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清高宗御制南巡诗的鲜明特点与其成因，本文是关于清高宗御制南巡诗的鲜明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和清高宗和鲜明特点和南巡有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清高宗乾隆皇帝一生曾六举南巡,它们分别发生在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二十七年（１７６２）、
三十年（１７６５）、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四十九年（１７８４）.乾隆自己视之为临御五十年所举“二大事”之一[１],它在清朝
统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舟车劳顿的巡狩途中,乾隆凡翕河奠海、察吏安民诸务无不付诸吟咏.六度南
巡共计创作了３６００ 余首诗作,平均每日作诗５ 至６ 首①.乾隆诗歌的艺术价值常受质疑,钱钟书批评其“文理
通而不似诗”[２],现当代学者也多认为它量多而佳作甚少[３].的确,乾隆绝大部分诗作不拘格律,不事雕琢[４],语句
韵脚生拼硬凑,味同嚼蜡.然而,可贵的是,它有强烈的与时代政治密切联系的特点、纪要实录的风格,其史料
价值远远高于艺术价值[５].御制南巡诗反映了南巡的目的与内容：治河安澜、观风问俗、考政课吏、阅武祭祀等,
涉及了巡幸典制和江浙风土文化,是南巡历史的写照,可补史、证史②.在艺术上,御制南巡诗个性亦极鲜明：和
诗叠韵规模空前庞大、阐释议论风格典型显著、诗歌情感前后相异.
目前,学界的南巡研究仍多侧重政治经济与历史的层面,从文学、文化与历史相结合的视角研究南巡颇为新
颖.不仅如此,从材料而言,已有研究对于南巡御制诗也未予足够重视.本文拟由此入手,揭示南巡御制诗在用韵
形式、审美风格和情感特质上的独特风貌,剖析其成由,指出其独特价值,解读它们体现的六巡前后乾隆皇帝在
思想与情感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之轨迹与成因,从而丰富和推进当今的南巡研究与乾隆帝行迹、思想研究.一、空前庞大的和诗叠韵规模
乾隆南巡诗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存在大量和诗叠韵与同题异韵之作.作者以超乎寻常的热情频叠苏轼、皇
祖康熙诗韵及自身旧作,经常一诗屡和屡叠,有的往返叠和十数次.
其一,叠和苏轼诗韵
南巡时,乾隆凡遇苏轼留题之处多追和之.如徐州黄楼与杭州孤山,自第二次南巡乾隆作有《题黄楼用苏
东坡韵》、《题林逋诗帖真迹用卷中苏轼书和靖林处士诗后韵》两诗后,随后每巡必叠苏韵.镇江金焦二山、苏州
虎丘寺,苏轼留下了诸多诗作,其中七古《游金山寺》、《自金山放船至焦山》、五古《虎丘寺》,乾隆六次临幸无一
例外俱要叠和.喜叠苏诗险韵是乾隆叠苏诗的特点之一,上举诸例即多系险韵.关于喜叠险韵的偏尚乾隆自己
也有所体认,他说：“东坡艰韵忽五叠,虽曰逸兴宁非贪”[６] （ 卷十六《自金山放舟至焦山五叠苏轼韵》）、“用韵不妨险,废食岂因
硬”[６] （卷十六《虎丘寺五叠苏东坡韵》）、“玉局险韵一再赓”[６] （卷十七《虎跑泉再叠苏东坡韵》）.乾隆还喜欢化用、隐括苏诗成语,如《游金
山寺六叠苏东坡韵》有“牢骚志记摅文魄,江心炬火照深黑”之语,后一句盖隐括苏轼《游金山寺》诗“二更月落
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二句句意.同时所作《游焦山作歌四叠旧作韵》有“采薪汲水僧两三,尔时有山未有
屋”之语,前句照搬自苏轼《自金山放船至焦山》一诗.
