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我为周恩来总理当日语翻译，本文是日语翻译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周恩来总理和日语翻译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引 子
我1934年11月11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县川港镇（现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今天已是83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总的来说还算可以,但记忆力已经明显衰退,许多往事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清晰了.
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天,我先后两次收看电视台记述性连续剧《海棠依旧》后,倍感亲切,深受教育.
解放后二十几年间,周总理亲自关注、处理过的一些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老人家的高贵品格、超群智慧、杰出才华和丰功伟绩,使我这个几十年前曾在外交部任职,有机会为他当过多次翻译的八旬老人,再次激动不已,几度陷入沉思.更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将当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如实记录下来,与大家共享.
同时,2018年3月5日,又适逢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自己更应该抓紧时间,尽快在此前写成此文,奉献给读者朋友.
如果此文,能对大家更具体、更形象地了解、懂得这位功勋卓著、名扬全球的中国巨人,有所帮助,能对有志从事翻译工作、有志与日本打交道的朋友们,有所启示,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文记述的,无一不是四、五十年前的人和事,而自己手中又没有留下当时的有关材料、档案,作为佐证,因而个别情节难免会有少些差错.但我敢向大家保证,下面记述的主要事情和主要人物,都是正确无误的,完全经得起检验.
第一印象和北大苦读
1955年初秋,也是我在北京大学攻读东语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一年后,自己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那是他陪同时任缅甸总理吴努来北大参观、访问.
吴努在校办公楼小礼堂作了题为“佛教与缅甸”的讲演.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缅关系很好,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由周总理与当时的印度、缅甸领导人,一起商定的.
我当时担任新主义青年团（几年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北大团委常委兼东语系总支书记,因而那天有机会作为学生代表,坐在小礼堂第一排,距离主席台上的周总理,只有四、五米.
吴努总理在讲述佛教基本教义,以及佛教对缅甸独立、建国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后,和周总理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玩笑.他风趣地说：
尽管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大道理,但自己心里很明白,我的好友周恩来总理,依然不会相信佛教,而继续相信一个从遥远欧洲传来的什么主义.不过,我觉得这不能全责怪他.只是因为他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到缅甸生活一年半载,实地体会佛教的伟大和奇妙.日后如果有了机会,我相信绝顶聪敏的他,也一定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讲到这里,会场异常宁静.不一会儿,也许三百多名师生代表,都期待周总理能对这个政治玩笑,作出反应,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要求周总理讲话.
本来大家聚在这里听吴努总理讲演,只是为了完成一项接待外国贵宾的“政治任务”,见周总理,听周总理讲话,才是大家的真切希望.主持讲演会的马寅初校长,也完全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一再恳请周总理多少讲几句.
周总理则笑着表示,他今天只是陪同好友吴努总理来这里,日后一定另外安排时间,给北大的老师、同学们讲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但是全场依然掌声、呼叫声连成一片.
周总理盛情难却,拿起话筒,讲了如下一段话（大意）：
北大的老师、同学们都知道,党不久前提出了一项重要政策,以大力推动我国社会科学和文教事业迅速、健康发展.把这项政策概括成八个字,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今天我们请吴努总理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演讲,就充分表明,这个“双百方针”不仅要在我们国内贯彻执行,在国际交往中也要贯彻执行.在我们中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不同观点,都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发表.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只有通过“齐放”、“争鸣”,才能逐步接近真理,最后找到真理.
而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有些人却恶意攻击我们中国没有、没有自由,特别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今天的事实充分证明,他们的这种指责,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更是毫无根据的！
至于我的好友吴努总理刚才说我也会成为一个虔诚佛教徒的预言,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但我不能不十分遗憾地告诉他,他的这个愿望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因为早在三十几年前,自己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就决定信仰吴努总理刚才讲的那个从遥远欧洲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因为这个主义比佛教更能够认清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更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多年的理想社会.
全场响起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只有吴努及其几名随员有些尴尬,表情不大自然.
事前没有任何准备,周总理讲得太精彩、太感人了.短短七、八分钟的几句话,就巧妙地宣传了我们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政策,有力地驳斥了国际上盛行的一些针对我国的错误论调,既坚定地维护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又不失礼貌、恰如其分地回答了客人的含沙射影.而且这一切,都不是用空洞无力的说教,而是用幽默讽刺的话语做到的.
整整六十二年过去了.我所以至今还牢牢记着这件事,是因为从那天起,周总理高大的形象、出众的风度、闪光的智慧和雄辩的口才,就深深刻印在自己的心里了.
更重要的,是从那天起,我就暗自下定决心,既然自己已经选择了外语这个专业,就一定要加倍努力,刻苦学习,争取有朝一日也能跟随在他身边,为他当翻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随即我就开始了后来自己称之谓北大苦读的艰难战斗.
我比谁都更清楚,自己是19岁10个月时,才开始接触日文字母的.要真正学好、熟练掌握日语,并在几年后就能达到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水平,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异常严重的“先天不足”,只能依靠非同寻常的“后天补”了.而且这种“后天补”,绝不是只补几个月、补几年,而是要补一辈子.
北大的几位老师都说,要真正学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必须做到听、说、写、读、译五个方面都达到标准,缺一不可,不允许出现任何“短板”.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说和写最难.
也就是说,既要全面发展,又要突破重点.
根据自己以往的学习体会,就是必须从认真听好每一节课做起.高中三年所以没有学好英语,固然首先是因为那时正值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思想上产生了错误认识,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语言,没有什么好学的,即使学好了也没有什么用处.
同时,自己的学习方法也有问题,就是从未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过.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突击补习一下,混个七、八十分.考试一过,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学日语,再不能重蹈覆辙了.每次上课,我都要求自己高度集中精力,认真听讲,力求听懂老师讲的每个新的词汇和语法现象.一发现似懂非懂之处,就随时向老师发问请教,绝不过夜.
老师讲解复杂的语法现象时,不但要听懂老师的每句话,还要边听边思考,想想有没有比老师讲的更正确无误、简明易懂的方法？如果有,就记在笔记本上,下课后或另找时间,抱着十分谦虚的态度,提出来与老师商榷,听取老师的意见.
为了突破“说”的难关,我更想了许多办法.首先在课堂上要多说日语,平时见到老师或高班同学,也要尽量多说日语.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习惯.说错了怎么办？不丢面子吗？自己当时也想过这件事.
答案是,我们这些初学者,不说错才怪呢.甚至可以说,说错才是一种正常现象.婴儿学说话,不都是这样的吗？
事实上,班上有的同学平时还不错,但一见老师和比他强的人,就心慌意乱,结结巴巴,大失水准.而自己恰恰相反,越是见到老师和比自己强的人,就越敢说,越多说,而且常常会有超水平的发挥.
后来有人问我学好口语有何秘诀时,我的回答都十分简单：就是“不要脸”,意思是千万不要怕丢面子.
一个人独处时,也要努力创造“说”的条件和氛围,养成“自说自话”的习惯.当时学校生活很有规律,早晨六时起床,六时半集体做广播操.我常常一面做操,一面轻声用日文作讲解：广播操前后分几节,每节锻炼身体的哪些部位,长期坚持下去会带来什么好处等等.
做完广播操步行七、八分钟去大食堂吃早饭,我又会轻声用日文介绍北大除学生大食堂外、还有教职员食堂、留学生食堂等多个中、小食堂.其中学生大食堂可以同时容纳三、四千人进餐.平时一日三餐大都供应哪些主副食,如何,一般学生每月要花多少伙食费.此外,就是学生大食堂还可用作会场,不过开会时同学们都得自带小板凳等等.
吃完早饭再步行十分钟左右去外文楼教室,途中要经过哲学楼、化学楼、文史楼、生物楼、俄文楼、物理楼、图书馆等处,我又会轻声用日文介绍,这些楼里分别设有哪些系科、各个系科有哪几位知名教授,以及图书馆如何全国闻名,富有传奇色彩,革命先烈李大钊曾当过馆长,年轻时也当过管理员等等.
现在想来,幸好当时北大校园内很少有汽车通行,来往的自行车也不多,不然我这个发了疯似的“书呆子”,肯定会在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晚上十时集体宿舍熄灯前,我每天都会面对墙壁,或躺在床上,面对天花板,自说自话,轻声用日文回顾一天的学习生活和新鲜见闻.
为了突破“写”的难关,我每次都要求自己高质量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书面作业,反复练习基本功.但总觉得还不过瘾,便在读完一年级的那个暑假里,花几乎一大半时间,用初学的日语写了自传、家史两篇长文章,共三万余字.写了改、改了再写.誊清后,心想是否要请老师批改.不请吧,就不知道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下一步应该怎样努力.请吧,又觉得这并不是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何况一开学老师们都很忙,自己怎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呢？
想来想去,没有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开学第二天,还是咬咬牙,交给了张京先老师.不到半个月,张老师退还给我.打开一看,每页纸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个别段落几乎是重写的.反复阅读几遍,深感收益颇多.
更令人难忘的,是张老师在我作文稿的末尾,写的一段激励自己的批语：“我从日本京都女师毕业来北大教书几年,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的学生.我非常高兴.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我也会尽力帮助你的.”
张老师说到做到.几次请我到北大西校门对面的蔚秀园她家里过星期天,并把她爱人陈涛教授介绍给我.
我早就听说,陈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是我国老一代日语权威之一.当时在北京外贸学院任教,并正忙于筹备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日汉辞典.
陈教授非常热情,用标准日语向我讲了许多有关日本的知识和学习、掌握日语的窍门.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家里很清静.每当陈教授与我交谈时,张老师就会去厨房做饭,然后三个人共进午餐.
这时,陈教授又会笑着说：“小伙子,是张老师做的饭菜可口,还是学生大食堂的饭菜好吃？如果是前者,就欢迎你多来几次.既学习日语,又改善伙食,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呀！”
对“听”、“读”、“译”,我也尽量寻找机会,多做练习.只是限于当时条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训练、提高“听”力的设备.可“读”的东西也少得可怜,几乎找不到一本当时日本出版的供初学者阅读的报刊杂志.中国出版的也只有一本月刊《人民中国》.虽然北大图书馆名气很大,日文藏书多达十几万册,但大多是一些历史文献和资料汇编.经过老师指点,我只去借过几本明治时代作家夏目漱石和战前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写的小说,以提高自己“读”的能力.
除了日语这门主课外,我对学校规定的其他十几门必修课,如联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政治课,现代汉语、中文写作等语言课,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等文学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日本史等历史课,以及日本概况、日本地理等知识课,也都努力学懂、学好.因为我知道,北大开设的这些课程,大都由名家、教授讲授.学好这些功课,不但可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文化素质,而且对日后做好翻译工作,也会有很大帮助.
1958年7月,我如期毕业了.回顾四年北大苦读,真是感慨万千.实话实说,为了实现一定要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梦想,自己在学习上,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名义上读了四年书,实际上真正用在学习上的时间,还不满一半.因为入学后自己一直担任青年团北大团委会常委兼东语系总支书记,三年级那年还被选为系学生党支部书记.这些异常繁重的社会工作,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说来可能有人不信,这四年,自己从未去过仅仅离北大两站路的颐和园和一站路的圆明园.直到毕业后在外交部当翻译时,才有机会陪同日本朋友前去参观、游览.
自己颇感欣慰的,是四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毕业时的学习成绩单上,总共十八门必修课的期中考查和期末考试“满堂红”.
那时,全国高校实行“五分制”,即五分为优、四分为良、三分为及格、二分为不及格.得五分者,成绩单上才用红笔记载.
我虽然嘴里没有说过,但心里一直美滋滋的,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一件最引以为荣的事情.
毕业典礼上,东语系主任、我国著名东方学家、恩师季羡林教授,高兴地紧握我的双手,夸我创造了一项新记录,说他1946年来北大创办东语系十二年,我是全系头一个“全优生”.他希望我去外交部后,再接再厉,百尺竿头,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为自己争气,为母校争光.
我表示,北大四年,由衷感谢他,感谢系里和老师们、包括三名日籍老师的精心培育,为自己日后能够较快适应工作需要,当一个合格翻译,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今后还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决不辜负母校和老师们的殷切期望.
说到这里,很可能给大家一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其实只有自己内心深处,才深知北大四年留下的种种不足和遗憾.
一是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学好、掌握英语.而后来工作中的大量事实证明,对一个日语翻译、与日本打交道的人来说,英语的极端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
周总理那时也曾多次强调,要采取切实措施,培养至少通晓两门外语的翻译人才.
二是同样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选修几门重要的文化知识课,如古代汉语、楚词唐诗、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等,而这些课程大都由北大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讲授.实在太可惜了.也可以说我丢掉了许多充实、丰富自己内涵的宝贵机会.
三是在那几年反等政治运动中,作为学生党、团组织的负责人,自己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一些同学,影响了他们一生的进步、发展.这里,我愿意再次低头向他们表示道歉,说声对不起.
初战不顺和得到肯定
分配到外交部后,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前后,我就有机会先后参与了接待三批日本政界上层人士的工作,即以战后初期社会党人、前首相片山哲为首的“中国十周年国庆节祝贺团”、两年多前因病辞职的党前总裁、首相石桥湛三夫妇、由党元老松村谦三率领的代表团.他们都是应周总理的邀请来访的.因而自己也曾多次见到过周总理.
我记得,那时周总理会见日本朋友时,领导上一般都配备两名翻译.这种安排,既在必要时可以替换,又能培养年轻翻译.我起初只是一名辅助翻译,但是自己非常珍惜这种机会.
前辈翻译时,我都十分用心,并开动脑子,不停地思考：如果今天让我当主翻,自己会怎样进行翻译？主翻成功之处在哪里？有没有更确切、恰当的译法？这种内心深处对比式的学习、思考,非常有益,能迅速提高自己的水平.其实我在北大上学时,就很注重这种不费时间却十分有益的学习方式,并养成了一种习惯.
但是由于自己日语能力还不到家,即“后天补”还补得很不够,又缺乏经验,在接待松村谦三一行时,工作中接连两次出现差错,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第一次是,周总理对松村说,明天上午我将陪你一起,乘城际小火车,前往北京郊区最大的密云水库工地现场,看看那里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同时利用往返时间,就中日关系问题交换意见.松村听后十分高兴.
按周总理以往会见外宾的惯例,一般都由他自己先到会见场所,等待外宾的到来.但这次他特别嘱咐接待班子：明天你们先安排日本朋友上火车,他晚些时间赶到.为了节省时间,他一上车,火车就立即启动.
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理出行,既高兴,又紧张,心想万事开头难,今天一定不能出现任何差错.那天的“主翻”是日语界公认的“老大哥”刘德有.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安排四名随行记者的活动.他们是分别由日本三大报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最大的综合电视、广播NHK分别派出的.这几家新闻媒体都拥有大量的读者、观众和听众.
按照总理嘱咐,接待班子提前十分钟把日本朋友都领上了只有两节车厢的城际小火车,等候周总理的到来.这时,四名随行记者发现周总理还不在车上,就一再要求下车去车站月台拍摄几张新落成的北京火车站的照片.
此前两天,我曾陪他们去拍摄过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美术馆等我国政府为纪念国庆十周年而改建、新建的北京“十大建筑”.
他们还一再保证,只要周总理一到,就会立即上车,绝不会误事.我觉得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便自作主张,点了点头.谁知他们刚下车一会儿,周总理乘坐的苏制吉斯小轿车,就呼的一声停在了车厢门口.周总理下车后两大步就跨上了小火车.不到三秒钟,小火车启动前行了.那四名记者发现自己失算,边大声喊叫,边朝小火车奔来,也无济于事了.
周总理上车就座后,就与松村老先生开始交谈,同时掉过头来问我,那四名记者呢,他们为什么不在车上？大家也都看着我,因为安排、接待四名记者是由我负责的.没有办法,我只能如实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说,小伙子,你是新到外交部工作的吧？没有经验,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多用心.一个翻译不只是要会说外语,更要把该办的事情办好.
接着他又对松村老先生说,我原本打算请几位记者朋友同行,既现场采访我们今天的会谈,又去看看北京郊区水利建设宏伟的场面.现在由于我们的工作人员太年轻,没有经验,这些都落空了.
虽说周总理并未严厉地批评我,但自己十分后悔第一次在总理身边就出差错,心里很不是滋味.
比起这一次差错,第二天上午陪同老先生女儿小堀治子去医院看病,就更荒唐、更出尽洋相了.事情是这样的：
从密云水库回到北京饭店后的第二天早晨,小堀女士说自己身体不适,希望能有人陪她去医院检查一下.接待班子知悉后,就让我去做好这件事.
那时,来访北京的外国朋友不多,协和医院又被事先告知,患者是周总理邀请来访的日本贵客,便安排该院内科主任、我国著名的张孝骞教授接诊.
测量体温、血压后,张教授开始向患者询问病情：
“您哪儿不舒服？”
这虽是一句最平常不过的问话,但“舒服”两个字却把我难住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日文是怎么说的.而张教授正等着患者回话呢,真急死人了,便随口说道：
“医生问您哪儿疼?”
“我哪儿也不疼.”
我很清楚,这并不是张教授想听到的回答.可怎么办呢？这时自己才想起了一句与“舒服”意思相近的话.
“医生问您身体哪部分感觉不大好？”
“感觉都不错,只是来北京前在得过一次感冒,至今没有完全康复.昨天又去参观密云水库,可能累了一点儿.”
译成中文后,张教授点了点头.接着又问：
“您的食欲怎么样？有便秘吗？”
“食欲”、“便秘”这两个词又把我难住了.心想也许可以将汉字直译过去（实际上直译过去就行了）,但又觉得没有把握,译错了闹笑话,便改译成：
“医生问您身体的进出口情况怎么样？”
“什么？进出口！？我当过老师,从未做过贸易工作.”
我见她完全没有听懂“进出口”的意思,而张教授又等着她的回话.怎么办呢？心想只能豁出去了,便借助手的动作,对“进出口”的意思,作了辅助说明.
她看着我的动作,总算听明白了.边笑边回答：
“我进出口都没事.”
接着,张教授又问：
“你例假正常吗？”
“例假？”我虽在中学生理课上学过这个词的含义,但就是想不出日文是怎么说的.于是便译成：
“医生问您,你们妇女一般一个月左右来一次的东西正常吗？”
这回没费周折,她一听就明白了.同样苦笑着回答：“完全正常.”
如果说由于自己日文不到家,不能将日常生活中一些常用的词语,简单明了地译成日文,而只能结结巴巴、非常吃力地在医患之间进行沟通,效果已经很不理想.那么后面完全错译的一个词语,所造成的误解,就严重得多了.
问完上述基本情况后,张教授表示,那就先验血吧.
我虽知道日文里没有“验血”这个词语,而必须将“验”字译成“查验”或“检验”,但并不知道必须同时将“血”字译成“血液”.因为这里单独一个“血”字的日文发音,日本人听来,其意思并非“血液”,而是“屁股、臀部”.
也就是说,我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张教授所说的“那就先验血吧”,译成了“那就先查验屁股、臀部吧.”
这句话完全出乎小堀女士的意料.她脸上顿时露出十分吃惊、迷惑不解的神色,连声摇头回答：
“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次身体不适,完全是感冒引起的,不需要再查验什么了吧.”
我仍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小堀女士这句话译成中文.张教授同样迷惑不解地问我：这位日本知识女性为什么会反对“验血”呢？
更加迷惑不解的我,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张教授显得很无奈,只好说,那就麻烦你这位翻译,好好劝劝她接受“验血”吧.于是,我就反复向小堀女士解释,张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内科专家,他的建议必定是有道理的.何况“验血”（小堀女士的理解是“查验屁股、臀部”）是件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
“在中国,其他患感冒的病人,也都要查验吗？”小堀女士几乎绝望地问道.
“只要医生认为需要,一般都得查验.我自己就查验过许多次.”我依旧不加思索地回答.
听我一番劝说后,她十分无奈地表示,既然如此,那就开始查验吧.
张教授一听她同意接受“验血”,十分高兴,随即叫来护士当场从小堀女士手臂上抽了半管子鲜血,并告诉患者稍稍休息一会儿,等查验结果出来后,再作判断,再开药.
被抽血后,小堀女士才感觉到,是我这个翻译对“血”字的误译,不仅使她吓了一大跳,也造成了她与张教授之间的严重误解,便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周、今天你的翻译太精彩、太有意思、也太吓人了.
