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石一枫小说中理想人物的社会生成和文学再现--以《借命而生》为例，本文是理想人物相关论文范文文献与石一枫和石一枫小说和理想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石一枫的小说创作始终不缺乏想象力但似乎又从来不依靠想象力取胜,从创作之初对个人化的青春感伤式的缅怀和祭奠,到近期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和时代精神难题的持续关注,石一枫小说叙事的内在指向一直与社会现实、道德困境、历史发展保持着紧密对接与对话关系,并凭借这种小说特质确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和文学方向,正如孟繁华先生所说：“石一枫引起文学界广泛注意,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这个时代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我们知道,道德问题,应该是文学作品主要表达的对象.同时,历史的道德化、社会批判的道德化、人物评价的道德化等,是经常引起诟病的思想方法.当然,那也确实是靠不住的思想方法.那么,文学如何进入思想道德领域,如何让我们面对的道德困境能够在文学范畴内得到有效表达,这一问题就从一代青年的精神难题变成了一道文学难题.因此我们说,石一枫的小说是敢于正面强攻的小说.”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最近出版的《借命而生》,正是石一枫在这条文学道路上的努力与延续.《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曾用一句话来评价石一枫的创作,他说：“他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一种光天化日之下的蝉噪,在日常读书思考的过程中,他的成长可以说是在暗夜里面长出的翅膀.”岳雯：《五大著名文学期刊主编首次同台,为了这本书》,引自搜狐文化,http：//www.sohu.com/a/234938383_661695,2018年6月10日.他认为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重新转向的过程：从早期依靠个体经验讲述青春私事逐渐转换为对“大时代”的描摹和洞察,转变为对现实的正面强攻、直视和拷问.但石一枫对“大时代”的讲述与宏大、壮阔、全面、史诗、革命等传统上惯用的彰显和映射“大时代”的词汇时刻保持警惕,且在创作中与之拉开一定距离,他习惯选择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小事件、小波澜去勾勒出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社会镜像,进而影射“大时代”的巨变.石一枫小说中的“小人物”,他们在生活之中随处可见,我们无法描绘出其具体的面孔,却能感受到他们真实的存在,他们散漫的外表下有一颗倔强的心,不满足于命运的安排,为理想中的生活和世界拼搏和努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小人物”在艰难的环境中和卑微的处境下普遍依然保持着对公理的坚守和信仰,没有因为身份的卑下而放弃对正义的担当,这些人物承载了石一枫对于理想的社会个体的全部想象.通过对《借命而生》中“小人物”的历史生成、精神图景、文学表述的分析,在某一侧面我们可以清楚地勾画出石一枫小说中“理想人物”的社会生成和文学再现.
一、“理想人物”的精神前史与社会重构
同大部分作家相同,石一枫早期的写作是关于自身记忆与经历,由中学到大学,一路挥洒青春不留白,描述着大院子弟的青春故事,有《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我在路上最爱你》三部长篇问世.观察这一时期的石一枫,“人们很自然会想到王朔,因为二者的作品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或者说,是石一枫的作品中有着太多的‘王朔气’、‘顽主气’,他也因此一度被称为‘新一代顽主’、‘痞子文学’继承人”.王晴飞：《顽主·帮闲·圣徒——论石一枫的小说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随之而来的是青春三部曲《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将成长、爱情、迷惘以及叛逆的青春娓娓道来,反观自身,幽默轻松的叙述腔调,既是石一枫的长处,也是他的局限.面对批评家和读者的质疑和期待,石一枫在创作中迅速成长和突破,做出了让人惊艳的改变.这个过程已然被学界所注意：“陈平原当年研究林语堂的闲适小品时,曾不无尖锐地指出,没有深沉的社会内容与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底蕴,幽默就只能是说笑话耍贫嘴.围绕石一枫前期作品,类似批评声音也此起彼伏.李云雷最早发觉,石一枫的写作过于追求语言上的快感,以致忽略了对现实的关注,以及精神上的探索.孟繁华认为,石一枫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遮蔽了生活中更值得揭示和批判的东西.陈福民也看出,他无法构筑起一个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有效意义系统.师友的善意提醒,加之阅历的增长,让石一枫渐渐明白‘文学在这个世道里应该关切什么、负担起怎样的一份责任.’因此,他不再囿于小众生活经验书写,而是考虑把题材放宽‘写和自己不同的人物与社会变化’.”夏楚群：《告别“青春后遗症”：石一枫近作论》,《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
精神困境与文化之殇是时下作家们要面对的重要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科技的信任和依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但它不断地改变和影响着人类的物质生存方式和思维情感方式.表现在文学写作上就是瞬间性、表象性、碎片性、随机性、无根性、自我性等等,文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功能逐步丧失,它在社会上的担当作用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这就给它的自身发展造成了致命性的困境.面对这种困境石一枫展示出惊人的斗志与无穷力量,以亲历者的姿态抒写这个时代的变与不变,将个人叙述的风格与作家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用浪漫主义精神照耀现实主义写作,呈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繁复故事中对于情节的处理细致入微,其中精妙之处是对于作品中人物内心的种种不安,纠结又无力解决的状态描述,形成了一个立体图景反复循环.石一枫曾说过：“你知道这个时代的疼痛却无法述说,那就从讲述自己的疼痛和焦虑开始吧.”石一枫：《史诗就在身边眼前——〈借命而生〉创作谈》,引自搜狐文化,http：//www.sohu.com/a/218238550_202823,2018年1月22日.伴随着这份疼痛与焦虑,他不再纠结“宏大叙事”与“家族史”这类传统写作,而是转向现实主义写作对自己经历的时代变迁做一些遥望和梳理,通过《地球之眼》和《世间已无陈金芳》等作品,我们可以明显感到这种转向的开启,而《借命而生》,可以被视为对这种转折的接连与延续.