其二,赓和皇祖诗作
乾隆的皇祖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巡历所至,“沛膏泽,饬,戒民俗,修典礼,经武备,览河防”,“施诸事
矣,又发诸言”[７] （第二集卷三十二《南巡诗序》）,留下了不少诗作.乾隆法祖省方,重循皇祖圣迹时常追和其诗.如《恭依皇祖
南巡过济南韵》、《塔湾行宫恭依皇祖诗韵》、《金山寺恭依皇祖诗韵》、《恭依皇祖华山诗韵》、《恭依皇祖巡幸杭州
诗》、《恭依皇祖吴山诗韵》诸题,每巡必作.南巡途经或登览泰山时,乾隆曾七次赓和皇祖诗韵,其中第二、三两
次南巡各作两篇,来程时为《过泰山恭依皇祖诗韵》,回銮时作《登泰山恭依皇祖诗韵》.
乾隆这些和诗有一规律即喜和康熙表现巡幸目的与诸务的诗作.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首次南巡,作有《示
江南大小诸吏》：“澄清属大吏,表率群僚首.郡县布慈和,恺悌歌父母.民者国之本,生计在畎亩.”“教化默转
移,各须尽官守.”[７] （卷四十）诗以训示吏治为主,乾隆六巡每次甫入江南境必和此诗.除首巡外,每幸扬州塔湾行
宫时,他都要赓和皇祖《巡历江南示意》诗韵,该诗诗题并非“示江南吏”,然诗意大端在训示江南民风“靡丽风应
换,敦庞训屡形”[７]（第二集卷四十九）,乾隆叠韵诗题曰《塔湾行宫恭依皇祖示江南吏韵》盖取其意.诸如此类几乎每巡
必写的赓和皇祖诗韵之作不胜枚举,如《杨庄闸恭依皇祖诗韵》、《阅河恭依皇祖诗韵》、《洪泽湖恭依皇祖诗韵》、
《恭依皇祖阅海堤诗韵》等题,主要指示黄淮、运河一带的河防工作.
其三,自叠旧作及同题之作
很多诗题乾隆每巡必作,有的来回并作,所用诗韵也多系旧作原韵.如《南巡启跸京师》、《良乡行宫作》、《红
杏园》、《望蒙山（雪色）》、《登金山塔顶》、《金山》（首作题《初登金山得句》）、《惠山寺》、《汲惠泉烹竹炉歌》、《听松
庵竹炉煎茶》、《寒山千尺雪》、《听雪阁》、《驻跸灵岩》、《邓尉香雪海歌》、《题西湖十景》等,首次南巡作诗,随后每
巡必叠首作.另如《填仓日作》、《入江南境》、《入浙江境》、《紫泉行宫十（景）》、《题灵岩（寺）八景》、《题泉林行宫
八景》、《南巡回銮驻跸圆明园（御园）作》等题,几乎每巡必作,诗韵各异,形成了大量异韵同题之作.当然,也有
部分诗歌既有同题之作,又有叠旧韵之作.如《渡（过）汶河》,前四巡同题异韵,后二巡均为叠第三巡诗韵；《游狮
子林》,二巡、三巡同题异韵,四、五、六次南巡均叠第三巡诗韵.
由上可知,南巡御制诗和诗叠韵特点鲜明.它们由叠苏、叠祖、自叠旧作组成,数量庞大,颇成规律,即某一
叠韵之作多六巡皆有.易言之,叠韵诗在六巡全部御制诗中占有较大比例.不夸张地说,如此空前庞大的和诗
叠韵规模在中国诗史上实属罕见.这一现象的成因颇为多元.
首先它源于特殊的审美趋向.频赓苏韵最直接原因是乾隆偏爱苏轼及其诗歌.他自云“苏家诗爱尖吟
轼”[６] （ 卷三《望蒙山雪色再成叠旧作韵》）、“惟喜苏子瞻,材雄气犹猛”[６]（ 卷八《虎丘寺三叠苏轼韵》）,屡屡赞颂苏轼“雄才磅礴富似海”,
“创为险韵再三叠,妙理无在无不在.”[６] （ 卷八《游金山寺三叠苏轼韵》）乾隆甚至将自己想象／ 塑造成苏轼的异代知音①.
因而,刻意屡叠苏诗险韵就是乾隆对自己崇拜诗人的仿效,而仿效本身就是一种认同.关于此点乾隆多次明
示：“频烦叠韵创髯苏,一再无妨肖以吾”[６] （ 卷二十二《题西湖十景五叠旧作韵》之《苏堤春晚》）、“叠韵法原髯老遗,咏髯老事更应
为”[８] （《诗集五集》卷四《咏苏轼玉带再叠乙酉诗韵》）.反复叠韵由苏轼创始,乾隆认为此类“险韵再三叠”之诗妙理无处不在.这
种特殊的审美旨趣与乾隆浓烈的模仿兴致也有一定关联,他特别喜欢效法自己崇拜、欣赏的对象,如法祖南巡、仿建江南名胜、摹仿前代著名书画等.
