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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迥异的地理条件
中国自然地理环境为农耕提供了有利条件.决定了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农业社会文化的自然、物质基础,而中国由于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优越性,为农业经济（尤其是耕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因此造就了农业文明,为农业文化的生根发芽和成长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有的农业文明的痕迹,而黄河流域就成为后来的主要农业文明区.如仰韶文化区的西安半坡发现有成堆的小米,河姆渡文化区以及汉水流域发现有人工栽培的水稻等,表明了先民对干旱和水、热等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的特点：第一,南北纬度大,热量资源沿纬度分布呈地带性差异；第二,地形起伏多山,热量、水分资源以及植被和土壤类型,随海拔呈带状更替.第三,季风气候,东南部水源丰沛,形成温暖湿润气候,其突出特点是雨、热同期,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集中在作物的活跃生长期内.当时南方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排灌系统落后,其土壤跟现在不一样,不适合农作物生长.从远古的时代起,中国北方的西伯利亚的寒流不断地向南方移动,在经过蒙古大沙漠的时候,风力把细沙卷了起来,夹裹着飞扬,但是当到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一带时,由于风力不支,慢慢地沙尘又降了下来,经过长期的一个过程就在中原一带形成了约150多米厚的土壤层,这层土壤是非常肥沃的.此外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它以西和以东的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西的中国的气候比较湿润,雨量充沛,因此在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就更加适合于农耕.这样一种环境气候条件就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它是自然产生的.它的这种生产方式和西方很多国家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气候是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然地理环境又反过来影响气候；支配中国气候的三大因素,强盛的东亚季风气候、大跨度的经纬差和悬殊多变的地形,它们的综合作用,形成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区域,其中季风区占全国总面积的47.6％.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5％,华夏文明起源发展于该区.季风区的气候特征,雨热同季,四季分明,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其土壤特点,南方酸性粘重,北方碱性松细,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该区光热资源丰富,黄河长江流域夏季时间长,温度高,作物生长活跃期较长,黄土高原4～6个月,下游平原则长达7个月,与长江流域相当.丰富的光、热、水资源给黄河、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带来便利,这就是种植业(水稻)发达并占农业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因此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占据了传统经济的主导.
因此,中国经济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以自然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经济长期稳固,铸就了早熟的典型的生态型农业文化,也有人称之为“乡土文化”或“五谷文化”；第二,小农经济思想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在现实生活中则多取向“知足常乐”、平安、宁静的生活；第三,天地人物协调统一的生态化道路,贯穿于人们思想观念实际行动之中；第四,农耕使得中国人可以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居安而不思流动,产生了静态的文化模式；第五,在静态文化的基础上,宗法制、家长制发展起来了,使中国文化具有自协调性.
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海洋性和纬度地带性,表现为面积广大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和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温度偏低,冬季温暖湿润,雨水多,降水均匀,空气湿度大,有效积温较低,土壤粘重,酸性较强,肥力低.除南部利于耕作和种植谷物外,其他地区,尤其是西欧,要么水土不适,要么光热不足.西方的地理气候条件不是很适合农耕,比如地中海一带,就非常贫瘠.西欧的气候却有利于牧草的生长,这使得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占据了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畜牧业为主导的社会导致游牧生活,游牧是人的生活与为了寻找水和草而移动的家畜群的运动相一致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由人和家畜群的共同关系所构成.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欧等国也因其自然环境的特点取向畜牧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主的异型农业文化.比如说,地中海的航路、航海业就非常的发达.航路的发达使得商业就逐渐地兴盛起来.有了船,就可以四通八达.
它的地理气候条件提供了另一种潜力.游牧一般是以村落为根据地进行有规律的季节性迁移,也有的比较自由,规律性不强,人们对于自然表现出主观积极的能动态度,这与以耕作为主的农业社会相比,人口密度明显的小,社会组织关系也相当不稳定.人们不过分地依赖自然条件,也没有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生存条件导致一种流动的生活形态,因此西方古代社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往往趋向于流动的生活方式.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的流动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促使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发展得非常的充分.这种自由主义得力于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西方商业之所以很发达的原因之一.
因此,中西方文化都是依据具体的先天的自然条件及后天的人性因素而互动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客观条件模塑了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关键因素之一.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关系功能弱化,也就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孝敬观念.
