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化建构，该文是意识形态类论文范文资料与意识形态和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方面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胡荣涛,徐进功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化建构,源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法治方向的调适映射出清晰的时代烙印.通过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的哲学意蕴、理念塑造以及文本表达,法治价值逐渐融入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丰富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性内涵,提升执政党的合法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进程中,法治在党治国理政中的功能逐渐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意识形态；法治化；话语建构
[作者简介]胡荣涛,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徐进功,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8)04- 0066 -07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改革进程中旗帜和方向的着力点,影响着中国社会建设的整体进程.在时代变革中,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化建构尤显重要.学界对于中国意识形态与法治关系的研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如叶启绩等认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过来．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又推动意识形态的变化[1].基本经济制度改革与意识形态具有互动关系,反映了法治因素逐渐深入中国经济改革话语建构中,法治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向.郭国祥和杨光红将法治价值理念作为党执政意识形态创新的价值取向,认为党在执政实践过程中要不断提高法治价值理念[2].然而,学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和法治关系的系统研究还存在明显的不足.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构的哲学意蕴出发,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化建构历程和文本表达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对意识形态话语与法治建设及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若干思考.
一、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构的哲学意蕴
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构是在法治因素逐渐凸显的时代背景下,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互作用而渐进生成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唯物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是分析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叙事的三重维度.
（一）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的唯物论叙事
法治本身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物质资料生产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论视角挖掘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认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3].可见,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构由社会的现实生活所决定,其现实根源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不是‘自我圆融’的纯粹精神现象,必然会随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时代条件的‘脉动’而发生变化.”[4]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意识形态是一定时代条件下具体的现实的产物.党对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构根本上取决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实.
改革开放初期,对法治需要的中国国情决定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化生成.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为法治话语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先导.“实践的话语逐渐冲破‘两个凡是’的话语牢笼,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理论支撑和观念引导.”[5]实事求是路线的恢复为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提供了思想基调.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和思想问题作出正确评价,并作出了“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政治判断,依据社会现实进行合理的叙事,这体现了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构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而展开的叙事.1982年宪法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问.根据辩证唯物论观点,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宪法的最高形式确定,表达了法治化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渐融入国家经济建设中.
（二）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的认识论叙事
由意识形态话语决定的认识主体、过程与对象,构成了法治方向上认识论叙事的各个要素.从认识主体来看,中国对意识彤态话语的叙事起到解释的主体作用.从认识过程来看,党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化叙事依据具体的时代条件.从认识客体来看,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不断融入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提升对法治内涵的认识.
党对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设有着认识论上的提升.“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同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视角来看,党对法治实践的探索是法治认识的根本来源、主要动力、最终目的和检验标准,而党对法治的认识深化不断推动着对法治实践的探索.如学者欧阳康所言：“社会历史过程不断观念化、形式化,社会学说、社会思想不断对象化、实在化.”[日人们的主观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人类社会要将人们在实践中深化的认识纳入其中.从“依法治国”话语到“依法治党”话语的叙事转变,体现了党的法治认识在时代条件变化下不断深化.随着社会认识在实践中的深化,党对法治建设的认识也要纳入法治社会的范畴.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9]在具体的时代条件下,党对法治的实践探索决定了法治认识的叙事.列宁提出,时代变革中,人们会“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10],可见,客观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认识的发展情况.面对市场经济领域违法的问题,党要求形成有政治诉求的法治话语.1986年6月,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1”论述的“法制”话语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法治话语,有助于提升干部和人民的法制观念.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市场经济要求有健全的法制”[12],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加强市场化改革的法治保障.根据改革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健全的法制予以配合,才能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党对“法治”话语的提出体现党在法治层面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党的十七大首次以政治报告的形式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弘扬法治精神”两个概念.“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等话语是党的法治话语的时代表达.“法制”意味着法律的制度,而“法治”意味着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原则,在法的制定、实施、监督等动态过程中规范国家、政府和社会等主体.在法治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党对法治话语由“法制”上升到“法治”,以人为本的股务理念不断渗透到法治实践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13].党运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等话语,塑造着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表达.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党的法治话语从“法制”“法律体系”到“法治”“法治体系”的话语转变,要求法的运行机制从静态的制度体系向动态的治理体系转变.