出于偏爱而屡叠苏轼险韵,甚至与乾隆自身的诗歌宗旨相龃龉.乾隆主张“诗以言志”,一再强调摈弃绮言
藻饰与尖新诗法.如六巡所作《竹阁四叠苏东坡韵》云：“从前拟罢尖叉体,口业由来戒绮言.”自注云：“苏轼诗每
以叠韵见长,其《咏雪》二首用尖、叉两韵,凡经数叠,诗家竞传此体.”[６] （卷二十二）明确声明作诗反对苏轼数叠险韵
的好尚.但在具体实践中他却言行不一,一再尝试这种几近游戏的作诗方法.对此,他偶亦自嘲：“务为实政袪虚
文,由来大道无小巧.好为章句岂非尤,涿鹿八叠韵已稠.欲罢不能结习尔,即今仍复一叠留.”[６]卷十九《涿鹿行
九叠前韵》“而我夕窗方映明,拟赓苏句心先惊.欲罢不能羞不识,险韵依然一体物.”[６] （卷十六《游金山寺五叠苏轼韵》） “独是
结习寄吟咏,屡赓苏韵宁辞贪.”[６] （卷十二《自金山放舟至焦山四叠苏轼韵》） “心惊”、“羞愧”于自己的癖好,然而终究无法抵挡叠
韵的积习,颇有欲罢不能之势.
其次它源于诗才的夸示.乾隆自号十全老人,自诩有十全武功.虽然他曾称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贻
后世之讥”[８] （《御制文初集》卷九《乐善堂全集序》）,但显然他对炫才兴趣始终不减.他常自夸诗才：“十余五载景重阅,四叠
七年韵再添.拙速虽然逊响钵,亦非须断数茎拈”[６] （ 卷十六《登金山塔顶四叠旧作韵》）、“虽未八叉四章就,由来拙速尚能
吾”[６] （ 卷十九《小憩崮山叠辛卯韵》）其四、“幽探适遇其何恋,拙速由来我所能”[６] （ 卷二十三《再游平山堂》）、“逮兹五叠之,虽逊响钵
顷.拙速颇亦成,足遣清兴冷”[６] （ 卷十六《虎丘寺五叠苏东坡韵》）.“拙速”一词频繁出现,它正是乾隆对自己诗才的评价.
“拙”字系自谦,而“速”字才是重心所在,意指作诗迅捷,形同响钵顷刻即就.这些评价表面充满检讨,但字里
行间满满都是才思敏捷的炫耀.
要之,乾隆屡叠苏诗,一方面展示了自己取法乎上,眼界不凡；另一方面,苏诗好和韵,能和苏诗自是与苏诗角
力,见出大家手眼.再则,频叠皇祖诗作、自己旧作及同题复作都是夸示诗才,是自我作古、自我经典化的过程.乾
隆曾自言“强和苏韵不避顽”[６]（卷十二《游金山寺四叠苏轼韵》）、“谩拟苏诗举再三,世间何事匪虚名”[６]（卷二十三《柳泉行宫八景》之《水乐庭》）.他
一再勉为其难地叠韵,即是追求虚名.
