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大江健三郎《静静的生活》和塞利纳《轻快舞》之间的互文关系，该文是关于生活相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和塞利纳和大江健三郎和《静静的生活》相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段慧敏
【摘 要】毕业于大学法文系的大江健三郎,在写作过程中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研究界目前对大江健三郎的“法国师承”脉络梳理主要集中在萨特、罗曼·加里等作家,对塞利纳的探讨则尚未多见.但是,大江健三郎本人却多次公开地提出塞利纳对自身文学创作甚至个人生活的影响.塞利纳战争三部曲之一《轻快舞》被作为小说元素引入大江健三郎的《静静的生活》,大江健三郎通过人物设定、引用与评论等方式使两个文本呈现出显性的互文关系；大江健三郎对于塞利纳“卑贱书写”方式的模仿,则使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具有了更为深层的价值和意义.
[Résumé]Dipl?mé du Département de fran?ais de l’université de Tokyo, l’écrivain japonais Kenzaburo Oe est profondément influencé par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Les recherches actulles sur cette influence sont centrées sur des écrivains comme Jean-Paul Sartre et Romain Gary, mais les références &agre; Louis-Ferdinand Céline sont rares. Cependant Kenzaburo Oe lui-même a maintes fois oué que Céline a beaucoup influencé son écriture, et même sa vie privée. Rigodon, une oeuvre de triologie allemande de Céline, est introduite dans La vie paisible de Kenzaburo Oe comme un élément du récit. La relation intertextuelle superficielle de ces deux textes est présente par la description des personnages, les citations et les commentaires; la reproduction de “l’écriture d’abjection” célinienne par Kenzaburo Oe montre ses valeurs plus profondes.
【关键词】《静静的生活》 《轻快舞》 互文性 卑贱书写
【项目】本论文为国家项目“塞利纳小说研究”（编号11CWW020）的阶段性成果.
2002年法国《文学杂志》推出“塞利纳专刊”[ 这是该杂志继“弗洛伊德专刊”、“普鲁斯特专刊”、“尼采专刊”后推出的第四本专刊,2002年第四季度出版.将塞利纳与弗洛伊德等人并列,无疑体现了法国文坛对塞利纳的肯定与重视.],大江健三郎为其撰写了卷首文章“加油,小家伙！”（Hardit Petit！）.这是大江健三郎又一次公开地、明确地谈及塞利纳与自身创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毕业于大学法文系的大江健三郎,在写作过程中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研究界目前对大江健三郎的“法国师承”脉络梳理主要集中在萨特、罗曼·加里等作家,对塞利纳的探讨则尚未多见.大江健三郎本人在其封笔之作《别了,我的书》中向影响自己的文学大师们致敬时,却将塞利纳与叶芝、贝克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等人的形象并列其中.《别了！我的书》中的主人公长江古义人是一位有成就的大作家,可以被认为是作者大江的化身,互文性是他有意追求的写作特色.[ 陆建德：“互文性、信仰及其他——读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载《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42页.]古义人所执着的“鲁滨逊小说”与椿繁所策划的“爆炸事件”是小说的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又恰切地与作者对塞利纳作品的解读对应起来.“鲁滨逊小说”,是大江健三郎对自身文学创作方式总结,在小说第八章中作者落力分析的“鲁滨逊”这一人物[ 按照法文原文,“鲁滨逊”应译作“罗班松”.],正是塞利纳代表作《茫茫黑夜漫游》中的线索人物；“爆炸事件”是大江健三郎终其一生都在关注的创作主题,塞利纳则从其处女作开始便使“爆炸”场面充斥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从大江健三郎的写作历程与创作主题来看,塞利纳的影响贯穿其始终.
