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诗歌为何被带进沟里？，该文是关于诗歌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与诗歌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有人说,如今的中国诗坛,就像是《梦华录》时期的开封,勾栏瓦舍,到处都是大声吆喝连带表演杂耍的江湖艺人.自朦胧诗之后,当代诗坛似乎变成了烽烟四起的古战场.各路诸侯纷纷揭竿而起,由看似表面的诗学观念之争,开始演变成为了诗人的话语权和江湖地位之争.这其中,尤其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为代表,其间的口水大战和相互攻讦,无异于争夺诗坛蛋糕的一场集体内讧.
上世纪末,以学者程光炜编选的诗歌选集《岁月的遗照》为导火索,引发了当代诗坛著名的“盘峰论战”,以及旷日持久唾沫飞溅的纷争.长久以来,我们始终无法窥见事件的真相.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可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众多不明真相的读者如堕五里雾中.但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争论者之间,仿佛都有一股发泄不完的戾气,彼此似乎都真理在握,不把对方放在眼里,以致当年北京平谷的盘峰宾馆,成了当代诗坛一个著名的“桶”.曾经的诗坛,从此失去了平静,再也放不下一张“百家争鸣”的学术圆桌.如此罕见的诗坛乱象和混乱局面,恰恰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注脚.时隔多年,笔者对于这一聚讼纷纭的诗坛论争早已失去了兴趣,只是想知道,原本的学术之辩,为什么会发展成为诗人之间的意气用事和满腔怒火的“群殴”？诗人们争也争了,吵也吵了,但为什么总是写不出一些真正为读者所喜爱的经典之作？
可以说,当今诗坛的某些乱象,早已令读者无所适从.诸如“垃圾派”诗歌,怎样肮脏污秽就怎么写；“下半身”诗歌,怎样“暴露就怎样大尺度地“亮出”.而某些诗评家不负责任的集体起哄和胡乱吹捧,更使纷乱的诗坛不堪.那么,当代诗歌究竟是怎样被某些“著名”诗人带进沟里去的呢？
于坚：乐此不疲地制造赝诗
就年龄来说,于坚与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王小妮等诗人应属同一个年龄段,但在朦胧诗洛阳纸贵、朦胧诗人备受追捧的年代,于坚的写作始终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为了在诗坛确立地位,于坚与第三代诗人要干的活就是,先将朦胧诗的王朝推开,以建立自己的诗歌写作王国.为此,他们便捣鼓出了所谓的“口语诗歌”和“民间写作”,以一种貌似新颖、实则忽悠的写作,迷惑众人.其实,早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在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诗经》中,口语诗歌就已经大量出现,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又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等.
学者向辉一针见血地指出：“于坚喜欢以民间的立场,四处游说诗人要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民间立场也是一种固有的诗学立场,不是匪气十足的‘江湖立场’.在《长安行》中,于坚盲目地夸耀自己的‘大师’境界,掩饰了自身对存在的麻木.他借古讽今,想象自己也像李白一样处于被压抑中.于是,一个在国内活得八面玲珑的人,居然也写起《长安行》这样差的诗来.”“把一连串的废话写进诗里,很可能是于坚的‘才华横溢’,他将形式主义理解成为一种高尚而复杂的诗意,却从来就不去测度它是否具有必要的人性体温和心灵深度.”也许是为了蛊惑更多的读者,于坚引用古人之语佐证说：“诗歌就是存在,存在就是诗歌,并无所谓诗与非诗的区别.能指和所指是一致的.所以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所说：‘世间一切皆诗也,在山林则山林,在庙堂则庙堂,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其实那些具有伟大精神世界的诗歌,例如《红楼梦》、《尤利西斯》、《寻找失去的时间》、《在流放地》无不首先是日常生活的史诗,而不是思想的史诗.”古人之言也有糟粕和精华之分,张戒的“世间一切皆诗”说,之所以受到于坚的高度赞赏,说明于坚已经爱上了古人的偏激——张戒居然把白居易的《长恨歌》视为“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请教于坚先生,如果诗歌就是存在,存在就是诗歌,那么垃圾也是存在,毛毛虫也是存在,我们能够说面对垃圾就是面对诗歌,看见毛毛虫就是欣赏到了诗歌吗？倘若于坚非要把《红楼梦》《尤利西斯》《寻找失去的时间》《在流放地》说成是诗歌,我们只能认为于坚的思维已经进入了一种罕见的混乱状态.《尤利西斯》不但不是诗歌,甚至连一部优秀的小说都谈不上；尽管它在我国曾被炒得烫手,热得惊人,但真正读过并且能够读懂的人又有多少呢？在世界文坛,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自问世之后,一直受到众多作家的质疑和批判.英国作家伍尔夫痛斥其为阅读的灾难；美国作家亨利·米勒说,乔伊斯的作品是专门写给教授读的,他写得晦涩难懂；而另一位美国作家辛格则说：“乔伊斯把他的聪明才智用来造成让别人读不懂他的作品,读者要读懂乔伊斯,一本字典是不够的,他要借助十本字典.”于坚是怎样读懂《尤利西斯》的,恐怕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事实上,于坚“大师”的所谓“诗学理论”,简直可说就是一地鸡毛的梦中呓语：
古代诗歌所歌咏的是生活中的司空见惯的事物,歌咏,并不是升华,而是记录.不要一看记录就想起书记员.汉语本身就是诗歌.汉语创造之日,就被创造成一套象征系统,形象思维.