当然,审美倾向的独异、自我诗才的夸示都仅是庞大和诗叠韵规模的原因之一,其最深层的动因是对崇仰
对象巨大影响力的焦虑.[９]以精神分析学说解读,即源于人格构成中人的潜意识的流露,是自我（ｅｇｏ）对超我
（ｓｕｐｅｒｅｇｏ）的追求向往.[１０]
乾隆好胜心极强,他屡叠苏轼、皇祖诗韵,正蕴涵着对企慕效法对象影响力的焦虑.即如巡幸本身就是乾隆
对皇祖的效法,是绳武旧典、对本朝盛世圣主的认同.在历史认同中,它通过效法对象的映射突出自身的明君
“身份”.皇祖治河、召试、阅武诸举乾隆处处规仿,就连巡幸次数也力图保持一致.最后一次南巡,乾隆在《涵清
居》一诗小注中说：“皇祖六度南巡,予惟敬绳前武,不敢有过.”[６] （卷二十二）诣圣因寺瞻礼皇祖神御殿时再次强调：
“敬遵前度敢逾越,祗愧瞠乎望后尘.”自注：“我皇祖凡六度南巡,兹适如其数,亦弗拟增至矣.”[６] （卷二十二）《诣圣
因寺瞻礼皇祖神御殿》尾联表面自谦,谓不敢逾越皇祖南巡次数,但“瞠乎其后”的自我评定,向我们暗示了他衡
量自身成就时刻不忘以皇祖功绩为参照标准.事实上,整首诗总体上也以强调祖孙二人创下前古未有的六巡江
南而抹上浓重的自诩色彩.
这种时刻以法祖为准绳的南巡盛典背后掩藏的是规避乃至超越皇祖崇功巨典强大影响力的意图.这种努
力甚至延及对皇祖南巡诗的效法与超越,从这种意义上看,屡叠祖诗是另一形式的效法.至于屡叠苏诗也可由
此剖析,苏诗成就杰出已成公论,乾隆对他的偏爱及自身的好胜心都激发了他的摹拟与试图超越之举.可惜的
是,这些叠韵同题之诗因韵脚、诗题早经限定,大多囿于程式内容空泛,千篇一律兴味索然,这恐怕亦是乾隆所
始料未及之处.
二、典型显著的阐释议论风格
不断进行阐释议论是南巡御制诗又一特点.一方面,阐释巡幸目的在治河安澜、省方问俗,突出其正当与必
要性.如《恭依皇祖巡幸杭州诗四叠韵》：“深宫晏处敢求安？吏治民生廑省观.宁海未兹驻巡驾,海宁先彼莅鸣
銮.鱼鳞塘欲石围固,雁字滩希沙涨宽.此是来游最要务,讵缘山水觅清欢.”[６] （卷十三）皇帝强调巡幸重在观览民
情、考察吏治,伴随的如祝寿、观景等个体享受根本无足轻重,此点在南巡诗中一再被强调：“翕河察吏咨民隐,
要务非关庆七旬”[６] （卷十六《入江南境》）、“欲悉灾余耕织劳,南巡讵为事清遨”[６] （ 卷三《良乡行宫叠旧作韵》）其二、“重来细阅工坚
否,讵为春波看打鱼”[６]卷四《洪泽湖恭依皇祖诗韵》.
这种自我诠释在写景纪游诗中尤为突出,如“我有恒心民尽识,屡巡岂缘揽景物”[６][卷十二《游金山寺四叠苏轼韵》]、“展
义时迈政因此,我岂山水徒游巡”[６] （卷二十三《舟过无锡县》）、“巡方讵谓玩山水,鉴古益切忧勤苦”[６] （卷十《鸡鸣山》）.诗歌在展现美景的同时不忘掩饰自身浓郁的游兴,以爱民勤政来遮掩览胜娱游的目的.不仅如此,南巡诗中还有多篇以
《阅本》为题的诗作,它们指出即便巡幸途中皇帝亦勤于政务,每隔两日京城奏章即邮至行在,“封章邮置速传
来”的目的在“不私耳目示亲裁”.之所以将巡幸途中阅读奏折的细节屡形吟咏,其意显在展示帝王的“宵衣旰
食其常耳,勤政亲贤又勉哉”[６] （卷一《阅本》）.
另一方面,乾隆也一再声明巡幸系法祖奉亲而行.如《蒙阴积雪恭依皇祖诗韵》：“东来不是为登封,绳武南
巡重劭农.”[６] （卷一）：“此行讵止寻清赏,绳武思量应若何.”[６] （卷一）：“有来妇子多愉色,应博慈颜一笑欢.”[６] （卷五）
《驻跸苏州叠旧韵》：“试言底事重时巡？必在恩敷率土滨.到处继绳仰圣祖,行春追赏奉慈亲.”[６] （卷十二）总之,赋
予巡幸合法性乃至注入更充实的政治意涵是南巡诗阐释议论风格的根本来源.乾隆力图树立不遑宁居的完美
形象,因而亟须最大化地剔除与之相悖的娱游成分.然而连篇累牍的诠释反欲盖弥彰,并使诗歌过于议论化、
散文化.
