少有蝴蝶装,都是经后人改装过的.
二、明前期的刻书字体系统
所谓的明前期是指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138年的时间,这个划分只是从刻书风格上来说的.虽然明代刻书遍布全国,种类繁多,看似纷繁复杂,但如果以刻书字体来划分的话,就能够化繁为简,梳理出明代刻本的脉络及发展规律.刻书风格的转变不像朝代更换那么迅速,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明初的刻书,起初仍然沿袭元末的风格,元代赵体字与颜体字的两种刻书仍有很大市场.只是在沿袭中渐渐与元代风格拉开了距离,从而体现出明代刻书的风格.
（一）赵体系统
元代江浙一代的刻书流行使用赵体字,特别是官刻本.明初一仍其旧.洪武三年官修的《元史》（图2） 就是以赵体写刻的.洪武五年,在南京刊刻的《大藏经》也是以赵体写刻的.洪武十年,郑济刻《宋学士文粹》,由宋濂门人郑济与弟郑洧及同门刘刚、林静、楼琏、方孝孺缮写,赵体字尤为娟秀.另一种明初刻本的《宋学士文集》,白口,上书口标字数,白皮纸,也是元浙本的一贵风格.洪武十六年,内府刻《回回历法》,黑口左右双边,版式风格与《元史》同样疏朗大气.洪武十七年,傅若川刻《傅与砺文集》,黑口左右双边.洪武二十二年,内府刻《华夷译语》,黑口四周双边.洪武三十一年,蔡伯庸苏州刻《高季迪赋姑苏杂咏》,黑口四周双边,无界栏.浙江处州府刊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翊运集》,大黑口,使用的也是赵体字.因为元代以来的写工、刻工都习惯了使用赵体字,所以积习难改,在明初二三十年间仍有它的市场.但浙本赵体字也慢慢地在发生变化.因为朝廷公文正规场合推行馆阁体楷书,凡是读书应举的文人都要习用楷体,所以由赵体入馆阁体就成为一种趋势.永乐年间的书法家沈度、沈燦是明初馆阁书法大家,书风中都带有赵体的韵味.明初馆阁体刻书《贞观政要》和天顺五年刻《大明一统志》,还能看出一些赵体的痕迹.后来的馆阁体成为明刻主流,赵体就式微了.当然,永乐以后也偶有写工使用赵体,如永乐十五年,韩彝刻《卫生宝鉴》；宣德七年,南京周思得辑、杨震宗刻《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图3） ,仍然沿用赵体字.
（二）颜体系统
1. 近于元代风格的颜体字
除了江浙,全国许多地方的刻书,受建阳的影响,用的是元代建阳刻书的颜体,也就是元代建阳通行的带“小尾巴”的颜体.建阳在明初仍是全国的刻书重镇,元代的著名书坊,如刘氏日新堂、叶氏广勤堂、虞氏务本堂、刘氏翠岩精舍、郑氏宗文堂、杨氏清江书堂,还有新兴起的书坊,如刘氏慎独斋、熊氏种德堂等,刻书丝毫不让宋元.会文堂洪武元年刻《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图4） ,建阳明初刻本元张翥《蜕庵诗》,无堂号刻《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纯乎元代建阳风格.洪武六年陈氏书堂刻《新刊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洪武二十八年与耕书堂刻《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叶氏广勤堂弘治间刻《针灸资生经》,仍是很好的颜体.善敬堂正统十三年刻《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刘氏翠岩精舍景泰五年刊《五伦书》,黄氏仁和堂天顺二年刻《四书集注大全》,叶氏南山书堂天顺六年刻《新增说文韵府群玉》,詹氏西清书堂弘治十一年刻《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刘氏日新堂弘治十四年刻《资治通鉴纲目发明》,罗氏竹坪书堂弘治四年刻《周易传义大全》,宗文书堂弘治十九年刻《春秋左传》（图5） ,都是自然流畅的颜体字.以上可以看作是比较标准的颜体风格.颜体系统刻书流行区域最广,北方许多地方刻书字体都模仿建阳.如成化间太原善敬堂刻《论语集注大全》、北京永顺书堂成化间所刻的一套说唱词话（图6） ,字体与建阳相类.
2. 匠体化的颜体字
明初建阳刻书的趋势是越来越匠体化,元代自然随意的手写字逐渐变为笔划平整、呆板的匠体字,失去了元代的自然生动之致.书林刘文寿宣德三年刻《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建阳清江书堂宣德六年刻《广韵》,景泰元年魏氏仁实书堂刻元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叶氏广勤书堂刻《唐音辑注》（图7） ,叶景达又刻《诗经疏义》,叶氏南山堂天顺六年刻《新增说文韵府群玉》（图8） ,弘治五年詹氏进德堂刻《大广益会玉篇》（图9） 有“三峰精舍弘治孟夏之吉詹氏进德书堂重刊”牌记.从明初到正德、嘉靖,刻书的一个大趋势是由软体过渡到硬体,这种过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过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由元代自然的手写颜体,到颜体笔划的平整、呆板,再到完全工匠化的硬体.这是明前期建阳刻书匠体化的产物,可以作为鉴别建阳明前期刻本的重要依据.
