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北宋吏、隐和老庄之学，本文是关于北宋吏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和老庄和吏类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关键词：吏隐；老庄之学；宠辱不惊；适性；无为
摘 要：吏隐这一北宋独特的文化现象,时贤或从道家道教角度进行研究,或从佛教禅宗思想予以探讨,多有新见.不过,北宋吏隐与道家道教的核心思想——老庄之学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儒家借其以构成具有严密哲学体系的新儒学,佛教禅宗之得道又与其相通,所以,以老庄之学作为着眼点可能更适宜.北宋吏隐在老庄之学的影响下展现出不同的形态,且表现出宠辱不惊、适性、无为的特点,又形成了对老庄思想的心理趋向.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6）-054-04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6.04.011
Collectors hidden of the Northern Song and the thought of Laozi and Zhuangzi
ZHANG Jiz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Key words： Collectors hidden； the thought of Laozi and Zhuangzi； Remain calm whenever granted fors or subjected Comfortable to Human nature； Inaction to action
Abstract： Collectors hidden is the special phenomenon of culture of Northern Song. Scholars point that this phenomenon has relation to Taoist school and Taoi or Zen and Buddhi. But, we point that Collectors hidden has a closed relation to the thought of Laozi and Zhuangzi, Confuciani and Buddhi he closed relation to this thought. This thought would be a key point to the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 Laozi and Zhuangzi to Collectors hidden of the Northern Song, and show different form, and exerts some specialty that Remain calm whenever granted fors or subjected and Comfortable to Human nature and Inaction to action, and he trend to the thought of Laozi and Zhuangzi in their mind.
吏隐这一北宋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时贤或从道家道教角度进行研究,如张松辉《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李生龙《隐士与中国古代文学》等皆有相关论述；或从佛教禅宗思想予以探讨,如张玉璞所著之《“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等,多有新见.不过,北宋吏隐与道家道教的核心思想——老庄之学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儒家借助老庄之学以构成具有严密哲学体系的新儒学,佛教禅宗之得道又与其相通,所以,以老庄之学作为着眼点可能更适宜.我们且从三个方面关注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北宋时期吏、隐的不同形态,老庄之学对吏隐的影响以及老庄之学心理趋向之形成.
一、北宋吏、隐的不同形态
吏、隐本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前者是社会的管理者,后者则在社会体制之外.然而,吏和隐亦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李生龙认为：“（隐士）就是那些因种种原因进不了官场,或进入官场之后又因种种原因被挤出（或主动脱离）官场,或虽然出仕却身在官场心在山林的那一部分人” 〔1 〕 （P2 ）.所以,将吏与隐融而为一,为官而外名利,反归之自然之道,可谓之吏隐.吏隐是通达之老庄者对生活方式的再造,北宋前多不被人们接受.如时人对东方朔 “朝隐”（“朝隐”是吏隐之最初表现）之诘难,通达之陶渊明亦未尝愿意栖身于官吏等.中晚唐以后,吏隐有所发展.如杜甫笔下崔十九之“适情性”,其《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诗曰：“吏隐适情性,兹焉其窟宅” 〔2 〕 （P513 ）,山水适性,这可能与庄子的皋壤之乐有一定关系,杜甫于此应亦有神会.又如白居易之“独善其身”,乃“适情性”的进一步发展,“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江州司马厅记》） 〔3 〕 （P932 ）“养志忘名”显然是对孟子“独善其身” 〔4 〕 （第6册P428 ）与老子“自隐无名为务” 〔5 〕 （P2142 ）、庄子“圣人无名” 〔6 〕 （P9 ）的兼而取之.此后的士人们对吏隐渐渐地由原来的排斥变得有所接受.