其一,末章言志的章法特点
面对美景乾隆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欣赏流连之情,然而,作者赞叹激赏之余都不忘以末章言志的方式表明自
己绝未沉迷.如《三依皇祖吴山诗韵》：“宁因玩景赓前韵,曰在观民有本图.”《万松山房》：“万松春晓坐山房,雨
后千峰濯翠光.因迥为高步入古,受宜得趣意延凉.闲听倚巘涛翻鬛,极眺铺阡浪摆芒.讵事游山欣惬赏,为民
额手庆宜旸.”[６] （卷六）这些诗歌鲜活地展现了一位巡游帝王形象,在美景面前他是兴致勃勃的审美主体,可又不
能沉溺其间,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或者世人作为勤政无逸的帝王身份与形象.所以此类诗歌难免拖带着一个议
论的小尾巴,如《游焦山》诗在描摹焦山“山包屋”的屋宇结构和美好景致后,诗末作者迅速直言正色：“到斯雅合
诸虑静,我则万几将谁委.江山不改心亦然,返棹吾将勤政理.”[６] （卷四）又如,《渡江驻跸天宁寺》末二联云：“讵缘
问景常探胜,要为筹河便趱程.舞榭歌台都不系,系吾怀者是民情.”《昭庆寺》末联：“而我民艰常满目,岂能耽
静对阇黎.”《恭依皇祖巡幸杭州诗三叠韵》末联：“修防要欲筹全善,那觉西湖景助欢.”末联如牵强的赘疣使得
整首诗意味索然.
其二,喜用序、注和按语进行补充性阐述
后两巡御制诗多夹杂大量序文、注释和按语,或胪陈诗歌背景,或考订辨析,或阐论政治历史观点.它们往
往篇幅颇大,字数多超出诗句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多,从内容上看,这些补充性文字极大地拓展了诗歌内涵,可补
充正史、典制有关南巡的记载缺漏.[１１]
先看以诗序、注和按语考证辨讹.如三巡途经曲阜所作《驻跸古泮池》,诗云：“此地非常地,新城即故城.”[６]（卷十）
自注援引了《大清一统志》、《曲阜县志》、《水经注》诸书,考订了古泮池所在地曲阜新城即宋代以前县治所在之旧
城,纠正了士人“率多歧误”的传闻及自己丙子年驻跸旧作的淆误.以诗注辨析方志记载与当时实况错讹的例子,尚
有五巡所作《登光岳楼即事三叠旧作韵》：“统志今殊府志区,为光为望各分隅.”[６]（卷十八）注释辨析了《一统志》、《东昌
府志》有关聊城光岳、望岳二楼记载的讹舛之处.同年所作的《江宁故宫城歌》,援引《一统志》、《舆地纪胜》、《建康志》
诸书,以３３４ 字的注释详考了江宁由秦汉至今的地名沿革与地名实址间的变迁歧互,解决了“江宁故城凡几移,秣
陵冶城纷难考”的以讹传讹现状[６]（卷十八）.
诸如此类考订辨讹、炫弄才学之作,尚有五巡游杭所作《游普圆院》,长篇按语辨析《西湖志》载普圆院之别
名“资岩”盖以讹传讹；《题毛奇龄三诘三误辨》以长篇夹注为清人毛奇龄撰《杭志三诘三误辨》作补充性考证；六
巡作《游金山寺六叠苏东坡韵》,２７２ 字自注详辨了长江源头在西藏刚底斯,而非如《禹贡》与桑《经》郦《注》及汉
宋诸儒所云出自岷山.
