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地域文学的系统和深化评杨荣昌《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论稿》，本文是地域文学类有关论文例文和《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论稿》和杨荣昌和地域有关论文例文.
楚雄素为人文渊薮之地,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大批作家诗人在这块土地上勤奋笔耕,创作出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反映千里彝山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成为社会历史进步的形象记录.创作的繁荣呼唤理论的创新与精进,如何凝聚楚雄四十年文学发展的成绩与经验,是给研究者提出的一个待解的学术命题.然而理论评论的滞后,尤其专门为某个地域的文学作史,是当下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短板.可我们又应清晰认识到,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和群体的产生,一定是受益于某个地域独特的文化形态的精神滋养,文学与族群、环境、时代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一个地域的文学发展写史,既显得格外重要,也需要极大勇气,不仅要求研究者在理论储备上有丰厚的积累,包括对文学规律、民族心理、风俗习性的娴熟掌握,还要有精微的文本解析能力,更重要的,需要研究者具备穿透历史迷障的理性眼光.
杨荣昌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十年来,在作家个案研究和作品审美阐释方面做了大量实践,出版过相关论著,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在新时期文学批评和少数民族现代汉语诗学研究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引起了界内的关注.他本可以集中力量,朝着某个学术深井向纵深处掘进,以期获得该领域的话语权,可强烈的家园意识促使着他,一方面对前沿学术命题和重要文学思潮作及时跟踪,树立文学评判的价值高标,一方面又回眸本土文学的发展,关注那些处于主流话语缝隙之下的文学群体,彰显他们坚持民族色彩、固守故土家园的朴拙姿态.于是,经过整整五年的挖掘、梳理与深研,他写出了《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这是值得赞许的人文品质,在学术风气愈发浮躁的当下,我们需要有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默默坚守学术的家园,对那些不被主流重视的写作者给予理论观照,聚集他们作品中可贵的美学质素,呵护那种不为现实利益所诱惑的坚韧的创造精神.在对楚雄文学四十年历程进行回顾与叙述中,翻开尘封的故纸,于泛黄卷册中回望来路,呈现几代作家执着奋进的心路求索历程.这考量着一名学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语境的考证、辨识与爬梳剔抉能力.在历史分期上,他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楚雄文学发展历史（文学史上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 年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金沙江文艺》创刊,至1984 年州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为“筚路蓝缕的开创期”；1985 年至1999 年为“承前启后的发展期”；新世纪以来为“走向文学自觉的成熟期”.这样的划分既考虑到文学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又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内在特点.在批评方法上,坚持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以详细解读作品为基础,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勾勒四十年的文学发展轨迹,展望文学前景及方向.在研究对象上,力求形成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戏剧综合观照的文学整体观.
在云南这片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土地上,每个民族背后都敞开了一块充满魅性的文学世界,长久以来,一代代作家以绚丽的笔触,点染了奇幻的高原色彩,而云南的批评写作者,更有责任去呈现各民族的品格、心理、气质,积聚云南文学精神,使之形成云蒸霞蔚的文学气象.尤其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普遍背负着本民族的历史责任,他们用汉语表达民族思维,在充满地域色彩的美学领域奋力开掘.作为云南多民族文化重要聚集地的楚雄,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性,反映在作家创作中,已构成一种文化哺育现象.杨荣昌热爱少数民族文化,视民族作家为兄弟姐妹,熟悉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及信仰追求,很多时候能够以旁观者的眼光打量他们的创作,做到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在长年的阅读和思考中,他发现楚雄的文学发展与各个时段的中国文学主流之间尽管有交融,有呼应,但更多还是坚守自己的美学立场,彰显独自的艺术品质.换言之,楚雄作家一直坚持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写作特色,向文坛昭示它的存在价值.