北宋隐士的生活方式与前代即有不同,他们可以分为三类：一生皆归隐者、仕隐之间者、仕而归于隐者.《宋史·隐逸传》共载隐士四十三位,其中北宋时期33位,余者为两宋之际者.一生皆隐逸者：戚同文、陈抟、李渎、魏野、林逋、高怿、孔旼、何群、王樵、章詧、松江渔者、颖昌杜生、顺昌山人等.这些人一生志于隐逸,心无旁骛.仕隐之间者：种放、万适、黄晞、陈烈、刘易、姜潜、阳孝本.他们流连于仕隐之间,却并非能如孔子颜渊那样以天下是否有道作为仕隐的标准,对隐居生活坚持得不够彻底.仕而归于隐者：邢敦、徐复、张愈、周启明、代渊、孙恈、连庶、俞汝尚、邓考甫、宇文之邵、吴瑛、南安翁.他们本有志于仕进,却由于种种原因,挂冠而去,如宇文之邵因其志不行而归隐,最为卓立.《宋史》并未写尽北宋时期的隐士,如方山子、制墨者等诸多隐士皆不见史书.
北宋隐逸之外,亦有吏隐.吏隐亦可分为三类：居地方治民清净者、身在朝堂心在山林者、居地方有所为者.
居地方治民清净者.此类士人本有理国政之才,屈居地方,自然会感到政事之清净易理,多有闲暇之时以徜徉山水.如赵众诗云：“满耳江声满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含古意村村静,吏束刑书闲” 〔7 〕 （P13326 ）,司马温公和之曰：“四望逶迤万迭山,微通云栈落尘寰.谁知吏道自可隐,未必仙家有此闲.酒熟何人能共醉,诗成无事复相关.浮生适意即为乐,安用腰金鼎鼐间” 〔8 〕 （P6158 ）,此清净未必真如仙人一般,其本在于心静.赵抃所云周敦颐亦如是,其《寄永倅周敦颐虞部》云：“诗笔不闲真吏隐,讼庭无事洽民情” 〔8 〕 （P4172 ）.这种清净之中又融有些许幽愤.张咏之为政亦可谓之清净,“登进士乙科,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 〔9 〕 （P9800 ）,王禹偁送之曰：“波映鹦洲,烟藏鹤楼,白云芳草,思古悠悠……吏隠于兹,足保无咎.且优且游,勿为江山羞,复之勉旃云尔” 〔10 〕 （第4册P384 ）,此言张公优哉游哉,“鹦洲”、“鹤楼”却别有意味.他们实是在愤愤不满中追求一种福祸两忘的精神境界.
身在朝堂心在山林者.熙宁元年,神宗欲召王安石,而韩维言其非愿久居山林者,“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山林者”,又言其为“以道进退者” 〔11 〕 （P481 ）.后王安石为相,却极有山林之思,其《西太一宫》诗云：“杨柳鸣啁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11 〕 （P493 ）,王公为相之时已年近五十,本是其慷慨高歌之时,却留意于归隐,想见江南“三十六陂春水”,可见其隐逸之志.再如吴处厚的《逍遥斋记》云：
卯而升座于堂,则奉板抱牍,雁鹜而并进.……于亭午而退休于室,则前溪后山,轩窗四豁,神兀坐于环堵,心恍游于大厅. 〔10 〕 （第31册P394 ）
堂中为吏,室内为隐,思想不可不谓之通达.又如苏东坡《灵壁张氏园亭记》所描写之张氏亦如是：
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 〔10 〕 （第44册P884 ）
进退之间,仕而兼隐,修身而不忘君,所谓“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
居地方有所为者.如欧阳修景祐三年贬为夷陵令,尽职吏事,“夷陵虽小县,然诤讼甚多,而田契不明.僻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齐整,无不躬亲” 〔12 〕 （P1795 ）.而苏轼谪居杭州、徐州之时,所为之事良多,甚而惠州之时,亦为修堤、引水之事,人多有不可企及者.“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士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绋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不亏哉” 〔6 〕 （P12 ）,郭象此注,通于老子“无为”之旨.老子之“无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做,而是为自然万物提供适合各自生长所必须的条件,“长之育之,亭之毒之” 〔13 〕 （P137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13 〕 （P6 ）.为官长者,如能得此道,怎会视官府之事为束缚,又怎会过度劳形于其间呢.苏公虽未达此至至之域,然其精神上是相通的.