验血结果,一切正常.
回到北京饭店后,平时性格温和、宁静少语的小堀女士当着我的面,把刚才医院里发生的这件趣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父亲和其他几位日本朋友,引起了哄堂大笑.她父亲松村老先生一向十分严肃,很少见他露出笑脸.听完女儿叙述后,第一次笑出声来,并不断说“杰作、杰作、最高杰作！”
更让人难忘的,是从那时起,代表团里所有的人,包括松村老先生,自此不再称呼我“小周”、“周君”,而都笑着改称“小屁股”、“屁股君”了.
这次事故使自己痛切地体会到,要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当好一名翻译,光靠记住一些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用语,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学会使用大量的日常生活用语.否则就一定会在许多场合,不断出洋相,甚至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不知谁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总理.后来周总理见到我时,也笑着对我说,小伙子,当一个合格、称职的翻译,不容易呀.不仅要懂得政治、外交,还要知道看病、吃药,不然说不定就会闹笑话、甚至造成不良后果.小伙子,你得多学习、多磨练才行呀！
实话实说,当时在我国好几位高水平的日语翻译中,我开始引起周总理的注意和肯定,不是因为我的日语能力如何出众,也不是我的服务精神如何旺盛,而是我碰上了两次偶然的机会.
第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总理召集相关部门对日工作负责人开会,分析、讨论日本众议院选举,岸信介被迫,重视发展经济的池田勇人上台执政后,日本国内政局和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会议一开始,周总理说,为了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先请一位同志用一刻钟时间,概括介绍一下基本情况,也就是在这次选举中,日本几个主要政党和执政自民党几个主要派别各得多少选票,各占多少比例和议席？与岸信介上台前的那次大选相比,哪个党、哪个派增加了,哪个党、哪个派减少了？日本主流媒体对今后日本政局发展和对华政策趋向有何评述、展望？
在场的近二十位负责同志可能事前没有准备,手头又没带相关资料,都沉默不语,无人发言,看上去周总理有点不大高兴.见此情景,原本被安排做会议记录的我,自告奋勇站立起来,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一样,一口气作了回答,用时正好一刻钟.
听毕,与会者都点头称是.周总理更十分满意,微笑着说,小伙子,你的记忆力很不错吆.
第二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周总理要会见一个代表团,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人大会堂.他一进门就非常生气,朝比他更早到达的几位中方陪同人员大声说道：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苏联部长会议一个副主席,前天去日本为苏联商品展览会开幕剪彩.但他一下飞机就在羽田机场的记者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我们进行恶毒攻击,令在场的日本记者都感到十分意外.
周总理接着说,你去日本搞你的商品展览会,与我们毫不相干.为什么要拿我们中国做文章,实在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吆！你们要马上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让他们尽快写出文章,针锋相对、同样指名道姓地批驳这个家伙.噢,这个家伙叫什么名字啦,大家谁记得？
见在座的近十位同志都默不作声,我起身大声回答说,总理,这个坏蛋叫瓦西里?诺维科夫,在苏联十几名部长会议副主席中,分管商业、外贸.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坏蛋还不满五十岁,是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一手提拔的亲信.
听完,周总理微笑说,小伙子,又是你呀.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上述两件事,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也可以说自己运气比较好.事实上,我懂得的事情很少、很少,即使在我们外事部门翻译必须具备的国际知识方面,自己的弱点也很多.下面举个例子.
一次,部里的英文翻译同仁告诉我,周总理几天前会见几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时,发现陪见的部、司领导和翻译,对几十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相互关系不大清楚,便在送走外宾后,把他们留了下来,指名道姓地让他们回答：东非、南非、西非、北非、中非、东南非、西南非、东北非、西北非是什么地理概念,各包括哪几个国家？这些国家中谁与谁邻接？目前他们相互关系怎样？
见在座同志没人能够答全答准,周总理十分生气,批评说外交部负责对非工作的官员,居然不知道非洲最起码的地理知识,谁能相信你们今后可以搞好对非工作！
另一次,部里的西文和葡文翻译同仁也告诉我,一次周总理同样向美洲司的领导和翻译,问过类似的问题,即美洲有多少国家、它们的地理位置以及相互关系.
听后我心想,自己的工作对象只是日本一个国家,其面积不到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只大约相当于我国的云南省或甘肃省.周总理今后如问起日本有几个都、道、府、县,分几个地区,以及它们谁与谁相邻接等,恐怕自己也难于回答清楚.果真如此,就太不像话了.
为此,我先后翻阅地图及相关地理知识的书刊,反复背颂了好几天,才完全记住.后来为了更深入、更具体地了解这个国家,我还利用当外交官、大学客座教授等几次长时间在日本生活的机会,有意识地走遍了日本一都（都）、一道（北海道）、二府（京都府、大阪府）和四十一个县.
我与一些日本朋友偶尔谈起这件事时,他们都表示,绝大多数日本人,也没有这种经历.
印象深刻、难于忘却的几次（场）翻译——西花厅周总理家的午餐会
周总理家的一次午餐会,使我真正感受到周总理和邓妈妈平凡而高尚的人格魅力,懂得了怎样才能做好外事工作,在国际上结交更多的朋友.
那是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周总理邀请日本乒坛名将松崎君代到家里作客.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乒协主席陈先和中国男女队主教练傅其芳、孙梅英等出席作陪.当时常驻北京、被誉为“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及其夫人、日乒协理事长长谷川喜代太郎和另一名日本乒坛名将荻村伊智朗也应邀在座.
松崎君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世界乒坛红极一时的球星,曾为日本女队在国际比赛中多次夺魁立过汗马功劳,两次摘走世界锦标赛女子单打的桂冠.她那精湛的球艺和良好的作风,在千百万中国乒乓球迷中传为佳话.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称赞她小小年纪却颇有“大将风度”,胜不骄、败不馁,赛场内外都能面带微笑、礼貌待人,值得中国运动员们好好学习.这次她是应周总理的邀请,来北京观摩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
深秋的北京,晴空万里,景色宜人.上午11时30分,松崎等人乘坐的小轿车在中南海西花厅门前徐徐停下；周总理和邓妈妈已经笑容满面地站在门口迎客了.松崎一下车,周总理就大步迎上前去,紧紧握着她的手,表示欢迎.此情此景,松崎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仍多少有点紧张、拘束,眼圈发红,声音发颤.她向周总理深鞠躬后,细声细语地说：
能在前晚开幕式上再次见到您,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您日理万机,工作这么忙,还抽时间……
周总理打断她的话,热情爽朗地说：你是我特意请来的客人,当然要接你到这里来叙叙家常喽.今天,我这里就是你的家,你要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宾主在会客室稍坐片刻后,周总理、邓妈妈便请大家入席.餐桌就置放在会客室的东南角.桌上的饭菜冒着热气,传来阵阵香味.周总理让松崎坐在自己的右侧,并用他那不大方便的右手,不断往松崎的菜碟里夹菜,劝她尽量多吃一点.而松崎呢,只是望着周总理,一个劲地点头微笑,成串的眼泪夺眶而出,从面颊一直淌到下巴边,掉在雪白的衬衣上.
邓妈妈看着松崎这副表情,亲切地说：松崎小姐是恩来请来的贵宾.其他几位也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今天理应由我下厨房,做几样可口的饭菜招待大家.但不巧,近几天身体不大舒服,只好麻烦厨师做了这桌便饭.为了表示一点心意,唯有这碗“狮子头”,是今天早晨我自己做的.恩来平素最喜欢吃这道苏北家乡菜,不知道合不合各位的口味？请松崎小姐和大家一定尝一尝.说完,就从餐桌的另一侧走过来,往松崎菜碟里夹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狮子头”.
这时,只见松崎使劲儿地咬着嘴唇,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在旁的西园寺先生轻声提醒她,周总理和夫人这么热情好客,不吃一点东西可不礼貌呀！松崎才像刚从甜美的睡梦中惊醒过来,三口两口就把一只“狮子头”吞下肚去,嘴里连声说着：谢谢！谢谢！味道真香！
进餐完毕,周总理请大家回到原处,边喝茶,边交谈.邓妈妈关切地问松崎：听说你“退役”后已经有男朋友了,能不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是做哪方面工作的？松崎被问得有点不知所措,红润的脸颊刷地一下变得更红了.正当她羞羞答答地要说些什么时,邓妈妈抢先笑着说：
世界上未婚女孩子都怕难为情,不愿意当众公开自己的秘密,这是很自然的.看来日本姑娘也不例外.我收回刚才提的问题,所以你也不必勉强“坦白交代”了.这几句风趣的话语,把在场的人都说乐了,松崎也笑出了声.
邓妈妈接着表示：不过,将来如果有机会,欢迎你未来的丈夫也来中国看看.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也一定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说着就从身旁的大纸盒里取出两条大红绣花绸缎被面递给松崎,并告诉她,这是恩来和我提前送给你的结婚礼品,请收下作个纪念.在我们中国,大红象征喜事临门和吉祥如意,预祝你不久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邓妈妈还说：恩来说你是1938年出生的,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离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
邓妈妈话音刚落,周总理又从酒柜里取出两瓶茅台酒,送到松崎手里.周总理说：听说你是四国岛上贫苦人家出身,你父亲在家乡的制酒行业干了好几十年.你回国后,替我向他问个好,并请他尝尝我们中国的第一名酒.这种酒60度上下,比日本清酒要凶一些,但不伤人,不上头,味道也是蛮不错的.
也许由于受到远远超过松崎事先预料的种种盛情厚遇,更可能是周总理和邓妈妈热情好客、质朴自然、平易近人、体贴入微的高贵品德拨动了松崎的心弦,这位曾在世界乒坛身经百战,叱咤风云,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控制自己感情的日本姑娘,这时竟激动得泣不成声了.她断断续续地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乒乓球运动员,现在不打球了,连个固定职业还没有找到.以前七、八年,我曾多次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比赛,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过好些奖杯.记得有一次从海外凯旋而归,一位政府要人说要接见我们,大伙儿高高兴兴赶到他的官邸.谁知他只是轻描淡写、有气无力地说了声大家辛苦啦,就再也没有什么话了,场面十分冷清.后来听人说,他根本就没把我们这些打球的放在心上,只是为了让新闻媒体拍摄几个镜头,才作此安排的.而您是中国总理,却这样真心实意地对待我,不但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本人,还想到了我父亲和我未来的先生.我一辈子忘不了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忘不了中国给我的荣誉和恩情……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她这几句肺腑之言打动了.连我这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控制情绪以免影响工作的翻译,也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荻村伊智朗是国际乒坛公认的“智多星”,精明强干,聪颖过人.这时,他机智地换了一个话题,来改变一下会客室里的气氛.他以讲故事的口吻对周总理说：
总理,您可能还记得,三年半前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男队中日决赛,中国队首获冠军.作为纪念,您曾送给我一瓶茅台酒.我带回日本后,一直把它视作“家宝”,放在书架上舍不得喝.一般亲朋好友来访,只告诉他们这是中国总理赠送的礼物.个别知己来访,才忍痛让他们尝上一口.一次,几个人争着要喝,一不留神把酒瓶摔破了,半瓶多茅台酒正好洒在我心爱的球拍上,我为此伤心了好几天.
此后我又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每当我处于劣势、眼看就要败下阵来时,我都会稍停片刻,使劲地用鼻子闻闻残留在球拍上的茅台酒香味.说来也神,一到这种关键时刻,我就会回忆起您无比亲切的音容笑貌,仿佛听到您就在我身后高声呼叫：荻村,顶住！荻村,加油！于是,如同百万援军从天而降,顷刻之间,勇气倍增,反败为胜……
这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周总理笑得最欢.在一片笑声过后,周总理掉头轻声问我,三年半前体委和乒协是否曾以他的名义给日本乒乓球队送过茅台酒？那时也是翻译的我,摇头示意并无此事后,周总理诙谐地说：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要不然,我多买几瓶茅台酒,分洒在中国乒乓球小将们的球拍上,就万事大吉了！荻村先生,你不但球打得好,而且善于随机应变,说起话来妙语成篇,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周总理的预言完全正确.荻村此后一直活跃在国际乒乓球界,还曾连续两届当选为国际乒联主席,后因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不过,今天你不要心急,我早已作了准备,等会儿再给你和长谷川先生,各赠送一瓶茅台酒.
听到周总理这一席机智、风趣的话语,会客室里的笑声更高、更响了.事后松崎告诉我,荻村足智多谋,极顶聪敏,是日本乒乓球界的一位奇才,但这次他一下子就被周总理识破、征服了.不知道他心里服不服输.
周总理低头看看手表,侧过身向长谷川表示歉意说,因为今天松崎小姐是主宾,所以没能多听听你的意见,不知你是否有什么事要对我说,有什么问题要我帮助解决？这位平时寡言少语、但心地善良、日乒协内部最早主张要同新中国交往的老朋友,边点头,边答道：
近十年来,我率领日本乒乓球队南征北战,先后访问过二十几个国家,也有机会见到过许多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但不用多久,他们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唯有您,一直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这除了您个人杰出、高尚的品德以外,还因为您是文明之乡、礼仪之邦中国的代表.中国有您这样关心、精通体育事业的领导人,实在太难得、太幸福了……
周总理感谢他的好意,并谦逊地表示这些话过奖了,接着又问他对今后两国的乒乓球交流有什么设想.
长谷川说：我还是三年半前对您说过的那句老话,以北京第26届锦标赛为转折点,中国乒乓球迎来了全盛的黄金时代.现在,中国男女队的实力,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只要我活着,还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任职,就要更严格训练日本队,有朝一日为打败中国队,夺回世界冠军宝座而竭尽全力.
周总理十分赞赏长谷川先生这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并强调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个人,如果在困难和强者面前,甘居落后,甘愿认输,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创新、有所贡献的.
周总理还殷切希望,中日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比赛场上虽然你争我夺,各不相让,但在平时相处中,一定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成为知心朋友,为两国人民在其他领域的友好交往带个好头,树立一个榜样.
松崎等人起身告辞,周总理请大家到院子里合影留念,并轻声对松崎说：我考虑,我们今天这次见面,明天新华社不发消息,也不登报.原因是现在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队云集北京,而且都希望见我,我也很愿意见他们,但我实在很忙,难于一一安排,如果一发消息,一登报,他们肯定会有意见.同时,目前中日两国关系还很不正常,如果一发消息,一登报,日本国内有些居心不良的人,也许就会借此造谣生事,无端地攻击你被“洗脑”了,对你今后找工作以至整个生活都很不利.松崎感谢周总理为她想得太周到了.
周总理、邓妈妈把日本客人送上车.在汽车临启动前,周总理还让司机稍停片刻,边招手,边深情地对松崎说：
你什么时候想再来,就写信告诉我或体委的荣高棠先生.对你,对日本体育界,对所有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中国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
松崎那次访华回国后,不久就结婚成家,丈夫在一家电视台工作.她自己在开了一家出售乒乓球用品的小店,同时兼做些业余教练工作,以维持生计.几年后,周总理得知他们夫妇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孩子,便几次让体委主动邀请他们夫妇来中国检查、治疗不孕症.其中一次呆了近两个月,去各地看了许多位中西名医.
此后,我和松崎也常有交往,而我们每次见面,都会不约而同地回忆起敬爱的周总理,而且总有说不完的话.
与“日乒协”领导、教练座谈——乒乓球技术问题
从1961年北京第26届北京世乒赛起,日本队每次来华比赛,周总理都会忙中偷闲,抽时间前往赛场观战.有时候还接连去几次.
我记得,周总理每次去看比赛,比起具体成绩,他更关注运动员们的态度、风格和技术特长,并经常与日本队负责人一边看,一边进行评论.一次,周总理说,这几年他总的印象是,我们中国队单打胜多负少.而双打,包括男双、女双、混双,恰恰相反,是你们日本队胜多负少.看来问题主要出在中国队双打运动员的步伐配合不好,形不成合力.日本队负责人点头称是,夸周总理抓住了关键所在.
一天,周总理对当晚比赛过半后才赶到赛场看球的贺龙元帅说,请你向体委、乒协领导强调一下,一定要认真抓好双打运动员的步伐训练,不然我们这支队伍就很难在这项运动中,立于不败之地.
贺老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大家都知道,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贺就是周的得力助手,一辈子非常敬重周总理.常说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不能过夜”.
那天,听完周总理的讲话后,他也让我把同在主席台观战的李达上将叫过来.李上将当时担任负责军训的总参副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分管军体项目.
李听说贺老总叫他,便快步走了过来.贺没等他开口,就厉声责问道：李达,你是干什么说的！？为什么不把步伐训练好！？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厉训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他,误以为贺指的,是两星期后参加国庆阅兵典礼队伍的步伐训练还没有达标,便急忙解释道,
贺老总,比起上个月国庆阅兵典礼预演时您看到的情况,已经大有进步.现在我可以确有把握地向您保证,国庆当天阅兵典礼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差错,您尽可以放心……
贺打断李的讲话,大声指责道,我今天找你算账,不是为了阅兵典礼这件事,而是要问你既然有能力把几万名战士的步伐训练好,为什么不能把两名乒乓球双打运动员的步伐同样训练好！？你知不知道,周总理一直在为这件事揪心呀！
这时,李才明白贺刚才向他大发脾气的原因,便更不专业地回答说,贺老总,您的批评切中要害,非常正确,明天我就会亲自去乒乓球队“蹲点”,把训练部队战士步伐的那些成功经验,不折不扣地运用到乒乓球队日常训练中去,相信不久就能见到实效,帮助双打运动员们也能夺取世界冠军,让周总理放心.
那天晚上比赛结束后,周总理又嘱咐荣高棠,说明天下午他将与日本队领队、教练专门座谈一次,主要讨论乒乓球的技术问题,地点可以安排在人大会堂.
相对而言,当时在为周总理当翻译的几名同仁中,自己算是比较熟悉乒乓球技术问题的.因为我本人十分酷爱这项运动,又多次陪同周总理去现场看过比赛.但明天周总理是要与客人专门讨论技术问题,便觉得一定要“有备无患”,当晚作了尽可能详尽的准备,将预料座谈中极有可能出现的二十几个“专业词汇”,如直板、横板、攻球、两面攻、守球、削球、近台快攻、中远台拉攻、左推右攻、防守反攻、高抛发球、隐蔽发球、放高球、近网球、擦边球、孤旋球、两面孤旋球、侧旋球、加转与不转等,重新温习了一遍,并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以顺利完成明天这项“特殊任务”.
很可能具体安排这项活动的体委外事部门,只认为周总理要在人大会堂正式会见日本朋友,便按惯例,安排两名翻译到场,并指定请林丽韫当主翻.
林是上面提到的刘德有被新华社派往日本当记者后,周总理正式会见较为重要的日本朋友时,大都也是这样安排的.
林出身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省,幼时随父母亲去神户谋生.后来父亲小有成就,并成了当地的爱国侨领.林五十年代初高中一毕业,父亲就让她回北京上大学（我记得是北大化学系）,以便日后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当时中日民间交往日渐增多,而日语翻译人才奇缺,她很快就被有关部门相中,没有毕业就调往联络部任职.经过几次翻译实践,领导上发现她语言能力出众,又十分熟悉日本情况,很快就被委于重任,安排她为周总理等领导人当翻译.
当时,上面提到过的刘德有与她,成了日语翻译界公认的“金童玉女”.我参加工作后,也一直都把两位视作自己学习的榜样.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善,经常鼓励、帮助我这个“小兄弟”尽快成长起来.
宾主双方就座后,座谈一开始就进入主题.周总理说,据他所知,乒乓球运动起源于英国,但普及和发展都十分缓慢.不知什么原因,二战后六、七年间,东欧领先世界,匈牙利男队和罗马尼亚女队连续几次夺冠.五十年代初,你们日本队突然冒了出来,获得了几乎所有国际比赛的奖杯.那时我们中国队成绩平平,男队稍好一些,世界排名第十位左右,女队更差一些,排名二十位上下.同样六、七年后,以1961年26届北京世乒赛为转折点,我们中国队成了世界第一强队,而你们日本队的步伐显然慢了下来.
接着,周总理就问道,光从技术角度分析,你们觉得日本队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中国队要继续前进,又应该怎样进行训练.同时你们认为,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技术,今后将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几位日本朋友听后十分钦佩地说,这段讲话充分表明,您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还是精通乒乓球运动的专家.中国乒乓球界和运动员有您这样内行的领导人,实在太幸福、太令人羡慕了.