3. 受馆阁体影响趋于俗体
建阳刻书到了明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推行馆阁体楷书的影响,逐渐在演变、变异,也就是颜体的成分在逐渐减少,馆阁体成分在逐渐增加.弘治九年,余氏双桂书堂也刻过《周易传义大全》（图10） ,间架结构已看出馆阁体的样子.弘治十八年,刘氏慎独斋刻《大明一统志》（图11） ,还有郑氏宗文书堂刻《新刊周易纂言集注》等,虽然横划的起笔还带有建阳本常见的“小尾巴”,但间架结构已不再像颜体,而是趋同于馆阁体.慎独斋最典型,其所刻的许多书都是如此,如所刻马端临《文献通考》.建阳刘氏安正堂刻《新刊金文靖公前北征录杨文敏公北征记》已看不出颜体的成分.这一类字体在元代根本没有,是明代以后受馆阁体影响才出现的,这是辨别明建阳本的另一个重要依据.
（三）馆阁体系统
永乐时书法家沈度、沈粲兄弟都是馆阁体的高手（图12） ,以善书入翰林,永乐时朝廷的重要简册往往由他们书写.他们的馆阁体楷书都是从赵体入手而为馆阁体的,多少带有一点赵体的痕迹.其实在建文时内府刻本《皇明典礼》（ 图13）就已是规范整齐的馆阁体.永乐以后,馆阁体更加舒展方正,已经非常流行.永乐四年,内府刊《高皇后传》,厚重大气.著名的《永乐大典》（图14） 用的就是整齐划一的馆阁体.明代内府刻书在有明一代完全以馆阁体写刻,即使硬体通行的嘉靖、万历时代,也从不改变字体版式.馆阁体在永乐以后就完全定型.天顺时,以少年被征为翰林院秀才的姜立纲就因写馆阁体名世,天顺、成化、弘治三朝的制诰多出自其手.《中书楷诀》就是姜立纲编写的馆阁体写法的教科书.迁都以后的内府刻本都是由司礼监负责刻书,有固定的版式,开本宏大,大黑口,字大如钱,点墨如漆,用洁白厚重的白棉纸印书,成为司礼监本的固定特点.如北京内府景泰七年刻《寰宇通志》,朱元璋《御制大诰》（图15） ,建文刻本《皇明典礼》等.
正是因为这是官场通用的书体,明代官刻本也多用此体.如正统十二年阎敬刻《事物纪原集类》,成化十一年江泝刻岳珂《桯史》,成化二十二年保定府汪坚刻《武经直解》,成化十五年徽州府退思堂刻《春秋胡传》,成化二十三年唐藩刻《文选》,弘治十四年林世远刻《震泽编》,弘治七年昆山严春刻《中吴纪闻》,弘治十四年江阴涂桢刻桓宽《盐铁论》（图16） 等.
受官刻的影响,社会上使用馆阁体的也很多,许多家刻或坊刻均仿效起来.北京金台岳家弘治十一年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上图下文,永乐十七年苏州北寺僧人福贤以这种书体写刻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一卷, 连《三国志通俗演义》也都用这种字体.
在馆阁体通行的大环境下,建阳有的书坊改颜体为馆阁体.熊宗立种德堂在成化、弘治年间已有完全是馆阁体的刻书,成化间刊《类编历法通书大全》（图17） 即是.刘氏日新书堂成化十六年刻《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图18） 也是馆阁体.当然,这两个书坊还有些书一直到嘉靖之后还是建阳原来的刻书字体,只不过这几种书却是馆阁体.这说明建阳书坊的写工既擅长写建阳风格字体,又能写馆阁体.
由于写工与刻工水平的差异,同样是馆阁体,写出来却差别很大,有的标准规范,清新悦目,有的却笨拙生硬,缺乏美感.我把所见到的分为四类：
1. 标准型：内府司礼监刻本是标准型代表.
2. 偏生硬型：弘治刻《琼台类稿》（图19） 可为代表.
3. 偏柔软型：如正统十二年阎敬刻《事物纪原集类》,成化二十五年唐藩朱芝址刻《文选》（图20） .
4. 纤细型：成化三年紫阳书院刻《瀛奎律髓》,弘治十四年冯允中刻《晞发集》,弘治七年昆山严春刻《中吴纪闻》（图21） ,都属于这一类型.