其次,序、注、按语也起着补充性叙述的作用.如五巡所作《南巡回跸驻御园之作》有句：“往返十旬勤省方,
湖（淮）河（徐）海（浙）各策筹蘉.”[６] （卷十八）
２０８ 字自注胪陈了五次南巡为黄淮、沿海治理所作出的种种重要决策,
如罢扬庄河口改移之议、高堰三堡等处改建石工、畅开陶庄引河、改建徐城石堤、改建海宁石塘等.河工海塘纪
事诗更将自注运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第六次南巡所作《阅接筑高堰堤工》,以１４２ 字夹注加３５２ 字按语述论
祖孙三代以来的高堰堤工；《阅海塘四叠旧作韵》以３９３ 字夹注总结六次南巡治理海塘的成绩；第五、六两次南
巡所作《阅李家庄新河口》、《李家庄新河口志事叠庚子诗韵》,二诗分别以２６３ 字、２１９ 字诗注就河臣高晋请将
杨家庄运河口移置李家庄一事反复申论.河工海塘纪事诗夹杂大量诗注,它们展现了皇帝的勤政,难脱自我夸
耀之嫌.而后两次南巡这种自我补述明显多于前四巡,这亦缘渐至晚岁的皇帝对自身才能认可度的提升.
题景纪游乃至咏物之诗,乾隆也都会借题发挥反复议论.如第六次南巡所作三首题咏先贤古迹的诗歌,五
律《题毛公祠》以长篇按语阐述了对毛诗序的看法；七律《四贤祠行馆咏古》长篇按语以“君子小人论”为主题,阐
论二者“其界不可不明,而其迹不可不慎”；五律《谒元圣祠》按语道出乾隆亲谒周公祠庙时,由周公联想及本朝开国初辅佐世祖“厥功最著”、殁后却为人构陷的睿亲王多尔衮.乾隆认为多尔衮心迹与周公先后同揆,均系为
国尽忠的典型.这些诗歌夹附的议论,虽于诗旨助益不大,但它们却是研究乾隆思想极具价值的材料.
此巡途经宝应乾隆还作有《宝应县咏事》,长篇按语由宝应县名由来论及唐高宗的频繁改元,认为并非祥瑞
反系恶兆.游历苏州寒山别墅时作《戏题驰烟驿》,按语对该地隐居的明代幽人赵宧光抒发己见,认为赵氏倚仗
赀财广结交游实系托名隐逸欺世盗名,与陶潜、司马承桢之流非“同日语哉”,因而“隐亦当征其假真.”[６] （卷二十一）
公正地说,以上议论与考证绝不多数较精辟可信.
综上,南巡诗夹杂着大量补充叙述、议论、考据性文字,它们是南巡与乾隆思想研究的宝贵材料.这种阐释
议论风格究其来源,与乾隆作诗宗旨与才学夸示有关.乾隆自谓不屑作风云月露之辞,即便偶尔游艺拈毫亦必
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８] （《诗余集》卷二《惠山园八景》）诗注只不过,乾隆虽自我期许颇高,但
实际造诣却去老杜甚远.
三、前后相异的诗歌情感变化
六巡御制诗主旨大体相近,风格前后差异亦不显著,但它们在情感表达上前后差异颇为明显：以第五次南
巡为临界点,前四巡诗总体明快,后两巡诗增添不少悲思愁绪.
首先,后两巡诗歌多怀母之思
前四次乾隆系奉母巡幸,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孝圣皇太后逝世.后两次南巡乾隆重经旧地,目睹昔日承
欢诸处景物陈设依旧,慈颜欢笑杳然,怆怀之感时时隐现.如驻跸赵北口行宫有诗：“来往诚如幻,光阴迅可
惊.尚存问安室,抚榻最伤情.”[６] （ 卷十五《赵北口行宫三叠旧作韵》）驻跸德州行宫有诗：“室宇依然景非昔,每因把笔引悲
思.”[６] （ 卷十五《驻跸德州行宫即事》）驾临泰山行宫体元堂时更难掩深深的悲戚之情：“本是承欢处,云何成独行？”“触绪
无佳会,摛词多戚情.”[６] （ 卷十五《体元堂叠丙申韵》）
第五次南巡沿途乾隆都充满着“抚旧迹惟增慨叹”[６] （ 卷十五《涿州行宫作》）的情绪,尤其是经临那些专为太后构建