接着由日乒协理事、技术顾问、早稻田大学体育系森武教授作了回答.我记得森武教授坦诚地谈了三个问题：
一、首先,中国很好地解决了这项运动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而中国最大的优势也正在于此.你们先从千百万热爱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中,初选上千名“高手”,组成省、市地方队,再从这些“高手”中严选几十名“尖子”,组成强有力的国家队,参加各项世界比赛.而在世界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又反过来吸引、鼓励更多的青少年投身到这项运动中来.这种良性循环,是其它任何国家很难做到的.
二、至于乒乓球的技术问题,我们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速度与旋转的关系问题.如庄则栋就是靠其独创的近台、快速、两面攻特技,横扫世界拥有多种技术的好手,多次勇夺世界冠军,为中国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让我们日本队头几名运动员,包括荻村在内,都患上了“恐庄症”.
但是技术发展永远不会停止,欧洲一些强队,如瑞典队正在研究如何用旋转加中远台拉攻、两面孤旋球,来战胜庄则栋.将来能否成功,现在还不好说.
三、中国队另一个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同时培养十几名既全面、又各具某项特长的高手.他们经常在国内比赛中相互比试,共同提高.
这个有利条件,可以使中国队在国际比赛中,根据不同对手的不同特常,有针对性地“排兵布阵”,派出能够“克敌制胜”的运动员上场,从而能够保持很高的取胜概率.
森武教授最后说,目前虽然中国队还存在一些“短板”,如双打运动员的步伐训练还有很大改进余地.同时中国女队尚未培养出庄则栋、松崎君代那样的“超级明星”.但中国队绝无可能六、七年后就会衰败下去.相反还能不断进步,取得更大成功.我们日本队虽然口头不说,但担心若干年后会不会出现这样令人尴尬的局面：即使国际乒联真的组成世界联队,也无法战胜强大的中国队.
下面再回到当天的翻译问题.林很可能平时很少打乒乓球,这次又未被事先告知座谈会的唯一话题,因而事先未作任何准备.座谈会一开始,她就显得有些紧张.我百分之百理解她的难处,便不断在她身旁“提词”,告诉她一些专用术语的译法,以帮助她“度过难关”.至少能让座谈会得以顺畅进行下去.
但周总理似乎不大满意自己这样做,几次调过头来轻声责问我：你不停地瞎嚷什么？我回答说是在为林姐“提词”.
次数一多,周总理似乎更不耐烦了.又轻声说,小林现在有困难,你就替她翻译么！
我回答说,您也知道,林姐的能力、水平、经验都比自己强,她唯一欠缺的,只是一些专业词汇.意思是表示,自己怎么能主动替换她呢？
“她的确比你强,但今天你比她强呀！”周总理狠狠看了我一下.
就在自己左右为难、不知所措的时候,正在翻译中的林姐突然咳了几声,周总理当即调过头来,大声批评我：
你林姐咳得这么厉害,你却连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没有,马上把她替换下来,让她好好休息一会儿.
听周总理这么一讲,林就起身对我说,小周,下面就辛苦你了.
对这件事,我曾一度感到十分“委屈”,心想当时自己不断“提词”,没有任何私心,只是为了使座谈会得以顺畅进行下去.然而这样做,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肯定,反而挨了一通批评.
不过,没等多久,自己就想通了.
尽管林是周总理用得最多、爱得最深、评价最高的好翻译,但她毕竟是个自尊心强、脸皮薄的女同志,而相反我则是一个多次挨过批评,脸皮厚得多的“小伙子”（周总理一直都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因此,周总理那天把翻译不顺的“气”,出在自己身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自然的.
真正想通了,“委屈”情绪也就随之一扫而光.
最后,几十年来,我还经常想着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就是如果当年周总理不是把那么多时间、精力用在推进乒乓球运动上,而是用在推进观众更多、影响更大、被公认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运动上,今天的中国足球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自己对乒乓球虽略知一、二,但对足球则是一窍不通,不敢妄作猜测.但有一点似乎完全可以肯定：果真如此,今天的中国足球,至少不会陷入连亚洲也冲不出去,而常常令亿万国人大失所望、无比揪心的困境.
一个晚上连续会见四个代表团
大家知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中日复交,两国关系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冷、民间热,冷、地方热.
这二十三年间,历届日本政府,虽然程度不同,形式不一,本质上都执行了亲美亲蒋、反共的基本国策.其中尤以先后执政近十一年的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两届政府,走得更远,危害更大.这两人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和外叔公.
同时,反对政府推行的敌视中国政策,主张、要求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广大日本民众,在经济界、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和社会公众领袖的带领下,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好些团体,并冲破日本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与中国相对应的组织、团体,进行了大量的交流、互访.
正因为两国关系如此特殊,那时来华交流、访问的各地、各界的日本朋友很多.而他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一个要求,几乎都是希望在访问期间,能够见到周总理,当面聆听他对中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对日政策的权威性说明.同时,向周总理介绍他们各自组织、团体的现状,以及他们为推进日中友好所作的努力.
一般情况下,周总理都会忙中偷闲,挤出时间,满足客人的要求.那些年,包括“”开始后极其混乱、十分困难的时期,都是如此.
我曾经作过统计,就是周总理会见日本一个国家来访民间朋友的总次数和总人数,均远超会见其它所有国家来访民间朋友的总次数和总人数.而这种情况,在近代世界各国关系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当时周总理所以长期坚持这样做,一定有他的考虑和理由.如果再结合1972年两国复交前,周总理多次强调,我们寄希望于日本人民.两国复交后,他又明确提出,今后我国对日工作的总方针,是一定不忘老朋友（他常说的饮水不忘掘井人）,广泛结交新朋友.是官民并举,以民促官.
我认为,周总理的上述所做、所说,两国相关专家应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并得出相应结论,以推动两国关系能够排除障碍,克服困难,不断向前发展,真正实现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宏愿.
下面我要记述的周总理一个晚上连续会见四个代表团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968年国庆节前后,由外交学会、对外友协、全国总工会等几个单位分别邀请的四个日本代表团,几乎同时到达北京,也都无例外地提出了会见周总理的要求.
四个邀请单位事先没有互通信息,日本朋友到达后,才通过各自渠道,向上报告了这件事情.
周总理知悉后,表示他最近特别忙,是否可以由外办日本组出面协调一下,安排在一起见面.
谁知道,在征求日方意见时,他们都强调各自代表的地区和行业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认为合在一起见,不好安排席次和发言次序,如谁坐在周总理身边、由谁代表日方发言、表态等.据此,他们依然要求周总理分别会见,并表示周总理实在太忙,会见时间可以缩短一些.
周总理听到日方这些反应后,苦笑了一下,说日本朋友的“山头主义”也很厉害吆！既然这样,那就主随客便,明天晚上十二点开始见吧.
我在上面说过,周总理会见日本代表团,一般都会安排两名翻译.那天晚上十时多,领导向我打招呼,说原计划安排小王同志和你分担翻译任务,但刚才知道,她爱人出差在外,家里孩子无人照料,特别是明天早晨要送幼儿园.同时考虑到今晚会见的四批朋友,都不会谈及重大问题,所以就由你一个人顶下来吧.我表示完全没有问题.
领导所说的小王同志,就是王效贤.她长我四岁,与刘德有、林丽韫一样,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她不但翻译水平高,而且性格平和,为人低调,乐于助人.本文后面提到的“乒乓外交”、“中日复交”,以及十几年后的“中日缔约”、“小平访日”,她都是“主翻”之一,后来,她还担任中日友协副会长.
不知什么原因,原本身体状况一直不错的我,那天晚上突然发生“异变”,头脑发晕,四肢无力,在会见第三批朋友时,就感到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万般无奈,只好向周总理说,自己不大舒服,想去一下厕所.
这是我当翻译以来,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如此无理、失态的要求.可能周总理也已发觉自己确实“不在状态”,说那你先给客人打个招呼,就去厕所吧.
所幸人大会堂每个厅里都有厕所,自己便大步走了进去,并不停地向小便池呕吐.不到一分钟,周总理也走了进来,见我这种痛苦状,边用他不自由的右手,轻拍我的背部,边轻声问我感觉如何,是否需要给部值班室打个电话,让其速派一个同志来应急？
我表示,总理,您放心吧.我对自己健康有信心.不用几分钟,一定能恢复过来,继续工作的.
说来也怪,周总理慈父般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这个小翻译,温暖了我的心,给自己增添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不到五分钟,我就返回现场,一直坚持到凌晨六点,送走第四批客人后,才回家休息.
林彪出逃、死亡三天后
会见川崎秀二
1971年9月12日,日本自民党资深议员、著名友好人士川崎秀二到京.他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向周总理介绍当时佐藤内阁尽管内外交困,但仍决定支持美国,极力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最新动向,以及自民党内各派为夺取十个月后下届内阁执政权而开始进行的争斗（佐藤内阁任期至1972年7月初）.
周总理事先就知道这件事,并表示客人一到,就安排时间与他见面.
大家知道,在国际交往中,周总理非常守信.凡是他承诺过的事情,都会按时兑现.万一出现需要改变和推迟的情况,也会主动向对方说明情况,求得谅解.然而这次会见川崎,却迟迟未作答复.川崎本人十分着急.接待班子也接连几次向总理办公室催问此事.
上面只回答总理这几天忙得连每天三、四个小时的睡眠也难于保证,因而只能烦请川崎先生多等几天.直到16日傍晚才传来消息,说周总理定于晚上七点在人大会堂会见川崎先生,并与客人共进晚餐.
川崎到达时,周总理热情出迎,表示歉意,并笑着说,为了弥补“过失”,今天我们不仅见面,还陪你一起吃饭.川崎十分高兴,两人边吃边谈.不到一个小时,人大会堂一位负责人,快步走到总理身边,说有人给您打来紧急电话,请您马上去接.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周总理会见外宾时,是不准任何人为接电话这类琐事进行干扰的.于是周总理不大高兴地问电话是谁打来的？传话者答称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周总理又问,他难道不知道我在会见外宾时,是不准出现任何干扰、不接电话的吗？见传话者欲言又止的样子,周总理表示,你什么事都可以照实说吆！
传话者点头称是,答称吴司令在电话中说,三天前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蒙古沙漠后,您曾令空军司令部迅速制定一个紧急办法,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我国空域绝对安全.现在这个紧急办法已经拟就、成文,就等您审定后呈报批准.刚才主席那里也在催问这件事.
听后,周总理立即起身,并对川崎说,对不起,失礼了,我要去处理一件无法拖延的急事,待一会儿就回来.你们继续用餐吧.
结果,周总理约两小时后才回来.又与川崎交谈了个把小时.送走客人后,周总理非常严肃地对陪同王晓云和我说,三天前林彪外逃、出事,现在外交部也只有姬鹏飞、乔冠华、韩念龙和驻蒙大使许文益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你们应该懂得怎样对待这件事情！
王晓云时任外办日本组组长,是周总理处理对日事务的主要助手之一.据说他从延安时代起,就开始参与争取、教育、改造日军战俘的工作.他平时说的几句不大标准的日文,也是那时从与战俘的接触中学会的.这位忠诚、老实、勤奋、低调的“三八式”老革命,人缘极好,深受许多日本朋友和我们大家的好评.
那天,听完周总理的嘱咐后,他也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小周呀,你、我都不能辜负总理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呀！
我记得,直到当月28日,外交部领导才召开大会,向全体员工宣布林彪事件的前因后果.也就是说,由于周总理的高度信任,我提前十二天就知道了这件当时曾令自己出乎意外、惊讶不已的事情.
至于文中提到的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后来经过审查,约两个月后正式宣布他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其余主要成员为总参谋长黄永胜、林彪老婆兼林办主任叶群、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即所谓的“黄、吴、叶、李、邱”.
这里,我还想借此机会,介绍前一年,即1970年国庆节,自己在天安门城楼上为领导人当翻译,并因私下议论林彪健康问题,而险些遭来大祸的情况,与读者共享.
1970年10月1日第21届国庆节.北京依然组织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的主力,也依然是从全国各地潮水般涌进首都的几十万红卫兵.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唯一目的,就是接受五年多来一直支持他们“革命造反”的伟大领袖和林副主席的检阅.
与前几年相比,今年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城楼上领导人中多了几张新面孔.“”初期受严重冲击的李富春、聂荣臻副总理等几位领导人得到“解放”,首次“亮相”.二是邀请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和日本友人中岛健藏登上城楼,与中国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队伍.
那天,冀朝铸和我因而有幸作为英、日文翻译,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目睹表面上浩浩荡荡、实际上混乱不堪的几十万游行队伍,发疯似地高喊着最革命、最时髦的口号,在长安街上由东向西而去.更有机会近距离、长时间（约六个小时）地接触到当时主宰中国命运的几个大人物.
其中冀和我最有兴趣的是林彪.因为他被指定为的接班人前后,从未会见过任何一个外国人.因而我们翻译自然也就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实话实说,当时自己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想到此后不满一年,即1971年9月13日,这位副统帅会乘机匆忙出逃,两小时后就摔死在蒙古沙漠.而是相信亲自选定的这个接班人肯定不会有错.
上城楼前,先是外交部礼宾司长韩叙再三嘱咐冀和我,说为了节省和林副主席的体力,待一会儿他们会见外宾时,翻译不要主动伸出手去,与他们握手.只有在见到他们已经伸出手来时,才可迅速伸出手去.
这个提醒,当时我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首先,如果连握不握手都要考虑是否浪费体力,这不正说明最高统帅和副统帅的健康状况,已经很成问题了吗？其次,双方握手,是很难判别谁先伸手、谁后伸手的.
游行开始后,通过城楼上近身接触、观察,我心里对林的健康状况,确实打了一个特大的问号.长他十四岁的,大约每隔二十分钟,才进后面房内休息刻把钟.长他九岁的周总理,几乎没有休息过,因为游行队伍里的大批红卫兵,见不到城楼上的伟大领袖向他们招手,就会停下脚步,不肯前行.急得周总理只能不停地用手势劝红卫兵们向西走去.这也是游行时间长达六小时的原因.
我特别注意到才六十三岁的林彪,往往连十分钟也坚持不下来.他进后面房内休息的次数和时间,远远超过.
在陪同分别会见斯诺和中岛时,他也无精打采地坐在旁边,始终低着脑袋,一言不发.周总理将林介绍给中岛时,中岛说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他也像是没有听见似的,照样不予理睬.
我发觉他的脸色异常不好,黑里发灰,灰里发青,血色全无,一副重病相,与我不久前参观戒毒所时见到过的那些老鬼,没有什么两样.
国庆节后,部里不少同志,尤其是几位平时十分熟悉的翻译同仁,主动问我几天前天安门城楼上的见闻,特别打听初次为林副主席当翻译的印象.我觉得这些同仁平时都是自己信得过的“铁哥们儿”,便毫无保留地描述了我对林身体状况的看法.完全忘掉了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忘掉了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一句话就能给人定罪的条件下,是绝对不能轻易踏入这个“禁区”、随便议论这个最敏感话题的.
几天后,常驻外交部的一位解放军代表来电话,约我去他办公室谈话.这位军代表与我很熟悉,几星期前还为我能不能国庆节上天安门,特地对我的家庭出身,进行过一次“补充政审”.反复询问我父亲四十年前（那时我尚未出生）在南京当司机时,开的是大货车,还是小轿车？如果是后者,那么坐小轿车的人是的,还是特别有钱的？在我回答听父亲说是运送砖瓦的大货车后,他才作罢.
一坐下,他就板着脸,十分严肃地问道：
“这几天你是否私下议论过林副主席？”
一听这件事,我如同五雷轰顶,就像一下子跌进了十八层地狱.我想这下惨定啦,一定得赶紧设法自救.
“议论过.”我坦白承认.
“怎么议论的？”军代表毫不客气.
“国庆节后,部里几个哥们儿在不同场合,分别问我初次见到林副主席的印象如何？我觉得提问者都是老同事、老朋友,便把天安门城楼上得到的印象,如实告诉了他们.”我解释.
“什么印象？”军代表紧扣要害.
我的印象是林副主席脸色不大好,身体很衰弱,像是得了比较重的疾病.不过,你军代表早已知道,我出身清贫,全靠党和政府的培养,才有今天的.我更深切地懂得,和林副主席的身体健康,是全中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政治口号——作者）.所以我完全是抱着十分惋惜、非常遗憾的心情说这些话的.我辩解.
“还议论过什么事？”军代表紧追不舍.
我想他这样追问,肯定是要逼自己说出“活像老鬼”这句足以置我于死地的恶话.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松口承认.便回答就这些,没有议论过其他事.
我心跳加剧,神情紧张,睁大眼睛,等待着军代表的表态和裁决.他以更严肃的口吻说：
我希望你一定要切实做到下面三件事情.
第一、今后不要在任何场合、向任何人,包括你老婆,再议论林副主席的身体状况和天安门上的其他任何事情.
第二、现在你心里一定在盘算,是哪个王八蛋向我们军代表揭发了你.你自己心里可以这样想,但绝不能贸然采取行动,找你所怀疑的人核实、争吵.
第三、不要向任何人,包括你老婆,说起我今天找你谈过这件事.任何人打听,你都要极力否认.
我心想只要不治自己的罪,不用说三件事,就是三百件事,也一定能够做到.我当面向他作了保证.
告别时,军代表还友善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周呀,你千万要认真做到上面这三件事.不然,准会出大事的.
第二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死亡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去解放医院看望正在治病的那位军代表,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并问他当时为什么要这样保护我.他的回答同样令我高兴和振奋：
你以为解放军都是林彪的死党呀.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林彪乱军乱党,祸国殃民.我军的好几位老帅、大将,都受他的迫害而过早离开人世.我自己就是一个坚定的反林先锋.
不过,小周呀,如果当时真的落到林彪的爪牙手里,你就惨啦,不死也得剥掉三层皮.我看你这个人敢说敢干,爱憎分明,但也太幼稚、太不懂事了.希望你今后一定要汲取教训,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
我还问他,究竟是哪个王八蛋背后告密,打了我的小报告？他的回答更有意思：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就说明我自己也太幼稚、太不懂事了.是谁,要靠你自己思考、分析呀.你从这件事中应该汲取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选择朋友.因为告密者自称,你们是无话不谈的哥们儿.他是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下决心“大义灭亲”的.
周总理与乒乓外交
1971年3、4月间的“乒乓外交”,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是我国当时在对外交往中采取的一次调整全球战略布局的重大行动.在领导下,周总理既是总体设计者,又是具体领导人.
上面提到,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周总理曾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过日本老朋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我记得,对他说,现在中国是大分裂.文化大革命各派斗争闹得很厉害.你们日本左派也大分裂,几个对华友好团体纷纷夺了权.我和你一样,都主张搞大联合.首先左派要大联合、进步朋友要大联合,这样才有可能争取中间派,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
后来,周总理单独会见中岛时,更明确希望他尽可能做好争取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的工作.
此前一家日本报纸消息透露,后藤虽很想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他顾虑重重,难于迈开步伐.
后藤是爱知工业大学校长,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第三十一届世乒赛预定1971年3月底在他家乡名古屋举行.此前,后藤从报上一条小消息中知悉,“”一开始就完全断了音讯的中国乒乓球队,出现了“复活”的迹象.几个乒乓名将应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邀请,为皇太子新婚大庆,在加德满都皇宫打了一场表演赛.于是便开始考虑能否把他们也请到名古屋来.左思右想,一直拿不定主意.
中岛是一个极守信用的人,时刻都把周总理托办的事情放在心上.他通过其助手村冈久平了解到后藤当时有两个心结.
一是“”使中国乒乓球队未能参加第二十九届和第三十届世乒赛,而这两届日本队成了最大的赢家.如第三十一届把中国队请来,很可能像此前的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届一样,又是中国队独霸天下.他怀疑日本舆论和乒乓球界能否接受得了这个事实.
二是担心他会受到中国冷遇,不但请不来客人,自己反倒下不了台.因为这五、六年,自己与中国没有任何来往,还当上了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主席,甚至主动把“亚乒联”成员、台湾乒乓球队请到日本各地比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北京一家报纸曾经骂他是与台湾勾结在一起的反动分子.比起前者,后者更让后藤犹豫万分,不敢大胆迈开脚步.