对于汉语诗人来说,英语乃是一种网络语言,克隆世界的普通话,它引导的是我们时代的经济活动.但诗歌需要汉语来引导……我以为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
我以为,世界诗歌的标准早在中国六七世纪全球诗歌的黄金时代就被唐诗和宋词所确立.
看到于坚这样天马行空、满嘴跑火车的信口开河,我真佩服其一本正经、大胆胡说的勇气.如果汉语本身就是诗歌,那还用得着于坚们来瞎搅合吗？我们不如直接读《新华字典》好了.在于坚看来,中国的诗人都应该由以于坚为代表的“民间写作”和“口语诗歌”来引导,全世界的诗歌都应该由汉语来引导,但于坚是否考虑过俄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国家的诗人们是否都会举双手赞成、无条件拥护呢？于坚们把诗歌写成口水和唾沫,居然还在幻想引导世界诗歌,真如黄粱一梦.于坚说世界诗歌的标准被唐诗宋词所确立,这更像是一种可笑的幻觉.于坚所说的“在古代,真理是诗歌身体上的一个器官”,以及“诗歌是人类语言世界中唯一具有的创造活动”这种不伦不类的比喻,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想象力跟不上思维、语言跟不上嘴巴的于坚.这种夜郎自大,阿Q似的先前比别人“阔”的思维,其实正是一种极不自信的表现.
在当代文坛,于坚的成名,颇有些类似于以“叙述圈套”而成名的马原.在当年的中国文坛,谁不将马原惊为天人？如果谁要说马原的作品很差,谁就会被认为是不懂文学.现在也是如此,一些诗评家虽然读不懂于坚的“口水诗歌”,但仍然把《0档案》和《飞行》这样的文字大拼盘吹捧得天花乱坠.在《0档案》研讨会上,尽管飙捧之声不绝于耳,但就连谢冕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北大中文系部分学生认为这部长诗是一堆语言垃圾.如以下这样干瘪枯涩、犹如语言僵尸一样的“诗句”：
履历表登记表会员表录取通知书申请表
照片半寸免冠黑白照姓名横竖撇捺笔名11个（略）
性别在南为阳在北为阴出生年月甲子秋风雨大作
于坚诗歌在中国诗坛经年累月地受到追捧,堪称中国诗坛三十年之一大怪现状,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和追问.在一片赞美声中,荷兰学者科雷却逆流而上,对于坚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写作提出了有力的批驳.科雷称于坚的文章“飘忽无端、混乱无序、咄咄逼人”.对于坚的“汉语引导世界诗歌”的荒唐之言,科雷反驳说：“如果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真的都是用汉语写作,那么不禁要问,在中国以外的大千世界中的人们缘何被蒙在鼓里呢？这一切与于坚认为汉语是人类的福祉的观点格格不入.”
杨黎：江湖艺人的文字杂耍
杨黎在其《灿烂》一书*绍自己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代表诗人”.杨黎究竟代表第三代诗人的什么呢？我们或可一探究竟.
