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下的林译哈葛德小说，该文是比较文学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与比较文学和哈葛德和视野有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项目课题：校级课题《林译哈葛德小说对中国文化形象建构的影响》项目论文.
摘 要：林译哈葛德小说是林译小说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对部分“五四”作家的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前期的译作许多成为了封建文化道德的解构者.本文试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语言变异的视角出发,以林译哈葛德小说《迦茵小传》等作品为例,探视其翻译文本中的创造性叛逆.分析林译哈葛德小说文学翻译的变异现象,探究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
关键词：林纾；哈葛德；变异学；创造性叛逆
作者简介：龙颖（1991-）,女,汉族,株洲人,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中图分类号] ：I1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6)-30-107-04
在文学的传播和交流中,文学的变异现象十分的普通.曹顺庆教授在其所著《比较文学教程》中对变异学的定义是：“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语言变异主要是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翻译学或者译介学研究.当下视野中的译介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词翻译研究的范畴,所强调的是“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初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 艾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文学社会学》（Sociologie DeLa Litterature）中提出.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中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没有创造性的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一部又一部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时空、跨越地理的传播与接收”.由于接受者一方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会有意或无意的对传播者的文学信息进行选择、删改或过滤,而这种“创造性叛逆”是必然的,并潜藏着更深的文化意义.
林纾是清末民初的著名翻译家,共翻译了180 多部外国文学作品,被胡适誉为中国“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1].而林纾的哈葛德小说译作多达25 部,毕树堂在《柯南道尔与哈葛德》中这样评价道：“一个外国人的作品有二十几部的中文译本,在过去的译书界里也算稀见,似乎不应该忽略.”林纾译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小说中除了《迦茵小传》（Joan Haste）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还被改编成了话剧,其他如《英孝子火山报仇录》（Montezuma’sDaughter）、《红罕女郎传》(Colonel Quaritch V.C.)、《红礁画桨录》(Beatrice)、《埃及金塔剖尸记》(Cleopatra)、《埃司兰情侠传》（Eric Brighteyes）、《玑司刺虎记》（Jess）等也在当时广为流传.
1899 年开始,梁启超等人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康有为希望“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严复、夏增佑认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因西哲有言：“小说为国民之魂”梁启超大力提倡政治小说.林纾也在其“科举致仕”之梦破碎后,带着“救世”的宏旨,希望通过翻译域外小说达到爱国救世的目的：“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 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2]
以下,本文力图运用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这一研究方法,来探索林纾在对哈葛德小说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并分析这些变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根源.
一、林纾的创造性翻译
林纾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在其坚持的翻译原则与自身的追求上,在翻译中创造性的体现个性化,体现出的当时中国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以及林纾个人的追求、审美观、*道德观等的差异.林纾明确提出：“华洋文字,体本不同.更易门面,篡削字句,无乎不可.非必穷意摹擬,反或冗晦.”他认为,为了使译文能更生动、形象地传达出原著的风格情韵,就应该恪守中国古文“讲意境、守义法”的艺术法则——“意境义法概置弗讲者为庸旺”、“神也,韵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3]
1.“归化”翻译
“归化式翻译”是：表面运用看似非常自然、流畅的译入语言去表达原文内容,而在其深处却有着不同程度的译入语文化吞并原语文化的现象.林纾的大量翻译哈葛德小说的译作,不仅传播了翻译小说这,还将西方文化的载体以中国读者最乐于接受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如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郭沫若就在《少年时代》中写道：“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
当时的读者对西方的了解还很贫乏,对于西方的文学传统、文化习俗也还很陌生,有些人甚至还有诸多误解.因此,为了迎合读者的接受能力,林纾不可能完全采用“异化”的方式去翻译.如在《迦茵小传》中,爱伦婉拒密而华德亲密行为,原文写道：“No, no,” she murmured “not now and there: I am upset.”And, with drawing her cheek, shege him her hand to kiss.[4] 林纾的译文为：而爱伦尚微拒之；思此地此时,均非行礼之所,只与之执手为礼.[5]原文中西方国家的吻手礼有违当时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因此林纾将“握手”代替“吻手”,这一行为更符合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观念,也更易被大家所接受.林纾将哈葛德小说中的*道德精神阐释为“忠”、“义”、“孝”、“礼”. 如 《蒙特祖玛的女儿》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而里面的为母报仇则被当成了“孝道”,并大赞小说中为母复仇的决心：“孝子复仇,百死无惮,其志可哀,其事可传,其行尤可用为子弟之鉴.”在《三千年艳尸记》中利武告诫儿子只要遵照他的遗嘱行事,就不会没有财产.林纾的译文是：“设尔欲遵吾遗嘱而行,则亦孝行中之一事,勿疑可也.”[6] 林纾在中国传统*秩序之下,将遵从父命行事以“孝”代之.林纾作为深受正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文人,在面对小说中出现的西方话语体系,将之以带有儒家*道德的词语替代,对于原文中不符合其价值观的地方,使用“归化”式翻译,将其替换.