大江健三郎首先作为法国文学的研究者、而后又成为作家,其对塞利纳作品的解读、评论、引用与模仿都呈现出多层面、多维度的特色.大江健三郎在“塞利纳专刊”的卷首语“加油,小子！”其题名来自于塞利纳的《分期死亡》,是主人公费迪南的叔叔爱德华对侄子的鼓励话语.在后期的《轻快舞》中,塞利纳又特别回顾了《分期死亡》中的情景,并在鼓励小麻风病人时同样使用了这句话.大江健三郎在文中指出,《轻快舞》以及其中的“加油,小子！”的精神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及生活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中我们选择塞利纳的《轻快舞》与大江健三郎的《静静的生活》为互文本,探讨两部作品之间由人物设置、引用评论而呈现的显性互文关系,同时以“卑贱书写”为切入点,分析大江健三郎对塞利纳“卑贱-边界”、“卑贱-狂欢”两个写作范式的模仿,以及由此产生的两个文本之间深层而隐性的互文关系.
一、引用与评论：显性的互文关系
大江健三郎作品中,《静静的生活》相较于其他作品来说是被中国研究界关注较少的一部.《静静的生活》是大江所擅长的自传体小说并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父亲——作家“健”因“排水管事件”而陷入悲观,携母亲赴美国访学,留在家中的兄、妹、弟三人在留守期间积极应对生活中大事小情的种种经历.塞利纳的《轻快舞》则是以二战期间主人公塞利纳逃亡德国为线索,描写了逃亡历程中的经历见闻.其中主人公救助一群小麻风病人的经历,对大江健三郎触动最深,他曾坦言在不断阅读《轻快舞》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动力：
“在我残疾的儿子从儿童向少年过渡的时期,我们遇到了难以预料的痛苦困境.在与所有这些困境抗争之时,我一直都在阅读《轻快舞》[……]我毫无缘由、毫无目的地侧耳倾听着这句激励的话：“加油,小子！”[ Kenzaburo, Oe.?Hardit petit?！, Magazine littéraire, Magazine littéraire, Hors-série, Louis-Ferdinand Céline, 2002, p. 6. ]
《轻快舞》的文本在《静静的生活中》的显性呈现方式是非常易于察觉的. 大江从情节设置开始便将《轻快舞》引入了《静静的生活之中》,而后又通过对《轻快舞》文本的直接引用,借人物之口对作品进行评论等方式使作为互文本的《轻快舞》自然地嵌入了《静静的生活》之中.
在人物设定方面,大江健三郎将小说主人公、叙述者设置为大学法文系毕业班的学生,“自从结束二年级的课程后,就每天阅读着塞利纳的作品.”[ 大江健三郎：《静静的生活》,张子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190页.本文中对《静静的生活》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下文将只标注页码,不再做注.]《轻快舞》被主人公选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以小说元素的形式呈现在《静静的生活之中》：
“我毕业论文所谈论的主线是《里巩顿》[ 塞利纳作品《轻快舞》原题名为“Rigodon”,亦有《黎戈登》、《里巩顿》等译法,本文尊重各个出处原文,引用时译名有不统一之处.《轻快舞》译名出自《茫茫黑夜漫游》译者沈志明先生的《塞利纳精选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因此,塞利纳在和‘我们的小白痴们’之间的关系,并没让无时不在的伤感主义进入,他也摆不出悲悯的身段,抱住‘好可怜哪！’的想法不放,身为医生的塞利纳反而为了孩子们活用了自己的专长,并努力地奋斗不懈.在困难的坏境中,孩子们一方面残疾,另一方面却发挥了对残疾的对抗精神.”（第198页）