二、北宋老庄之学对吏隐的影响
北宋士人对老庄之重虚无、贵无为亦多有批评与反思.不过,他们也更加注重孔孟之学与老庄之学的沟通与融合,即并非故意拔高或贬低老庄的作用和地位,而是或归之于善,或言二者互为补充,或言晓谕对象不同等.并且,他们更加注重有无之间的关系,性适成为他们研究关注的重点并与生活相联系.所以,北宋士人的生活也有老庄化的一面,包括吏隐,极具情趣和理性.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宠辱不惊,适性,无为.忘名利之名而守其实,外在之宠辱皆难以入其心,则无往而不乐；不受外在名利之束缚,而适我之性,而非适人之适；不以他人之所倡而为之,在他人之眼中似乎什么都没做,实无不为者也.
北宋士人在吏隐之时虽有郁郁不平之气,却少有凄苦怨怼之音,反而是平和的,甚而是快乐的.究其原因,自然与老庄的宠辱不惊有莫大的关系.儒家与道家对宠辱之来的关注点不同.孔孟所论多是圣人君子,宠辱之来未尝动心,一切要合乎道德仁义；老庄则更关注一般士人宠辱之来的内心反应.《老子·第十三章》言：“宠辱若惊.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13 〕 （P28 ）,宠辱之来皆有惊惧之心,不知其所从来,而身与之,完全没有了自己.庄子所谓“饮冰”之意与之类.悟得名利为外在之物,使之不入于灵府,则宠辱何来得惊,此所谓宠辱不惊者也.贾谊谪官长沙,乃悲其命不长,《鵩鸟赋》可见其惊惧之心；宋之问贬谪途中过大庾岭,“泪尽北枝花”,惊叹荣辱变换之速.而北宋士人却很有意味,宠辱之来未尝惊.宋庠送其四舅赴英州时,可谓痛哭流涕,“远补参卿掾,来过乞墅甥.秋悲先雁引,晓涕伴参横” 〔8 〕 （P2165 ）；其弟宋祁却不悲于心,“夫所谓德全者,得丧喜愠,未始入乎胸中.彼宴安腊毒,皆囿于物者也.……之人也,之德也,宁容以道里远近,禄禀薄厚,絜然以自辩哉” 〔10 〕 （第24册P316 ）,于物理无不了然,所以不悲,此宠辱不惊者也.庆历六年,欧阳修不惑之年再遭贬谪,却倍写山林之乐,亦可谓之不惊于宠辱者也.其《醉翁亭记》基本不言政事,“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12 〕 （P1020 ）,多么悠闲自在,两句之中用了两个“而”字和“也”字,音韵舒缓有致,更可见其神态.庆历四年欧公写与尹洙的信中已有此意,“得失不足计,然虽欢戚势既极,亦自当有否泰,惟不动心于忧喜,非勇者莫能焉” 〔12 〕 （P1799 ）,“不动心于忧喜”写尽其心,与《庄子》中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 〔6 〕 （P8 ）相类.治平二年（欧公五十九岁）所作之《祭王深甫文》更深刻地表现出这种心态：“贫与贱不为之耻,富与贵不为之荣,虽得于中者无待于外物,而不可掩者,盖由其致诚” 〔12 〕 （P1862 ）,“无待于外物”与庄子“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相通,荣辱为外物,得道之心自然不惊.欧阳修与范仲淹从游甚密,范公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应该对其有一定影响.宠辱不惊并不是抛弃名利,而是忘名利才能达得名利,苏子美庆历六年所作《答李锐书》云：“有志之士,不计时之用舍,必趋至极之地,以学探求圣贤之意,而迹其所行,……盖先能置身名爵禄于虑外,然后乃能及此” 〔10 〕 （第21册P47 ）,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忘适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条郭象注云：“所遇而安,故无所变从也”, 〔6 〕 （P380 ）忘名利,事会之适者也.亦可见宠辱不惊为适性的基础.