2.“异化”翻译
林纾在翻译哈葛德小说时,为了存真,偶尔也会出现对原语文化的屈从,将某些古文中无法找到与其相对应的译语词汇,他通过直译或注解的方式而保留.译者在选用“异化”翻译手段时,通常是针对原文中某些特定的表达.如《迦茵小传》中将“格雷芙上尉（Captain）”译为“甲必丹格雷芙”,同时也注明是“官名”；以及将“情人（Sweetheart）”译为“甜心”,并注明意指“意中人”.
林纾希望通过翻译来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到的往往是译文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何才能最大程度的被中国的读者所接受,因此“异化”的翻译方式相对会少很多,主要是对于“归化式翻译”的应用.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林译的一个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外国的文字“归化”为中国的文化传统.[7]
二、叛逆性的翻译
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字间所存在的差异性,以及译者自身的局限性,面对在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语言差异、文化差异较大,不便直译的情况,译者需要选择在语言层面对译文进行一定的转化处理,以确保译文既符合译入语规范以及语言习惯.
1. 小说中的误译
误译又分为无意误译与有意误译,林纾由于其自身不懂外文这一局限性因此出现了许多无意误译,正如他自己在《西利亚郡主别传? 附记》中说到：“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尚祈诸君子匡正是幸.”而无意误译一般不具有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
有意误译则多由于民族心态、文化心态、接受环境以及其他历史社会原因等故意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使其能够在主体文化中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同时误译也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或一个民族在理解某一外语时理解方式上的特点.钱钟书曾说“林译的‘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处于临沭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起了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多少因此而免于全被淘汰.”[8]
由于林纾与其口译者本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其在对于原著本意的歪曲,出现误译.当时的知识分子大体坚持“文以载道”的思想,林纾亦认为“唯有译书”,才是“开民智”的上策,民智开,方能抵抗西方列强.林纾曾说：“畏庐狂生也,平生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并立志“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9]
《迦茵小传》中,林纾在初介绍迦茵时写道：“顾蹙运虽乖,而赋秉绝厚,姿容既媚,复涉猎文史,操守至严.”[10]原文中描写迦茵是“a considerable power of will”意思为很有意志力.林纾为了塑造一个符合当时社会审美标准的美好形象而有意误译,使得迦茵这样一个西方女性与传统的中国女性联系起来.文中迦茵为了亨利的家族利益,劝他娶爱玛,并力促来文杰成全这门亲事,来文杰得知迦茵的决定,肃然起敬称赞道：“此语出之忠义之肠,老夫佩女郎盛德.”亨利的母亲在听了迦茵的决定时,赞叹道：“此女乃高义干云.”“肃然起敬”、“忠义”、“盛德”、“高义干云”都为林纾所误译,实为借来文杰、亨利母亲之口对迦茵大加赞赏.也许对于林纾而言,只有这样才能将他对于迦茵的欣赏与赞美表现出来.
而且林纾的有意误译,也使得文章在艺术效果上更加的传神与鲜明,在小说结尾部分,迦茵将身世秘密告诉了亨利,两人抱头痛哭,而这一幕却被洛克看见,原著中这样描写道：“a man, with a face made devilish by hate andjealousy”[11] 而林纾翻译为：“树后有人,满脸愤疾之气,几欲裂肝碎肺而死.”虽然夸张,但是洛克丧心病狂的样子却被寥寥数语刻画地非常传神.