在《借命而生》中,石一枫塑造了一个“小人物”形象杜湘东,这个人物形象设置体现了石一枫与众多“70后”作家的差异性和自身的独特性,石一枫对“小人物”主体精神状态的构建从“小人物”的精神困境写起,这种精神困境并非来自某一群体或某一独特个体,而是来自整个社会面临的精神难题和精神困境.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
可以说,杜湘东是一个别具认识价值的人物形象,石一枫在杜湘东身上注入了一种“小人物”的理想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情愫：一方面,杜湘东的身份无形中赋予他一种外在的职业的崇高性、神秘性和传奇性,职业本身所具有的英雄主义特性无形中增加了杜湘东身上的浪漫主义色彩；另一方面,杜湘东对的身份和职业充满了无限的认同感,正如小说中所说：“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在实际工作中他“各项考核成绩全市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石一枫：《借命而生》,第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这种内在的追求与外在身份、职业的高度契合与认同使杜湘东具有一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在现实生活中杜湘东的精神处境和生活状态却与的身份与职业特性产生了严重的错位,杜湘东追求和向往的建功立业的英雄生涯从未开启,青年时代对生活的无限向往和憧憬在现实的摆布下最终沦落为唐吉诃德式的虚无,现实生活的琐碎、空洞和干瘪几乎榨干了杜湘东所有的理想和情怀,但他在内心当中始终没有放弃对职业精神的坚守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他也曾彷徨和迷惘,但他的意志与立场并没有因为自己处境和境遇的恶劣而改弦更张.在杜湘东身上,明显地寄托着石一枫想象中的某种理想的人格属性,但这种理想的人格属性并非是作者在人物身上强行灌注的一种自我理念和自我精神佐证,石一枫是试图通过杜湘东的道德品格、性格特质、精神取向、行为方式来呈现在当下社会的现实语境中需要什么样的人的独特理解.这种人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这种人并非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要素综合塑造的结果,是现实培养和制造的；另一方面,这种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迎合了现实社会的需求,是现实社会必需的,不可缺失的重要因子.这样看来,在某种意义和向度上杜湘东影射的是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矛盾构造,只有掌握、把控、理解当下社会现实矛盾的结构性要点才能真正理解杜湘东所持有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愫的意义和价值,并理解将这种精神坚守固化为一种精神信仰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杜湘东作为石一枫小说中系列“小人物”中的典型,在其背后对应着一整套当下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构成规则,以及石一枫对社会中理想个体的全部期待.所谓新社会、新世纪、新时代不仅仅是线性时间轴的进一步延伸以及由此而建立的一整套生产关系、生产制度和政治体制,它更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新的精神机制,一套与人的存在状态、人的内在困境、人的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精神机制.这个精神机制包含着对人和时代的认知机制、人对自我道德品性的要求和人对自己精神诉求的重建,也就是我们所呼唤的新时代的主体形态.在这套新的精神机制中,什么样的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制约着这套新的精神机制和社会制度的运行情况,并最终影响、塑造和决定了社会整体的精神气质.就后一个方面而言,杜湘东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也要不断发现、调整、提升和重构自己的主体精神状态,以匹配社会的需求.因此,通过杜湘东这样的“小人物”形象,我们可以勾勒出石一枫想象中的新时代中社会所需要的理想个体,以及培养这种个体所具有的挑战性和可能性.