所谓“适性”,即是为官要“自适其适”.儒道皆言性命,而有研究者以为性命之学不出于老庄,如刘固盛以为北宋诸儒乃是用儒家之“性命”诠释老子之学等,其实不然.儒家与道家之性命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上是相通的.万物之“性”乃是生而有之,非来自于外者,循此之性可窥得道.然而,儒家在此基础上以为必须要指明一个标准并使人为之,所谓“修道之谓教”,这显然有违天命之性之旨.一个齐一的标准必然戗害天下人之性,“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6 〕 （P187-188 ）（《庄子·骈拇》）道家进而言之不可适人之适,而要“自适其适”,“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6 〕 （P139 ）功名利禄乃性外之物,不可因此而害性.庄子曰：“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6 〕 （P127 ）,要悟得自然之性当中之是非善恶,不可被外在之是非善恶所蒙蔽.发现此自然之性,明白“道”才是我们应该一生去追求的,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此为适性之旨所在.“自适其适”是由适意渐入的.苏颂《寄题徐郎中鄱阳高居望云台》诗云：“真得吏隐趣,岂累荣名假.宦游羁绁中,适意如君寡” 〔8 〕 （P6328 ）,此徐郎中抛弃荣名,乃得吏隐“适意”之趣.赵子舆吏隐“适意”之“乐”亦是司马光之自道.如其“人生无苦乐,适意即为美”（《晚归书室呈钱君倚》） 〔8 〕 （P6037 ）,“有良田美宅,背山临流,适意极乐,诚无事于此”（《归田诗》序） 〔8 〕 （P6080 ）,“秋水风波大,嗟嗟未可游.渔樵自应乐,珪组为谁忧.直木知先伐,明珠忌暗投.果然钩可曲,不惜取封侯”（《归田诗》其一） 〔8 〕 （P6080 ）,前两例可见温公适意之乐,后一例表现出其适意之乐的同时,亦希望能够封侯立功,扬名天下；此可见温公在儒道价值取向取舍之不定,亦可见三教融合在不同士人的反映.苏轼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适其适”：
仙夫耻不得为,将历琅琊,之会稽,浮沅湘,溯瞿塘,登高以望远,摇桨以泳深,以自适其适也.过予而语行,予谓古之君子,有绝俗而高,有择地而泰者.顾其心常足而巳,坐于庙堂君臣赓歌,与夫据槁梧击朽枝而声犂然,不知其心之乐奚以异也.其在穷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 〔10 〕 （第44册P1176）（《送水丘秀才序》）
苏轼以为水丘秀才之厌官而游观之“自适其适”非是达观之为；真正的“自适其适”乃在于“有绝俗而高,有择地而泰,顾其心常足而已……其在穷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苏轼并不以为隐逸才是适性的不二选择,为官亦可有乐存焉,关键在于“心常足”,穷通皆得其宜.
我们再来看“无为”.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老子在怎样“为”这一点上极为讲究,“万物之母”不只是说任由万物自由生长,还要为万物准备好充分成长的条件.北宋吏隐之“无为”可谓深得老庄之旨.先以苏轼为例：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 〔10 〕 （第44册P864 ）
吏即是隐,隐亦是吏,二者通而为一,却又吏是吏,隐是隐.王雱亦认为“无为”乃是得道者之所为,生养万物而应物无穷,“唯体尽虚空者,唯能滋发万化而酬酢不穷,岂若一偏之士,滞乎幽寂植若槁木者哉” 〔14 〕 （第13册P66 ）.这里所谓“体尽虚空”,也就是能深刻体会“无为”之旨的意思.