5. 偏潦草型：弘治五年许清刻《方洲张先生文集》（图22） ,弘治十二年释如卺刻《镡津文集》,都是以馆阁体写行书.
（四）其他字体系统
以上三种字体是明初最有代表性的刻书字体,当然还有各种因刻书人审美趣味或写工的书法水平而呈现不同的面貌,但可以肯定地说,它们都不是当时的主流.但有一种现象,不管什么字体,似乎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馆阁体的影响,而没有显现出自己的风格与鲜明的面貌.建阳的刻书在明初近百年时间里受馆阁体影响,已经没有多少颜体成分了,如慎独斋的刻书就很难看出颜体的影子,但又不是像司礼监本那样纯正的馆阁体,我们只有称之为受馆阁体影响的俗体字较为合适.等而下之,还有写得更差的.
因为普及,刻书变得很容易,也就没有宋元时代那么郑重其事.明代前期刻书到成化、弘治之际已变得相当草率、随便,如婺源知州叶天爵刊行的《豫章黄先生简尺》,景泰六年韩雍陈價刻《文山先生文集》（图23） ,既失去明初赵体、颜体的特点,馆阁体也缺乏整饬规范,多以行书甚至草书写刻,印刷也不够精美,完全缺乏刻书的美感,上不如洪武、永乐有自己的风格,下不及嘉靖整齐美观.刻书也与那个时代文坛的萎弱、卑冗的局面一样,进入到一种低谷.
“前七子”的复古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李梦阳、何景明有感于当时文坛上八股文的千篇一律,台阁体、理气诗陈陈相因,迂腐庸俗,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力提倡复古,向古人学习,学习秦汉文章、盛唐诗歌,刻意模仿古人.在这种环境下,弘治以来,明人汇刻了《唐百家诗》（朱警辑刻）、《唐十二家诗》（张逊业辑刻）、《唐诗二十六家》（黄贯曾辑刻）、《广十二家唐诗》（蒋孝辑刻）等选本,刻书也刻意学习宋人.宋刻本至明代已很稀见、珍贵,只能翻刻以满足需要,而这种翻刻本,受到复古风气的左右,从形式上也尽量追求近古,于是仿刻、翻刻宋浙本诗文集,刻书风气也由此又一变.正德、嘉靖时的刻书顿为改观,后来就出现了面貌一新的嘉靖本.
三、明前期刻书的特点
综上所述,字体是鉴定版本最重要的依据,掌握了各种刻书字体的特征,它的标准字体及其变化类型,就会一眼而知其时代；再参考序跋、牌记及版式、纸张等特点,就基本上可以较准确断定版刻的时代.
（一）明初江浙地区刻本特点.赵体字主要于明代最初、洪武最后在江浙、安徽地区流行,书口绝大多数都是大黑口,印书多用皮纸,但纸张灰暗,不像嘉靖以后纸张洁白.也有许多地方,包括南京,使用竹纸.明初由于社会的凋弊,纸张质量不佳,造纸漂白技术不够发达,除了内府刻本外,一般皮纸都较灰暗,竹纸像茶色一样发黄粗糙.
（二）建阳刻本的特点.首先,建阳刻本多数横划起笔仍用带“小尾巴”的颜体字,或者笔画更加平整、呆板,变得匠体化.其次,书口几乎全都是大黑口.第三,建阳书坊刻书在正文首页书名大题下并列的原作者、注释者、校订者等后列“建阳（或建安）书林某氏某某堂刊行（或梓行）”字样.目录后或全书卷尾有自己的牌记.明代建阳的牌记一般都放在全书卷尾,作为全书结束的标志,牌记非常普遍,而且有不少是带图画的牌记.如永乐十四年西园堂刊《新刊刘向先生列女传》就是图形牌记,牌记置于全书书尾.第四,纸张多为竹纸,黄褐色,表面粗糙,往往可见草茎或麦秸细丝.
（三）明内府本特点.明代内府刻本,永乐以后又称司礼监本,刻书是明代最大气美观的,虽然学术价值不那么高,但却是很有价值的文物性善本.其特点,首先是书法优美,全是标准、匀称的馆阁体,皆由朝廷工书文士所写.而且整个明朝近三百年字体不改.其次,版式四周双边,版框粗大,大黑口,也是自始至终不改的.第三,开本宏大,版框之高大,仅次于《永乐大典》,天高地广,在明代无其他书可比.第四,字大如钱,点墨如漆,印刷特别精良.第五,纸张为洁白厚硬的白棉纸,纤维特别好,数百年都不会变脆折断.第六,如果不是后来重印的话,正文首页上往往会钤朱印“广运之宝”大章.最后,它与其他官刻、坊刻本都不同,没有牌记,没有写工、刻工.