主人公不断地翻译、摘抄、思考、领悟《轻快舞》的过程,既是对《轻快舞》这一互文本进行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也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升华小说主题的方式.透过“我的小白痴们”——《轻快舞》中的麻风病儿、即“孩子们”这一主题意象,大江健三郎使《轻快舞》呈现出一个经过特殊读者“小球”的阅读而重新提炼的线索：在《静静的生活》中,作为“战争三部曲”之一的《轻快舞》几乎将战争主题推至其次,变成了“病儿与死亡抗争”的励志故事.这个故事使主人公加入学生团体、成为智障儿童看护义工；从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引发了作者对日本民众漠视残疾儿童的谴责：“日本的健康正常人,虽然嘴上不说,对于残疾的孩子所采取的冷酷态度,却到了令人骇然的程度”.（第191页）大江通过《轻快舞》中的引文来体现“塞利纳温柔的一面”,更加增强了两种态度的对比效果：
“我的小白痴们,能做的部分都做了,我们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瑞典人、张口垂涎、既聋又哑……三十年荏苒,想起他们,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现在也都已经长大了吧……或许他们不再流口水,耳朵也听得见了,能够好好地受教育……虽然老人们已经没什么希望,但孩子们一切都还……”（第192页）
大江健三郎在谈及自己的生活时曾提到,“直截了当地说,有着智障儿子的这个家庭,在社会里是易于受到伤害的.”[ 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尾崎真理子采访整理,许金龙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167页.] “某种恶意包围着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期非常之长.”[ 同上,169页.]在这个时期里,作家不断地以《轻快舞》中“加油！小子”的暖意来抵御公众眼中的恶意.具体到小说之中,大江健三郎借小球之口也表明了这种态度：
年幼的塞利纳和外出工作的母亲一起朝那家店走去,虽然自己打算帮忙,但偶然间经过那儿的叔父大声地督促这位小少爷,呼号“加油！小子！”的声音在空气间传响着.尽管这样的表现方式有两重含义,浮现在我心中的则是正面鼓励那种——塞利纳在《里巩顿》一书的回忆中发掘这件往事时,我想他应该也是这样的感觉.（第229页）
小说主人公小球将自己的毕业论文主题与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认为残疾的哥哥也应该发挥《轻快舞》中“加油！小子！”的精神,克服困难超越窘境.大江健三郎希望通过这“法文系毕业生”这一人物设定,将《轻快舞》中有关“残疾”的主题引入《静静的生活》,并用“麻风病儿”面对疾病坚强不息的抵抗精神鼓舞主人公,使主人公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其他小说人物.
在《隐迹稿本》中,热奈特给互文性的定义为“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跨文性”概念,将文本的跨越关系分为五类,其中“一篇文本和它所评论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元文性”.[ [法]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8页.]《静静的生活》对《轻快舞》的引用与评论恰能对应热奈特所提出的“互文性”与“元文性”的定义.《轻快舞》中众多段落被以原文引用形式引入《静静的生活》之中,为了配合小说情节的发展,大江健三郎详细叙述了《轻快舞》的情节脉络、故事梗概,使两部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为了从多方面阐释自己对《轻快舞》的理解,大江健三郎借人物之口对这部小说进行讨论,构成了小说内部的一种元文本关系.
《轻快舞》中面临战争与疾病双重威胁的患儿们,是大江健三郎最为关注的主体,这些孩子们在“塞利纳医生”的带领下展现出了与命运抗争的神奇力量：
火车终于抵达荒芜的汉堡.孩子们都凭靠自己的力量下了火车,来到月台.