二、“理想人物”的生命追问与多重确证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以经济结构改革牵引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改革的模式处于某种停滞状态.这一变化最明显的体现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水准、道德层次、*诉求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偏差和断裂,理想情怀、浪漫情愫、革命、崇高情感等一系列与社会主义精神体系相关联的核心词汇从观念意识层面被某种程度上弱化.因此,石一枫在杜湘东身上所赋予的就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改革发展过程的反思,而是在反思基础上对中国社会改革和个体发展的信心,基于信任、积极性而全身心投入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一种超常的责任感、承担感,对社会弊端的反思性,以及对社会弊端的斗争意识和实践能力.因此,杜湘东身上有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偏执和沉重,而这与石一枫要赋予杜湘东的理想主义及其理想构成有关：从个体经验而言,杜湘东要时刻保持自我观念意识的理想性,并不断强化其纯洁度,以此构成自我精神的独特性；从社会经验而言,杜湘东置身于繁复纷杂的社会关系中又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以此保证自己的理想主义对社会和他人构成一种有效性.
然而在小说中,怀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主人公杜湘东并非是站在时代潮头的英雄,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天资卓越,勤奋努力,学识与能力均超过同侪,但他内心中的游移和懦弱让他放弃了内心的理想与追求,没有坚持留在城市中艰难险恶却充满机会的战斗一线去一展身手,而是听从了上级的劝诱,去安逸清闲也穷极无聊的郊外看守所做一名管教.他突出的个人能力和业务素质在他的岗位上无从施展,过硬的能力经过数年的撂荒逐渐荒废,他终于由一个满心抱负、心怀天下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油滑而放任的单位里的边缘人.他不仅是事业上的失败者,在婚姻生活中,他同样失败.他没有能力满足女友的意愿与需求,女友本想弃他而去,一场意外转变了女友的心意,他亡羊补牢的举动被女友认作是英雄的行为,80年代浪漫的社会风气让她对英雄无比地迷恋,这让她回心转意,与杜湘东共赴婚姻的殿堂.然而,女友实际的诉求他依然无法满足,女友的不满化作了经日的抱怨,牢骚和埋怨占据了他的生活,让他深感婚姻生活的苍白和乏味.他眼见当年和自己旗鼓相当的同学建功立业,志得意满,而自己却随波逐流,无力回天,同学间的悬殊对比更让他感到自己的无能与失败.可以说他是一个有工作而没有事业,有婚姻而没有情感生活的人.与生活上的失败相比,精神上的失败更让他疼痛和恼怒.他精神上的失败感是由那次犯人的越狱引发的,工作上的失误带给他无以抹消的职业污点,让对自己专业能力无比自信的他受到了剧烈的精神打击,职业上的挫败感让他始终处于一种困顿和彷徨的状态.生活上的失败他无能为力,为了消除顽固的挫败感,他唯有追回逃犯,以弥补过失的方式消除自己的心病,重建职业和生活的自信.为此他常年以照顾逃犯亲属的方式在其家中蹲守,一有消息就不惜破坏组织纪律,擅自行动越界追捕.可以说,追捕逃犯已然不仅是他的职责所在,他将对逃犯的追捕确认为自己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以及自我救赎的方式,只有抓回逃犯,他才能重塑自我的尊严,确证生命的价值,获得内心的满足感.通过这样的叙述,石一枫绝不是仅仅突出杜湘东的道德信念和职业精神,而是将一个追捕逃犯的过程延展成了一个追寻生命意义,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这样的书写超越了前辈们惯常的表现理想情怀的书写路径,拒绝那种社会化的要求与规训,呈现了理想情怀背后的诡谲与复杂,蕴藏其中的个人化的希冀与诉求.当然,这也告别了传统单一刻板的对形象的塑造方式,展示了人物内心的丰富与复杂,从而让人物真实而丰满,让从一种承担某种使命的职业和角色成为饱满而丰盈的文学人物.
更重要的是,通过小说我们发现,杜湘东在追捕逃犯的过程中,对逃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开始时的厌恶和痛恨,到好奇与困惑,再到后来的悲悯与同情,发生了翻转与回旋.作品中,随着杜湘东对两个逃犯了解的深入,杜湘东发现其实两个逃犯和他当年面对的是相同的境遇,他们都是同侪中的优秀分子,两个逃犯有的是工人的手艺,而他有的是刑侦的技术,同时,他们都被迫在一种他们所抗拒的秩序下生活,两个逃犯被要求做一个一心为公、拒绝私欲的本分工人,而他被要求去郊外的看守所做一名管教,把自己的高学历和青春都奉献给基层单位,他们都不安于现实的安排,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向往,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实现个人的谋划和设计.但杜湘东后来对生活不断地妥协,接受了自己才华和青春被埋没的现实,最终活成了自己厌恶的模样,而两位逃犯却不同,他们和命运以命相搏,他们为了活成自己想象的样子,冒着入狱的风险偷学技术,竭尽全力要在转轨后的时代出人头地,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最终姚斌彬牺牲了自己,让自己的同伴许顺利逃亡,许也不负姚斌彬的重托,日后凭借过硬的技术创造了人生的辉煌.在这里,两个逃犯和杜湘东构成了镜像的关系,杜湘东虽身为,有着体制的保障和人身的自由,但他的人生却犹如被关在牢笼之中,被控制和安排,无以施展和飞翔,日益颓唐和枯萎,反倒是逃跑的罪犯许真正张扬了个人的意志,完成了个人的目标,实现了个人的价值,也替死去的姚斌彬完成了心愿,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替杜湘东完成了冲破命运桎梏、实现个人价值的人生理想,所以,杜湘东对成功逃脱的许不仅满怀仇恨和怨念,也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与同情,甚至是羡慕和嫉妒.所以,当杜湘东猜到许因无法继续办厂而企图自杀时,他放弃了多年的仇怨,挽救了许的生命,并劝他要好好地活下去.这样,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界限变得模糊,个人价值的追求和期待被嵌入了社会对于个体的引导和要求,道德理想和生命*的纠葛和碰撞制造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和思想张力.“理想人物”被赋予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追求,在这个意义上,石一枫在《借命而生》中不仅通过笔下人物的经历与遭遇复现了改革年代的历史踪迹与精神轨迹,还通过他们的命运对生命*进行了追问,这使小说不仅具有历史认知的价值,可以被放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框架内讨论,同时也有着哲学考辩的意味.