据此,中岛多次与后藤面谈,强调只有把中国队请来,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才能名副其实,真正体现当代乒乓球运动的最高水平.而日本国民和主流媒体都是支持日乒协促成这件好事的.
中岛特别指出,在对中国态度上,你后藤确实应该有一个鲜明的立场,就是要理解和支持中国提出的对日“政治三原则”,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如能做到这一点,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就可以向中国有关部门进行解释、说明,争取取得最理想的结果：中国乒协接受邀请,派队来到名古屋参赛.后藤表示,他愿意这样做.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将上述情况告知中方后,周总理指示,中国乒协和对外友协要联名邀请后藤访华,商谈和落实这件事.周总理特别嘱咐,要请客人来北京过春节.
我记得,后藤偕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村冈、森武（日乒协委员、早稻田大学教授）和小田秘书一行四人,1971年2月4日到达北京,开始与中方磋商中国队赴日参赛的具体事宜.
大家知道,那是一个“左”的年代,越“左”越“革命”.磋商中,中方代表坚持要在双方“会谈纪要”中,第一条就明确写上上述中国对日“政治三原则”的全部内容,更要求日方承诺不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
对此,后藤感到非常为难,说中国与日本最大在野党社会党的联合声明也没有这样写过.日乒协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对日“政治三原则”就足够了.如果硬要再加上日乒协的这个“承诺”,就不像是两个乒乓球协会之间的协议了.
中方坚持不让步,使后藤十分苦恼.他一整天不出房间,不见任何人,不吃任何东西.怕他发脾气,连随员村冈、小田都不敢进去碰钉子.我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带着北京饭店的厨师、服务员送饭菜进去,并试探着问他,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病.他没有完全拒绝我,只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可能这里有病了.还说中方代表也可能这里（指脑袋）有病了.
周总理知道上述情况后,很不高兴地批评中方接待人员说：你们实在太“左”了.后藤先生是我特意请来过春节的客人,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人家明确支持我几年前提出的对日“政治三原则”,而且还主动加了一条,就是这次与中方签定“会谈纪要”后,他将立即飞往新加坡,召集“亚乒联”临时理事会,提议把台湾开除出去.如通不过,自己就当众宣布辞掉“亚乒联”主席一职,并与中国一起,另起炉灶,筹组新的“亚乒联”.对这样热心支持我们中国的朋友,你们为什么还要为难他呢？
周总理会见后藤时,还讲了许多称赞和鼓励他的话.后藤事后十分感慨地对我说,以前只听说周恩来这位政治家与众不同,这次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中国人和访问过中国的日本人都那么敬重他,人前人后都说他的好话.
正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中国乒乓球队去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这件事,才正式定了下来.
事后知道,对这件事的批示是：“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
这次乒乓球队赴日比赛,队伍浩浩荡荡.代表团整整六十人这个数字,我敢肯定会是空前绝后的.正副团长三人,正副秘书长三人.翻译六人,而且其中五人是从外交部临时调去的.
我记得,参赛过程中先后遇到过三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一是万一碰上柬埔寨朗诺集团派出的运动员怎么办？二是碰上朝鲜运动员让不让球？三是万一美国乒乓球队突然提出要求访问中国,应该怎样应对？
第一个问题,是柬埔寨国内政局变动造成的.朗诺集团在美国支持下,通过武装政变,推翻西哈努克国王,夺取了领导权,并宣布将派运动员去参加第三十一届世锦赛.西哈努克亲王留亡北京,我国政府予以坚决支持,声明不承认朗诺集团.
为此,代表团出发前就根据周总理指示,分析了形势,拟定了对策：参赛的柬队水平很低,团体赛不可能碰上.个人赛万一碰上,中国队员就宣布弃权,以体现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连续三届世锦赛男单冠军庄则栋第一轮就碰上了柬队的一个无名小卒,结果是小庄召开记者会宣布弃权,团长指派我去为他当翻译.
记者问他为何要采取这个行动,小庄说是为了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又问他弃权是代表团领导决定的,还是他的个人行为？小庄表示,这既是领导决定,也是他自己很愿意做的.对这件事,日本主流媒体大都给予正面评价.
第二个问题,出发前也曾多次议论过.周总理表示,代表团领导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原则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该争的一定要争,该让的一定要让.对朝鲜同志,不能把比赛成绩放在第一位,而要充分体谅他们的难处,不能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众所周知,日朝关系历来不好,朝鲜这次也只派去少数几名运动员参赛.打到第四轮,就只剩男单朴信一一个人了,下一轮又正好碰上了中国队的郗恩庭.代表团领导倾向于让,并告知了郗本人.
郗是中国队几名新手中成绩最拔尖的,团体赛又没有启用他.单打再让,他自己觉得太亏了.队里几个哥们儿也给他出主意,说即使让了,朴信一在下一轮也会败下阵来.不如自己拼一拼,还很有可能争个冠、亚军,为国争光.郗觉得有道理,就没有让,以3比0的绝对优势淘汰了朴信一.最后他在决赛中惜败给瑞典队十八岁小将本格森,取得亚军.
周总理后来知道这件事后,很不高兴,但没有直接点名批评郗恩庭,而是批评团领导没有真正理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没有从政治高度对待朝鲜同志,并指名由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带领代表团团长赵正洪、乒协秘书长宋中和郗本人专程去平壤致歉.
一行受到了朝方的热情款待,金日成主席亲自会见他们,再三表示这是一件小事,以后不要再提了.金还说在朝鲜,即使父子在一起下棋,也都不会主动相让的.何况是世界级大赛.他请韩副部长转达对周总理的感谢.
世乒赛进程过半,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柯恩上错了中国队专用的大巴士.美国人比较自由散漫一点,不像我们中国人那么严守纪律.大家都很意外,十分警惕地注视着这个不速之客,心里知道是不能随便接触美国人的.
柯恩独自坐在前面,唯有庄则栋从后面走到他身边,并对他说：你们政府与我们中国没有来往,但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还主动送给对方一件小礼品杭州织锦.下车后还继续与他交谈.为他们当翻译的,是大学毕业后刚分配到体委外事司工作的小刘.
对小庄的这个举动,代表团多数人觉得他胆子很大,敢想敢干、敢作敢为.少数人表示不赞成,更多地是担心他犯政治错误.看见下车后小庄仍与柯恩靠得那么近,还在继续热情交谈,有人便从小庄背后拉了拉他的衣服,示意他应注意自己的言行.小庄没有理睬,反而把拉他的那只手打掉了.
这个镜头被日本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抓住了,当天就出现在银屏上,并就此发表评论说,前世界冠军热情与美国人交朋友,但他的这个举动,似乎没有得到更多中国人的支持.
很可能柯恩回去后,把他的“奇遇”报告了美国队领导.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哈里斯也可能从中得到了一个重大信息,就是中国人是可以接触的.我记得,不一会儿他就主动找到我们代表团的秘书长宋中,说美国南面的墨西哥队、北面的加拿大队,你们中国都发出了邀请,为什么唯独不邀请美国队.他们也很想有机会去中国访问、比赛呀.
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问中国,这可不是一件等闲小事.当时日本没有中国的外交机构,因而也就无法通过密电向国内请示,而只能打普通电话与国内联系（一般情况下,这种往往会被窃听——作者注）.代表团整个访日期间,外交部、国家体委都派专人日夜在外交部值班室的电话机旁等候.
两个部门得此消息后,立即开会研究,并联名给周总理写了请示报告,建议以目前条件还不成熟等为由,婉拒美方的要求.周总理在报告上批了三个字：拟同意.并急送最后拍板定案.也很快在周总理批的三个字上划了个圈.按照历来惯例,划圈就是表示同意.
划完圈后就入睡了.但不久又把身边护士吴旭君叫到床前,问刚才他处理过的那份报告呢？吴说那是特急件,已经退回外交部了.让吴赶紧给外交部王海蓉打电话,说自己经过考虑,改变主意,同意邀请美国队来访.
这一下可把吴难住了.因为过去曾向她交待过,他晚上服了安眠药以后说的话概不算数.那么现在主席说他改变了主意,同意邀请美国队来访这句话,算不算数呢？便故意站着不动.急着问她,为什么还不去*这件急事呀.吴仍不放心,再次确认了一下,才去给王海蓉打电话.
的批示精神传到名古屋后,宋中秘书长带着英语翻译和我,四处找寻哈里斯其人.我记得,找了三、四家酒店,才在一家咖啡店里见到这位副团长（美国虽是超强的体育大国,但乒乓球水平很低.世锦赛打到最后几轮、几个项目,就已经见不到美国运动员的名字.从上到下,美国队都不会出现在比赛现场,而去干自己的私事了——作者）,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欢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哈里斯起初完全不敢相信真有此事,请宋中复述一遍.再次得到证实后,哈里斯激动得跳了起来,把一杯咖啡当作香槟酒洒向背后.哈里斯随即向日本媒体透露了这个特大喜讯.但日本媒体大都半信半疑,纷纷去向后藤钾二核实.他们认为后藤作为世乒赛组委会主任,又是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访的当事人,他的发言才具有权威性.
但后藤当时并不知情,便断然否定了这件事.甚至说这是美国人单相思、说梦话,中国绝不会欢迎他们去访问.
结果证明后藤错了.那天下午,后藤非常生气,责怪中国代表团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么重大的事情都不事先给他打个招呼,使他在日本媒体面前出了丑.
我觉得,后藤言之有理,便主动承担责任,向他认错.我说代表团领导曾让自己先将这件事通报给您,而我却忙于其他杂事,疏忽了这件大事.现在特向您赔礼道歉.
这样他才消了点气,并立即以世乒赛组委会主席的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已接到中国代表团正式通报,美国乒乓球队即将应邀访问中国.
他还特别强调,这件惊天大事正是日本乒协和他本人,通过举办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取得的一个举世瞩目、并将载入史册的伟大成就.
美国乒乓球队接到邀请后,喜笑颜开,立即报告了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使馆也急报美国国务院,并很快得到批准.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一结束,一行就从名古屋折返,取道香港、广州,4月10日到达北京.由外交部、国家体委联合组成的接待班子,安排他们游览了长城、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参观了清华大学,品尝了北京烤鸭,组织了他们与中国队的友谊比赛.用庄则栋新交的美国新朋友柯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几个美国人一直生活在中国人民无比温暖的友情之中”.
访问的,是4月14日周总理亲切会见了他们.周总理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古语为开场白.评价“他们这次来访,打开了已经关闭近二十二年的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相信“这种友好交往,一定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并回答了柯恩等人的提问.
4月17日,美国朋友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经香港回国.一周访华,使他们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中心,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真正起到了“小球转动大（地）球”的历史性作用.
就在他们回国四天后,即4月21日,周总理就通过与中、美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叶海亚?汗总统,向美国白宫传话,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本人或指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国务卿罗杰斯访华,与中国领导人直接商量解决台湾问题、恢复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途径和办法.
三天后,叶海亚?汗总统将周总理的上述口信转达给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总统非常高兴地称之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
后来,双方经过多次互换信息,及基辛格博士两次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亲自来到中国.停留六天,发表“上海公报”,真正开启了两国关系的大门.
回国后尼克松总统又将自己的中国之行,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同时表示,他“从未料到美国的对华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
周恩来总理与中日复交
1972年9月29日中日复交,也是在领导下,周总理亲自部署、直接指挥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作为翻译,我有幸参与了这项工作.限于篇幅,这里只能选择、介绍大家最关心、最有兴趣的几个环节、几件事情.
精准分析形势 精心做好准备
同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并与中方发表《上海公报》后,周总理就多次提醒外交部,要密切注意日本的反应与动向,并做好相应的准备.
同时,一直紧跟美国、支持台湾、反对中国的佐藤荣作政府将于7月初.日本朝野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正在为下届政府会由谁接班、谁能解决当时日本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周总理认定,这次尼克松没有向其最亲近的盟国日本政府,打任何招呼,就飞越其上空来到北京.日本一些有识之士称其为“越顶外交”.日本虽在口头上没有明确表示异议和不满,但内心肯定会产生被忽视、被抛弃的疑虑.
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整个日本社会要求摆脱美国、尽快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谁不改变政策谁就难于上台执政的浓厚氛围.
据此,周总理要求外交部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机会,掌握日本社会,特别是执政自民党内几大派别的最新动向,并及时作出反应,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以推动形势进一步朝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
周总理自己就是率先这样做的.当他从外媒上看到时任佐藤内阁通产大臣的田中角荣,三月在拉美访问期间的一个积极表态,即几个月后自己如能上台执政,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周总理当晚就给予肯定和欢迎,打响了公开支持田中的第一炮,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
同年四月初,周总理又邀请日本自民党内一个小派头头、反佐藤色彩很浓的三木武夫访华,与其深入交换意见.
三木告诉周总理,三个月后他也将参加后任总裁选举,但获胜希望不大,第二轮绝有可能是福田纠夫、田中角荣“决战”,届时他将坚决支持田中.因为看来田中已经下定决心,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而福田仍在耍滑、观望之中.周总理当面夸他颇有政治远见,是一个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的政治家.
周总理还先后邀请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几个在野党的领导人来访,分别与他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内容大同小异,基调都是谴责佐藤的行径,主张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同时,周总理还指派当时中国最受欢迎的上海芭蕾舞团去日本演出.行前又从“五七”干校调回孙平化,让他替代原任团长徐景贤.
孙过去一直是周总理开展对日民间交往的主要助手之一.我记得孙当时曾向周总理表示,自己全身没有一个舞蹈细胞,对芭蕾舞更是一窍不通,怎么能够完成这次出访任务呢？
周总理笑着回答,你此行唯一要做的,就是借此机会,直接与田中、大平接触、交谈,当面向他们说明我国对中日复交的立场、态度和原则.
这里,我想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
总数多达217人的超大芭蕾舞团,是田中当选自民党总裁三天后,即7月10日到达的.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显然是中国政府向田中表示的祝贺,因而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一时成了日本各界关注的焦点.
7月14日晚首演圆满成功.田中内阁国务相三木武夫、通产相中曾松康弘（这两人后来曾执政七年多）,也以个人身份到场观看.日本政府文化厅则正式派代表出席.
15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件事.文中提及众多到场者的姓氏时,只罗列了几十位与中国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并未出现三木、中曾根的名字.只在最后补了一句话：日本政府文化厅也派官员出席了首演活动.
周总理当天深夜召集相关人员开会,一开始就谈到这件事情,并让秘书迅速通知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负责人也赶来参与讨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潘非、新华社张姓军代表到达后,周总理先让我朗读了那篇报道全文.接着就厉声责问潘、张：你们两家主要媒体的负责人,知不知道近期全力推动的一项中心工作？知不知道这篇报道内容存在严重缺陷？
可能潘、张两人是在睡梦中被叫醒赶到人大会堂的.他们的回答也许都是实话,但在场的多数人觉得他们是在为自己辩解.
潘先说,总理,您也知道,《人民日报》没有派记者常驻.这篇报道是根据新华社分社发回的文稿刊登的,没有改动一个字.
张则说,总理,昨天晚上不是我值班,所以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周总理没有再理会他们,只反复强调这篇报道的末尾一句,才是全文的主题,应该多描绘、多发挥.因为这是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表明他们愿意与我们进行交往.须知以往二十年,日报政府从未正式派官员参加过我国在举办的任何一项活动.至于报道中罗列的多位友好人士,多一个、少一个、漏一个,都无关紧要,他们谁也不会计较.
各项准备工作中,公明党竹入义胜委员长七月底两次来访,周总理先后与他进行的四次、总计长达16小时的会谈,最重要、最关键,为日后田中来访奠定了基础.
1972年7月7日,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卢沟桥事件35周年那一天,田中与大平结盟、又联合三木、中曾根派,以较大优势战胜佐藤刻意培养的接班人福田,当选自民党总裁,登上了首相宝座.
田中一上台,就想派人来北京与中方商谈如何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事宜,摸清中国的条件与“底线”.但挑来挑去,始终没能在自己党内找到合适人选,便改而求助好友竹入义胜.田中认为,竹入虽是一个在野党的党首,但与自己私交甚密,至少不会轻易泄密,造成日后难于收拾的局面.
竹入到京后,就向周总理表示,他所以乐于接受这个重托,一是认定田中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是真心实意的.同时田中为人实在,说话算数,值得信赖；二是公明党、特别他本人喜爱中国,总想为日中友好大业做些有益的事情.
但鉴于自己这次只是“传话人”,只能向中方转达田中的想法、观点,回国后再把中国的想法、观点转达给田中.当然,如果中方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想法、观点,自己也很愿意与中方交流.
周总理十分欣赏竹入的这个态度,称他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并耐心、详尽地说明了中国的想法、观点.我记得,周总理主要谈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赔偿.周总理说,从1931年9月18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起,到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止,中国人民蒙受了空前巨大的损失,有充分理由和权利要求日本作出相应的赔偿.而且日本已经先后向十几个受害国家作出了赔偿.
但我们一直认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这场侵略战争,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从今后两国人民应该、而且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基本信念出发,我们愿意放弃索赔要求.
同时,必须着重说明,这与1952年日本与台湾集团签订所谓“日华和约”时,集团也曾宣布放弃索赔要求这件事,没有任何关联.因为当时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了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二、关于“政治三原则”.周总理说,日本必须承认、接受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条约”是非法、无效的.
三、关于中国对日美关系的立场.周总理说,中国对日美同盟、日美安保条约的基本立场,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尽管中国一开始就不赞成,但我们不会以日本必须终止日美同盟、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为中日复交的先决条件.同时,我们认为,同盟关系也好,安保条约也好,只是你们日美两国的事,不应该、不能够损害第三方我们中国的利益.
竹入表示完全赞同周总理所谈内容,只对“政治三原则”中的“日蒋条约是非法、无效”的这一点,表示田中很可能难于接受.因为日本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只拥有“行政权”的政府,不可能、更无权宣布二十年前经国会讨论、通过的任何一项协议、条约,是非法、无效的.
对此,周总理表示理解,说在日本承认、接受“政治三原则”的前提下,到时双方可以通过友好协商,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表达方式.
竹入回国向田中转达周总理的上述主张后,田中下定决心,并与中方协商,由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应中国政府邀请,日本国总理田中角荣定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
田中访华前十天,周总理还委请来访的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当面向田中传话：
田中来访的专机不必绕道香港,可以直达北京,届时他会去机场迎接.中方欢迎、接待田中的礼仪、规格,都不会低于当年二月来访的尼克松总统.田中在日常饮食、游览项目上,有任何要求,中方都可以妥善安排.
佐佐木回后,从机场径直去了首相官邸,转达了周总理的上述表示.一回到家就给我这个翻译打来电话,让我转告周总理：田中非常感谢周总理的好意,并表示在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这次北京之行定能圆满成功,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全新的一页.
即使这样,周总理依然提醒接待人员,今后不可能一帆风顺,说不定还会出现新的波折、干扰.希望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而要加倍努力,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果然不出周总理所料,田中来访前夕,就接连发生了一次大的波折、一次小的干扰.波折完全是日方造成的.干扰则是接待班子工作中出现的.
先说日方造成的波折.田中来访前十天,分别指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去台湾,指派自民党小坂善太郎、江崎真澄等三十一名资深国会议员来北京.椎名是老牌右翼分子,青年时期就跟随岸信介到伪“满洲国”活动,担任要职.战后更一直是岸的得力助手,亲美、亲台、反共、.
田中这次派其赴台,目的就是让他安抚蒋氏父子,不要作出过激的反应.到台后,他竟几次宣称,田中首相此次北京之行,并不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会抛弃交往多年的台湾老朋友,只会在维持与中华民国现有良好关系的条件下,寻求与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田中同时指派小坂、江崎来北京,目的就是为自己访华打前站、造声势,也让这些干将增加一些“出镜率”和“政治资本”.到京后,他们纷纷表示,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也是自己的多年“宿愿”,因而坚决支持田中的对华政策.日后他们还要为继续增进日中友好,特别他们所代表的县市与中国的交往、合作,作出新的努力.周总理破例给予盛情款待,会见两次、宴请两次.
一天晚上,周总理通过外媒知悉椎名在台湾的上述言论后,非常愤怒,连夜把小坂、江崎一行请到人大会堂.