大家都穿着可笑的衣服,显得很不合身……十五个人左右……不错,一看就知道是笨蛋……流口水的、瘸脚的,还有斜歪着脸的,完全是肉体障碍的白痴……（第203页）
这些孩子比任何人都更加接近死亡,塞利纳的表述略带迟疑却仍然肯定地说这是一群“白痴”.对于主人公小球来说,平时如果听到这样的话语定会恼怒万分,但是塞利纳的用语对她来说却并无恶意,甚至是带着对亲近人物的宠溺.小球通过对《轻快舞》不断引用而揭示了塞利纳笔下“加油孩子们”真正含义所在：
这种“加油孩子们”的能量本身,也许很奇怪,也许没什么奇怪,经常残留在我的体内……就像年轻时学会的事物,刻骨铭心地遗留下来……之后,就只剩下模仿、复写、劳役、过分谦让的礼仪和竞争而已……（第203页）
在照顾这群“小白痴”的同时,塞利纳也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力量,甚至觉得“加油孩子们”这种能量,不仅鼓舞着孩子们,也成为了自己身上难以磨灭的印记.孩子们面对疾病与死亡本能的求生的渴望所呈现出的积极向上的态度与精神,正是大江健三郎在《静静的生活》中不断描述的残疾人对命运的抗争力量.无论是在写作中或是生活中,“残疾”都是大江所面对的永恒主题.通过“小白痴们”而传递出残疾人的抗争力量是《轻快舞》在《静静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之一.此外,大江健三郎还通过小说人物“弟弟”之口将《轻快舞》定义为“铁路小说”,即轻松易懂的通俗小说,并且以主人公之口对其进行了肯定：“要把它（铁路小说）和塞利纳连结在一起,不禁令我迟疑了一下,但仔细去想也确实如此.”（第214页）随之立刻补充道：“不是那种打发时间游山玩水的‘铁路小说’,而且刚好相反,就像你偶尔会说的,他是那种冷不防给人当头棒喝的家伙——而且从文章中也可以找到这感觉的正确出处,那场面其实是非常震撼的.”（第215页）“当头棒喝”是《轻快舞》与普通的铁路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而此处其具体意义是指《轻快舞》中对塞利纳在爆炸中头部受伤的描述,这一“当头棒喝”,具体到《静静的生活》之中,即体现在哥哥“小鸟”的脑部先天疾病,接连接受手术而“受伤”.作为残疾人的小鸟,显然对疾病与死亡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作为健全人的塞利纳面对死亡的态度则十分理性,“死亡和痛苦,非如我想象般地巨大,因为他们经常发生了,如果我曾郑重以待,那必定意味着我的疯狂.我非得更理性不可.”（第216页）
大江健三郎在《静静的生活》中,以人物设置、原文引用、情节复述、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大篇幅地讲述了塞利纳的故事,使《轻快舞》成为“小说的悲伤”一节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融入了小说的叙事线索,推进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两个文本间显性的互文关系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量,突出了小说的“抗争”主题.
二、“卑贱”的力量：隐性互文关系
《静静的生活》与《轻快舞》之间的互文关系并不仅限于显性层面,在克里斯蒂娃“卑贱”理论的观照下,两部作品间的深层互文关系变得清晰而明确.在《恐怖的权力》中,克里斯蒂娃赋予“卑贱”多层指义,它是一种“缺乏”,一种“自恋癖”,一种“边界”,它与母性、恐怖、污秽相连,既吸引人又令人憎恶.[ 罗婷：“克里斯蒂娃关于母性/卑贱的话语权力与文学表现”,载《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3页.]卑贱是自我对卑贱物的心理反应,是“污秽”的近义词.[ 胡晓华：“‘卑贱’的回归——论欧茨小说《圣殿》的自我认同观”,载《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21页.]但让人产生卑贱感的,“并不是清洁或健康的缺乏,而是那些扰乱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 [法]克里斯蒂娃：《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张新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页.]克里斯蒂娃认为,塞利纳的狂欢化写作是表现卑贱文学的典范,[ 罗婷：“克里斯蒂娃关于母性/卑贱的话语权力与文学表现”,载《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7页.]她指出,“塞利纳从身体到语言都达到了道德、政治和风格诱导法的顶峰,也是划时代的顶峰.”（克里斯蒂娃：35）塞利纳以“卑贱书写”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言说了死亡、恐怖等主题,“在卑贱的暗夜中传出恶魔般的笑声”,大江健三郎则在模仿这种写作机制的框架下,构建了“卑贱”的另一种表意方式,并使之升华为“静静的生活”.
