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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唱衰东北之声不绝入耳.难道在这个“浅阅读”时代,东北真的被“刷屏”为最没有前途的区域？不迷失于“信息茧房”,不被用“真相”堆垒的“真实谎言”所欺骗,首先得破除“数据”、“指数”迷信,探寻完整的事实与真相.当然,不赞同唱衰论,并不等于拒绝所有关于东北地区的负面意见和建议.
一、东北地区亟待市场经济启蒙
如果说东北地区给唱衰者提供了什么口实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发育、市场经济观念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算是最突出的.比看得见的资金、项目等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东北地区亟待市场经济的启蒙.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信用意识薄弱,制度费用高到无法完成市场交易,服务的商品化程度低,“官本位”意识强,讲究行政级别,凡事找熟人,体制内就业的极度偏好等等.当然,东北地区的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这类问题.也许有人疑惑,从1992年“南方谈话”算起,那时出生的婴儿今天都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怎么还有市场经济观念启蒙问题呢？要知道,思想观念上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曾有这样的观点,“一个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得到科学界认同,往往并不是由于新观念战胜了旧观念,而是因为它的反对者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现在的情况是,计划经济末期或者转轨时期出生的一代成长了,并不比那些经历过计划经济年长的人更相信市场经济,特别是有了大数据,包括互联网达人在内的一些新新人类甚至还觉得自己可以预测、驾驭经济了,这种想法十分幼稚.
市场经济当然离不开政府,但对于中国这个告别计划经济还不长久的国度来说,在纠结于简政放权阻力重重的今天,大谈“有为”政府,无异于请有网瘾的青少年常去网吧慢慢戒除恶习.多研究政府干预之“不能”,多抑制计划配置资源的冲动,远比强调所谓的“有为政府”更有现实意义.比如限薪,就属于政府干预之“不能”,要用市场化的思维和手段,解决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薪酬问题.即使国有独资企业,其高管薪资也应市场化,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干预.当然,那些业绩与管理层的市场化程度相关度较小,而与成本费用、自身廉政程度相关度更大的企业,比如高速公路收费、自来水公司、城市供电公司、煤气公司等,管理层薪资应更多参照体制内模式,而不是以市场化模式进行管理.而对于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政府或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资管理机构更应该关注的是资产保值增值等更高层次的出资人产权实现,即管资本问题.如果企业管理层能够在领取高薪的同时,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业务收入和利润,那么,包括政府在内的股东利益不是更大吗？降薪潮甚至在从体制内企业蔓延至混合所有制企业.显然,国有企业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是国企管理层所拿“名义工资”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如何以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堵住灰色收入乃至黑色收入的问题.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来已清清楚楚,无需再进行什么“创新”研究了.但今天这个问题之所以依然成为问题,就在于今天的政府干预之手足够强、足够长！强是就政府控制的国有资产和财力而言的,长是就政府的手段而言的.今天的政府有“互联网+”的技术手段,管理的触角、微观的程度已远非二三十年前所能比.正是因为这两个“足够”,今天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干预经济的冲动.节制而不是纵容“看得见的手”,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前提和保障！
二、“非必要不干预”在东北地区更有现实意义
也许有人问,要求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难道不怕出问题？少一点政府干预,是针对当前干预过多、过滥而言的,绝非捆住政府“看得见的手”.简政放权与优化政府职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看得见的手”伸向哪里,如果说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更多的还是思想认识问题,那么,今天则更多的是部门利益、局部利益甚至是一己私利的问题.时至今日,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解决好“种市场田、荒自己地”的问题.政府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无所不包、过于分散配置怎么能不失效呢？在真正市场失灵的领域,“看得见的手”应该一直伸出来,不存在停下来的问题.比如正在推行的“河长制”,就是政府分内的事,因为对于像水污染治理具有极强的外部经济效应属于市场失灵的常态领域,政府干预、调控本来就应该是常态的.但这里的症结是,在市场失灵领域,政府部门往往觉得费力不讨好,确切地说,是不讨特定受益主体之好,因为没有企业愿意为洁净的空气去游说政府干预的.于是,政府一窝蜂地去分配本可以市场配置的资源,在市场有效的领域大展身手,抑制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即使一些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干预的效率可能优于市场,的确极大推动了经济增长,也不能证明今天在全社会范围内政府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合理性.