的行馆.如直隶景州行馆系三十年（１７６５）第四次南巡,地方官因太后年高特建安适的瓦屋行馆以备憩息.时隔
十六年,乾隆再幸,只觉恍惚如梦不堪追忆：“酉年行馆备高年,阅岁独来意惘然.八景岂重供懿赏,一心无那付
哀弦.春秋十六空余忆,世界三千幻里缘.祗有夜深明月上,碧霄朗照彻中边.”[６] （卷十五《景州行馆即事言怀》）又如,曲陆
店行馆系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东巡,大吏特为太后添置.第五次南巡经临乾隆极为伤感：“馆因豫耆艾,义属祝
冈陵.孰谓一番御,惹悲终古增.径庭自熟识,榻席此重登.触景引繁绪,无言只拊膺.”[６] （卷十五《曲陆店行馆叠丙申旧作韵》）
南巡引发怀母之思的另一原因是“行宫多有奉游句,翘首瞻吟痛不胜”[６] （卷十五《正月二十三日圣母三周忌辰感成一律》）,行宫
多存往巡皇帝所作承欢诗文,或题壁间,或刻石立碑,令再次经临的皇帝瞻吟怀人、情实难堪.如五巡途经山东
德州行宫时有诗：“疆吏延咨有余暇,历观题壁只徨徊……前度欢娱胥幻矣,此番起忆亦徒哉.丙申奉豫事犹近,
何事南巡此独来？”[６] （卷十五《德州行宫即事有感》）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东巡,皇帝奉母由天津水程行至德州登陆,沿途从
容奉豫,尽享天伦欢娱.四年后的今天,太后已逝,乾隆独自南巡,再驻德州行宫,历览旧作,“弥深追忆”.总体
而言,南巡途中怀母之思的反复表述是皇帝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当然,从另一侧面看,这些诗歌以题壁、刻石
的形式留存行宫或名胜地,也生动地向世人昭示了皇帝的孝养形象,在万民面前这位奉母巡游的圣天子更显可
亲可敬.
其次,后两巡诗歌多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之感
前四巡频率高、间隔短,相距不过三至六年,而第五次南巡大异,它已距第四巡长达十六年之久.因而此次南
巡乾隆的情感体验较为独特,再踏旧程大有不胜今昔之慨.如驻跸扬州天宁寺行宫,乾隆有诗：“梵寺天宁邗水
边,行宫右侧驻旌便.重来仍值仲春月,别去忽成十六年.柏树乔偏增古貌,梅花放不入时妍.轩斋依旧景非昔,
东望惟增意黯然.”[６] （卷十六《驻跸天宁寺行宫再叠旧作韵》）行宫庭宇构设一如旧日,然而风景已异,观景之人也“惟增凄感”.
五巡时,此类感喟时光飞逝之语俯拾皆是.如游览扬州净香园、趣园、平山堂及江宁栖霞时有句：“春秋十六
阅,岁月隙驹催.”[６] （卷十六《题净香园》） “日涉园成趣,别之十六年.景光仍似昔,岁月暗为迁.”[６] （卷十六《题趣园》） “七字昔年
赓旧韵,春秋十六阅如流.”[６] （卷十六《游平山堂叠壬午旧作韵》）其一“一瞬十六载,今来忽七旬.”[６] （卷十八《驻栖霞行宫即事有咏》）故地重
游令诗人顿感光阴似箭.这种“益教怆尔忆前巡”[６] （卷十八《登太白楼三叠旧作韵》）的情绪,最明显的体现是御制写景纪游诗
平添不少愁绪与感喟.面对秀丽不减的江南风光,乾隆的心境似乎与前四巡全然不同.他在《小有天园》诗中坦
白道：“向年游此园,无过咏佳景.春风此重来,乃觉别有省.人心祗方寸,万物备俄顷.其中各有天,不昧斯为
幸.”[６] （卷二十二）此前驾幸,面对明媚风景皇帝总是兴致高涨,然而此巡似已阑珊,代之的是“既然一切应无碍,底事回思复怆然”[６] （卷十六《游支硎山再叠丁丑旧作韵》）的无端深思与悲情怆怀.