杨黎大言不惭、王婆卖瓜般地说：“天才是对才华的一种尊称,说到这种情况,我肯定是有才华的,我像个天才.”“（惠特曼）因为他是天才.我也是天才.”“所谓朦胧诗一代,总体来讲,它是传统的,从我们开始,这是真的,中国文学就是从我们开始,在我们之前就没有文学.”“我不是谦虚,我必须承认,所谓‘非非第一诗人“中国当代第一诗人’对我而言,实在是太小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废话教主’这样的封号,它终归体现了某个民族稀缺的幽默感和某个国家稀缺的宗教态度.”概而言之,杨黎的诗歌不仅代表的是当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而且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稀缺的幽默感和一个国家稀缺的宗教态度.如此奇葩的自我膨胀,在杨黎的眼里只有放大的自己.
有趣的是,杨黎与其本家杨炼,患的是同一种“狂妄病”.杨炼在受到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赞美之后,旋即大脑膨胀地宣称：“中国有四大诗人,那就是——屈原、杜甫、李贺,和我杨炼.”无知和狂妄是一对孪生兄弟,疯疯扯扯更是当代诗人的传染病和多发病.如果说在杨黎这样的“诗人”出现之前,中国没有文学,那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还算得上诗人和作家吗？杨黎的诗歌,除了诗坛的几个哥们儿互相吹捧之外,几乎不为人知,但就是这样一个玩弄文字杂耍的江湖艺人,却在虚妄的白日梦中幻想着别人五体投地的崇拜.杨黎写诗几十年,自以为是诗歌的天才,其对文学的理解,至今还处在幼稚和混乱的状态中.杨黎以为,只要颠倒黑白,假装标新立异,或者故意装疯卖癫,就可以迷惑诗坛和读者：“写作就是写字,写字就是把这个字写得没有意义,因为字都是有意义的,那我就把它写得没有意义,它让我达到所要达到的东西.”“流水账既是技巧也是本质.我认为最好的叙述方式就是流水账.”“其实,我认为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诗学’这一说.诗歌研究,说到底就是对诗歌写作真正的破坏.特别是那些‘细读’,简直等于否定了诗歌.”
纵观杨黎的诗歌,其水平也就是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的水平,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在杨黎的书中,动辄就是拿性来说事,甚至淫喻不断,如：“皮囊的与思想的,我认为后者要更深入和更广泛.因为说到底,本身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语言现象.”“它让我想起木乃伊、舍利子和标签,个人体验代替了个人行为而失去原始快感.”“那时我13、14、15、16岁,真正开始写作是16岁,那时我的写作和一样频繁.”杨黎故意矫情地说：“我很保守,一个评论家说我是一个把龟头写得那样干净、漂亮和伤感的真实作家,我很惭愧.”杨黎果真像其所说的那样保守吗？请看杨黎的诗歌《》已经“干净”“漂亮”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
公元1980年8月3日夜／下着毛毛细雨,有点风／我打响了我生命中的第一炮.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充血的龟头泛着微微的红光.
一个男人加上一个女人／构成了的全部事实；／一个男人,加上两个、甚至三个女人,／同样构成了的全部事实；／一个男人,两个、甚至三个男人／加上一个女人,或无数个,／还是构成了的全部事实；／一个男人他自己,／只要愿意,也可以构成的全部事实；／一个女人却不能,／一个女人只能叫.
“搂着我,搂着我,”我听见她的祈求／就像听见炮弹击穿钢板；／当然,我现在在等待一个人／她正在浴室洗澡／水的热气遮闭了她的身子／从,到／我都闻到了“力士”的香味：我还等待进入／在川西偏远的小镇／她梦见黑豹奔跑在她的梦里.
如此看来,诗坛真是一个病态堕落的诗坛.笔者在这里引用的,仅仅是杨黎“诗”中短短的几段.杨黎的诗歌,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动物似的滥情；二是无聊病态的书写.2010年7月,杨黎个人诗歌巡回朗诵会在青岛遭到了广大诗人和读者的强烈反拨和.面对杨黎用《》来污染自己的耳朵,许多观众选择了离开现场.以牺牲诗歌来换取名利,这是杨黎等废话诗人在当代诗坛这个江湖中的生存策略.被称为“废话教主”的杨黎,最欣赏的就是何小竹.杨黎宣称,何小竹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诗人.杨黎之所以欣赏何小竹的诗歌,完全是因为其和杨黎一样,对于“废话诗”情有独钟.何小竹曾写过一首《在芳华横街橡皮吧门口》：“在芳华横街橡皮吧门口,／我看见,一辆桑塔纳轿车／在倒着走／这时杨黎正从门里／探出头来／我问,这车怎么倒着走／杨黎的头便缩了回去／然后乌青／出现在门口／我又问乌青,乌青看了看,呵呵／他说,那是在倒车”.值得注意的是,杨黎与何小竹,以及乌青,都是橡皮网站的合伙人.杨黎和何小竹以废话诗不断刺激读者之后,终于使乌青享受到了诗歌炒作的巨大红利.原本无人知晓的乌青,一夜爆红,其口水一样的诗歌《对白云的赞美》,在读者的一片痛斥声中“名利双收”,而这样的“痛骂”,恰恰是杨黎与其”废话诗”的同道们梦中都想要的.