周总理首先表示,十分抱歉,事先没打招呼,就在深更半夜把各位请来.原因是有一件不能过夜的急事要与各位商量.
接着就介绍了上述几家外媒的报道内容,并厉声问道：椎名这次去台湾,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如果是个人行为,他为什么自称是政府特使？他在台湾散布的“两个中国”的谬论,是他个人看法,还是代表田中首相？希望各位如实作出回答.
客人们竞相发言.有的说,椎名是日本政界亲台派的代表人物,他嘴里肯定吐不出.有的说,报道椎名访台的这几家媒体,大都倾向台湾,不能排除它们有意“添油加醋”.更多的人则强调说,田中诚实守信,许多年来从未在人前背后讲过一句恶意攻击中国的话语,即使在佐藤内阁时期,也是如此.因此,希望周总理一定充分信任他.
周总理边听边点头称是,表示各位提及的几种看法都有可能.周总理说,他坚信田中首相作出的重大政治决断,即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阻力,都一定要全力以赴,尽快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是真诚可信的.椎名之流的胡言乱语,不可能影响中日双方正在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田中首相访华一定能获得圆满成功.
最后,周总理笑着说,明天,不、今天晚上,按原定日程安排,我将与各位再次共进晚餐,为各位送行.
按理说,日方造成的这次波折,到此也就解决了.但当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接待班子全体人员惊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晚宴前两小时,礼宾司长韩叙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外交部刚才接获一个重大讯息,即呆一会儿前来出席晚宴的日本代表团中,有人身上藏有“暗器”,企图借机在北京制造一起事件.韩叙神情异常严肃,要求大家商量一下,我们接待班子应该采取哪些应急措施,以防万一.
大家都被惊呆了,异口同声问韩,总理知不知道这个讯息,他有什么指示？
韩答总理认为这批来访者,都是日本政界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其中一半以上还是与我们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估计他们不会如此卑劣无耻.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要让今晚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提高警惕,并采取一些必要的应急防范措施.韩说,他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落实总理的上述指示.
大家你言我语,商定了如下几条：
一、将晚宴上负责端茶上菜的人大会堂女服务员,一律换成8341警卫团的男服务员；
二、事先极力劝阻总理改变常去其他餐桌致意、干杯的传统习惯.如届时总理实在要去,主桌翻译必须随同前往,与前去餐桌上的翻译一起,确保总理安全；
三、其他餐桌的客人主动来主桌致意、干杯时,主桌翻译必须独自确保总理安全.
各位读者可以想象一下当晚现场的情景.总理虽然未去其他餐桌致意、敬酒,但其他桌上的客人都纷纷来主桌致意、敬酒.我既要当好翻译、又得独自确保不出任何意外.整整三个小时,我一直觉得自己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更像一个肩负特别重任的警卫.那天晚上,我从未动过筷子,只喝了几杯饮料.
结果一切如常,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宴会结束总理离去前,只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话：小伙子,辛苦啦.
后来,我曾私下问过韩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韩苦笑着回答,他自己也是奉命行事.几天后,韩才告诉我,那个所谓“重要信息”,是一位爱国老华侨紧急传回来的.
至于我们接待班子工作中出现的那次干扰,情况是这样的：
田中到访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召集会议,逐项检查准备工作是否都已落到实处.他先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份“内参”,并十分生气地说,这篇“内参”题为“田总角荣其人其事”,全文近万字,是今天上午从发回来的.作者是我国常驻日本的一名记者.
周总理说,既然事关我们正要接待的田中首相,又是“特急件”,我当然会抽时间细读一下的.谁知道文章内容全是渲染田中如何玩弄女性、有多个情妇,低级、庸俗,不堪入目.
周总理说,在日本这样的社会,这类“桃色新闻”大都很不靠谱,不足为信.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内容全是事实,这同我们盛情接待他来华访问,有什么关系！？这同我们要与他一起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又有什么关系！？
周总理最后说,幸好我自己先看了一下,没有直接呈送到主席那里,否则就更不像话了.主席与我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又大不如前.我希望大家都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辨别能力,千万不要再像这个记者那样,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精力,分散、干扰我们的注意力.
开局气氛和谐 “添了麻烦”惹事
1972年9月25日,初秋的北京,天高气爽,晴空万里.上午十一时半,经过中日双方精心筹备,上台执政不满八十天的日本田中首相,乘座特别专机,到达北京机场.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等中国领导人缓步靠近舷梯.几分钟后,田中首相从舷梯往下走,表情严肃,略显紧张.
“我是五十四岁当上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请多关照.”
“我是周恩来.热烈欢迎.”
两国领导人紧握双手,相互致意、问候.在旁的我感到,这是两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几十年来第一次握手,意义非凡,值得庆贺.但心里暗暗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田中首相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年龄呢？
由于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机场没有放礼炮、没有安排检阅三军仪仗队,也没有出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
中日双方事前商定,田中首相一行在京期间,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这座别墅规格高,条件好.二月尼克松总统来访时,也住在这里.
周总理亲自把田中送到十八号楼,并陪客人一起进了底层会客室.据我所知,这是一种很高的接待规格和外交礼仪.以往多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周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的次数不多,将客人送到住所、甚至进其会客室的次数更少.
田中也可能知道这一点,所以笑容满面,心情颇好.当周总理走进会客室,想用他那不方便的右手脱掉身穿的风衣时,田中大步走过来,要动手帮忙.周总理笑着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田中也笑着回答,尽管这个住所是您为我临时提供的,但从现在起,这几天自己也就成了这里的主人.而您又是我这个主人接待的第一位贵宾,理应由我帮您……
在一旁的我,当时可能太集中于当好翻译了,忘掉了照顾周总理的职责,便很快帮他脱了风衣.
宾主就座后,田中又提起自己五十四岁就当上了日本首相.周总理笑着回答,喔,允许我也作个自我介绍吧,我是五十一岁当上中国总理的,算起来已经二十三年了.自那以后,田中首相再也没有提及过自己的年龄.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听起来像个笑话.其实这与田中本人的出身、经历直接有关.许多日本人当时都夸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平民宰相”、“草根总理”.
一、他是西日本新泻县一户普通农民的儿子,乡间土木工程专科学校毕业,然后一直在一家房产公司打工；
二、他家庭亲友中,没有一点政界、经济界可以借助的权势背景,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长辈后台；
三、全靠自己刻苦学习、努力拼搏,快步登上了权力顶峰.而这在封建意识深重、裙带风气浓烈、论资排辈盛行、异常注重学历的日本社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而且现在他又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力图一举解决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最大外交难题——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为此,他到中国后,向自己非常敬重的朋友和对手,自夸几句,也是人之常情.
说到这里,似乎这次访问开局良好,即将大功告成,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在当晚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答辞时,开始讲的一句话,即“我对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添了许多麻烦,再次表示反省之意”,引起全场强烈反响,多数与会中方人员,纷纷摇头,表示不满,感到疑惑.有的说,对十四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仅仅是“添了麻烦”吗？有的说,日本政府领导人既然至今没有认罪、悔罪之意,田中这次为什么要来北京？有的说,如果日方不改变立场,田中这次访问,不可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宴会气氛突然由热转冷.周总理一直在沉思,宴会结束时,只对田中说了一句话：明天上午会谈时,我将详细说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希望贵方考虑、研究.田中点头,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正式会谈,进行了三个小时,周总理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我记得,周总理着重讲了三层意思：
一、汉语中“添了麻烦”,只是指人们日常相处时,有轻微过错、过失的一方,好像是一方在街上不小心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另一方表达歉意时,经常说的一句话.与人们常说的“对不起”十分相似.如果日语中也是这个意思,就根本不能用来表述以往几十年的中日两国关系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死亡一千多万人,经济损失高达二千亿美元.绝不能用“添了麻烦”这句话搪塞过去.
二、坦率地说,中国人民,特别是中老年人都十分关注你们这次访华以及我们双方进行的会谈.他们极无可能接受“添了麻烦”这个说法,反而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即使我们再多进行说服、教育,他们都不会点头同意.
三、我们是从长远角度、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和处理两国关系问题的.我们一贯主张,两国人民今后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为此作了许多努力,包括主动放弃索赔要求.这就希望你们能与我们相向而行,对日本过去所犯的严重罪行,作出明确、清晰的表态,并以实际行动,表明今后绝不会再走老路,继续害人害己.
对周总理义正词严的长篇发言,日方一直低头听着,无言以对,既没有进行辩解,也没有表示接受.田中最后只说,如果中方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中方的习惯修改.
第二天,双方讨论中国提出的对日“政治三原则”时,可能日方觉得这回他们有话可讲了.便让代表团一位主要随员、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第一个发言.他对头两项政治原则,没有表示异议,但对第三项原则,即中方认为“日蒋和约”是非法、无效的,说了一大段话.中心意思是：
这个条约是1952年初由当时日本的吉田茂内阁与台湾方面签订的.经过日本国会三个多月审议,同年4月28日才正式批准、生效.中方也很清楚,战后日本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据此,二十年后的田中角荣内阁根本不可能宣布这个条约是“非法、无效的”.按照日本法律,如果田中角荣内阁硬要这样做,他立即会被赶去.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个局长还提到赔偿问题,似乎按照日本法律,二十年前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即中方早已宣布放弃索赔要求了.
周总理耐心听着.高岛发言一结束,他就立即质问田中：这位局长刚才讲的,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如果是后者,那就表明你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吵架,来到北京的.请问是你们日本的国内法重要,还是我们双方需要解决的政治原则问题重要！？
周总理说,至于这项原则,即“日蒋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在我们过几天就要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怎样表述,可以通过双方友好协商来解决.这一点,我一个多月前就已通过竹入义胜委员长,转告阁下了.难道这位局长完全不知情吗！？
周总理说,至于中国放弃索赔问题,我也已明确表明,二十年前集团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不能代表中国,何况他是为了一己私利,讨好日本,慷中国大陆人民之慨.而我们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索赔要求的.这也是我们主席的主张.对此,高岛局长不仅不领情,还认为中日《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偿问题.这是对我们的侮辱,简直不能令人容忍！
对周总理上述义正词严的发言,日方依然低头听着,无言以对.
接连两次会谈都不顺利,整个日本代表团意气消沉,情绪低落,安排他们去游览故宫博物院,也高兴不起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亲自告诉田中首相,今天晚些时候,主席将在中南海住所会见阁下、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这个特大喜讯,使整个日本代表团重新“活了起来”.
会见这三位领导人时,气氛十分轻松,第一句话就问田中,他（指周总理）与你吵架吵完了吗？他没有为难你吗？田中回答,没有,没有,周总理和我谈得很好.同时,有时候也是“不打不成交”呀.
又问大平,他（指姬鹏飞外长）没有欺侮你吗？大平回答,没有,没有,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意见的.
接着又对田中说,他（指廖承志）是在你们日本生、日本长的.你这次回国时,就把他带回去吧.田中笑着回答,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日本各地都有他的许多朋友.如果他愿意参加参议院全国区选举,肯定会高票当选.
临别前,更把自己心爱的《楚词集注》赠送给了客人,并诙谐地告诉他们：我不会在人世间停留太长时日,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了.
后来,官房长官、内阁发言人二阶堂进曾对我说,是真正把他们视作好朋友,才坦诚地这样说的.因此,后来日本记者问起会见内容时,他唯独没有把这句话告诉他们.因为他担心,日本记者知道后,一定会胡乱猜测的健康状况,对中国、对都不礼貌.
我觉得,从会见气氛和谈话内容看,这次会见是礼节性的,没有涉及任何实质问题,但亲自会见他们的这件事本身,就给了田中、大平一个最重要、最清晰的信息：中国是真心实意欢迎他们来访,真心实意希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但下一步怎么走,得靠日方认清问题所在,采取实际行动了.
“车中会谈”破题 大平提出方案
28日,双方商定的日程是游览长城.中方安排第一辆车,由姬鹏飞外长陪同田中；第二辆车,由北京市革委吴德主任陪同大平；第三辆车,由韩念龙副外长陪同二阶堂.
大平知悉后,即向中方表示,游览长城固然令人向往,但今后随时都可以去.现在双方在会谈中出现严重分歧,而这次访问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所以他希望能与姬外长同坐一辆车,以便利用往返时间,与姬部长充分交换意见.
周总理听说后表示,这是一个好建议,就应该这样安排.
结果二号车姬、大平分坐在后排两侧,我这个翻译坐在他们中间.前排就是司机和中方的贴身警卫.因此,后来自己就成了这次“车中会谈”的唯一证人.说来也怪,我患有轻度晕车症,平时坐车大都坐在靠车窗的位置上,而那天往返近二个半小时,自己却一直精神饱满,头脑清晰.
我记得,汽车一启动,大平就十分坦诚地讲了很长一段话：
“姬部长,我和你同岁,这两天都在为自己的政府不断争论.我们双方首先看中的,就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利益.这两天日思夜想,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应该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坦率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的.我一桥大学毕业进大藏省工作后,曾奉命几次到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做过社会、经济调查,时间长达一年十个月.那时正是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我亲眼所见的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但是,我现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处事.考虑到当前日本面临的世界形势,加上又早与美国结成的同盟关系,这次我们两国要在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表达,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一点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田中首相在战争末期也被征兵,到牡丹江服役,不久就患急病被送进了陆军医院治疗.因此他只穿过军服,但没有打过一仗,没有杀过一个人,战争就结束了.他也熟知那场战争的性质,观点同我一样.”
“虽然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作出最大限度让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们是不会来中国的.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体生命来干的.”
“如果这次谈判达不成协议,田中和我都难于返回日本.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反对呼声,逼田中和我.田中和我都是下了决心的.这些都请你如实报告周总理.”
“至于中国政治三原则中的日蒋条约的表述方式,也请周总理谅解我们的难处.我一定会想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大平外相在诉说上述内容时,看上去眼睛里有泪花.
两位外长还就一些细节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一直认为,这次“车中会谈”,特别是大平外相的上述表态,对后来的事态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言而喻,姬部长一回市内,就去了周总理那里.
当天晚上十时,两国外长在国宾馆十八号楼底层会议室举行最后一次会谈,逐条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以供预定次日上午十时在人大会堂正式签字、生效.北京外文印刷厂的负责人也在外面候着,以便拿回去立即把日文版印刷出来.
《联合声明》共九条,具体内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只剩下前言中的一段话,即如何表述过去日本侵华历史的部分空着,待这次会谈最后商定,用什么语言替代“添了麻烦”.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两位外长依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着对方首先表态,而时间已过凌晨一时了.服务员几次端来咖啡,帮大家提神.
这时,我看见大平外相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并说,“姬部长,这是我方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底线.”纸条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日本国政府对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日方翻译随即将它译成中文.姬部长要求大平外相将纸条递过来看看,并命令我一字一句正确无误地再给他翻译一遍.我照样做了,并说日方翻译没有差错.
姬部长听完后,陷入长时间沉思.我忍不住了,以最低的声音向他建议：“姬部长,我个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个方案了.”
姬极其生气但又非常小声地训斥我“少废话！”还在我大腿上狠狠地捏了一把.我吓了一跳,随即意识到,不管姬部长这个人多么和蔼可亲,对我也很器重,但此时此刻,这句话绝不是一个翻译应该说出来的.
又过了一会儿,姬部长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建议休息十分钟后中方再作回答.大平外相表示同意,并说自己也得把内容告诉田中一下.由此可见,纸条上那句话,并非是他与田同商定的,而是大平个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事后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曾告诉过我,起草《联合声明》,田中是授予大平全权的.
两位外长,一个快步走出了十八号楼,一个慢步上了二楼田中的卧室.后来知道,周总理那天晚上也在国宾馆休息,姬部长是去向他禀报的.
大约十五分钟后复会.姬部长表示,就采用大平外相的建议吧,并说这是中国政府的最后态度.问题终于解决,《联合声明》中正是这样记载的.
后来,外交部内个别同志对此还不大满意,认为在“战争”前该加上“侵略”二字.周总理知悉后强调,就文字表达的思路而言,谁都可以想到《联合声明》中的“战争”,就是“侵略战争”.因为,如果不是侵略战争,怎么会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如果不是侵略战争,今天的日本政府又怎么会要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我认为,这正表明周总理既坚持原则,又宽容大度,不想过于为难田中、大平.更重要的,是成功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是当时中国整个世界战略的重要一环.
当天早晨见到姬部长时,我向他检讨,说几小时前自己的举动太随便、太出格了,以后一定不犯类似错误.姬说,外交授权有限,连我这个外交部长都无权决定的大事,一个翻译竟敢说三道四,认为可以拍板定案,这不能不说太荒唐、太出格了.
我一直点头称是.向他告别时,他又说,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它不能由你来说.你应该终身引以为训.
另一个悬案就是如何把“日蒋条约”写进《联合声明》,最后决定《联合声明》中不提此事,而以日本外务大臣谈话的形式,正式表明“日蒋条约”从中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日起失效.
《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由两国政府、外长共同签署、生效.签字仪式一结束,大平就去民族文化宫会见众多记者.他一开始就大声宣布：
虽然两国《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但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经失掉存在的意义,而结束了.
“机上会谈”换主 上海之行难忘
北京日程结束后,田中首相一行当天下午二时,就按照原定日程,前往上海参观、访问.但这时日方内部又出现一起纷争.起因是田中表示自己十分劳累,不想再去上海了.其实劳累只是一个托词,他的真实想法是,自己是为日中关系正常化而来北京的.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成,也就无需再去上海了.那时他满脑子想的,全是下一步如何应对国内政局.
八年前就当过池田内阁外务大臣的大平,懂得国际交往的规矩,觉得这样做全然不顾主人的脸面,十分不妥,不断地劝说田中改变主意.在两人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时,周总理亲自对田中说：
我们共同完成了一大使命,呆一会儿我陪你去上海参观、访问.这件喜事完全出乎田中意料,并一再表示感谢.接着又说,他希望乘坐周总理的专机飞往上海,让自己的专机先飞上海等着.
周总理笑着说,我的专机是苏制伊尔18,比较陈旧,舒适度也远不及你的美制DC8专机,就算了吧.
田中表示,他不在乎什么型号的专机.鉴于大平君和姬部长的“车中会谈”非常成功,他自己也迫切希望能与你举行一次“机上会谈”.
话讲到这里,周总理也就不便说什么了.就这样,田中、大平、二阶堂三人乘上了周总理的专机.
周总理估计,田中这样执着地要求同机飞往上海,肯定有他的理由,很可能想就下一步双方就要进行的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谈判交换意见,作些准备.然而,飞机起飞不到五分钟,田中就呼呼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见此情景,富有外交经验的大平,可能觉得田中太荒唐、太失礼了,便伸出手去推醒他.周总理马上拉住大平的手说,这几天他太累了,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下面就由我们两人进行“机上会谈”吧.
大平对此非常感激.因为他完全懂得,在这种外交场合,是非常讲究对等的,而总理和外长,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
为缓和大平的心情,周总理首先对大平说,听说你不但擅长外交,对中国的历史、文学也很熟悉呀.
大平回答,我这个人别无其它爱好,一辈子只喜欢读书,喜欢“新书飘逸的馨香和拿在手中的柔感”.尤其爱读孔子、孟子、李白、杜甫的作品.因为“中国这些古典里,全无鹦鹉学舌式的模仿,而充满逼真的魅力.”
说着说着,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交给周总理,纸上写着一首七言汉诗.大平说,这是他前两天晚上在北京写下的,烦请周总理不吝指正.可惜我已记不清这首诗的全文了.意思好像是感受北京的秋色无限美好,完成历史使命的心情更加愉悦.我估计,大平这首诗的原稿,也许可以在外交部相关档案里找到.
关于读书,大平还告诉周总理一件趣事,令周总理感慨不已.
大平说,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像自己一样喜爱读书,几十年前他们夫妇就商定,平时给年轻人送礼,包括参加他们的婚礼,从来不送任何钱、物,只送符合对方职业特点的有关书籍.最多一次,送了一百几十本.至于对方职业特点,都是夫人事前调查的.
我记得,在“机上会谈”中,大平主要谈了两件事情.
一、一再请周总理放心,说田中和他在北京所作的几项承诺,只要他们两人能够继续执政,就一定会件件落实,履行到底的.就像您在签字仪式后所写的“言必行、行必果”六个大字一样.这六个字是您作为纪念送给他的（指田中）.当时他不明白这六个字的含意.我告诉他,这是孔子在《论语》第十三章子路的一句名言.