2. 小说中的漏译
漏译分为无意漏译与有意漏译,无意漏译一般只是只言片语,通常不会产生文学影响,而有意漏译则是为了迎合译入国当时的文化心态,删除了一些与译入国文化相冲撞的表达方式,使译文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林纾对于哈葛德小说中涉及到西方文化典故和宗教文化的有意漏译,是为顾及到中国读者对此的理解有一定困难.而林纾对于原著中许多场景、神态以及心理活动描写的漏译,则是由于中西方对于小说的观念差异所导致的,陈平原在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说道,“这些解释性、装饰性、象征性的描写,将行动过程作为场景来观察,打断时间进程,加强叙事空间的展现与小说氛围的渲染.没有这些,故事照样可以讲述……读者对有趣的故事的期待,再加上翻译家自身的文学修养和语言能力的限制,决定了早期小说译著重过程的叙事而轻场景的描写.”
《玑司刺虎记》译自哈葛德的爱情小说《玑司》.小说以英国与布耳人的战争为背景,男主人公约翰退伍后前往英属殖民地南非谋生,后遇到了玑司与贝色两姐妹,小说描写了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原著是一本爱情小说,而林纾却在《序》中声明：“余译是书,初不关男女,仇家报复；但谓教育不普,内治不精,兵力不足,粮械不积,万万勿开衅于外人也.”林纾将情感纠葛置于末位,详细分析起了英国与布耳人的战争.译本有意削弱了爱情在文字中的分量,对于女玑司的描写也多有省略,原文用两页描述了玑司失落后悔的心情,林纾却仅译作两行：“思及己事,颇恨不能同死于河干.不死转行钩棘.吾果取约翰尼罗,又何以对吾女弟.思极而哭,哭已又思,徒伤无益.”而有关战争的描写却毫无遗漏,约翰与布耳人的对话,译文一一译出.虽冗长乏味,但却能表现出布耳人缺乏教育,在林纾看来,情爱非他所关注,教育才是关乎国家的一件重要大事.
而在《迦茵小传》中,林纾出于道德上的考量而删去的内容,如第十四章,迦茵和亨利终于彼此袒露心意的场景,林纾仅仅将迦茵的告白译出,却漏译了对亨利的回应：“He saw the tears,and his heart melted,for theymoved him more than all her words.“My darling ！”hewhispered,drawing her towards him.”[12] 虽然读者已经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对于“我亲爱的”这种昵称和如此大胆、开放的动作,大众依旧不能接受,因此林纾选择了漏译.
3. 小说中的增译
增译主要分为加入注释、评述和创作.增译是当译者有时太有写作天赋与情感冲动,觉得原文有缺陷,于是 “技痒难忍”,在原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严格来说,严肃的翻译工作是不允许这样的行为的,但这却是译介学研究的宝贵素材.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写道：“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钱钟书还说,林译的“讹”中最有特色的成分不是误解,而是他的“明知故犯”,大似忘记了自己是翻译家而不是作家.
由于西方人思维与国人有所区别,在语言文字表达上也有所差异,因此,除了在文章中加入对文化背景的注释外,林纾还喜欢在原文中加入自己的评述,以引导 读者更好的阅读文章以及理解作者的本意.在《迦茵小传》中,第九章,迦茵与爱玛初次见面,哈葛德的一句解释：“All thilashed through the minds of the two girls in oneshort second.”林纾的译文是：“此时二女各有所思,均飘瞥如电,良不如吾书叙述之冗.盖此思想,只算在一秒钟中耳.”第十章中,当爱玛得知亨利已无生命危险时,昏了过去,医生说：“She must he suffered a great dealfrom suspense.”[13] 林纾翻译的是：“女郎之晕,殆悬悬于死生之消息,用神过疲,意一释而神越耳.”林纾的这些增译都使读者更便于理解文意.
综上所述,在当代异质文化语境中,翻译作为一种交流手段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译者的价值观、文化传统、*道德观以及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等因素,所翻译的作品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变异.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语言变异为出发点,从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角度分析林译哈葛德小说.清末民初西方文化的进入,使得中西文化产生激烈的冲撞与交融,而林译小说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林纾在政治诉求与*观念的操纵下,对原文进行了有意识的误译或漏译等,以期使文章符合自己的思想观念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阿英曾说,林纾“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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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论意识形态因素对林纾翻译策略的制约以林译《黑奴吁天录》为个案 论意识形态因素对林纾翻译策略的制约——以林译黑奴吁天录为个案○邓 笛（盐城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摘要 林纾在译作的序或跋中多次表达译作应忠实于原作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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