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张忠培，一代考古人，该文是关于考古类毕业论文格式范文跟张忠培和代考和古人相关论文例文.
文/张星云
2017年月5日,张忠培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从考古大家苏秉琦的弟子,到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再到故宫博物院院长,他的一生曾有过几种身份,最终都不离做学问的风骨.
2014年,张忠培80岁生日那天,没有铺张的生日宴会,而是过得非常“学术”.他与曾经的学生们一起开了一个简单朴素的座谈会,讨论他的考古学术思想.学生们给他带来了两本刚出版的书,一本是他晚年带学生们进行的长期研究成果《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本是学生们为他编辑的《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
张忠培的家是北京小石桥胡同里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自他1987年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举家搬到北京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再没有换过地方.如今看来,那是一套拥挤、简陋的房子.张忠培待客和工作的书房非常小,七八平方米的地方除了书柜,还有一张书桌.张忠培自己坐在椅子上,其他来家里见他的人就只能坐在塑料板凳上,再无其他空间.书柜上、地上都堆满了书,书桌不够长,他在桌子尽头又接了一张80年代学生用的小课桌.每次弟子们来看他,心里多少会有些惭愧,因为所有后来在北京工作的弟子们,早都买了第二套房,只有老师一直住在国家分配给他的这套房子里.
弟子高蒙河在最近10年与张忠培联系得愈加频繁.高蒙河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因为对中国考古学史感兴趣,他从2010年起开始经常去张忠培家里,帮老师整理尚未发表的文章,与老师聊一生的经历.他每次从上海去北京,在张忠培家胡同口的快捷酒店住几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与老师整理文件、聊生平,除了吃饭和午休,一般一直聊到晚上点.高蒙河为老师整理出了近10万字的生平,编辑了三本新书,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分别用《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和《尽到自己的心》为名,通述中国考古学近百年历史.高蒙河记得,虽然张忠培的书房很小,很多材料因时间的久远都泛黄了,但张忠培可以清楚地告诉高蒙河,在书架第几排第几本书、翻到第多少页,能够看到他曾经重点做的笔记.此外,每次高蒙河到他家之前,他已经泡好茶,并为高蒙河倒好半杯茶,等高来到书房坐下后,他再添成一整杯茶,这样茶水不烫,茶也泡开了.虽然张忠培一辈子不善直接表达自己对弟子的感情,却全都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授业解惑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教授赵宾福与高蒙河一样,都是张忠培在吉大教授考古学时期的学生.赵宾福记得80年代初他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张忠培作为吉大考古学科的创始人,亲自为他们这些本科学生讲授《新时代考古》和《考古学通论》两门课.在赵宾福的印象里,先生满嘴湖南口音,常被同学们拿来开玩笑.那时没有多少考古教材,但先生讲课特别生动,可以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边疆地区的史前史拓展成一个品系.“感觉他视野特别开阔.”赵宾福对记者回忆道,“尽管他的主攻方向是新石器时代,但他的研究也涉及先秦时代、夏商周三代,甚至关系到秦汉帝国之后的国家形态.”
1985年,赵宾福考取了张忠培的研究生.一开学张忠培就给赵宾福规定了毕业论文课题方向：半坡文化研究.接到这一庞大的题目,赵宾福立马傻眼了,畏惧之下,他去了张忠培家里,告诉导师自己的担心：自己刚20岁,本科期间注重田野考古训练,没有多少理论研究,而半坡文化在当时是一个明星级的题目,不光是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者,只要是考古学研究者,都知道仰韶时代的半坡文化.当时他人已经发表了很多著作式的考古报告,材料多到惊人.此外,石兴邦、张忠培本人,乃至老师的老师苏秉琦等诸多考古学大家,都写过关于半坡的研究著作,甚至系列论文.“作为一个研究生,我怎么能搞这个题目呢？我怎么能搞出自己的看法呢？”赵宾福向老师提出.张忠培回答他：“那我问你个问题,你以后到底想不想从事考古工作？”“想.”“那你想不想当一流学者？”“肯定想.”“那行,你想要当一流学者,那你就必须跟一流学者较量,如果你不去研究一流学者研究的问题,不在他们的观点、论文基础上再提出疑问,你怎么能够成为一流学者呢？”
这种对话场面,其实张忠培自己也经历过.1956年,张忠培从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本科毕业,作为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民族学、人类学大师林耀华和一手创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并带领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做区域系统考古发掘.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张忠培发现一处仰韶文化墓地,并在1959年写出了《元君庙仰韶墓地》论文的初稿.他套用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头一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母权制时代.张忠培得意地拿着论文去给自己的导师苏秉琦看,老师看后却没有任何表情,而是要求张忠培对墓地做进一步分期研究.
三四年过去了,到了1964年,张忠培试过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完成研究,于是他去找导师陈述困难,希望说服他,分期不可能.苏秉琦沉下了脸,依然坚持让张忠培继续分期研究.“望着老师高大的背影在我眼前消失.当时我想,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天两头受批判,他连党员都不是,竟然批判他是修正主义者.但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还这么重视这批材料.这个老先生多么执着啊,对考古事业这么忠诚.接着我就想,科学世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要是万一分出期呢？我没分出来,我这辈子就失掉了一个追求真理的机会,而这个真理本应该我来发现.”张忠培后来回忆道.
