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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合心（山西）
“中国”这一称谓是何时出现或形成？最早的“中国”究竟在哪里？它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是中国人不能不关心的,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出发点.作为地方文化工作者,在这里发表几点粗浅看法,请专家学者教正.
中国和最早的“中国”
“中国”一词是个动态的概念,远古的“中国”和我们现在的中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现在的中国是我们国家的简称,而本文所探讨的最早的“中国”则是指国家形成阶段在地理方位和格局上的称谓.史载的“中国”一词至迟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何尊》铭曰：“唯（成）王初壅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就是说,周武王营建东都洛邑就是“宅兹中国”,表明当时视洛阳一带为中国.战国时成书的《尚书》“梓材”篇也讲道：“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大意是说上天既然把之国的臣民和疆土托付给了先王,当今君王应如何如何.
然而,我国历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概念可能出现更早.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他根据临汾陶寺文化所具有的“综合体性质”,指出陶寺遗址居于文化区域的中心位置,正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标志.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陶寺,这个汾河之滨黄土塬上的村庄,以自身的考古发现一次次地震动了国内外考古界和史学界：早期和中期城址、王者大墓、宫城以及核心建筑、朱书陶文、古观象台等等.碳十四年代技术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距今约4300—3900年之间,相当于史载的尧舜时期.诸多考古资料多角度地指向了“尧帝古都”,陶寺遗址成了“尧都平阳”的不二之选.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科院在举行“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指出陶寺遗址就是尧都,达成了广泛共识,尧都平阳由传说成为信史.
在尧的时期,文明时代到来了,国家形态出现了.但是,这个初始时期的国家是如何承担起最早的“中国”称谓的呢？换句话说,它是以什么作为标志的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何驽先生在《怎探古人何所思》一本书中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源自于“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它是由执掌“政治话语霸权”的王者规定的“地中”作标志,是通过测定特制的圭表的夏至影长来判定的.对此,我国最古老的天文学、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就有着明确记载.陶寺考古同样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那是2009年6月21日,“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利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复制品测量日影宣告成功！考古实测证明,陶寺遗址作为帝尧古都之所在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显示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最早的“中国”诞生了！它,就在陶寺,就是尧都.
理性看待“最早的中国”
考察“最早的中国”,就是追溯中华文明起源,正如苏秉琦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中所说,“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开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百年来,关于“最早中国”的考古与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限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国内外学界都认为中国文明史只有3000多年,开始于商代.郭沫若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断言：“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第二阶段,直到本世纪初,随着河南二里头夏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发现,考古学界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4000年时的夏代,洛阳市还开建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宣称“最早的中国”将在原址保护的基础上“原真”呈现.（见新华社郑州2014年11月4日电）.第三阶段,如前所述,相隔不长时间,中国社科院向世界公布：山西陶寺是尧舜之都,“最早的中国”应向前推溯到4300多年.第四阶段,今年5月28日,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发布会又对外宣布：浙江良渚文明成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实证.
回顾上述“探源史”,笔者认识到：“最早的中国”是个相对的概念.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但不是一下子就能穷尽事物的本质.史前考古文化也正是如此.殷墟、二里头、陶寺和良渚文化,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它们也只是漫长的史前文明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史前考古的阶段性成果.它们各自在面世之时宣称是“最早的中国”,都是有当时的考古资料作实证的,自然无可厚非.然而事实证明,在它们的“最早”之前还有“最早”.真正的“最早”正是由它们这样若干个“最早”所承前启后而构成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最早,只有较早.这是一个“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的过程.
炎黄时期不应当缺位
中华儿女向来以炎黄子孙而称谓,以5000文明史而自豪.然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竟对炎黄、尧舜只字不提,这从哪方面讲都是说不过去的.
从考古文化学的角度看,五帝时代的上限应为仰韶时代后期,下限应为龙山时代.按照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又可分为两个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以后是第二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史料最完备的国家,对于远古时代的历史研究,过去的学者由于考古资料的匮乏,只能停留在古籍的传说中.战国以来,各家对于五帝都有不少记载,尤其是作为“正史”的《史记》就是从《五帝本纪》开篇的.时至今日,虽然还没有把炎黄时期的直接物证“挖”出来,但是一些专家、学者已经给出了权威性的见解.如苏秉琦先生曾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中的关中（陕西）、晋南、豫西即为中心的中原区系.据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考证：“如果把黄帝理解为一个族系,则它活动的地方仍是以中原为中心而与四周发生交涉,这与考古文化分布的状况还是基本上相合的.”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黄帝》一书的结语中也明确指出：“黄帝是文明的创始人,从他打定基础以后,文化才慢慢地生长,到周朝才大体确定.”我们总不能说这些大家所言都是空穴来风,报的是一篇谎帐吧？
当然,随着现代考古学的长足发展,史前考古已能够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历史,“史前考古资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苏秉琦：《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序言》）,历史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反而只能起到参考、借鉴的作用.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那么,现有的考古资料能否为黄帝说提供支持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陶寺遗址的发现.“尧都平阳”终于成就了史料记载与史前考古的契合,也就为炎黄时期的真实存在打下了坚实基础.既然陶寺遗址正是尧都所在地,这就为考证黄帝时期的重大事件、文化状态及地理区域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系”.笔者认为,炎黄时期成为信史是个假以时日的问题.
至于说到良渚等地考古成果,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和肯定.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我国学界不是主张“多元一体”吗？就是说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元的也是有中心的,是多元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中心在哪里？苏秉琦先生曾把中华文明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各地史前文化是这棵大树的根须,而陶寺遗址所处的晋南一带则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见《中华文明起源新探》）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先生在主持临汾尧文化高层论坛时,曾总结性地说：“显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核心在中原形成,开始于陶寺,经二里头遗址至商时期建立,西周时期得到巩固”.可见,史前文明遍布神州各地,都是在适应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区域文明互相影响促进,不同程度地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否定多区域文明的作用是错误的,遽然否定炎黄活动的中原中心地位同样是不可取的.
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中断,这与其他任何古老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然而,据有关资料可知,数十年乃至近百年来,德国、法国、英国等老牌欧美发达国家在世界各地派遣多支考古队进行发掘；近几十年,美国更是后来居上,对世界各地的考古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并成为权威,他们掌握了世界各个区域考古学的话语权.虽然中国考古学自1926年诞生,迄今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并且也有了一大批举世瞩目的考古发现,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还没有进入国际考古学话语权的核心.对此我们仍要有清醒的认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下,中国考古学的眼界已经不断扩大,不但我们的考古队伍走出了国门,而且还在中国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也正是借助这个论坛,陶寺遗址这张彰显中华文明5000年辉煌历史的名片才为世界所知.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陶寺文明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主脉和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历程的支点与基石,无疑是我们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可以从陶寺考古实践出发,搞清它的起源与进程、性质与特点,提出自己的界定文明的标准,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起源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为世界文明史多样性研究做出贡献,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国家软实力.
我们要积极推动中国考古走出去,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的考古学状况,通过交流和比较,彻底扭转“在国际学术界面临着除了中国考古学之外,其他领域的考古学几乎没有发言权的窘境”.（王巍先生语）我们在文明交流的大格局中,逐步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使中国从考古资源的大国变为考古研究的大国和强国,让中国的考古学水平与我国的大国地位相匹配.实现这一目标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总之,中国考古,任重道远.
（作者系山西省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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