“封闭状态”,即“堵”的意象是塞利纳小说中的常见描写.《轻快舞》的开端,主人公将大门紧闭,一切将其视为“叛徒”的来访者都被“堵”在门外,而他自己则通过院子为自己划定边界,时刻处于“封闭”之中.《轻快舞》的主要情节都与火车相关,战时的火车也同样是个拥堵而封闭且污秽而充满风险的空间.小说的主人公是落魄而卑微的,其描述的人物也都身处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时时面对着“卑贱物”——战争中死亡威胁的侵袭,不断地逃亡,不断地重新划定边界：因为“卑贱物赖以生存的那个人是被抛弃者,他（自我）置放,（自我）分离,（自我）定位,因此说他在流浪.他不去自我认识,不去希望,不去寻找归属或拒绝.”（克里斯蒂娃：11）因此,塞利纳的主人公不断地在“封闭”与“开放”状态之间、“堵”与“通”之间继续着他逃离污秽与风险的曲折旅程,他在两种状态间流浪,不断地受到“封闭”或“堵”的威胁,走入茫茫未知的长夜.
大江健三郎同样以“堵”的意象制造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开端：堵塞的下水道最终成为父亲陷入“困境”的导火索.叙述者首先讲述了父亲的奇怪爱好——疏通下水道.父亲对此乐此不疲,已经成为定期的惯例,并能乐在其中.“堵塞的下水道”显然是污秽聚集恶臭散发之处,是一个“卑贱”意象,而父亲对此事的特殊爱好,几乎被升华成了一种对成功的追求、渴望和享受的感受,他享受着“卑贱物”被清除的乐趣甚至是突破困境的满足感,因此在一次“不成功的清理”之后,父亲体会到了严重的挫败感,由此陷入“困境”,最终带着母亲远赴加州.失败的父亲将自己封闭起来,划定自己与周围世界甚至是孩子们的界限,将堵塞的下水道所代表的“困境”的“卑贱意象”排斥在外.作为边界的卑贱,更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因为它在标界时并不从根本上将主体从威胁它的东西中解脱开来——相反,他承认主体处于永久的危险之中.”（克里斯蒂娃：14）因此,父亲的“败走加州”并没有完全将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而是使他始终处于“失败感”的威胁之中.
堵塞的下水道只是父亲陷入困境的导火索,其真正的困境在于重藤夫妇眼中的创作瓶颈、祖母与姑姑眼中的亲人病故以及小球眼中的残疾哥哥的性发育问题.面对三重窘境而无计可施的状态使父亲变成了“失败的自己”.“失败的自己”即“卑贱物”的一种呈现形式,它以“他人”的方式占据了“我”的地方和位置,使“我”感到“卑贱”.克里斯蒂娃认为,自我通常“没有能耐以足够的力量去承担某种强制性排斥行为,以排斥卑贱的事物”,卑贱物因此成为“一个召唤和排斥的极,如一个不可驯服的飞去来器,不知疲倦地使它的寄居者完全不能把握自己”.（克里斯蒂娃：1）因此,自我“不停地与这个卑贱物分离,他总是认为,卑贱物是一块被遗忘的领地,但又是一块时时被回忆起来的领地”.（克里斯蒂娃：12）父亲的状态即如所言,逃亡加州之后,“失败的自我”带来的威胁并没有立即消失,他虽然想将这一“卑贱物”遗忘,却不得不时时以通信的形式与小球保持联系,即与封闭自我的“边界”之外保持着联系.同时,父亲摆脱“自我的卑贱”,也是在渐渐的与小球进行通信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书写文本意味着具有想象卑贱物的能力,也就是说能设身处地地看待自己,仅仅通过语言游戏把卑贱物分开.（克里斯蒂娃 14）父女以通信的方式分享生活与阅读,增进对彼此以及自身的了解,他们通过“最正常的解决办法,同时又是最平淡的、公共的、可交流的、可分享的办法,那就是叙事.作为痛苦叙述的叙事：害怕、恶心、喊叫出的卑贱,将平静下来,串联成故事.”（克里斯蒂娃：205）这些“串联成的故事”最终以小球的“家庭日记”的方式寄送给在加州的父亲.小说借“母亲”之口,指出“家庭日记”是父亲回归、找回真正的自我的重要通道：“祖母在信上写道,爸爸在森林里遇见山神之后,突然就想不起自己的名字,有些小孩觉得有趣,就拿来当游戏的材料：‘喂,说出名字来！’（父亲）读家庭日记的时候,或许会重新记忆起家人真正的名字.”（第287页）
大江健三郎虽然通过“卑贱-边界”这一范式而模仿了塞利纳的叙事框架,但是与塞利纳不同,大江健三郎并没有通过划定边界的方式使主人公一再逃离,进而将主人公引向卑贱的极端——“世界末日”.在《静静的生活》中,“卑贱物”的设置从外在变成了“自身的卑贱”, 即“卑贱物侵入我的体内,使我变成卑贱物”,而“通过升华,我掌握着卑贱物”（克里斯蒂娃：17）大江健三郎以书写来应对“卑贱”,使卑贱升华为文字叙事,从而变为“静静的生活”.