对楚雄小说和散文的研究,是作者用力甚深的领域,重点是对作家文学内涵的深入解读.饶云华是较早关注民间文艺中神巫叙事的作家之一,早期的小说多描写农村的社会风俗,揭示农村婚姻制度的悲剧和基层教育的现状,表现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喜忧乐,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后来作家将目光投向了千里彝山的深厚土壤,以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的视角反观这片神秘多姿的土地,着力探究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困厄、迷茫与奋争,不断拓宽文学表现的空间,提升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作者认为,饶云华的小说,“借助神巫叙事的特殊手法,以悲情的笔触表现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被裹挟、摧残和吞噬,以此鞭笞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痼疾,展示人性向度,表现了作家的社会担当情怀.”段海珍善于表现滇中高原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迷失.她把蛊女的传说与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命运相融会,在亦幻亦真、亦神亦鬼亦人的环境中描写人物的命运,反映的是彝族神性女子的情感世界,尤其是对滇中彝族蛊女悲剧故事的书写,具有较厚重的历史感.“她采集丰富的地方民族文化元素,借用现代小说叙事手法,激发出来自民族心灵深处的自我批判意识和基于人存在价值的现代性省思,使小说传递出一种批判与启蒙并存的精神指向,从而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与人性内涵.”
秦迩殊是楚雄青年作家中的代表,作者认为她的历史叙事,“能够较好地将来自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的外部驱动力转化为对本土文化的审美表达,找到一种表现地域历史文化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把人物放置于特定历史年代之中来塑性,辅之以多种艺术元素的集中化表达,充分调动了作者的史识修养、人生体验和叙事能力,使小说在充满质感的语言情境中,呈现出一种鲜活的在场感,从而无限接近历史核心的秘密.”在散文领域,杨荣昌曾精练地将楚雄散文发展概括为“两条流脉”,即历史文化散文和乡土散文.前者代表作家如米切若张、卡罗、杨继渊,他们作品充满对历史延伸的探知,对民俗风情的体验,对文化发展的把脉,以及对生命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悲歌与忧乐的表现；后者代表作家如余继聪、李光彪,他们承续着深远的乡土传统,立身本土,书写乡愁,感恩亲情,传达民声,透露出浓浓的乡情.站在注目全国散文发展潮向的高度,对这两种写作立场和抒情方式做出深度解读,总结出某些带有普遍性规律的写作奥秘,为散文写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此外,对李长平诗歌中亲情表达的体悟等,均体现了中国文论知人论世的人文传统.这些系列作家专论在刊物发表时,便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
通读全书,感觉杨荣昌对楚雄文学特质的把握是准确的.在大量的阅读与思考中,他提炼出楚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经验,包括如下特点：乡土文学主潮贯穿发展的全过程；作品中渗透着鲜明的民族文化因子,体现了深厚的民族根性；地方历史文化元素在创作中的充分运用,彰显了深远的民族历史文化；作家有着直面社会人生、敢于触碰困难题材的写作勇气；文学“组织化”生产的优势；文学初步尝试走向市场化.这些特点在具体论述中被不断提及并强调.他追求文学批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融而为一,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资料充分,持论公允,以一颗炽热的心灵去拥抱评论对象,以文采飞扬之笔,叙写对作家创作甘苦感同身受之体验,文章极具感染力,读来颇让人信服而温暖.有的篇章,甚至可当美文来欣赏,由此可见出一名青年批评家的才华与光芒.
当学术界都忙于追新逐奇,对文学热潮趋之若鹜时,如何避免对处于边缘与“弱势”的文学现实的忽略,考验着研究者的学术良知和勇气.杨荣昌怀抱着报效乡梓的热望,在他人习焉不察和难以发力的地方,持久热情地为之耕耘,以一己之力来推进往往需一个团队才能实现的学术目标,让人为之感佩.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有力不从心之处,如对张毓吉、芮增瑞、黄晓萍等老一辈楚雄作家的研究,因其所处年代风云激荡,作品与人生经历呈现一种血肉相契的同构关系,年轻一辈难以复原那种血泪相和的文学语境,他意识到自己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可喜的是,这样一部凝聚着青年学人价值判断和审美眼光的论著出版,让四十年的楚雄新时期文学终于有一个相对周全的学术呈现,让闪光的文学精神穿过历史的积云,绽放其锋芒.同时,也寓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那种甘于寂寞、勇于挑战的学术理想,在被滔滔名利裹挟、层层体制压抑的学术情境之下,依然存活并焕发光彩.正是这样一位位有人文理想的青年对精神家园的持守,学术之业才能薪火相传,血脉延续,大道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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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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