（三）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的价值论叙事
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方面,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叙事要求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指向是无产阶级利益,要求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服务.法治价值的观念表达和精神传递呈现了价值性的叙事图景,要求将人民群众利益观念融入法治话语构建中,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层次.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语境中,法治的本质是在法律的有效运行下通过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以实现人们的自由.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语境中,法治的本质追求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以实现人们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更加凸显法治的价值本义.马克思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取消私有制等途径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14].“人类理性”是通往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性.法治的实现是人类解放的重要体现,意味着国家成为了维护人民意志的机构,人民要维护和遵守法律.马克思主义法治价值观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价值阐释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法治价值理念逐渐融入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中,彰显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性内涵.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叙事表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元素,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15]精神文明是蕴含着法治的精神文明理念.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有“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论述,体现了党将法治观念融入社会主义意谀形态话语建构.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价值成为社会层面重要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2013年12月25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倡导在法治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素,体现党要求在价值观层面加强对法治建设的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1司法治文化是对法治价值的具体表达,而权威、平等的法治理念传递着对法治价值的尊重.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诉求在于提升法治精神、塑造法治理念和形成法治思维方式,构建平等、公平、正义等法治价值,使其融入当代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构的理念塑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坚持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完善人民权利与法治的关系、明确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推进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化进程.法治理念是法治国家建设的灵魂.现代法治理念在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建构,凸显法治理念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建设.
（一）坚持德治和法治的结合
法治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理念之一,德治也是现代国家建设木可或缺的重要理念.根据韦伯对合法性类型的划分,传统社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魅力型或传统型,而在现代社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法理型.德治的本质是人治,属于传统社会中的魅力型合法性.在传统社会的中国,德治被奉为治国理念,然而,人治方式若缺乏法的保障,会容易走向国家统治的极权主义.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法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982年宪法颁布后,冯并谈到“我们的新宪法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它将标志着由‘人治’到‘法治’的真正转变”[明.“根本”“真正转变”等话语意味着1982年宪法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地位,表明法治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的合法性类型并非单一的法理型,而是在治国理政中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德治包含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理念,与法治的价值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公平、正义等道德理念的彰显是法治建设的内在价值指向,而法治理念对道德的评价标准可加以规范性地引导.德治和法治是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理念,德治可以将价值理念深入人们的内心,而法治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内在价值引导与外在规范制约的有效结合可更加深层次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党贝有不断将道德内化成为法治的精神力量,才能传播具有道德价值的现代法治理念.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文中提出要求：“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18]“打击经济犯罪”意味着要进市场经济法治化建设.面对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犯罪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讲话中提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19].不仅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政治话语,而且将法治、德治分别归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内容,提升了它们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明确提出,创新和发展了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意识形态话语,推动了德治融入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化建构.曾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和十九大报告都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意味着党要求运用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方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十九大还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1].法治和德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结合,是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渗透到基层领域的表现,对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后,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方式将更加深入基层社会治理.
（二）完善人民权利和法治的关系
由于维护人民权利是法治内在的人文理念和精神价值,法治应该服务和保障人民权利,而不是人民权利的枷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法治建设是保护人民权利的重要手段,而保护人民权利是法治建设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只有实现价值回归,法治建设才能达到维护人民利益的本义.法治建设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形式,主要体现在宪法、法律和制度建设等方面.
由于党深入贯彻以入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设逐渐提升了价值层次的内涵.曾指出：“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22]我国的人权与西方国家的人权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我国的人权是保护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人民权利的价值理念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3]通过阐明法治与人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党表达了法治对人民权利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幽宪法和法律对于保障人民权利具有崇高的权威地位.保护人民权利的法治化方式逐渐丰富,还表现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圜制度建设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是对人民权利的根本维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保证”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构成维护人民权利的法治方式.维护人民权利的法治方式的丰富是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的重要表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键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网“制度体系”话语表达了党要求对人民权利的保护方式进行制度化建设.保障人民权利的手段逐渐从宪法、法律丰富到具体的制度体系,体现了党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化发展.
（三）明确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
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的理念塑造还表现在明确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上.许耀桐认为,党与法治之间存在有领导关系、一致关系、执行关系、受治关系等圜.从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来看,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和法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方式是以法治化的形式开展的.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法治化方式逐渐丰富,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是要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十五大指出：“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29]这意味着党的领导、人民与法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党的领导在国家的贯彻方面要求在法治化轨道运行.党的十六大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0],明确了法治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意味着要求坚持法治和党的领导的统一.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31],这意味着党的领导进入国家建设要通过法治化的路径,要发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作用.党能够将自身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主要原因在于党的先进性本质与国家利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法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32].党的领导和法治在本质内涵上都体现了人民利益.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33].党的领导和法治内在价值的一致性决定了党对国家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明确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是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的重要理念塑造,推进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党将法治理念融入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在党治国理政层面,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要求以党内治理法治化推动国家治理法治化.从党对国家领导方式来看,执政党对国家建设的法治化领导逐渐凸显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和党的组织机构制度化建设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党内监督条例》,健全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十九大后,党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由议事机构上升为决策机构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从非正式的临时机构上升为正式的制度化的常规机构,加强了党对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领导作用.在法治轨道的运行下,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法治维度进行构建,推进党的领导与法治的理念融合,使得党对国家治理法治化及现代化发挥更好的领导效果.