不能以完美主义的态度看待资源配置,总企图以政府之长补市场之短.殊不知,政府之短也可以害市场之长.市场配置资源是一个整体,我们不可能剔除其不完美的部分而保留其完美的部分.容忍市场的阶段性低效率,也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题中之义.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对立统一,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乃至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济自由应该是主旋律.比如在金融领域,由于信息标准化程度高、可追溯性强,政府往往居于信息不对称的有利一方,过度、过滥的监管往往稀释了有效的监管,如同废话过多的报告淹没了有价值的观点一样.也许有人说,简政放权中难免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其实,无数“一放就乱”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放得不彻底,或者放到了市场以外的地方,没有落地,悬在空中,比如因“二政府”的出现,拿走了本该属于市场参与者的天然权力,公平竞争环境缺失.像火车站前、机场等地的出租就是这样的情况,管理秩序的人不被监管,成了的*者.“乱”成了寻租者获取“租金”的借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理性政府职能优化的问题,简政放权后续管理问题,即持续关注所放之权是否到位,是否又被市场主体之外的人或组织拿走了.
三、放下东北地区昔日“辉煌”的“包袱”
东北地区的较大城市,比如长春,昔日的辉煌并非脱胎于市场竞争,而是与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格局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3年9月到1954年6月间,长春还一度成为直辖市.坐落在长春的一汽就是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援建156个重点项目之一,被行政命令配置到长春,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正是这个原因,与之一步之遥的范家屯,自然也成不了一汽的零部件基地.可以说,长春没有成为德国的斯图加特（奔驰、保时捷总部均在此）,不是长春的错,是计划经济的错.以计划经济时期长春曾经的辉煌责难今天的所谓“没落”是不公平的！因为一旦向市场经济转轨,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源优势在转轨阶段可能就成为劣势,甚至变成沉重的包袱.东北人较强的体制内就业观念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至今的工业布局不无关系.面对这种以几代人之间的“代际”转型,人们总是显得急躁不安,总是以地方政府任期的“届际”周期考虑问题,犯了数量级上的错误！答：发展不拘泥于GDP增速、不迷信GDP,不等于坐失发展良机.有条不紊做大GDP蛋糕仍是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要务,同时发展地方经济又不盲目攀比.中国版图的东北部,物流量肯定不能与处于物流集散地区的城市媲美,这是沿边而不沿海的区位特征及其周边地区的资源禀赋的结果,与地方政府的工作状态无关.处于经济转型期的老工业基地,即使出现过GDP的零增长、负增长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政府干预、调控刺激下的增长,既不是可持续的增长,也不是高质量的增长.一个地区GDP的增速下滑,既要看产业、企业层面的问题,更要关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到底有没有真正得以发挥,市场经济的巨大潜能是不是被抑制了.这一点,尤其值得东北地区反思.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戏言,其中可能还真的有几分道理值得反思.投资环境不理想,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
比当年GDP更重要的是,往年的GDP是否转化为真实有效资产,是否转化为一国、一个地区赖以持续发展的财富.也就是说,非市场化配置资源所产生的GDP,有多少是无效的GDP？有多少是负资产？如马路拉链工程创造的GDP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领导迷信“看得见的手”的威力,总是倾向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让政府及其有控制力国有经济,充当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经济思维方式在东北这样的民营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尤为流行.增长失速、经济下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后遗症”引发的持续失速.政府官员不做事,经济增长就立竿见影失速的地方,往往就是国有经济成分过大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企业特别是体制内的企业（也包括国有直接、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都得看政府脸色行事,经济活力怎么会不成问题？在经济增长乏力、GDP底部盘整过程中,尤其需要保持定力,不胡乱伸出“看得见的手”,把有限的资源,特别是政府的行政资源用在市场失灵领域.比如,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污染治理、信用体系建设与维护、城市规划、安全生产等具有明显“外溢”特征（如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其危害外溢,政府、社会被迫为之埋单）.此外,在制度供给与需求的所谓“交易”上,市场也是失灵的,更多、更彻底释放制度红利,离不开政府的持续干预.而对于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尽管可能一段时期效率不够高、效果不明显,也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涵养市场活力.倘若如此,高质量的高增长将成为常态.现阶段的简政放权还不够,清单式的简政放权可能永远放不完,因为细分的审批“产品”或“品种”清单是无穷的,还要删除不必要的审批功能.当然,简政放权,放总比收好,据地方政府报道,长春加快推进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行政审批项目从823项减少到249项,值得称道.