伊沙：争分夺秒地炒作自己
当代诗坛另一位诗人伊沙,在《十诗人批判书》中对自己的批判,凸显其表演的“天赋”.伊沙如此批判自己说：“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知道把信封的一角剪去就可以四处投稿.在毛没长全的时候就懂得做一个诗人好泡妞……用结巴语的语言写一首关于结巴的诗,也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于坚在第二年完成了他的长诗《O档案》,我在《大家》上读到它时已经更晚,我没有感受到许多先锋批评家所表现出的兴奋,因为我觉得于坚的语言实验已经落伍了,还属于第三代在80年代中后期所玩的那一套……”曾经对于坚赞不绝口,把于坚奉为“大师”的伊沙,为了自己的“诗歌王国”,终于开始倒戈,在假装批判自己的同时,把于坚说成是已经过气的诗坛“老朽”,并不惜拿于坚开涮：“甭扯‘世间一切皆诗’,在最容易产生诗歌的地方——无诗.”
在伊沙的心中,似乎总是充满着一股不可救药的报怨,好像谁都与他有着天大的仇恨.在《中国现代诗论》一书中,伊沙假借诗歌的名义,到处唾沫横飞,撒泼谩骂,甚至总是把肆意带在笔间：
我原本觉得你在放屁——为了证明你的气是通的！好好做,多放点儿,可以多吃点豆类食品,屁多还补钙.
写作如房事,在神圣时刻我是不呼口号的.
诗人是民族的……于小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等到长篇再起是命运的好安排！回头想想,马原是早射了……
买单者不同,台词就会各异——这才是他娘的“乌烟瘴气鸟导师”1 50多岁的人了,活得像个拨浪鼓,没救了！……
自己领鲁迅奖时就大骂先锋派,看别人领奖就高谈阔论永恒与无——此人无灵魂,徒有内分泌！
大脑膨胀的伊沙,在失去理智的撒泼谩骂时,却念念不忘对自己进行炒作：
我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比大师写得好.
一个“老三代”伪大师早就说过：我是玩儿“写什么”的,不是玩儿“怎么写”的,结果怎么样呢？抬眼望一望,半个诗坛在写“伊沙体”而不是他的体！
跟你们这些不做人的非人相比,老子早就是圣人！
我自1991年开始,不论私下还是公开都讲自己是中国最好的诗人（不加之一）.从来不讲策略,从来不顾及任何人的感受——这就是我和其他人的一大区别！现在我再说一遍,我就是中国现代诗歌的MVP！
其实,伊沙写诗几十年,并未写出过什么真正值得称道的好诗.其得意之作《车过黄河》,与其说是向黄河撒尿,倒不如说是在向诗歌撒尿,在写作上依然拾的是韩东《有关大雁塔》解构崇高的牙慧.其《结结巴巴》除了在语言上小有特点之外,也并非像他自我吹嘘的那样神乎其神.伊沙经年累月的炒作和自来水一样的写作,为中国诗坛制造出的,反倒是数不胜数的平庸之作.其《崆峒山小记》堪称当代平庸诗歌名副其实的“代表作”：
上去时和下来时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上去的时候／那山隐现在浓雾之中／下来的时候／这山暴露在艳阳之下／像是两座山／不知哪座更崆峒／不论哪一座,我都爱着这崆峒／因为这是／多年以来／我用自己的双脚／踏上的头一座山
邓程先生在《我为什么提名伊沙为庸诗榜榜首》中说：“我不认识伊沙,对伊沙的为人也没什么成见.但选伊沙的《崆峒山小记》为庸诗榜榜首,是我提的名.在我看来,伊沙不懂诗为何物,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他的成名作《车过黄河》始,到这首《崆峒山小记》终,产生的都是垃圾而已.”尽管诗写得很差,但伊沙却始终幻想成为诗坛的“大师”,在于坚等“第三代诗人”成功地“打倒北岛”,建立其农民起义式的诗歌帝国后,伊沙与于坚、杨黎这些一度亲如兄弟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旋即就闹起了内讧.自认为诗坛第一的伊沙,对于坚的讥讽,可说无处不在：“于坚在去年和前年都曾说过世界诗歌的标准在中国的唐朝就已经确立以及《诗品》是鉴赏诗歌的标准之类的‘屁话’（沈浩波语）,我理解这是老于把什么样的经验都往建立理论体系上图谋（这一代或文人的毛病）而造成的捉襟见肘.”第三代诗人的窝里斗,突显出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的可悲素质.如果仅仅是学术和诗学观念之争,伊沙为什么要对于坚如此尖酸刻薄呢？
沈浩波：何以要亮出“下半身”