三、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构的文本表达
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意识形态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观念引领,法治建设的观念表达构成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建构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的文本表达是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阐释,集中体现为对法治话语的文本表达.在学术文本和政治文本两个方面,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书写着法治阐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法洽话语的学术文本表达
关于法治阐释的学术文本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内涉及意识形态与法治关系问题的专业论著.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为例,关于中西方的法治话语,陈志刚认为党与法的关系集中反映了政治和法治的关系,我国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话语与西方的“宪政”话语具有明显的本质区别[弼：梅荣政详细阐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道路与西方的“宪政”道路区别之所在,体现在理论基础、宪法依据、国家制度、领导核心、权力主体等方面,阐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区别以及中国法治的国情因素[陶.可见,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法治话语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这个本质区别源于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国情因素的本质不同.这些学术文本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研究为主题,根据时代背景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法治阐释,推动法治与意识形态话语的相互融入,提升了法治阐释的学术价值.
关于法治话语的专业学术著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方面为例,有肖贵清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问题研究》、郭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研究》、杨志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研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的意识形态话话法治化建构的体现,具有法治价值和社会主义价值.肖贵清等从价值视角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它“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着独具特色的价值意义”[37]：郭莉从认同教育的视角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内容应从制度科学、制度价值、制度情感和制度特色四个维度构建”[38]：杨志等人从生态文明视角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分析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建设与生态化改革之间的关系[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学术阐释,从制度层面丰富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内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视角,法治阐释的学术著作书写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表达,也增强了法治阐释的学术意蕴.
（二）法治话语的政治文本表达
党的政治报告是法治阐释的核心政治文本.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报告中“法治”一词的出现次数显著提升,十八大报告中出现13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出现17次,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出现81次,十九大报告中出现55次.可见,“法治”在党的政治报告中的词频显著提升,成为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泫治中国目标的时代表达.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党的政治报告的主题,并提出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及路线图,这是党对建设法治国家愿景的文本表达.
对于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阐释,党的核心报刊形成了宣传性的政治文本.党的核心报刊等政治文本中关于法治话语的阐述、创作与宣传,书写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意义.从文献检索来看,如表1所示,以“法治”为检索主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2012-2017年相关文章数量基本持递增趋势.不难看出,法治的政治文本与中国法治化建设的政治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就法治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关联而言,以《人民日报》为例,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法治阐释涉及中国梦、“四个全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话语.例如,吴永明论述了中国梦与法治的内在关系,认为法治是国家富强的制度基石、民族振兴的制度保障、人民幸福的根本要求,法治凝聚中国力量、捍卫中国道路、增进社会共识.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基础和法治保障”[41].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人民日报》中的法治阐释,推进了意识形态融入法治建设,提升了法治建设的价值意蕴.
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的政治文本还包括党的纪念活动,通过实践性的文本传播意识形态话语和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党的纪念活动法治化的建设和法治性纪念活动的开展两个方面.在党的纪念活动法治化建设方面,201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4个法定纪念日,将9月3日、9月30日、12月4日和12月13日分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烈士纪念日、国家宪法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将党的纪念活动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党的纪念活动以法治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提供良好的环境,也为人们参与党的纪念活动提供平台.在党的法治性纪念活动的开展方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和宪法日纪念活动的开展,传递着法治的意识形态话语,书写了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意义.在国际社会开展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活动,可以为国家间的各项事务合作营遣良好的法治环境.在201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法治的价值观”[42],表达了国家间具有共同的法治价值理念.此外,宪法日纪念活动是重要的法治性纪念活动.在2016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43].党对宪法日纪念活动的开展和宣传,推进宪法精神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融入,表明宪法的实施是对党和人民意志的贯彻.党对宪法精神和宪法观念的传播,推进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法治化建构.
四、结 语
由于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法治成为意识形态现代化转换的符号象征.在我国,法治被意识形态话语所塑造,具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等特征,而法治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并非总处于被动状态,往往主动塑造着意识形态话语,如“四个全面”话语建构.意识形态与法治的互构关系“意指双方各自以认同对方的姿态,生成、构建、塑造对方,既互为主动性又互为被动性”.法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有相互论证、相互补充的互文性,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性转换要求法治理念的融入,而法治阐释又丰富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具体内涵.法治建设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互动,要求意识形态话语获取现代的法治价值.由意识形态与法治互构而生成的话语则贯穿于党治国理政的整个历史进程,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建设.在新时代的中国,继续挖掘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的法治因素及其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是学界研究中值得深化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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