二、中国是家族式农业经济
农业是中国古代的主体经济形式,农业技术的成熟和农业管理方式的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形态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而中国古代农耕生产是以个体经营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小农为经营主体的高度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事实.农户以耕作为主,兼营副业.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是比较普遍的.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经营形式,因此受到限制.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个体经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它们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成员按照性别、年龄所形成的自然分工,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动,如耕作、放牧、打柴、纺线、织布、缝纫以及制造工具等等.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结构是一种“泛生态化”的建制,社会经济与政治宗理制度互相促进是传统农业经济乃至农业文化得以维持稳固和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经济状况要求有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是世界闻名的,中国老话说“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认为家为组织单位.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会导致以家为本位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结果是一切社会组织都以家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由五伦联系着、维系着.中国的“五伦”就是中国社会组织,“五伦”把个人编入这种层系组织中,使其居于一定地位,而负起那个地位的责任.
中国的社会组织,轻个人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只需简单的一个家庭,其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纵然有时超越了家庭范围,也只是家庭关系的扩大或延伸.小农经济的主要经营者是农户家庭,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其经营的唯一动机是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得到较好的收成,以达足食饱暖.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要求崇尚经验,培养了人们爱好和平,礼仪为重,互帮互助的性格.这和欧洲人“好斗”性格以及“战争是万物之父”的观念截然不同.一个是寻求和平、安宁,一个是征服和扩张；这种民族性格、心理和观念的不同会带来文化的差异,导致各走各的道.
中国古代农村组织形式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而变革.上古史中“爰田”、“辕田”、“井田”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土地制度.上古史中的农村公社是一种因土地关系而聚集农民的一种组织形式,突破了家族和血缘的束缚,形成了一种杂居的状态,部落与部落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原始的物物交换传递一种社会信息,形成群体社会的最初形态.
在原始经济状态向自然经济跨越,群体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农村公社形式得到发展,就有了官僚皇权体制的农村延伸,农村不再是处于自然的状态,而是在这种官僚皇权体制的约束下发展,有了“里”、“亭”、“乡”等组织形式,土地迅速向在官僚皇权体制内的群体和人集中,这个历史时期,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政治制度等相互作用,实现对农村的有效组织和控制.随着社会进步和自然经济发展,地方精英和乡土宗族势力完成了对农村的有效控制,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政治制度和宗族制度结合,相互作用,农村组织不仅能实现对农民的控制,也能实现对地方的治理,提供公益服务,以促进当地社会的“和谐”,避免激烈冲突.
原始本无农村亦无城市,农村和城市的分化始于社会分工的形成,城市的组织形式和农村组织形式的变异自分化开始,城市组织于商业和手工业,而农村保持着历史的农业.人类进步,历史演进,社会经济发展,农村组织形式变化着,也发展着.历史视野从上古时代到现、当代,农村从上古的农村公社到现、当代的农村社区,发展是从没有止息的,无疑将继续发展着.
封建经济无论是地主经济还是农民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地主经济的管理模式一般分为庄园制和租制两种类型.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西欧封建时代实行的是农奴劳役制庄园,而中国实行的是租佃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营方式,多数人以为没有庄园制,而是租佃制.马克垚教授认为庄园制的形态,在每个国家和地区,每个不同时代都有所不同.这是庄园制的特殊性.中国早期的庄园可分为坞壁型、别业型、寺院型三种.庄园的劳动者主要是依附农民,此外还有奴隶和雇佣劳动者.这些庄园是地主经营的经济实体,是分成制庄园.他认为中国的地租形态由分成租向定额租的转变经过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清代才完成.
三、重农抑商的中国经济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就是以农业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两个部落.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都深深懂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统治者都视农业为本而视工商业为末,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如汉昭帝就曾明确下诏说：天下以农桑为本.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奖励耕织,设置重重关卡,对工商业者征收较高的赋税,以及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禁止海外贸易）政策等.这些措施都明显地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维护了男耕女织式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限制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科学技术失去了赖以产生和应用的土壤,抑制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重要文化原因.
重视农业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对农业的过分重视,历代统治者都把工商业视为影响农业发展的消极因素,他们认为农业是生产粮食衣帛的,工商业是消费粮食衣帛的,如果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就会导致衣食不足,“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贾谊《论积贮疏》）是这种观点的突出表述.这种思想忽视了工商业对农业的基础和促进作用,如镰刀、锄头等农业生产工具都是由手工业提供的,生产工具的改进直接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这种思想更认识不到商品经济对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如果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粮价上涨,就会刺激农业的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战国时期,秦国实施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的规定,促进了经济的跃进,壮大了秦国的实力,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打乱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平衡,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依然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抑商的结果迫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严重影响了商业资本积累,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本刊有删节）
摘自《中西文化比较·第六章 中西文化与经济发展》冶金工业出版社
简而言之，该文是关于农业经济和农业经济文化和中国方面的中国古代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国古代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人物画文化艺术 赵明明（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临汾 041000）【摘 要】华夏艺术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其中人物画的发展更是我国古代艺术中的灿烂之笔,记录了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痕迹,为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文化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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