四、减少无效制度供给,释放制度红利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可能来自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只能靠制度创新释放制度红利.现阶段最好的创新,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制度创新就是减少无效制度供给.
从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战略至今,为什么鲜见成效？期间增长乏力的东北经济还曾一度名列孙山,并不是因为东北的资源不够丰裕,也不是东北的劳动力素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思想观念层面的问题,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东北地区比其他地方更需要市场经济的制度供给！这个基础性的制度供给是不受到额外的、过多的干预的市场交易与信用体系,还包括不“种市场地、荒自己田”的相对理性政府.没有基础性的制度供给,仅仅在技术层面零敲碎打振兴搞老工业基地,即使再投入几万亿人民币,也是缘木求鱼.因为制度这一稀缺资源只能内生,不能像其他可贸易资源那样由其他地区输入.比如,东北某市发生的“天价鱼”事件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地方政府平时对不守规矩的经营熟视无睹,饭店里的交易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诚信的.市场交易的底线受到了挑战.因此,最应该反思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老工业基地那些兢兢业业工作的普通劳动者.政府应该像难以忍受频繁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生产事故那样,平时就对损害地区声誉的非公平交易零容忍,而不是在媒体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零容忍的口号.
资源配置效率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制度费用相关联.制度复杂性叠加引致的制度成本是惊人的,制度的技术含量也并不表现在表面的复杂性上.一个负责的地方政府应当消除复杂性制度崇拜.与市场经济改革要求极不相称的是,一些人却在千方百计叠床架屋,人为地进行复杂性制度设计,一个复杂的制度,必然有N个更为复杂的制度与之配套,耗损着大量的制度费用.如果我们的GDP中更多地包含着这类“产品”,那GDP的质量就大打折扣了！因商标局“缺纸”,商标注册证被延迟将近半年发放,但要想追究具体的责任人还真的困难.可能还真的没有人故意制造了这种纸张短缺,如此奇葩的事情,只能“正当地”来自无数规章“层垒”出的“规范”程序！对此,地方政府应举一反三,比如,宁可教育资源闲置,让留守儿童在偏僻的农村接受所谓的正规教育,也不肯降低一点儿标准（繁琐的复杂的而不一定是科学的标准）批准新增城市农民子弟学校.留守儿童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复杂性制度崇拜问题.再比如,一些有毒物质的确不在现有的国家标准检测范围之内,但当有毒土地已经散发着刺鼻的气味,那些“神圣”检测标准的信奉者仍无动于衷,与其说是在演绎现代版“郑人买履”,不如说是在滥用制度.可见,减少无效制度供给,是最容易得到的制度红利！大道至简,既要简政,又要减政！
制度红利还是最好的广告.必须通过超常规的改革力度和制度创新,快速释放制度红利.比如,彻底清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藩篱,让劳动力资源会源源不断涌入中心城市.在东北范围内实现医保卡的互联互通,并且实现每一个公民先看病、后支付；在教育方面,给每一个中国人以平等的教育机会.入学、入托其实很简单,被教育管理者有意无意弄复杂了,连就近入学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落实不了.不彻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复杂性制度崇拜问题,即使发布一千个文件进行修修补补也不顶用,甚至可能南辕北辙！子女在劳动者工作的地方,与城市原居民子女平等享有同样质量的教育,本来是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一部分,是劳动者的“先天”权利而非通过*居住证获得的“后天”权利.
振兴东北,需要摈弃一剂灵丹妙药治疗多个病症的简单化思维.东北地区未来发展既非穷途,亦非坦途.套用《资本论》序言里的那句名言,走东北的路,让唱衰者去说罢！
总结，上述文章是关于制度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红利和必要不干预和制度相关制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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