三“理想人物”存在的可能性
实际上,杜湘东对自我理想主义的犹疑——反思——放弃——坚守的精神转折和思想断裂是石一枫对新时代人与历史、人与时代、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如果说,围绕着“新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如何存在,如何设定自我价值和意义,如何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杜湘东、姚斌彬、许可以说既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本身,又是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这可以从《借命而生》在小说铺展过程中对杜湘东、姚斌彬和许的“思想性”与“行动性”之间的裂隙窥探一斑.杜湘东、姚斌彬和许等“小人物”在小说中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内面人”,他们的精神活动往往大于他们的行动力,或者说他们内在的焦虑、浮躁、怨恨、担心、抱怨对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了实质性的障碍.这种内在意识与外在行动之间的矛盾和断裂正是《借命而生》意义生成的起发点.
一定意义上,《借命而生》是以杜湘东坚守职责为主题串联起来关于姚斌彬、许以及三者之间的故事.但是与这个关于个体社会实践的故事黏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关于个体精神史的故事.这个精神史故事带有社会变迁、世道变化、人事沧桑的表征,它与大社会、大时代、大历史相勾连,同时以个体精神记忆中最难以消除的疼痛和悲伤展现出来,充满了迷茫、焦虑、绝望、无奈等多种复合情绪,更为重要的个体缺乏破除这种负面情绪的方向、路径和可能性,个体越是停留在这种精神世界中越是被现实世界所桎梏.也就是说,杜湘东的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从来不是趋于静态的,似乎总是被社会纷扰,现实生活总是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将杜湘东的精神生活搅拌、粉碎和重组.更为关键的是《借命而生》中的现实力量带有十分鲜明的方向感和指向性,在击碎杜湘东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带动对这种精神生活本身的重识和反思,把这种精神生活放置在人类历史整体框架中去把握和审视,从而*出现实社会发展的矛盾结构.因此,《借命而生》所要讲述和把握的正是这种现实社会矛盾产生的过程、样态、转化和再生产,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个具体冲突.因此,《借命而生》也就超越了一般“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小说虽然以某个具体事件、矛盾、问题作为小说故事基础,但更强调“小人物”内在精神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以及在完整性、一致性背后的矛盾性和断裂性.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不断自我精神生活的局限,真正理解和深入到现实社会矛盾结构中才能摆脱现实社会对自己的桎梏,个体必须在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双重聚光下才能看清自己的影像.
在小说中杜湘东的生活的变化是由许所推动的,而许命运的变化是由时代变化推动的：刚开始姚斌彬与许锒铛入狱是因为时代不允许“个人经济的思想”,而后来许发迹后翻案却正是靠“金钱至上”的时代思想,结局许要自杀也是因为房地产时代不再允许他一手建立的心血存在.时代产生的巨大变化带来了许人生轨迹的巨大变化,也造成了与他有关的一系列人物命运的转变.
许背负着姚斌彬的理想和命运活了下去,因为姚斌彬超前的思想而发迹,最终也因为这个思想被时代抛弃而想要轻生.一个时代的先行者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时代的落后者,许是时代变化的得利者,也是时代潮流转向时第一个被抛弃的人.杜湘东一生的追寻和挣扎,在时代的面前变得微不足道.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每个人的命运都显得十分脆弱,而在这些时代面前的失败者身上,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不论如何被生活碾压,他们都坚持自己的初衷.
〔本文系2018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辽宁城市文学研究”（L18CZW005）,2018年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辽宁省高校构建创意写作学科研究”（JG18DB2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胡哲,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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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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