塞利纳作品中狂欢化写作的最直接表现形式是对“爆发性场面”的描写.克里斯蒂娃认为,塞利纳对轰炸汉堡的描写是人类悲剧的顶峰或是对人类从容不迫的嘲讽.（克里斯蒂娃：195）在一片倒塌声中,在焦味和混乱中,卑贱的疯狂倒向了灾难的美丽（克里斯蒂娃：218）:
绿里透红的火焰在围着圆圈跳舞……而且跳的很圆！……冲向天穹！……应该说,这些瓦砾中的街道,绿的……粉红的……红的……冒着火焰的……倒是让人感到分外地愉快,真正的节日,比它平常的状况,单点粗糙的砖块要强得多……如果不是混乱,反叛,地震,世界末日从中带来的大火灾,这些火焰永远也不会如此欢悦……[ Céline, Louis-Ferdinand. Romans II, Paris?: Gallimard, 1974, p. 817.]
痛苦、恐惧,及其它们向卑贱的汇集,似乎成了与世界末日相适合的批示,而塞利纳的写作就是这种世界末日的视像.（克里斯蒂娃：220）塞利纳将战争中的杀戮与痛苦以狂欢化的方式揭露出来,勾勒出一场“卑贱物”的狂欢,并将卑贱升华为具有宗教意义的“世界末日”,以此揭示战争的罪恶和人类困难的命运.与此同时,他又蔑视着宗教,“卑贱的各种净化方式——各种陶冶净化——构成了宗教的历史,最终归结为这个绝妙无比的净化,这就是艺术,它源于宗教又超越宗教.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经验深深扎根于卑贱之中,成为宗教感情的主要组成部分.”（克里斯蒂娃：25）因此,塞利纳在世界末日的视像之中,传递出的是“狂欢化的嘲笑”,以卑贱文学嘲笑了战争的恐怖.
大江健三郎在《静静的生活》中并没有直接描写实弹的“爆炸”,却也同样以各种狂欢式的“爆发”描写,将“卑贱”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尤其是在描述哥哥的病情轻微发作时,“父亲就当游戏似地,让小鸟也当做像是做了件伟大的事一般.”（第50页）：
“小鸟,是发作拉肚子吗？好！加油！到厕所去！不要在半途放弃啊！不要让发作拉肚子泄出来啊！……太好了！赶上了！拉肚子成功！”
小鸟还在上护理学校时,和“KIN”一样,类似“发作拉肚子”这样似已变成专有名词的用词尽管奇怪,不也都像是愉快的节庆一般嬉闹度过？然而,发作前或者说已经开始发作时——身体内,不是会感到气管、食道、或胃肠直冒着热气泡？（第52页）
将小鸟的癫痫病发作当做一种“节庆”嬉闹度过,全家动员架着病情发作的哥哥,将哥哥带到厕所.发作中的哥哥如同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癫痫发作中完全无意识的病人被加冕为王,而将令人作呕的排泄场景描述成狂欢,以“狂欢”的精神将作为“卑贱物”的“排泄”升华成一种“节庆”,这种升华的过程与塞利纳的“爆发性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将痛苦向卑贱汇集,使卑贱达到一种疯狂的程度,但大江健三郎对“卑贱物”的升华过程中并没有塞利纳作品中的绝望悲观的苦难,而是带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种不同使两种升华的导向出现了本质的差异：塞利纳将人类的苦难升华为世界末日的警醒,而大江健三郎则将智障儿子的病痛升华为“静静的生活”中的一种狂欢.这种病痛并不会与世界末日相联系,因为世界末日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存在于遥远的未来,存在于“艺术”的范畴.