最后,后两巡诗多惜别之情、悲悯之怀
乾隆五巡时已届古稀,六巡已高龄七十四岁.暮年重游,乾隆深感南巡不会再举,诗中充满了对江南风景的
惜别之情.如登江宁栖霞山最高峰时,乾隆作长歌,有句：“古稀诚老矣,南巡愿罢安福帆.”[６] （卷二十三《登栖霞最高峰眺望作歌》）
登镇江金山寺有诗云：“六临浮玉又春和,弗少虞巡亦弗多.”自注：“敬遵皇祖亦六度南巡.”[６] （卷二十一《金山寺六依皇祖诗韵》）
驻跸苏州府行宫凝怀堂时又有诗：“五字留别什,千年依德辉.”自注：“六度南巡之事既蒇,亦不再拟命驾
矣.”[６] （ 卷二十一《凝怀堂四叠旧作韵》）题咏西湖断桥残雪曰：“三十三年一瞥余,圣湖佳致故如如.新诗五叠吟残雪,不
拟搜题更命舆.”[６] （ 卷二十二《题西湖十景五叠旧作韵》之《断桥残雪》）自辛未初巡至甲辰六巡,前后相距３３ 年,乾隆自云此后不
再南巡.因而,第六次南巡诗充满了对如画景致的流连与不舍.驾幸烟雨空濛、六巡八度登临的嘉兴烟雨楼
时,乾隆说：“不拟南巡更临此,鸣榔欲去重徘徊.”[６] （ 卷二十二《题烟雨楼叠庚子诗韵》）驻跸海宁安澜园时,乾隆说：“一溪
春水柔,溪阁向曾修”、“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６]
后两次南巡诗乾隆还表现出对民瘼民生更积极的关注,“物象随宜四时阅,民艰到处一心稽”[６]（卷十五《郑州道中作》其二）、
“设无实政鲜民隐,真是寻山问水行”[６] （卷十九《景州行馆八咏之展义斋》）.相应地,戒奢崇朴与反对浪费的申诫也更多,尤其是
极尽虚靡耗费的行宫与行馆,乾隆屡次申斥无须踵事增华：“既往事弗究,费多心为悬”[６] （卷十五《赵北口行宫三叠旧作韵》）、“素
心在崇朴,踵事戒增妍”[６]卷十九《赵北口行宫四叠旧作韵》、“淳朴为佳矣,华纷奚事诸”[６]（卷十九《郯子园再叠旧作韵》）.然而,
地方大吏迎銮备办奉行奢靡华丽之风有增无减,皇帝呵责之余也常自我反思,它们反馈在诗歌中即“惭”、“愧”
等字眼频繁呈现.“唱始两人难重问,未先谕祗自怀惭.”[６] （ 卷十五《赵北口行宫作》）“何来馆舍于傍建,不说事成深惭
吾.”[６] （卷十五《注经台行馆六韵》）“即事亦岂赏景光,摛辞率以志吾愧.”[６] （卷十六《龙泉庄行馆即事》）“按顿都看有行馆,摛词用以
志吾惭.”[６] （卷十六《题融春斋（在桂家庄行馆内）》）这种为行宫与沿途景胜增饰过于靡费而倍感惭愧惊心的情绪,前四次南巡
诗极少出现.
颇值一提的是,对于物力民生的怜惜之情一定程度上刺激着皇帝反思巡幸本身.最后一次南巡结束时,乾隆
在《南巡回跸至御园之作》一诗中就直接告诫后来的君主未可轻举南巡,“六度南巡于迈勤,一心惟是为民殷”,
“载咨儿辈其聪听,毋易言游视记文.”前句表明自己频繁巡幸是为民勤政,后句直接劝诫随行诸位皇子切勿轻举
巡游,并嘱咐他们阅读己作《南巡记》.诗注补充说明道,此巡携诸皇子侍行目的正在俾使他们亲睹皇帝本人之克
己无欲,“扈从之奉法,官吏之奉公,民人之亲近”,并再次强调“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６] （卷二十三《南巡回跸至御园之作》）！通
过此诗及御制《南巡记》一文可知,乾隆在最后一次南巡结束前,已对南巡本身有所反思与警醒.
综上所述,乾隆南巡诗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和诗叠韵规模空前庞大,这源于作者的审美旨趣、诗才夸示与
对企慕对象影响力的焦虑；其次,阐释议论风格突出,这是作者“诗言志”创作宗旨的体现,是他刻意以诗歌为巡
幸目的与功绩作自我诠释———塑造皇帝英明决策、勤政无逸、博学多闻的形象———的必然结果.最后,以第五
巡为临界点,南巡诗在情感色彩由明快转向黯淡,后两巡诗更多地展现了帝王对江南风景的惜别之情、对民生
更积极的关注与怀母之思、时光飞逝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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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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