二、着重介绍了他与田中的深厚友情.大平指着昏睡中的田中说,“我与他相识、相交十六、七年了.他是一位真诚待人、信守承诺、值得信赖的朋友.至于他的缺点、毛病,正是您所看到的那样,可以说是一个‘野人’.此外,他非常聪明、反应极快,但具有者的性格,喜欢自己高谈阔论,而不大愿意倾听别人的想法、意见,甚至经常以“明白了”为由,打断别人的讲话.对他的上司佐藤荣作也不例外.
“为此,这次离开前,我特别提醒他,这次我们去北京,面对的是周恩来总理,而周是一位世界级的大政治家、大外交家,说起话来,思路清晰,论述周全,往往一讲就是个把小时.到时你可千万不要叫嚷‘明白啦’,而打断他的讲话,否则就太失礼了.我的提醒刚说到一半,他就很不耐烦地喊着‘明白啦’走开了.这几天,我一直担心他是否真的‘明白啦’.结果也许他同样非常敬重您,几天前您一开口就讲了一个小时,他没有显露出一点‘明白啦’的表情,也可以说他一直在‘洗耳恭听’,可见这次他是真的‘明白啦’.”
周总理专机下午三时半降落在虹桥机场.这时田中才睡醒过来.时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等接机.周总理把客人介绍给张,并说为了节省时间,张将作为上海的主人,陪同各位直接去离这里不远的马陆人民公社参观、访问.这是各位来访中国后唯一一次参观工农业项目,希望各位多提宝贵意见.周总理还说,他自己也去,但想独自走走看看.
参观过程中,田中心情很好,多次说他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从政后也一直十分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当公社主人陪他去参观社办企业、一家小造船厂时,田中见到小船全是水泥船,便告诉主人,根据他的经验,水泥船不仅船身份量重,不大好用,而且一碰撞,还很容易出事故.所以建议你们以后多造小木船,既好用,又安全.
后来我问主人,这位日本贵宾说的是否真有道理.主人不加思索地答称,当然有道理啦.可他哪里知道这些年我们国家木材奇缺呀.
当天我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当好翻译上,没有注意到此时此刻周总理在哪里、在做什么？直到几年后看到田中写的访华回忆录,才觉得田中回答了自己的问题.田中是这样记述的：
“周恩来陪我去参观上海郊区人民公社时,‘’之一的也在场,并由他为我作向导.周则在离我们不到一百米的田间小道上行走,进了一间小作坊.一群女工纷纷拥到他身边,争着与他握手,打招呼,其中一个人更是大声哭喊着,激动地向他诉说……我听不懂中文,也看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周与几十个身着破旧工作服的女工一一握手,并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为那个哭喊者擦净眼泪,耐心劝慰……十五年前亲眼目睹的周恩来的这个形象,一直鲜明地刻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周恩来向我们走来时,小路两旁也是一片掌声.而那个,虽也不停地向周围的人们招手致意,但几乎没有人搭理他.”
在当晚上海市举行的欢迎、欢送宴会上,日本代表团兴高采烈,田中的话特别多,多次强调这次访问圆满成功,最大的功臣是周恩来总理.周为此作出的非凡努力,他将永世不忘,并多次与中方人员干杯.我估计他至少喝了十五、六杯茅台酒.周总理同样心情很好,也喝了十几杯酒.
我早就知道,周总理酒量很大,十几杯酒根本难不倒他,所以没有劝阻他少喝一些.回北京后我才听礼宾司长韩叙说,从当年5月18日起,周总理在外事活动中,喝的全是凉开水,而不是酒.唯一原因是那一天他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医疗小组采取的第一条救护措施,便是他不能再喝一滴酒.
敬爱的周总理患了癌症！这个消息着实使我大吃一惊,非常意外,非常悲痛.细细想来,原来这四个多月为实现中日复交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一位年近七十五岁高龄的癌症患者亲手布局、直接指挥的！这太了不起、太令人难于置信了.
韩司长还告诉我,这次周总理决定亲自陪同田中访问上海前,他和部里几位同志曾极力劝阻他改变计划,放弃上海之行.结果不但未被采纳,反而挨了一通批评.总理说,你这个礼宾司长不是不知道,田中来访前我曾托人向其承诺,中国接待他的规格、礼宾待遇,都不会低于尼克松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杭州,我都陪同去了.这次田中访问上海,我怎么能失信于他呢！何况这次上海之行十分成功呀.
第二天,即9月30日上午9时,周总理又亲自陪同田中前往上海机场,为他送行.田中一下车,就看见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敲锣打鼓向他鼓掌致意,感到非常不解,就问周总理,这么多人为什么在这里又唱又跳呀.
周总理知道他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便笑着回答说,这么多人聚在这里,既欢迎阁下,又欢送阁下,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你这次来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实现了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为今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田中十分激动地又问周总理,这几天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不是都受到七亿多中国国民的欢迎和肯定呀？周总理更响亮地回答道,当然啦！今后我们双方都要更努力地工作,以不辜负两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田中点头称是,绕场一周后向专机走去.
登机前,他再次紧握周总理的双手,谢谢,谢谢,并表示欢迎周总理尽快访问日本,届时他一定陪同周总理去京都游览美丽的琵琶湖.
田中特别提及琵琶湖,是因为他知道,周总理十九岁那年,曾去留学一年半,二十一岁那年回国前,专门去游览过琵琶湖,并给他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田中登机走上舷梯时,周总理大声喊了一句话：
请转达我对天皇陛下的问候！
众所周知,在政治上,天皇在中日两国都是一个非常敏感、微妙的人物.田总访华前、访华期间,双方都从未提到过这个名字.因为天皇该不该对那场侵略战争负责,两国内部都存在明显分歧.
正因为此,周总理这一句话,在日本反响极大.多数人认为,在中国“”那种特殊背景下,只有周恩来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庆祝中日两国复交招待会上
1972年10月底,上面传达说,周总理近日严厉批评外交部,说两国复交后外交部的对日工作不积极、不主动、不作为.原因是周总理从日本媒体的一则消息中得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回国后,对他们9月底的访华成果,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非常满意,破例在举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盛大招待会,邀请华侨总会和当时在日本的方方面面的中国人出席,以表示祝贺和感谢.招待会气氛很好,在日华侨也很高兴.有人说在日本生活这么多年,还第一次受到日本的款待.更多的人则感到,两国复交后,在日华侨的地位会明显提高.他们还纷纷表示,今后更要为发展中日友好、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多出点力.
周总理批评说,为什么田中、大平和日本外务省能够想到这一点,而我们的对日部门却不动脑子,不想办法,努力开展这方面广交朋友的工作.尤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更应该举办这一类活动.因为两国复交主要是依靠两国人民,特别是日本人民的长期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听到批评后,外交部立即付之行动,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以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的名义,尽快在北京举行一次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庆祝招待会,邀请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经商、旅游的日本朋友和常住北京的日本侨民出席.
对外友协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班子,开始相关筹备工作.强调这项活动一定要充分体现周总理在中日复交后多次谈及的“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饮水不忘掘井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等关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开展对日工作的指导思想.请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领导人出席.请八十高龄的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代表中方致辞.请日本友好团体和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界有影响的五位代表人士到会讲话.
根据领导安排,我具体负责为郭老起草中日两种文字的讲话稿,同日方具体商定由哪五位代表到会讲话,以及为他们当好翻译.
那半个多月,我忙得两脚朝天,几乎每天都要开夜车,但心情一直很好.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两国各界各方面代表近三千人聚集人大会堂宴会厅,欢聚一堂.人大会堂的负责人说,这是六、七年来难得有过的盛况.
郭老和四位日方代表先后上台讲话.鼓掌声、欢笑声一阵高过一阵,宴会厅里呈现出一片友好、和睦的景象.眼看由自己分工承担的任务,即将顺利结束,高兴地跟随最后一位日方代表、关西日中经贸中心理事长木村一三先生上台,为其当翻译时,一个意外重大事故发生了.
木村理事长是当天清晨由大阪启程,途经香港,由深圳入境,再从广州飞抵北京,并直接从机场乘车赶到人大会堂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他到达时,招待会已经开始.我问他有无书面讲话稿,他答称自己没有时间准备,只在来北京的飞机上想了一个提纲,写在了盒上.又说即使没有讲话稿,他也相信我一定能够翻译好的.
上台后,他即席随兴讲了七、八分钟,其中引用了当时许多中国人常说、也是许多中国人最喜欢听的两句口号式的政治术语：“中日复交是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理说,这一类政治口号是最容易翻译的,我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在翻译他的整段讲话时,竟漏掉了绝对不能漏掉的这两句话.急得坐在主桌上的另一位翻译、北大校友、后来担任国务委员的唐家璇同志,大步跑到台前大声高喊老周、老周,还有两个“伟大胜利”没有翻译呢！
听到这一叫喊声,我真的吓了一大跳,又立即惊醒过来.我深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这件事的严重性质和可怕后果,就马上当众十分沉痛地承认：
自己刚才不慎漏译了木村先生讲话中两句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对翻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允许的失职行为.现特补译如下：木村先生特别强调指出,中日复交是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
为了挽回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更表明自己刚才漏译不是有意而为的,我真是怀着对伟大领袖、对革命外交路线的深厚阶级感情,用最激动、最有力、最宏亮的声音,一字一字说完这两句话的.可能在场的近三千人都谅解了我的过错,全场响起了一阵特别热烈的掌声.
回到主桌后,桌上一位平时对我十分友善的老领导轻声提醒我,他（指同桌我的顶头上司）对你很不满意,说你刚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一听,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心想日后别人完全可以抓住自己今天这个“小辫子”,大做文章,无限上纲,攻击我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竟敢在庄严的人大会堂主席台上,任意删掉外国朋友称颂伟大领袖的话语……
不行,绝对不行,我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设法自救.
于是我站起身来,低头向就坐在身边的周总理作检讨：刚才您也听到、看到了.作为一个翻译,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这里我有意将“错误”,说成了“事情”）.但我可以向您保证,自己绝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听完我的沉痛检讨,周总理不是朝着说话的我,而是朝着刚才自言自语说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我的那位顶头上司,十分严肃地说了下面几句话：
什么政治错误！？我看不是什么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而小周两个多小时,像个走马灯似地,六上六下不停地当翻译,至今滴水未进.
这几句话说得我的那位顶头上司低头不语,说得同桌的多位领导点头称是,更说得我感动万分,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从那天起,我常常自勉,以后即使工作中遇到再大的困难、挫折,只要回想起周总理这几句温暖人心、爱护自己的话语,就会觉得,自己一辈子当翻译,再苦再累也值了！
实话实说,我想了许多年,至今也没有完全想明白,周总理为什么会在那种情况下,说那几句话保护自己的.反复琢磨,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吧.
一、对我印象不错,完全不认为我是有意这样干的.
二、对我的这位顶头上司不太满意.记得此前不久周总理曾当着外国朋友的面,严厉批评过他太“左”.当时我也在场.我甚至怀疑,我的这位顶头上司可能误以为是我向周总理“告状”,他才挨批评的,并因而记恨于我.他那句恶话,就是想引起周总理的“呼应”,以便日后以“总理指示”为由,狠狠敲打我,但周总理看清了他内心的“小算盘”.
三、对“”期间出现的一些政治口号,特别对一些外国人跟着叫唤一事,并无好感.
刻骨铭心的几点印象
虚怀若谷 坦诚谦逊
举世公认,周总理是我们党和国家杰出的主要领导人.有人更说他是“中国前五十五年和新中国头四分之一世纪的一部历史”.
几十年间,在多次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都起到过扭转乾坤、转危为安的重要作用,作出过重大贡献.
但在平时偶尔讲到一些历史问题时,没有从他口里听到过一句他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才赢得胜利的.相反,他总是强调,由于自己认识不足,指挥失当,没有把事情办好的教训.例如：
一、在提及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他说在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镇压人和革命群众的关键时刻,打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自己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苦性,作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必须引领起义队伍,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并取得最终胜利.而同志后来十分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
二、在提及此前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后来几年的地下工作时,他说作为工人武装起义和地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当时自己对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估计不足,尤其对敌人利用党内叛徒破坏革命的危险性、严重性,缺乏警惕,从而造成极其被动的局面,险些遭到全军覆没的厄运.
三、在提及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他不止一次地向国内外朋友检讨自己,说由于自己疏忽大意,未能及时劝阻,防止民族英雄张学良将军落入虎口,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大悲剧.
我至今还记得,死后,被软禁半个世纪才重获自由的张学良将军,在回忆往昔岁月时,曾向众多内外记者表示,他一生中最钦佩、最难忘、最想向其深表敬意的,不是别人,而是周恩来.可惜周十年前已经去世,无法与他再次见面了.
四、在提及1955年4月出席印尼万隆会议前,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和随团记者,在香港乘坐印度“克什米尔号”飞机,遭到蒋特破坏时,他说由于自己事前缺乏缜密考虑,没有从最坏处设想、部署,被狡猾的敌人钻了空子,造成多位优秀同志不幸牺牲的悲惨后果.每想起这件事情,他曾多次夜不成眠.
实话实说,自己在给其他领导人当翻译时,很少听到、见到过类似的情况.臭名昭著的“”不言而喻,就是个别所谓的“革命领导干部”,也常有人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放在组织和群众之上,吹嘘个人的“光荣历史”和作出的“重大贡献”.我常想,比起周总理来,这些人实在太渺小,太差劲了.
光明磊落 严于律己
大家知道,前面我也曾多次提及,从延安时期起,周总理就酷爱打乒乓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最早放在他住处中南海西花厅侧房里的那张乒乓桌,是他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用几块旧木板搭成的.不但弹力不足,而且摇摇晃晃,很不好用.
为此,秘书马列几次提议是否让后勤部门另配一张桌子,但周总理说,他打乒乓球只是为了活动活动身体,因而一直没有点头.马列无奈,就向国家体委荣高棠求助,荣当天就让人从乒乓球队训练房搬去一张已经报废的旧桌子.
后来,周总理问起这件事,马列谎称是向乒乓球队借来的.他才没有深追下去,只吩咐马列不要忘了写一张借条.
从1959年秋至1973年春,我有机会为他当翻译的十几个春夏秋冬,记得周总理会见日本朋友时,身上穿的衣服,一直就是那么几套,换来换去,还几次发现棉质衬衣的袖子边上发毛.
他穿的皮鞋,也一共只有三双,一双黑的,一双棕色的,另一双深的凉鞋.
尽管全是旧衣、旧鞋,但却洗擦得一尘不染,干干净净,依然显得十分庄重、精神.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一次号召全国各地、各个部门开展节汇、创汇运动,要求将宝贵的、几乎全靠出口全国人民省吃俭用的农副产品,换回的每一分外汇,都集中用在购买国内急需的先进设备、技术和原材料上,以克服经济困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记得在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周总理谈及这件事时,又严肃地做起自我批评来了.
他说,自己也曾有过浪费外汇的不良行为,就是在一次出访非洲、中东十国期间,他发觉随身携带的国产刀片不大好用,特别是赶任务、抢时间、匆忙刮胡子时,往往刮不干净,而且十分疼痛,甚至常常出现血印.
随行人员都知道他胡子浓密,每天至少刮一次,便建议买些刀片应急.他同意了.秘书就去肯尼亚首都内罗比的商店,买回了一打英国老牛牌刀片.
周总理自我批评说,自己这样做,严格来说就是浪费外汇.理由十分简单：国产刀片不是不能用,只是不大好用.然而几亿中国男人都在用呀.他们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远比国产刀片好用的刀片.可自己却为了图个方便,舒服一点,就把宝贵的外汇,用在购买外国刀片上了.
听完他这番语重心长的自我批评,与会者们无不为之感动不已.一个七亿人口大国的领导人,出访期间使用原本属于他自己的一点点外汇,买自己急需的几片刀片,还要如此自责,全世界大概只有周恩来才能做到了.
这里,我所以说原本属于他自己的一点点外汇,是因为根据当时财政部的规定,我国每个因公出访人员,不分级别高低,不论行期长短,都可以得到相当于20元人民币的外汇补助,用于在出访地购买少些小纪念品.
我自己参加工作后每一次出访日本归来,都会在途径香港时,用这些钱换成港元,在中国的国营商店分店,买些日用品,以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周总理买的那几片刀片,我估计不会超过20元人民币.
同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严冬的一天,北京市万里副市长当面向周总理紧急报告,说北京市煤炭库存严重不足,居民供暖用煤只能维持一个星期了.如再不采取特殊救急措施,几百万北京市民即将无法取暖,从而很可能出现难于控制的被动局面.
听到这个信息后,周总理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当场批评北京市领导为什么要等到火烧屁股,才说实话.
万里解释说,他们原来打算自己设法解决,不想为这件事惊动,给领导增加压力.但几经努力,也未能落实煤源,才不得已如实禀报的.
周总理当天下午就召集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解决燃眉之急的对策.作总结发言时,他特别嘱咐,还应采取一项紧急措施,就是从今天晚上起,停止对西花厅的供暖.
对此,大家纷纷表示反对,说即使对西花厅停止供暖,一个季度也只能节省十几吨煤,而现在北京夜间气温为零下十度左右,您和邓大姐都上了岁数,怎么工作、生活……
周总理当即表示,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能够节省多少煤,而在于只有我周恩来自己挨冻了,才能切身体会到,一星期后可能挨冻的几百万北京市民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告诉我这件事的一位国务院秘书,没有说后来是否真的停止对西花厅供暖了.只说在周总理强有力的领导、调配下,不到三天,就全部落实了当年北京市民的取暖用煤.
超强的记忆力
凡是见过周总理的日本朋友,都会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印象,就是觉得他的记忆力特别强.
周总理与一些老朋友再次见面时,大都会边与对方握手致意,边亲切地询问,这是你第几次来北京呀.对多次交往过的老朋友,甚至还会进一步问及对方的工作、生活情况,有无新的变化.
这在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中,早就成为一个“美谈”.有的说他“不摆架子,平等待人”,更有的夸他“伟人风度,举世无双”.
长周总理一岁、与周总理交往甚密的冈崎嘉平太老先生,曾认真问过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他想了想,只回答了两个字：用心.
作为翻译,自己也一直觉得周总理在这方面确实鹤立鸡群,与众不同.但没有想到,他不仅对外国朋友,对外交部许多工作人员,特别对二百多名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情况,更非常熟悉.这里,我想介绍一个既可气、又可笑的真实故事.
“”初期,我所在部门第一个带头“造反”的副局级干部,扬言已经决定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外交部必须坚决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她在审阅一个“保守派”科员起草的“关于调整我国对非政策建议”时,见文中几次出现刚果（利）和刚果（布）的称谓,就以为这次终于抓到了平时不那么服管、不那么听话的“保守派”小头头的辫子,便当众训斥道：
刚果就是刚果,哪来什么利不利,布不布的.试问你这个外交部小干部,有什么权力把一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以后绝对不允许再犯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低级错误了！弄得那个科员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样作答才好.
实际上,稍有一些国际常识的人都知道,刚果（利）和刚果（布）从来就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分别位于刚果河的两侧.“利”是一个刚果首都利奥玻得维尔的第一个字.“布”是另一个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的第一个字.
后来,刚果（利）改名为扎伊尔（至今人们依然常常使用老名字）.刚果（布）则改名为刚果共和国.这两个国家,都早就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记得1968年1月18日上午,周总理会见两名社会党资深议员石野久男和枝村要作,一起床就来到人大会堂.会见气氛融洽,双方都很满意.看来那天周总理的心情特好.
送走客人后,周总理问服务员：今天中午你们职工食堂供应什么饭菜？
主食煎饺子,副食豆腐白菜汤.服务员答.
很好吆.快去给我端一份来.为了见外宾,今天我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呢.
要不要加一个您平时特爱吃得西红柿炒鸡蛋？服务员问.
不用啦.还有,就是不要忘了把粮票和菜钱都记在我的账本上.
周总理见我呆呆站在一旁,便问我最近这几天,外交部有什么新鲜事可以告诉他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便详细地汇报了上面这件关于刚果（利）和刚果（布）的咄咄怪事.但我没有提及这件咄咄怪事主角的姓名.
周总理听后笑着说,这类天下奇闻竟然出现在我们外交部,真是令人难以容忍呀！接着又问我,你说的那个副局级干部,就是早就小有名气的张林生吧.我点头称是.