沈浩波这个名字,是与“下半身诗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下半身”与诗歌牵扯到一起,完全是一种炒作的需要.但任何炒作都不能直截了当地明说,必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博取眼球成名的今天,以沈浩波为首的“下半身”诗人们,成功刺激到了读者敏感的神经.在诗歌这块蛋糕几乎被“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分割完的当代诗坛,籍籍无名的“下半身”诗人们,为了迅速突围,就像那些草台班子以来吸引观众眼球一样,集中火力地在当代诗坛开始了以“性”为主打的诗歌表演.诗歌研究学者陈仲义先生为“下半身”诗歌开出了如此的一份“节目单”：《我的下半身》《肉包》《压死在床上》《每天,我们面对便池》《奸情败露》《为什么把我弄醒》《性生活专家马晓年与特邀主持人孙岩》《把爱做干》《伟哥准人中国市场》.陈仲义先生指出：“单单看一下这些标题,就明了中国先锋诗歌写作场域某一梯队已经走到了怎样的地步.大量粗话、脏话,拌搅着原欲、冲动、力比多和荷尔蒙.感官的大联盟,串演其一出出黄段子或准黄段子,其中又夹带着简化小品、相声、幽默、笑话、卡通成分,共同把这股无拘无束、无遮无拦的性话语写作潮流推向.”
“下半身”以诗歌的名义来书写肉欲,以思想解放的借口来“拯救”诗歌,这在古今中外的诗歌史上可说是一大“奇观”.沈浩波在为《下半身》撰写的发刊词中宣称：“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来自唐诗宋词的所谓诗意,我们干脆对诗意本身心怀不满.我们要让诗意死得很难看.让这些上半身的东西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基于这样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沈浩波写出了这样的垃圾诗歌：
他猛扑上去／一把撕开／这可怜女人／的衣衫／天哪／他惨叫一声,又是一个／平胸（《犯》）
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儿／一把抱到胸前／挡住我的视线／嗨,我说女人／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着／这回盯住的／是她女儿／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一把好乳》）
我呼吁／把普天下女人的胸／划分为两种／可以随便摸的／和不可以／随便摸的,并且每个女人／胸前都挂一大牌／上书：可以随便摸／或者：不可以随便摸／这样,当我走在街上／看到那些／丰乳肥臀的女人／就不用犹豫／不用彷徨／更不用把脸色／憋得象（像）猪肝一样（《挂牌女郎》）
如果说,杨黎写《》还属于单匹马,到了沈浩波们的“下半身”,便演变成为了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写诗简直犹如集体性的“纸上嫖娼”.在这支队伍中,还不乏不忌生冷、大胆进行性描写的“诗中女杰”,如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沈浩波的得意之处在于,在一片诟病乃至痛斥声中,“下半身”写作和沈浩波这个名字,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火.当代诗坛迅速掀起的性描写狂潮,绝非是沈浩波们自觉的艺术追求,而是基于对读者眼球的撩拨和心理刺激.在出名难的今天,写诗多年的李少君,一首“摸乳诗”,在天涯社区一周点击率就高达20多万.于秀华原本是一位农村妇女,其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夜之间爆红,诗集火速出版.对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某些诗人的兴趣点就在“下半身”吗？
从沈浩波的众多诗歌来看,笔者根本就看不出其有多高的文学才华.尽管有诸如霍俊明这样的诗评家鼓吹“沈浩波在诗歌写作风格学上而言几乎从未‘执于一端’,他以先锋诗为主体,但也不乏在抒情、语言、意象、修辞方面的突破和尝试,风格多样、视域宽广、题材丰富,在同辈诗人甚至更广泛的诗歌界都属罕见”,但这丝毫都不能为其诗歌披上金光闪闪的外衣.以沈浩波为首的“下半身”诗人们,用“暴露癖”的方式,掀起了中国诗坛大规模集体书写“裤裆下那些事儿”的恶劣诗风,写诗几乎成了中国某些诗人描绘《春宫图》的“竞技比赛”.