吏隐之宴乐亦可视为“无为”之表现.张咏《春日宴李氏林亭记》以为既可以“快身于显贵”,又可以“休思于荣赏”,二者得而兼之,可谓适宜之事.前者为儒家之追求,后者为道家,可以看出北宋前期儒道糅合的背景下对宴乐不甚通达的认识.王曙戒欧阳修等人之游宴曰：“诸君饮酒过度,独不知寇莱公晚年之祸邪”,修对之曰：“莱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而” 〔9 〕 （P9633 ）,曙为寇莱公女婿,莱公晚年流崖州,此与好游宴没有关系,而在于其不能功成身退,为名利所缚,可见欧阳修超然物外的宴游之观念.苏辙云：“世人开其所悦,以身徇物,往而不返,圣人塞而闭之,非绝物也,以神应物,用其光而已,身不与也.夫耳之能听,目之能见,鼻之能嗅,口之能尝,身之能触,心之能思,皆所谓光也.盖光与物接,物有去而明无损,是以应万变而不穷,殃不及其身,故其常性湛然” 〔14 〕 （第12册P312 ）,也就是说,得道者之“外物”并不是摈弃所有的物,而是说在与物相互接触的过程中,不陷于物.苏轼《老饕赋》极尽描摹之能事,写尽各种珍馐美味,而结之以“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山高” 〔10 〕 （第42册P474 ）,作者并没有沉浸于美食、美酒、音乐和美人之中,身与之而神外之.用舍之间,有道存焉,老庄之学者也.
三、老庄之学心理趋向之形成
北宋士人以“道”自任,在为官过程之中渐由孔孟之道转向老庄之学,在心理上更认同老庄.
宋初对东方朔之“朝隐”与白居易之“吏隐”是兼而取之的,亦是孔孟老庄思想之杂糅.田锡《酬桐庐县刁衎歌》诗云：“金门吏隐能安身,何必弃官为逸人” 〔8 〕 （P490 ）,乃与东方朔“朝隐”相类.赵抃《寄永倅周敦颐虞部》诗云：“诗笔不闲真吏隐,讼庭无事洽民情”,则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相近,此为学白之尤者.而这种趋向渐由孔孟思想更多地转向了老庄之学.如王禹偁《送柳宜通判全州序》云：“可以吏隐,未可以行道……能致身于不才之间,放意于无何之域,则又不知县令为著作耶,著作为县令耶” 〔10 〕 （第4册P694 ）,其中多有直接引用《庄子》者.又如欧阳修《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诗云：“因知吏隐乐,渐使欲心窒” 〔8 〕 （P3742 ）,“欲心”之“窒”而不受物累,接近庄子之“物物而不物于物”.这就与白氏之吏隐划开了界限.白氏之吏隐主要在于其所任之官职本无事而作,吏隐乃是其无奈之选择.而北宋之吏隐则是吏与隐通而为一,此中之变化自有其体悟老庄思想并运用至实际生活的原因,亦有其在实际生活渐悟与老庄相类思想之因素.上所引之诗文虽亦言隐于山水,却又与庄子之忘机思想相引发,关注个体如何忘名于为政之中,这种关注趋向于老庄之学的人性论.这种对老庄思想的心理趋向我们更可以从贵身这个方面发现.
所谓贵身,即老子之“贵身”、“爱身”.老、孔于个体与社会之关系上有一个重要区别,孔子把个体与社会揉和在一起,个体往往承担了任重而道远的社会义务,个体失去了自由之意义,且为名所困,身处各种是是非非之中；老子则认为“贵身”则可以“忘我”,此为个人得道必由之途,而其要在于“少私寡欲”,此自由之个体乃可承担社会义务.在儒家之名利面前,趋之若鹜者多,由之而来的束缚以及蹉跎又常常促使人们反思,趋向于老庄.如“人生无贤愚,孰不欲快身于显贵,休思于荣赏.二者天下之通美,小不适意,则传者黜其非道矣.李公之林亭,适宜矣.公之门勋耀于世,孝友光于家,得崇轩疏馆池亭,以发真荣耶.天衢九通,我宇其中,背室迎阳,亭林锁芳,故贤者谓其外作官劳,内适情性”（张咏《春日宴李氏林亭记》） 〔10 〕 （第6册P134 ）,“快身于显贵,休思于荣赏”显然与孔子之仁道不侔,而稍同于老子之“无为”,应该是作者的真实感悟,可见其对老庄之学的心理认同.再如范仲淹一生有三次比较重要的贬谪经历,明道二年因言郭太后事出知睦州,景祐三年因言事忤吕夷简罢知饶州,庆历五年新政不行罢知邠州.第二次被贬之前其所作之《近名论》可以看出范公对树功名之渴望,“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 〔10 〕 （第9册P767 ）,而庆历年间所作《岳阳楼记》则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0 〕 （第9册P775 ）兼而言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只是在劝滕子京勿以贬谪为忧,也是在自抒己怀,这个“物”与名利有关.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 〔13 〕 （P121 ）,名利乃是身外之物,贵身之义就在于对名利与自我的区别认识,名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之所以身陷名利之中,与儒家提倡君主奖赏不无关系；而身陷名利之中恰恰是无法获得名利的原因所在,摆脱名利的束缚正好是建立功名的基础.儒家与道家最终的目的基本上没有区别,只不过所处之心理境界不同罢了.