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通过对“卑贱物”进行爆发性描述,使之升华为一种狂欢精神、一种节庆气氛,最终给主人公带来了正面而积极的力量,使之能够掌握卑贱,战胜卑贱.《静静的生活》虽然复制了《轻快舞》的“卑贱-狂欢”范式,但却并没有将这种狂欢引向世界末日的悲观,而是赋予小说以乐观向上的意义,让人感到一阵轻快.塞利纳振聋发聩的嘲笑声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成了全家人与病魔作战的坚强欢笑声,但面对卑贱时主人公那“强烈而隐隐的反抗”（克里斯蒂娃：1）却没有变化,狂欢式的爆发场景既是“卑贱”的顶峰,也是反抗的顶峰.
三、塞利纳的“卑贱书写”及其文学功能
《静静的生活》与《轻快舞》之间互文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前者不但从写作技巧与写作范式上模仿后者,同时又以元文本的形式出现,将《轻快舞》的文本作为其评论对象进行探讨,从而使两部作品之间的显性互文关系与隐性互文关系相互交织,既体现了文学技巧的传承,又呈现了文学情感的共鸣.“卑贱-边界”与“卑贱-狂欢”是塞利纳“卑贱书写”中最明显的两种范式,通过这两种范式,塞利纳表现出了他“完全别样”的效果：“他召唤出我们身上用禁止、学习、言语无法抓住的东西,或与之作斗争的东西.”（克里斯蒂娃：189）这种“人们不愿意承认但有无人不知的东西”,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谓的“卑贱”,塞利纳带领读者走入茫茫黑夜的尽头,并让读者看清,他自身正处于“写作物”之中,是他在掌握着卑贱,与卑贱进行抗争.因此“他既不是演员也不是殉道者,或者说二者兼而有之,像一个相信自己计谋的真正作家.”（克里斯蒂娃：189）
克里斯蒂娃将塞利纳的小说分为三类：以《长夜行》、《分期死亡》为代表的早期古典故事、流浪文学,后期以《北方》、《黎戈登》为代表的复调小说,以及中期以《木偶戏班》和《伦敦桥》等为代表的狂欢节小说.塞利纳的小说具有传统小说情节曲折的特色,然而其口语化的写作风格却对传统小说构成了一种颠覆,这种风格“触及隐秘的神经,用说话抓取,让书写物口语化,也就是说使文字变成当代的,快捷的,的.”（克里斯蒂娃：193）塞利纳的写作就像一种斗争,是主人公与如形随形的“卑贱物”的斗争,塞利纳通过“卑贱书写”的方式建立了“塞氏风格”,并向传统写作发起了挑战.“卑贱书写”在塞利纳小说中展现了两种文学功能：作为“宣泄”的功能以及作为“自我保护”的功能.塞利纳的作品无一不笼罩在浓浓的战争硝烟背景之中,恐怖与死亡便是生存本身,也是塞利纳作品中的核心主题.如何在无时不在的恐怖的压抑之下得以喘息,如何逃离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是塞利纳笔下主人公最为关注的问题.塞利纳通过“卑贱-狂欢”这一范式使主人公在高度压抑的状态下得以宣泄,卑贱物的狂欢是这种宣泄的顶点,无论是《茫茫黑夜漫游》中的焚烧茅屋,还是《轻快舞》中的轰炸汉堡,都呈现了世界末日的狂欢视像,这种宣泄悲剧的顶点,也是疯狂的顶点.