那一次,张忠培两天三夜没有睡觉,终于成功完成墓地分期.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地为研究单位的做法,而是将每排墓葬解释为一个氏族墓地,由此确定了墓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元君庙仰韶墓地》也因此成为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
张忠培从此继承苏秉琦的衣钵,开始考古学遗存的社会学式解析.此外他还领悟到,当时流行套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分析的苏联考古学体系的“以论带史”存在问题,应该以实地考古资料建立理论,即“论从史出”.由此张忠培建立起自己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他曾说,我们见到的历史,是史料表述的历史,因此只能通过对已有史料和不断发现的新史料的研究,与材料俱进,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才能摒弃先验论,是接近历史的唯一途径.为了研究者不带自我立场说话,真实地代研究对象说话,就需要在考古遗存、人、时间、空间这四维关系的前提下,对它们进行客观观察,并通过比较,搞清楚它们自身之间实际存在的或是文化上的,或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差异、矛盾和关系.张忠培将考古学的真谛和目标定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
可以说,老师苏秉琦的严格要求,最终让张忠培超越了那个时代,研究出独特见地的学术理论,并成长为成就颇丰的考古学家.也正因此,在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并于1972年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之后,张忠培同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们,培养出了众多考古学专业人才.
张忠培经常教导学生,应该坚持“三不写论文原则”：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
在张忠培的影响下,“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成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重心.他曾说：“文章是在书房里写出来的,但问题只能在田野里发现.”无论在北大还是吉大,张忠培都喜欢带着学生去田野实习.他告诉学生们,一个优秀的考古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田野考古工作者,否则,不长时间蹲考古工地,不亲自依靠技工搞考古发掘,就难以熟悉田野考古理论,进而难以读透考古报告,更无法从报告中找到问题,甚或不能使用报告材料进行学术研究.
学术求真
1987年,张忠培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变化——从长春举家搬到北京,离开工作了25年的吉林大学,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这就相当于转行了,在行业内,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是两码事.”高蒙河对记者说,晚年张忠培曾向他回忆过当时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的犹豫心情.彼时张忠培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15年,被考古界视为一位纯粹的学者,而如果去了故宫,他将不能再搞教育、做学术,而是转行为行政管理.但张忠培还是接到了任命书.1986年6月,他带家人搬到北京,分配的住房还没到位,他就躲进宾馆,北京的熟人一个都不敢见,生怕别人说他放弃学术来北京.
张忠培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他提出学术才是故宫的根基,将建筑考古、古建学术研究与文物保护结合,故宫研究院和考古研究所相继成立.主持故宫博物院的经历,让张忠培特别关注文物保护.后来,任命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长江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南水北调工程考古专家组组长,负责全国各地重大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他主张“国保”考古单位一律不予挖掘,“省保”单位基本不挖掘,他认为现在的考古学手段不能采集主要信息,应该留给后人慢慢研究.他建议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应该严格按照考古学规程进行,切忌公园化遗址.
1991年,张忠培不再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熟悉他的朋友和学生们都期待,结束了行政管理工作的张忠培可以焕发学术上的第二春.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现在总结他的学术生涯,在吉林大学的二十几年,他将很大精力放在考古学科的人才建设上,科研学术成果并不是很多,《中国北方考古文集》上的二十几篇文章,几乎是他那时的所有作品.”赵宾福对记者说道,“而在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几年里,写的东西是吉林大学时的多少倍啊,并且正是在最后这段时期,他由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攀升到思想研究和文化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提出考古学中区系类型论的实质是文化谱系论,而后张忠培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认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1994年,他写成《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开始从以往通过对墓地的解析探讨社会基层组织,转为文明研究.2011年,77岁高龄的张忠培再次发表《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一文,全新阐释了古今社会文化的演进规律,在谱系论基础上,形成了“文化论”.他指出,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帝国的先秦历史过程,经历的是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文化多元一体”说的是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国家一统多元”讲的是统一国家内的多元考古学文化.这种文化谱系结构的考古学文化,是文化杂交的产物,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向前发展.因此他得出结论,文化演进规律是实现文化更新、建设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一年后,在《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一文中,张忠培提出把良渚文化的居民划分为四大等级,其中握有军权和神权的神王处于最高等级.良渚文化社会政权性质是神王国家,即政教合一国家,神权最高,军权居次,军权是社会统治权力的基础.他进而对中国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做了至为详细的考察,形成“国家论”学说.
在他的理论中,青铜时代前是神权与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形态;进入青铜时代后发展出军权凌驾于神权之上的王国政权;商晚期到周,步入多民族国家管理与统治形态;东周至秦确立为皇朝帝国政治体制;辛亥革命后走上了党治国家道路、党国政治体制.
自此,“三论”成为张忠培一生最核心的考古学理论,也同样可以视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史的发展轨迹.“谱系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的理论,“文化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进行研究的理论,“国家论”是关于如何对国家起源、形成及其发展阶段和各阶段所表现出的特质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理论.
“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输入的舶来品,人们将考古学输来中国,用它的一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考古遗存,就有一个用这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技术同中国考古遗存及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结合得不好,则考古学是考古学,中国考古遗存还是中国考古遗存,依然是两张皮,没有成为中国考古学,只有结合好了,才能长成为中国考古学.”张忠培生前曾在新书自序中写道.
高蒙河说,老师张忠培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通过实践和方法,形成“中国考古学之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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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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