周总理接着又说：
我三十年前就认识这个人.听说她祖籍湖北.父亲是一个在人多地少地区,拥有三千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她自己从小是由六个奶妈带大的.后来她进了燕京大学,受到地下党员黄华等人的影响,参加过一些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加上失恋等原因,没有毕业就奔赴延安,进了女师大.
我记得,当时自己去女师大讲课、做报告时,她总是争坐在离我最近的第一排,主动为我倒茶、添水、献殷勤.
我还记得,解放初,一次我去巴基斯坦访问.当时她是使馆二秘,又抢在大使前面,大言不惭地问我,美国已经开始向外国派遣女大使.为什么我们中国迟迟不行动,莫不是外交部领导也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旧思想,旧观念？
见她如此自以为是,不懂规矩,我当即严肃回答她：
我这个兼任的外交部长,从不重男轻女.中国将来肯定也会派女大使的.我看今天在座的、随我一道来访的龚澎同志（乔冠华夫人、时任外交部新闻司长兼首席发言人——作者）,现在就完全够格,你还差得远呢.
为了让更多人及时知道周总理对这位“造反派”领导干部的看法和评价,使大家认清她的庐山真面目,不再继续受其影响.当天下午一回单位,我就向全体同志,一字一句如实作了传达.张林生本人也到场了.
出乎自己意料的,是听完传达后,站起来第一个表态的,就是张林生本人.只见她一改平时唯我独尊、神气活现、不可一世的架势,而是低着脑袋,细声细气地说：
周总理对周斌同志说的那些事,都是实情.我愿意虚心接受他的批评教育,脱胎换骨,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请大家今后批评、帮助、监督我.
更多同志争着发言,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周总理的讲话.今后一定要从思想上、行动上与张林生划清界限,不再受她的影响,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整天造别人的“反”,“革”别人的命……
自己今天还如此清晰地记着半个世纪前的这件往事,一是因为围绕刚果（利）、（布）的错误发生在外交部,实在太离奇、太荒唐了；二是觉得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尤其是他老人家在外交部广大职工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太伟大、太感人了.
严格要求 宽容关怀
在外交部当翻译,接触部内、外中高级干部的机会比较多.由于自己特别崇敬周总理,所以一直非常关注这些中高级干部对周总理的看法、评价.
我得到的总的印象,是他们在私下谈及周总理时,也几乎全是好话,从未听到过负面议论.有的说,周总理对他们要求很严,经常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不断为党的外交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有的说,在他们工作出现差错时,周总理又能够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分析出错的主客观原因,找到改进办法.对个别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周总理更能够严肃认真地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认真汲取教训,直到真正改正错误.
这里,我想介绍一个既十分有趣、又令人深思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是“”期间、被迫“靠边站”、因而有许多空余时间的外交部老前辈、副部长王炳南亲口告诉我的.故事讲的是周总理怎样对待另一位外交部老前辈、副部长陈家康的.
王炳南在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就开始在周的直接指挥下,做对敌情报工作,包括几次打入敌人要害部门.解放后外交部建部时,出任副主任（主任为阎宝航）,不久升任主任.
陈家康比王稍晚一些,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期间,跟随周在重庆办事处当翻译、秘书.外交部建部时,出任亚洲司副司长（司长为夏衍）,不久升任司长.
王副部长讲述的故事,具体情节如下：
1954年夏天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前,周总理召集部内外近二十名“笔杆子”开会,商讨如何起草中国第一份“外交报告”,以便日后在人代会上宣读.与会者包括胡乔木、周扬、乔冠华、范长江、邓拓、于光远等人.王、陈两人也列席会议.
周总理在开始讲述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希望大家群策尽力、充分发表意见,共同写好这份“外交报告”时,就发现与会者们之间正在传阅一张小纸条,而且凡是看过这张小纸条的人,都朝着胡乔木、乔冠华两人,做鬼脸,捂着嘴发笑.
周总理虽不知道小纸条上写些什么,但对与会者们思想走神、开小差,不认真听自己讲话,很不高兴,便大声喊了一句：
把你们传来传去的这张小纸条给我！
与会者无奈,把小纸条递到了周总理手里.周一看,火气更大了.原来小纸条上写着一首打油诗：
古有大乔和小乔
今有南乔和北乔
南乔和北乔胜过大乔和小乔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多两条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大乔和小乔,是指三国时期吴国政界元老乔老爷的两位宝贝女儿,人称一对绝世佳人.她们分别嫁给当时吴国最高军政首脑为妻.
南乔和北乔是指当天在场的乔冠华和胡乔木.两人祖籍虽都是江苏盐城,但乔冠华因长期在南方任职,而被称作“南乔”.胡乔木则因长期在北方工作,则被称作“北乔”.
周总理厉声问道：这是谁写的！？
陈家康低着脑袋,回答是自己写的.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
刚才.
你为什么要写如此低俗、无聊的东西,来干扰今天的会议？
因为与会者都是熟人、好友,自己只想开个玩笑,逗大家乐一乐,从未意识到这样做会干扰今天的重要会议.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虚心接受您的批评教育,保证以后绝不重犯这类低级错误.
周总理冷静下来后,语重心长地讲了很长一段话.中心意思是：
我们这些人都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培养,现在分别负责某一单位、某一部门的领导工作.在社会上又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理应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修养.在为人处世方面,更应摆脱低级趣味,做一个身心健康、品德高尚的人,成为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学习的榜样.
最后,周总理对陈说,我知道你这些年一直喜欢书画,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不能不分场合、不分轻重,随便乱说、乱写一通.而要经过缜密思考,真正写出水平来,写出风格,写出传世佳作来.
喔,这方面你们都得好好向在座的长江同志学习,具体情况,今天会议结束后,由他自己给你们讲.
事后,几位部内外的与会者都说,周总理在这类并非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也能如此严格要求他们,是对自己的真正关爱,令人终生难忘.陈本人更沉痛地表示,今后一定要以此为训,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几年后,周总理委派陈家康出任我国驻埃及大使.
埃及在中东、非洲的特殊重要地位,一直是外交部的重点工作对象.周总理每次出访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时,也都会在开罗停留几天.
出访前,外交部就会让驻埃及使馆,对往访国进行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建议,甚至要求驻埃及大使,随同周总理一起往访.因此,驻埃及大使的工作十分重要、繁忙,见到周总理的机会也非常多.
头几年,陈确实干的不错,颇受好评,曾得到外交部的通报表扬.但后几年,他的老毛病似乎又复发了.一次我陪周总理访非时,驻埃及使馆几位资历深一些的同志,纷纷告他的状,并要求我向周总理反映他们的意见.
有的告他“玩物丧志”,不分内外、不分场合,一有机会就吹嘘他手中的那把扇子（开罗气温较高,使用扇子的时间很长）,多次宣称扇面的画,是大画家齐白石特意为他画的.扇面的字,是大书法家郭沫若主动为他写的.他甚至扬言,这把扇子,若干年后,一定会成为一件历史“文物”,出现在国家博物馆里.
有的更告他,为了发泄自己多年来对周总理的不满情绪,无聊之极,写了一首十六字的打油诗.诗文为：
一马当先 二（两）旁伺候 三呼万岁 四（世）界和平
我虽然不懂诗,更不会写诗.但觉得这十六个字,根本谈不上是一首诗,更不能认定它是针对周总理的.
告发者们表示,起初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后来几次听到陈本人的亲口解释后,才知道他写诗的真实原因和矛头指向.
很可能为了显示自己非凡的“诗才”,陈不止一次十分得意地向他们解释道：
“一马当先”,是指周到访前几个月,外交部就指示他做这做那,甚至先去几个往访国转一遍,为周日后前往访问,作好万全准备.
“二（两）旁伺候”,是指周到访以后,从早到晚,他这个原本“一把手”大使,也只能呆在周的身边伺候,按照周的指示、要求,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万一出现差错,或周心情不好,还得挨批.
“三呼万岁”,是指周在访问期间,作出的任何指示,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都得无条件表示赞成,并事事照办.
“四（世）界和平”,是指周为了世界和平而来,自己也同样为了世界和平奔忙,一切都认了、都忍了吧.
面对这件事,我沉思许久.看来家康的所作所为,再次印证了中国的两句古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了伤疤忘了疼”.
要不要向总理汇报这件事呢？为此,我又沉思了许久.报,必然会引起总理生气、不快；不报,总理日后肯定会通过其它渠道,知悉这件事.到时不仅家康照样挨批,自己也很难交代呀.想来想去,我还是如实报告了总理.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总理听我汇报后,没有生气,更没有发火,而是异常平静地对我说：
关于那把扇子,家康特别崇敬齐白石、郭沫若两位名家,本身并没有错,只是不应该把他自己与齐、郭并列.还有就是不应该不分场合、不分对象,胡吹一通,甚至为了抬高自己,谎称两位名家是“特意”、“主动”为他画的、写的.
关于那十六个字,也应该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认定他是将矛头直接对准我的.
所谓“一马当先”,说的全是事实.这些年他在埃及、非洲确实做了许多工作,多次帮助我顺利完成了出访任务.
所谓“二（两）旁伺候”,说的也基本符合事实.
所谓“三呼万岁”,表明他的确对我有些意见,不大满意.但这也得一分为二地来看.首先,我自己也应负一部分责任.一直觉得他跟随自己多年,相互知根知底,十分了解,因而有时就不大注意工作方法,直来直去,不那么耐心征求他的意见,不那么虚心听取他的建议了.
所谓“四（世）界和平”,说的更没有错.
问题在于,他这个人以前就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毛病,喜好哗众取宠.但凭我多年对他的了解,他绝不会恶意攻击自己.
最后,总理表示,据此,我就不找他个别谈话了.就由你出面与他谈谈心,把大家对他的意见转告他吧.如果他问起我的意见,你就把我刚才对你说的那些看法,如实告诉他,劝其好自为之.
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我约陈谈心时,他果然问起总理知不知道这件事.我回答总理知道,刚才自己所说的,大都是总理听我汇报后发表的看法.
我特别强调,总理对你一直很好.对你既严格要求,又宽容关怀.今后你绝不能再让他老人家失望了.陈点头不语,眼里全是泪花.
听完王副部长讲完这个故事后,我又好奇地问陈家康后来怎么样呀？王说,在对待家康这件事情上,总理确实了不起,不但没有因为陈几次对自己不敬而记恨在心,反而更加关心陈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了.
一次,总理又对我说,看来外派大使,任期不宜太长.太长会失掉新鲜感,容易保守、固执,不思进取,无法创新.而家康去埃及任职已经八、九年了.还听说他家里也有许多事等着他回来处理.得认真考虑这件事了.
大约半年后,家康被调回国内工作,担任分管非洲、中东事务的副部长.
那天会议结束后,总理就让范长江（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向大家讲了下面一件事情.
范说,1928年,也就是自己19岁那年,偶然从一篇文章中看到,山西大军阀阎锡山去南京拜见,途径无锡,有感而发,按三、三、七格式,写了十三个字的一幅对联的上联：
阎锡山 过无锡 登锡山 锡山无锡
写成发表后,阎洋洋自得地宣称,这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一副“绝联”.扬言世上如能有人写出以此相对应的下联,他愿意甘拜下风,登门求教,或恭请到太原作客,贵宾相待,重谢厚奖.
不出阎所料,此后二十年间,居然没有人能够写出下联.直到他1949年夏天,作为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行政院长”,从广州跟随去了台湾.
范说,他自己也苦思苦想了二十年,始终没能把仅仅十三个字的下联写出来.它难就难在上联十三个字中,除了作者的姓“阎”字,以及“过”、“登”两个动词外,其余十个字就是无锡和锡山两个地名,而锡山这个地名又正好与作者的“名”相同.这种巧合,是极为罕见的,也是人们难于写出下联的基本原因.更是这个老军阀敢于如此放肆的主要依据.
范说,强烈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又激励自己即使再难,也绝不能轻易认输,心甘情愿地败在一个老军阀的手下.
范说,南京解放后,一次自己跟随三野司令员陈（毅）老总外出视察,来到与安徽交界的天长县长江岸边.不知哪里来的一股灵感,让我兴奋不已,大声喊叫道：
陈老总,我想出来了.我想出来了.我战胜阎锡山啦！
他的上联是:
阎锡山 过无锡 登锡山 锡山无锡
我的下联是:
范长江 到天长 望长江 长江天长
范说,你阎锡山“过”无锡,我范长江“到”天长；你“登”锡山,我“望”长江；你看见锡山无锡,我看见长江天长！
我大喊大叫说的这句话,陈老总一听就明白了.他比我自己还高兴,并紧握我的双手,祝贺我的成功.
陈老总还说,阎老锡的上联,很可能并非阎本人所写,而是他手下文人“代劳”的.因为据他所知,这个老军阀,虽然政治上擅长玩弄权术,但学术上是个无名之辈.
范讲完这件事后,周总理接着说,这件事是陈老总亲口告诉自己的.陈老总对长江同志的评价极高,认为范从态度到能力,都非同寻常,可以说他才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一秀才”.值得全党同志、特别是从事文学创作、宣传鼓动的同志们认真学习.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
这个题目很大.也早就对此作过结论.同时,前些年已有多本专著、大作问世.如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庆彤写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史出版社）、贴身保健医生张佐良写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阮柳红等汇编的《情归周恩来》（中华书局出版社）等.
我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翻译,所知甚少,但我还想把当年的一些见闻和感悟记录下来,与各位读者共享.
周总理平时对人对己都十分严格,平时所说所谈几乎全是工作问题.但心情好时,偶尔也会主动讲起“”期间一些离奇古怪、却令人深思的趣事.
如“”开始没几天就席卷全国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运动中,一次周总理召集会议,但他本人过了预定时间也没有来到人大会堂.与会人员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多年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才赶到会场,尚未坐下就说：
今天自己所以迟到,是为了接听一个江苏扬州打来的紧急电话.打电话者共三个人,市政府领导和当地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电话内容是该不该烧毁该市的历史文化古迹“鉴真庙”.
“造反派”头头主张马上烧掉,并说已准备好了必要的汽油.他所举的理由是：
扬州市出身的鉴真和尚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亲手把我国盛唐时期最先进的文化、艺术无偿送给了,为后来一再欺侮、侵略我国提供了前提条件.更可恨的,是他前六次因遭遇海上大风,未能登上国土,但他贼心不死,在双目失明后,仍冒着生命危险,第七次才达到目的,得以登陆.后来的京都、奈良两个故都,就是利用他提供的资料、方案,仿照西安、洛阳建成的.
另一派头头则认定,鉴真和尚是中日友好的楷模,是我国引以为荣的民族英雄.为纪念他而修建的鉴真庙,不但不能烧掉,还应采取有力措施,精心保护好扬州这个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古迹.
市政府领导则诉苦说,两派头头说的似乎都有道理,市里不便明确表态,即使表了态,也不会起什么作用,所以万般无奈,才给您总理拨打这个紧急电话请示的.
总理说,为了要赶到这里来开会,他在电话里没有多讲道理,只下了一道死命令：绝对不准烧！谁烧谁负责,谁烧就找谁算账！
又如,一次姬鹏飞陪他会见日本朋友.客人离去后,周主动把姬留了下来,并告诉他,听说最近北京大学新招收的学生里,竟为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一条时政消息——XXX到达北京访问——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就你的姓名发生了争论.一部分学生竟认为你这位外交部长姓姬,名鹏,是飞到机场迎接客人的.
接着,周还告诉姬,山西大学也出了一则更荒唐的笑话.起因是校党委书记在开学典礼上讲话说,解放前一千万山西人民除了与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外,还受到阎锡山的欺凌、压榨,因而生活特别穷困.
第二天竟有一名学生问班主任,说昨天开学典礼后他主动去图书馆细查了山西地图,只看到山西境内只有太行山、吕梁山和佛教圣地五台山,查来查去也没有看到阎锡山.
周总理颇为感慨地说,我国贫穷落后,大学生为数不多,他们理应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而现在他们却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少数坏人的挑动,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整天忙着造别人的“反”,革别人的“命”,连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知识都不懂,也可以说是无知到了极点.再这样下去,我们中国怎么得了.
另一次,在回顾、总结接待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告诉姬说,尼克松访华前,一批打前站的美国记者去北京郊区采访,问中国农民对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来访的看法.
多数农民讲不出多少道理,只表示我们相信党和政府.、周总理发出邀请,肯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拥护、支持.
周说,这样回答虽然简单了点,但已经很不错了.可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却觉得这样回答,旗帜不够鲜明,没有说到点上,便打断大家的话说,这次邀请,目的十分明确,也就是十个字：“团结尼克松,一起闹革命！”
在场的农民见书记发话了,也纷纷表示,对、对,“团结尼克松,一起闹革命！”弄得几个美国记者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年过花甲的中国人都知道,“团结XXX,一起闹革命！”是当时中国一句最响亮的政治口号,意思是掌权者为了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要团结更多的人.
周还告诉姬,尼克松来访时,北京还发生过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怪事.就是在尼克松去游览长城、定陵博物馆的那一天,北京市外办为了让美国贵宾亲眼看到普通中国老百姓都过着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竟弄虚作假,在定陵地下宫殿出口处旁边的石板桌上,安排了七、八个身穿相同棉大衣的老人,围坐在那里玩牌,而那时的气温正好零下十度！尼克松夫妇一上车,这些人就迅速回到室内取暖、吃饭.这些场面都被随行记者拍摄下来,刊登在美国报刊上,影响极坏.
周对姬说,必须要汲取这个教训.今后再有重大外事活动前,外交部都应起草一份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发往各地进行启蒙教育,以避免再发生这类事故.
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周总理,“”期间很容易生气、发火.起初我一直以为,很可能全国各地、各个部门每日每时层出不穷的荒唐事、烦心事、麻烦事,大都得由他出面摆平、解决,甚至整个党和国家的严重局面,也主要都得靠他支撑、维系,他自己虽拼尽全力,不惜为此豁出老命,也未见明显成效,才使他精疲力尽、心情不爽、生气发火的.
一次,他严厉训斥身边工作人员时讲的一段伤心话,当时就使我感到,很可能还有一些难于言表更深层次的原因.一天,周总理要在人大会堂会见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同往常一样,他提前半小时到达,听取接待人员的汇报,同时一起商量呆一会儿怎样回答客人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应该主动谈些什么.
看来那天周总理的情绪特别不好,当接待人员的汇报内容模棱两可、不得要领时,他很不高兴,当即面对面地严厉批评在场人员做了这么多年对日工作,却连日本的一些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简直不可理喻.他越批越有气,言词越来越激烈,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差一点就要拍桌子骂人了.
这时,他的外事秘书钱嘉栋走过来轻声告诉我,说一群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会见厅门外,在那里等着拍摄呆一会儿周总理走出去与日本朋友握手、问候的镜头,要我从旁提醒总理说话小声一点.但我担心这样做会打乱周总理的思路,破坏当时的气氛,心想他批一阵后自己会停下来的.
谁知总理是个眼明手快、异常敏锐的人,一下子发现会见厅门外已经站着一群日本记者.他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就把话题一转,查问在场的人为什么不向他及时报告这件事情.钱秘书只朝我看了看.我低着头,没有吭声,更没敢认错.总理也没有再追查下去,而是低声但非常激动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你们为什么连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这件区区小事,都对我息！？我周恩来搞过多年外交,还多少懂得一点内外有别的道理.如果你们及时告诉我,即使我对你们有再大的意见,也绝不会不顾国际影响,朝你们大叫大嚷的.你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些年我周恩来对你们怎么样？可以说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你们了.而你们又对我周恩来怎么样！？你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欺骗我、捉弄我……
实话实说,我当时虽然觉得周总理话中有话,另有所指,但并不了解其具体含意.因为那天在场的几位负责对日工作的干部,都已跟随他多年,而且都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以往对于他的每一次批评教育,大家都是心悦诚服,虚心接受的.即使批评中个别事实有出入,也都从不进行解释,而是力求从总体上领会批评的精神,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对于这一点,他也是心知肚明、深信不疑的.
在周总理与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谁对谁怎么样,更谈不上这些人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会有意瞒着、欺骗、捉弄周总理的问题.