同时,塞利纳通过“卑贱-边界”这一范式使主人公不断逃离死亡的威胁,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大江健三郎在《静静的生活》中关注到了《轻快舞》主人公的不断流亡,并以此揭示了“轻快舞”的来源：“他没有回到法国,也没有停留在德国,有时到瑞士,有时到丹麦,像是跳着里巩顿舞蹈般地穿梭于德国境内.”（第198页）主人公以“自我保护”的方式抵抗“卑贱物”（死亡）的侵袭,并将其转向“对生命的保护”,这无疑是将卑贱升华为一种普世的爱,回归到人性最单纯的善与爱的一面.大江健三郎在《静静的生活》中指出了塞利纳的这种“回归”呈现了“深沉动人”的文学情感：
塞利纳的书写方式确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其中也充满了狂暴的怒斥及流亡者的自我辩护.[……]然而,在战争中,一切的目的只在于拯救自己以及与自己相关的生命.一边出口秽言、怒骂、诅咒,另一方面又东北西窜逃难的塞利纳,当他偶遇新生婴儿或“我们的小白痴们”时,情感上却无法冷淡以待.这尽管是不自然的事,但是写得深沉动人甚或有锥心之痛.这样的《里巩顿》深深地打动着我.（第199页）
大江健三郎认为,塞利纳既是二十世纪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一位预言家.[ Kenzaburo, Oe.:?Hardit petit?！, Magazine littéraire, Magazine littéraire, Hors-série, Louis-Ferdinand Céline, 2002, p. 7.]塞利纳以这两种身份描述了两次大战期间法国的人类生存境遇,其主人公在不断面临恐怖与死亡的绝望之中奋力抗争的力量,既体现为主人公对自身生命的本能的热爱,也体现为主人公对他人的关爱,这种发自内心的强大的爱即塞利纳通过作品所传递的最强烈的文学情感.以“卑贱书写”的方式进行文学情感的宣泄与表述是塞利纳写作的突出特色之一,大江健三郎将塞利纳的“卑贱书写”应用于《静静的生活》的情感表述之中,深沉而生动地表达出了主人公对于自身生活的热爱.
结 语
大江健三郎的《静静的生活》从显性的人物设置、直接引用与评论等方面,将《轻快舞》的文本引入其中,但大江健三郎并未止于这种显性的互文技巧,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思考：“鸥外、漱石、岩野抱鸣等都是把外国文学移植到日语中进行融合,想创造出新的文体.多年来,我也是把读[外文]原著与日语的思考相结合,想创造自己的文学.”[ 陈云辉：“大江健三郎小说基本倾向简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124页.]大江健三郎通过塞利纳“卑贱-边界”、“卑贱-狂欢”的写作范式复制了塞利纳“卑贱书写”的写作方式,但是大江健三郎选择了与塞利纳截然不同的对抗“卑贱物”的方式,没有将“卑贱”引向“世界末日”的视像,而是将其升华为“静静的生活”的态度.塞利纳“加油,小子！”的鼓励声,以斗争精神和文学情感的形式不断回响在大江健三郎的创作过程中,大江健三郎也通过对塞利纳的模仿实现了这种精神与情感的传承：“这就是为什么我[大江健三郎]四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塞利纳问题’的研究,模仿着这位老巨人的笑声,在内心深处认识到在他自我毁灭的过程中,是我在进行表述.”[ Kenzaburo, Oe.Hardit petit?！, Magazine littéraire, Magazine littéraire, Hors-série, Louis-Ferdinand Céline, 2002, p. 6.]在互文本的 “毁灭”过程中“表述”新文本,正是大江健三郎对塞利纳作品的解读与吸收的方式.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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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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