商震：《半张脸》大过一张脸
商震在当代诗坛,可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人物,但他的“名气”,并非是诗歌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其职位的某种特殊性.商震的诗歌,以平庸出名,却照样可以赢得“表扬家”们的一片“赞美”之声.其新诗集尽管叫做《半张脸》,但给人的感觉,却远远比许多诗人的整张脸还要有面子.倘若别人写出这样平庸的诗歌,恐怕立即就会被商震毫不留情地毙了.我不知道,那些“赞美”商震诗歌的文章是如何出笼的,抑或是众多“表扬家”们奋勇当先、主动请缨的？
在《半张脸》中,批评家霍俊明再次为商震的诗集热热闹闹地站起了台.其吹捧商震的内容有二,其一,盛赞商震的人格,其二,飙捧商震的诗歌.霍俊明肉麻地称：“商震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具有‘风骨’的诗人.商震是敢于自我压榨、自我暴露和自我清洗的诗人.他敢于不留情面地撕下自己和他人的面具,他也敢于摘下神的面具甚至敢于撕下魔鬼的面具——这是一个与魔鬼下棋的人.实际上,商震的诗行里一直横亘着一把钢口绝好的剑,还有硬邦邦的结霜的胫骨.”“商震的很多诗歌具有‘日常性’,具有现场感……‘还乡“栖居“诗意“乡愁’成了城市化时代被写作者用烂的词语.但是对于商震而言,‘还乡’却是来自骨髓的,是‘一滴酸楚的泪’苦熬成盐的过程.”而另一位诗歌评论界的大咖罗振亚宣称：“在许多人的先验认识中,诗与美是结伴而行的孪生兄弟,诗的语言必须或清纯或优雅或含蓄,这种观念在《半张脸》中同样遭遇到了革命性的变奏.为获得直取心智的艺术效果,性情率直的商震经常在结构诗歌文本的过程中,努力剪除枝权,使诗硬朗得只剩下情感和灵魂的树干,语言更似一把快刀,干脆利落、简捷老辣,直指人心,令人无法逃脱.”商震的诗歌“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和很高的辨识度,阅读它就像品尝一坛好酒,入口清爽浓烈,滋味醇厚绵长”.
诗歌评论家们的“捣鼓术”,在对商震《半张脸》的吹捧中可说是暴露无遗.缺乏诗才的商震,其诗歌写作可说是平庸的代名词,哪里有霍俊明和罗振亚们吹捧得那么好？如《蜜蜂》这首诗：
任何一缕春风都有两面／正面是温暖的催促花儿盛开／背面是冷峻的逼迫花朵凋零／只有蜜蜂识破了春风的伎俩／相信只要是花儿／无论在枝上还是在水里／都有果腹的甜
恕我直言,商震这样的诗,与汪国真的诗歌几乎属于同一种写作路径,高明不到哪儿去.汪国真的诗歌,无论如何还能整出一些“警句”,而商震的一些诗歌,更像是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如《平安之夜》：
连一丝风都没有,一滴酒都没有／我吐出的／在我头顶环环缠绕／不言不语也不肯离去,,窗外公路上的车缓缓挪动／街边的霓虹灯冻得眨眼睛／我坐在家中／四堵墙和我一起发呆／一切都那么慢/连一只飞虫都没有/我很平安／像这四面承重的墙
某些诗评家的笔,就像媒婆的嘴.满脸的麻子,也可以被吹捧成西施和杨贵妃.在当代诗坛,“日常”已成为了这些诗评家们对平庸诗歌习惯性的赞美之词.只要这些诗评家们愿意充当诗人的马前卒,为诗人站台,再稀松平常的诗歌,都可以被他们吹捧成为精妙绝伦的旷世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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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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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液结束不与时拔针，空气会不会进到血管里？ 问编辑同志您好！前几天我在社区医院输液,药水已经快滴完时,就让老伴叫护士来拔针,但当时护士很忙没能立即过来 我很着急,担心输液结束不及时拔针会让空气进入血管 请问,这种担心是否有必要呢当时我能否让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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