直到领导层内斗争日趋表面化的消息不断传出,以至几年后林彪出事、“”一伙又被揭露出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周总理几年前发那么大的脾气,说那么狠的话,并不是冲着那天在场的几个老部下,而是冲着身居高位、同他共事、但又一再拆他台、搞他鬼的几个阴谋家、野心家来的.而且正因为那天在场的几个老部下,都是他信得过的人,才这样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诉说他憋在心里而又难于启齿的苦楚和不满的.
由此,我进一步联想到,在那几年*颠倒、善恶不分的日子里,周总理的处境也是非常艰难的.
1973年初,我去驻日使馆任职.人在,心在北京,依然默默关注着国内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和政治处境.但是传来的讯息,大都是负面的.
几个头面人物继续扬言“当今中国阶级斗争的主线,依旧是新与旧政府的矛盾”,千方百计要把“批林批孔”引向“批周公”.明里暗里恶毒攻击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特别是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把在周总理全力举荐下,好不容易复出的再次打倒.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周总理病情不断恶化、已经多次动过手术的情况下,仍不得不连续十几次被迫到会,就国务院工作、外交斗争,尤其是在处理对美、对日方面所犯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作“深刻检讨”,接受“”一伙对他的“批评、帮助”,连保健医生进会场送药,都受到限制,直到1976年初含恨、含泪离开人世.
种种迹象表明,说周总理是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逼死的,一点也不为过.
邓颖超妈妈
回忆周总理,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邓妈妈.自己还因为对她称呼不当,当众受到过一次严厉批评.
虽然她是1925年初入党的老党员,1945年延安党的七大会议上被选为后补委员.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又被选为委员,是我国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解放后,由于健康原因,邓妈妈长期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因而我也就没有机会为她当过翻译.偶尔几次陪日本贵宾去中南海西花厅,也从未直接称呼过她.
改革开放后,她的健康状况大为改善,开始担任党政要职,如中纪委第二书记、全国政协主席等,自己见她的机会也多了一些.一次我见在场的人都称她为邓大姐,我也跟着喊了一声,被在场的王震老人抓住,当众大声质问我：
邓大姐是你叫的吗？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叫！
我深感羞愧,马上低头朝她说声对不起,并大声亲切地喊了一声邓妈妈.她从沙发上起身,搂着我说,小伙子,叫什么都可以,你不要把王老的这句话放在心上.还特意让在场记者为我们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我一直作为“家宝”珍藏着.
尽管王老与我很熟,自己也曾多次为他当过翻译,仍可能感到这样当众训我,有点过分,事后便主动向我解释,他说的那句话,也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
他告诉我,大家都说周总理、邓大姐夫妇没有后代.其实邓大姐三十岁那年曾经怀过一个孩子,不幸在异常艰辛的长征途中流产了.如果活着,应该正是你这样的年龄,而且必定也姓周.
后来,我为邓妈妈当过两次翻译.其中一次是会见一个来访的日本妇女代表团.我记得,对方主问了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政策；她与周总理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国青年一代的幸福观.
邓妈妈的回答,坦诚恳切,充满人情味,很有说服力.在场的两国妇女朋友都点头称是.纷纷表示非常满意,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
邓妈妈说：我认为一个正常的现代家庭,一对夫妇,没有孩子不好,一个孩子少了,两个孩子正好,三个孩子多了,四个、五个、六个……不得了.但目前中国的多数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被迫这样做的.
我说四个、五个、六个……不得了,既是对每个家庭说的,更是对整个国家说的.
邓妈妈说,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对每个家庭、对整个国家,甚至对全世界,都不是一件好事.凡是有点人口常识、又对中国不抱偏见的人,都会理解和支持中国的现行人口政策.
关于她和周总理的爱情、家庭生活：
邓妈妈说,我和恩来相识于天津爱国青年学生运动中.后来他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们仍不断通过信件往来,增进了解,加深感情.后来也是通过信件往来,确定了恋爱关系.
他1925年8月初回到广州,我也从天津前往广州与他相会,并于8月8日结婚成家,共同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那年他二十七岁,我二十一岁.他被党派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我被党安排在党影响下的妇女团体做些启蒙工作.
由于那时的特殊条件,以及两人的共同意愿,我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邀请一个朋友.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在场为我们祝福,并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
从结婚那天起,我与他一直互称“恩来”、“小超”,并一致认定我们的关系是同志、战友、伴侣.后来又觉得用“志同道合、完全信任、互敬互爱、至死不渝”这四句话来表述,更为贴切.
邓妈妈说,新中国成立后,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我则因健康问题,长时间以疗养为主,只兼做一些全国妇联的工作.
解放初,在全国党政干部定职、定薪时,组织上可能认为我资历比较老,拟定我为行政四级,即正部级.并为此征求恩来的意见.他认为我资历虽然够了,但这些年因病没有做过多少实事,还是定为行政六级,即副部级比较合适.
他还明确表示,今后组织上怎样安排我的工作,他都没有意见,就是一定不能来国务院任职.一对夫妇,一个当总理,一个当部长,这像什么话！
邓妈妈说,恩来一辈子都对我极好,没有红过一次脸,发过一次火,做过一件对不起我的事,说过一句对不起我的话.但凡涉及党和国家的高度机密,如六十年代初在的亲切关怀和周密部署下,我国研制取得重大进展.虽然我早就是委员,但几年间他从未透露过一点这方面的消息,直到1964年10月第一颗试爆成功,我才与全国人民一道,知道了这件大喜事.
关于中国青年一代的幸福观：
邓妈妈说,我和恩来每天都会接触一些青年朋友.他们也常常问我们怎样培养自己的幸福观.我和恩来反复思考、商议后,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一个人活在世上幸不幸福,可以用理想、事业、爱情、友谊、健康十个字来衡量.也就是说,一个幸福的人,必须要有高远的理想、踏实的事业、甜蜜的爱情（也可以说家庭）、众多的朋友和良好的健康（心理健康比肉体健康更重要）.
驾鹤西去的消息传到以后
1972年5月18日,周总理确诊患了膀胱癌,经过1323天与病魔的苦战恶斗,先后动过大小17次手术,1976年1月8日9点52分,终于离开他无比热爱的祖国和七亿人民,驾鹤西去了.
这个不幸消息是1月9日凌晨6时（北京时间5时）传到的.这里,我将那几天自己亲身经历的相关情况,记述如下：
一、尽管通过十年“高速增长”,当时已经相当发达,但在通讯方面,依然只有电话和传真.使馆规定,懂日语的十几名中青年轮流在传达室通宵值夜班,以应急处理一些晚间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自己真的与周总理特别有“缘”,1月8日晚正好轮到我值夜班.
9日凌晨6时一过,华侨总会、多个友好团体和各行各业朋友,一个接着一个打来电话说,他们从NHK等几家电视台播放的清晨头条新闻中得悉,周恩来总理昨天已经仙逝,并问使馆何时可以接待他们前来悼念.
这个不幸消息,自己虽早有预感,但真的听到,仍深感悲痛,泪水满面.预感来自近几个月,陈楚大使先后两次接到过外交部发给他个人的密电.密电指示他立即派人调查、了解一下,日本近期有无治疗膀胱癌的特效药.如有就不问价钱,当场买下,并马上指定专人送回北京.
密电虽未说明药的用途,但陈和我都知道,这是为了抢救周总理的生命.陈还告诉我,我国驻美联络处、驻英处、驻法使馆和驻联邦德国使馆负责人,也都同时收到过内容相同的密电.
由于陈大使不懂日文,便将这件要事交由自己*.我接受重托,四天跑了五家著名的制药公司.结果都是失望而归.
二、接到几个电话后,我就奔到大使办公室兼卧室,将这个不幸消息告诉陈大使.陈立即起身,并让我一一告知每个使馆人员,马上到他房间开会,商量如何迅速布置一个灵堂,为接待前来悼念的众多朋友,作好万全准备.
我记得,住在馆内的四十二位同志,包括政研室、文化处、武官处、机要室、领事处和办公室（人数最多的商务处和记者站在另处办公）,不到一刻钟就都聚集在大使房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流着眼泪,几个女同志更放声大哭起来,场面非常感人.大家都投入了布置灵堂、准备接待前来悼念者的工作.食堂老杜师父事后告诉我,那天几乎没有人去食堂吃过早饭.
三、刚过7点,我从值班室的窗口往外看去,发现使馆门口马路上已有近百人排着长队,而排在最前面的,竟是年过七旬、德高望重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泷泽修老先生,和松崎君代等十几名日本乒乓球队的老国手.
泷泽老先生十几年前曾率领日本话剧代表团,到中国几个主要城市访问、演出过.周总理也曾两次去剧场观看,开幕前还会见了几名主要演员,闭幕后又上台表示慰问,祝贺演出成功.
当时,我就听说老先生是日共秘密党员,至少是日共的坚定支持者（我从未核实过）.“”开始后,由于中日两党公开决裂,双方的所有文化交流完全中断.上面还多次告诫我们,今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方,与日共党员接触、往来.
十几年后看到这位日本家喻户晓、更可能是日共秘密党员的文艺大师,身着薄薄的黑色风衣,顶着零度上下的凌厉寒风,前来悼念周总理,一股激动、感谢之情油然而生.心想即使他是日共党员,我也必须迎上前去,把他接进馆内.如果日后有人借机发难,攻击自己违反外事纪律,我也会表示愿意在任何场合,与其公开辩论,争个谁是谁非.最严重的后果不过被送回国内而已.
即使真的被强制送回国内,自己也会继续申辩、抗争.于是便毫不犹疑地打开大门,请老先生先进馆内休息片刻,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再去灵堂.老先生紧握我的双手,十分动情地说：
从清晨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我悲痛万分,赶紧起身,来不及漱洗,就披上外衣,乘出租车来到这里.心里只想要对这位世纪伟人、中国人民的卓越领导,日本人民的亲密朋友、我本人一生最崇敬的周恩来先生,鞠个躬,点支香,为他送行.如果你们中国使馆不方便,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不过,那得麻烦你小周先生,在周恩来先生遗像前,替我鞠个躬,烧支香,告诉他与他同龄的日本的泷泽修,祝愿他一路走好.
我同样紧握老人的双手,同样十分激动地说：感谢您讲的这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们中国使馆没有任何不方便.说着就把他领进了馆内.休息片刻后,又陪同他第一个进了灵堂.
告别前,他还对我说,日本任何一位政治家去世,都不大可能出现今天清晨这种冒着严寒,排着长队送别故人的场面.可见周恩来先生在日本人民心中,享有多么崇高的威望.
事后,我向陈大使如实汇报了这件事.陈认为我做得对,做得好,并责怪我为什么不在事前就告诉他.我表示自己也想过这件事,考虑到上面的禁令和您的特殊身份,担心日后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才决定把事前请示改为事后报告的.
至于松崎君代等十几名日本乒乓球队的老国手,他们都曾几次见到过周总理,也是我十分熟悉的老朋友.松崎边流泪、边告诉我,她从电视画面中看到周总理遗像后,就迅速打电话通知家在的多位乒乓球界老朋友,让他们迅速赶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一起向周总理告别.
松崎还说,自己今年已经38岁了.以往任何一位日本大人物去世,她都从未伤过心、动过情.更不可能在大冷天、一清早,短短一个小时,就能联系到这么多人,一起向故人告别.
四、在日本各行各业、众多新老朋友为周总理送行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件事情.多位国会议员,近半内阁成员,特别是三木武夫首相本人,接连两天都来使馆悼念.据说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五、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在向周总理遗像告别的人群中,我无意中发现一位“大人物”,只见他鞠躬、点香后,没有马上离去,而是继续在灵堂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太遗憾、太可惜了.
他就是从未与新中国有过任何交往、但在中日两国知名度都极高的政治家,时任三木内阁副首相的福田纠夫先生.
我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今天又是为悼念周总理来到使馆的,理应以礼相待,便主动走近他身边,表示感谢,并告诉他外务省中国课只通知三木首相定于上午11点,来使馆悼念,而没有提到您,所以没能在使馆门口迎接您.他回答三木代表政府,我只代表自己,你们并不失礼.
接着我又把他领到陈大使办公室.他讲了好些赞美周总理的话,并请大使转达他对中国政府以及邓颖超夫人的问候.事后我想,这肯定是这位日本政治家第一次面见新中国的高级官员.
当时在灵堂采访的一位资深政治记者对我说,福田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次精心选择这个特别的时刻与地点,开始直接接触中国,与中国人交往,肯定背后有能人替他支招出主意,当然也经过他本人的深思熟虑.从结果看,他这个举动是十分成功、非常有效的.看来福田迫切希望,并期待你们中国从此改变对他的印象、看法和评价.这个人原本擅长经济,进入政界后,虽在政治上长期师从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并一直受到重用,但骨子里并非“铁杆”.
正是这位福田先生,一年后就接替三木武夫出任日本首相,并在其任期内与中国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接着他又盛情邀请、隆重接待访问日本,完成了条约的批准、生效手续,为两国友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儿子福田康夫,后来也担任过日本首相,与我国关系十分良好.近几年一直担任海南博鳌论坛理事长,据说他还是见过主席次数最多的日本高层人士.
六、悼念期间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
由于当时接收原台湾驻日“使馆”馆址,需要*各样手续,而*重建更需多费时日,所以当时只能买下一幢三层楼房作为临时办公馆舍.该处地理条件虽然不错,离原台湾“使馆”很近,左侧是法国驻日使馆,右侧是联邦德国驻日使馆.但建筑面积不足二千平米,门口一条道路也只有四米宽.人车出入都得经过法国使馆门口.
悼念期间,不少日本朋友除来使馆悼念外,还送来了许多花圈.怎样摆放这些花圈,成了一大难事.馆内最多只能摆放二、三十个,大多数只能放在门口马路两旁.放着放着,法国使馆门口也出现了一些花圈.
这时,法国使馆一位能说日语的外交官,特意为此找上门来.我与这位外交官以往有过几次交往,大使便指派我出面与其接触.他表示,自己这次来中国使馆,并不是办“交涉”,更不是提“”,只是希望我们能尽快设法改变现在这种状况,不要继续影响他们的工作.
我首先表示歉意,并说我们事先根本没有、也不可能预想到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状况.但后来仔细一想,认识到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日本、民间对中国、尤其对已故周恩来总理怀有深情厚谊的生动表现.因此,我们一不能拒绝接受,二不能让马路清扫工人立即搬走,三不能像处理其它物品一样,将其堆放在一起.而只能等三、五天丧期结束后,再妥善处理,恢复现状.请予理解、谅解.
听我这番说明后,对方依然不大满意,似乎我讲的这些道理,与他们使馆没有任何关系.
对此,我也不大满意,并十分激动地说了如下一段话：
日本、民间对我国已故周恩来总理表达的深情厚谊,其实你们法国人,也应该与我们中国人一样,感到高兴和骄傲.记得1964年中法建交时,贵国伟大的戴高乐总统,就曾非常自豪地表示,周恩来是法国为中国培养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因为年轻的周恩来是在巴黎四年多勤工俭学期间,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我们法中两国人民都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和骄傲.
在谈及中法建交问题时,戴高乐总统又说过,如果没有周恩来作出的非凡努力,法中两国是很难这么快就会走到一起的.
对我的这一段话,不知道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听完后他没有再开过口,只是点点头,主动与我握手后,就快步回去了.
与翻译身份有关的两次错误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每个人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这是周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常说的一句话.扪心自问,我一直是这样理解、并要求自己的：
翻译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职业.翻译、尤其口译工作者必须牢牢记住,自己能有机会参与一些可能被载入史册的工作,经常见到这么多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出席这么多次高规格、高标准的重大活动,看到一般平民百姓很难看到的精彩场面,接触一些事关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甚至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并不是因为自己多么与众不同,而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是由于工作需要.因此极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从而出现争位置、抢镜头、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等情况,更不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职业身份,去做一些违法乱纪、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情.
然而,如果真的严格要求,坦白交代,自己并非“一尘不染、一生清白”,也做过两次与翻译无关,而与翻译身份有关的错事.
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骑自行车,沿着长安街,从建国门外永安里外交部职工宿舍,由东向西去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买书,途径东单十字路口,猛闯红灯,被在场交警抓个正着.
被迫下车后,我虽承认自己违反了交通规则,但又紧紧咬住对方为什么只抓我这个服从指挥、主动下车的“老实人”,而轻易放过与自己一起闯红灯的十几个小青年,并说这是明显的“执法不公”.
几个交警根本不理我的诉说,还一口咬定我态度恶劣,性质严重,甚至扬言一定要加重处罚,连车带人一起送到附近的派出所严肃处理.四周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我的处境显然十分不利.
这时,外交部的老王同志,正好也骑自行车由西向东路过此地.这位上海老乡在礼宾司分管主要领导人会见重要外宾的礼宾安排,与我很熟悉.
他见我已经陷入困境,便用上海话让我保持镇静,最好从此不要再讲一句话,由他设法帮我尽快脱身.
老王佯装若无其事地对交警说,你们抓住不放的这位老周同志,是我外交部的同事.他闯红灯固然不对,但他已经一再认错认罚,你们不能因为他向你们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这样对待他吧.
接着老王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他的礼宾官工作证和前几天的一份《人民日报》,并指着报纸头版刊登的一张周总理会见日本朋友的照片说,站在周总理身后当翻译的,就是这位老周同志.今天上午,我一直在找他.因为周总理正等他午饭前去人大会堂当翻译呢.想不到原来一直被你们扣在这里呀.
最后,老王更一本正经地表示,如果误了大事,老周本人和我固然要挨批,难道你们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估计,老周同志平时一贯遵纪守法,今天很可能是为了要提前赶到人大会堂才闯红灯的.
想不到老王随意胡编的这句瞎话,竟让几个交警都吓了一跳.他们马上调过头来,向我表示歉意,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你赶快走、赶快走吧.
第二次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也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由香港到上海出差,并*一件私事,就是与上海一家出版社商定出书事宜.借用朋友的小轿车,从长宁去普陀探视年迈的舅舅.
很可能隔着苏州河的普陀那边,发生了重大事故,途中交通严重堵塞,个把小时寸步难行.我急着赶路,便让司机逆行一小段,探探路况,再决定是等、还是回.
司机与我初次见面,不便直接表示拒绝,只礼貌地表示,这样做一旦被交警发现,肯定会受罚.
我记得,好像那时还没有实行“扣分制”.即使被罚,也就是罚点钱款而已,便说你放心开吧,如被发现罚款,都由我来支付.司机无奈,只好启动前行.
谁知刚一变道转弯,就被候着的两个交警抓住.他们强令司机先把车停在马路边,并交出行车证和驾驶证.
我觉得十分对不住这位司机,便抢在司机前面,主动低头认错,说自己不大懂得上海的交通规则,而且有急事要办,才硬让司机这样做的.因此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要罚就罚我吧.
然而,交警表示,方向盘不在你手里,而在司机手里.他应该懂得,上路开车就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交通规则,而不能听从坐车人的胡乱指挥.
据此,他们坚持要严罚司机,包括扣证十天罚款,并去参加交通规则学习班.
这时,万般无奈的我,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外交部老王同志在北京对付交警的“成功经验”,便从手提包里取出了十几张照片.照片上全是以前我为周总理、、陈（毅）老总、贺（龙）老总、等领导人当翻译的情景（这些照片原本是要交给出版社,供他们选用的）,并谎称自己这次来上海,就是要为照片上的这几位领导同志办点事情.因为急着赶路,才强令司机前行,严重违反了交通规则.现在自己已经一再认错,愿意接受任何处罚,可你们却硬不放行.万一误了事,我该怎么交代呢？
几位交警先是围着争看那十几张照片,接着又说了一句与北京交警完全一样的话：
对不起,对不起,你快走吧.其中一位负责人甚至更友好地表示：由于苏州河那边出了多车相撞的重大交通事故,这段路现在非常拥挤,他们可以用警车逆向为我开道.
上面两次错误,特别是上海那次错误,性质十分严重,甚至可以说极其恶劣,也完全违背了周总理生前的教导.几十年来,每念及此事,自己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才在人生最后这篇文稿的末尾,详细记述,坦白交代,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大家的宽恕、谅解？
不过这两次错误也有意外收获,就是使自己更深切地感受到,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论已经驾鹤西去的,还是健在的,在全国人民心中都享有非常崇高的威望！
责任编辑/魏建军
该文点评：上文是一篇关于日语翻译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周恩来总理和日语翻译相关日语翻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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