北宋吏隐老庄思想心理趋向之形成与欧阳修有莫大的关系.欧阳修《画眉鸟》诗云：“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12 〕 （P337 ）,作者并无意用《庄子·养生主》中“泽雉”的寓言来比附社会现实,而是从现实中体悟到了道理,恰与庄子思想相近.天圣九年欧公就已经对此类问题有所思考,其《伐树记》言：“以无用处无用,庄周之贵也,以无用而贼有用,乌能免哉.彼杏之有华实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盖有利之者在死,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今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又异矣,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 〔12 〕 （P1677 ）,作者因大樗无才被伐杏树有才得存与庄子所论相反而引发的思考,从而悟得“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的道理,并与庄子之思想相比较,明白了“以无用处无用,庄周之贵也,以无用而贼有用,乌能免”,对庄子思想的理解更近了一步.其实,庄子之意在无我,着重不可为外物损害自我之性,而知此又要存之于无,才不才只是其寓言而已.然而,正是这些思考把北宋士人之生活、心理以至于文学更多地指向了老庄之学.欧公可谓融合而非糅合孔孟老庄思想且影响甚巨之人,对当时及后来者之吏隐生活更多地选择老庄思想作为思想内核起着关键作用.这种心理趋向之形成对北宋之时吏隐之成熟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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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羊焦虫病的流行病学、临床症状、检疫与其防治 摘要羊焦虫病也称为血孢子虫病、梨形虫病,主要是由于红细胞及附属细胞寄生有焦虫而引起的一种血液寄生虫病 病羊在临床上症状多变,主要特征是高热、贫血、黄疸……,且一般具有较高的死亡率 通常是12岁的羊容易.
2、 犊牛白痢的流行病学、临床症状、诊断与防治 摘要犊牛白痢是由于感染大肠杆菌而引起的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通常是导致腹泻 该病的发生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其中以初春和冬末的发病率较高 该病潜伏期较短,发病比较快速,具有较高的病死率,严重损害养牛业的经济.
3、 鸡溃疡性肠炎的流行病学、症状、鉴别与防治 摘要鸡溃疡性肠炎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主要是由肠道内的梭菌而导致 该病主要是4 12周龄容易发生 临床上主要特征是急性发病、容易死亡,其病鸡小肠后段出现出血性肠炎、坏死以及形成溃疡 该病只要发生.
4、 鸡白冠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诊断与防治 摘要鸡白冠病也叫做鸡卡氏住白细胞虫病,是由于细胞内寄生有卡氏住白细胞虫而发生的一种原虫病 肉鸡、蛋鸡的易感性都较高,特别是笼养蛋鸡非常严重 该病主要在高温潮湿的夏末和秋季发生,雏鸡、成鸡以及产蛋鸡都能.
5、 鸡病毒性关节炎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鉴别和防治 摘要鸡病毒性关节炎是由于感染呼肠孤病毒而导致,病鸡典型症状是足部关节发生肿胀,且腱鞘发炎,后期腓肠肌腱往往发生断裂 该病不仅会导致病鸡跛足,走动困难,还会对采食和消化产生影响,饲料转化率下降,生产性能.
6、 肉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的流行病学、症状与防治 摘要肉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也叫做红眼病,是一种严重危害牛的接触性、急性传染病 该病在世界各地都可发生,是一种多发病、常见病 尽管不会导致死亡,但会影响机体视觉,严重时甚至出现白斑弱视、完全失明……,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