四、明前期本的鉴定
明前期本由于去宋元不远,相当接近于元刻,所以在鉴定上就有个风险,往往会把明初本当成元刻甚至宋刻本.而一些书贾也利用这一特点,故意抽去牌记或剜改牌记,以图冒充宋元本.而书中恰恰保留了许多宋代的避讳字,藏书家往往会因此误判,错把明前期本当成宋元本.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前面讲元刻本鉴定时曾举过数例,现在我们从字体上分析一下误判的原因.
清代内府天禄琳琅藏宋元刻本中有不少是明前期本.1934年,故宫博物院在整理编定《故宫善本书目》时审定清代天禄琳琅藏书时就发现“宋元赝者太半”.（见《故宫善本书目》张允亮序,民国二十三年故宫博物院排印本）此书第一部分《天禄琳琅阁现存书目》对清宫旧藏重新审订,其中误以明前期建阳刘氏慎独斋刻本为宋元版的就有好几种,如清《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四宋版史部《史记索隐》（末有伪造宋嘉祐二年识语）,《后编》八宋版经部《春秋经传集解》为慎独斋复宋阮氏巾箱本,《后编》九元版史部《资治通鉴纲目》、《十七史详节》,《后编》十一元版集部之《瀛奎律髓》等,都是误把慎独斋刻本当作元版了.其他明前期本误判的有《后编》五宋版子部《朱子语类》实系成化间刻本,宋版子部《自警编》实系洪武二十七年蜀藩覆宋本,《后编》八元版经部《周礼集说》实为成化间刻本,《后编》九元版史部《东坡奏议》为成化间刻《东坡七集》零本,《后编》十元版子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系明初宁王朱权刻本,《后编》十一元版集部《南丰类稿》系成化六年杨参刻本,《竹洲文集》为弘治间刻本,《古文苑》为成化十八年建阳刻本.明初覆宋、覆元刻本鉴定起来可能难度较大一些,但是像慎独斋的字体已经不纯是建本原貌,带有很明显的馆阁体字痕迹,看上去很俗,松软无力,一点没有宋元本欧、颜、赵体的神韵,将慎独斋本与标准元刻本对照一下即可发现.
故宫博物院重编的这本《故宫善本书目》的鉴定也偶有失检的.《天禄琳琅录外书目》中有内府藏书玺印而未编入书目的宋元版书部分,有《联新事备诗学大成》（此本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标为“元皇庆间建安双桂书堂刊本”,大误,这是明代翠岩精舍明初刊本,书贾剜改翠岩精舍牌记,添上“皇宋咸淳辛亥新安双桂书堂新刊”,剜改痕迹十分明显.但本书编者林桢是元代人,编者可能鉴于此而改定为元本.但“新安”与“建安”两个地名相去甚远,新安是徽州,与双桂书堂无涉.其实从本文上述“匠体化的颜体字”一节就可以看出这是明初匠体化的字,绝非元代刻本.上期《元刻本及其鉴定》中已略为辨析,可以参考.
有的书中有名家*印章,甚至是鉴定题跋,前人有些名家题跋也不一定靠得住.我们来看看康有为*并鉴定过的两本书.
一是《诗经疏义》二十卷（图24） ,元末朱公迁撰,门人王逢辑,何英增释,明书林三峰叶添德景达刻.后面三人皆为入明后人物,刻书必在明代.叶添德为广勤堂叶日增后人,杨荣曾为其写过《三峰精舍赋》,序开头就说“建阳书林叶添德景达氏云云”（见杨荣《文敏集》卷八）,刻书在宣德至正统年间（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即使从宣德算起,入明已近六十年.康有为跋语（图25） 定之为元版,明显是误判.
另一本为宋李幼武辑《宋朝道学名臣言行录外集》（图26） ,为明代张鳌山刻本,其字体已近于正嘉间的硬体.康有为跋语云：“宋本《宋道学名臣言行录》,此本为沈布政子培所爱重,谓为宣宗成皇帝读本,有皇次子印章,盖为皇子在书房修学时也,至可宝矣.有谓为元翻者.诸大贤之嘉言懿行,先帝之手泽,吾子孙永宝之.”（图27） 援引清宣宗和沈曾植为此书增价,而无证据,结论不免过于武断.
明前期本,后世伪造的不是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后代刻书与其差别较大,字体、版式都不同,没有容易动手脚的版本可资利用.
点评，这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孔庆茂和刻本和明刻本方面的鉴定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鉴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孔庆茂：明刻本与其鉴定（中） 一、正德嘉靖年间翻刻宋版书之风在“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的复古运动中,翻刻宋版书成为复古运动中一项重要的活动 因为大家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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