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史量才和收购《申报》之谜，该文是申报方面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史量才和雨打风吹去和收购《申报》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报业易主案众说纷纭
《申报》是近代中国第一大报,最早由英国商人美查1872年创办,后于1905年卖给该报华人经理席子佩.1912年秋,史量才以12万银元购入《申报》,由此开创了《申报》的鼎盛时期.
关于这场报业易主案,历来有颇多说法.其中传闻最甚的,莫过于史量才借名妓沈秋水之财收购《申报》一说.据载,史量才生于1880年,原籍南京,家境平平.1899年,史量才考中秀才,两年后抛弃旧科举入读杭州蚕学馆.1903年,在金山首富、民强小学校长黄公续的帮助下创办了上海女子蚕业学校.据史量才的友人冯亚雄在《<申报>与史量才》一文中的回忆,史量才办校时的生活无比拮据：
某日,史卧病在床,向我垂泪而言,因受经济压迫,要求我在小月底借五元,在大月底借十元,以解其困顿之苦.我恻然允之,每月照付,继续五年之久.一九一○年端午节前一天的晚间,史派校工阿贞来请我去下棋.见面他就惨然相告:“明日端午,欠债无力清偿,只有一死.现在有杭州新龙井茶,且与你围棋几局,再作永别.倘或你能救我,请代筹五十元,燃眉即解.好在蚕校有三个学生的学费准在一星期内交来,即可如数奉赵.”我不得已允之,于端午节清晨亲自送去.可是,他富裕以后,对此事竟忘记得一干二净.
从冯的叙述看,辛亥年前史量才经济状况紧绌不堪.在如此境况下,史量才为何能在几年后斥巨资收购《申报》？冯亚雄接着便谈起收购一事.据其所述,上海名妓沈慧芝（即沈秋水）有一恩客陶骏保,清末任南京军务要职,辛亥时挟其所贪污的军饷十数万元来到上海,寄迹于妓院,把财物交给沈慧芝保存.陈其美探知陶骏保有割据镇江、自任浙江都督的企图,于是设计杀之.沈慧芝就将钱物由另一相好史量才带去,“此即史盘进《申报》的财源”.
冯亚雄之说传闻颇广,报业闻人胡憨珠曾说“谈《申报》必及史量才,谈史量才必及秋水夫人”.而沈秋水后来确实成为史夫人.据史量才第一任妻子庞明德的内侄孙女、史量才研究会副会长庞荣棣女士在《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中的介绍,1904年史量才与表妹庞明德结婚,1911年4月生子史咏赓.辛亥年后,沈秋水入住沈家,原配夫人庞明德隐退让贤,沈反以太太身份主持家政.更让人看不懂的是,就连庞明德的亲生儿子史咏赓也称沈为“亲妈”,而庞被称为“好妈”.这或许是史量才收购《申报》来自沈秋水之财一说的辅证吧.
史量才或非独资购《申报》
却说陶骏保生于1878年,江苏镇江人,早年入读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投身军界.辛亥年镇江光复后,出任镇军参谋长,后在江浙联军光复南京时立下汗马功劳.1911年12月13日,陶骏保赴上海时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所杀.
众所周知,辛亥年时革命军用款极缺,陈其美甚至不惜绑架银行家宋汉章以勒取钱款,说陶骏保遗留12万巨款于沈秋水处而陈其美不察,似乎有些不太可信.而对于史量才从沈秋水处取得巨款的说法,颇知其中内幕的民国闻人章士钊似不以为然.章士钊与史量才年纪相仿,同期出道,两人都在清末民初办过报,《申报》故事自是耳熟能详.据章士钊所说：清末苏松泰道蔡乃煌,为取佞两江总督端方,而在沪为之兼营谍报,“从而献计,用公库银八万两收买申报,管制舆论”,于是席氏子眉、子佩兄弟毕生经营之偌大报业,一转而为清运告终之机关刊物”.章士钊还说,“此固当时公然之秘密,知其事者并不乏人”.
至于1912年后《申报》易主之事,章士钊更表示“知之甚详”.无他,章本人即当事人之一.原来,辛亥年时,章士钊在江苏都督府任顾问之职,与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相处甚熟,颇得重用.按章的说法,某日应德闳曾对他说,《申报》属本省民政管理,但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而“运不得当”.言下之意,是打算让章士钊去接管《申报》.不过,章士钊当时对接管报政并无兴趣,后来才改为史量才.章士钊后来记述：“申报乃官物,量才不过任监守之责,若据为己有,在法应是监守自盗.”
如此,在章士钊看来,《申报》于鼎革之际产权不明,所谓史量才以12万银元收购《申报》的传闻并不可信.按其推测,《申报》当时应属江苏都督府,史量才得以接手,很可能是因为原立宪党人张謇、赵凤昌等人的推动；陶骏保之兄、弟当时均为有力人物,岂能让沈秋水、史量才私匿自肥.此外,章士钊又指出,史量才接手《申报》后,“张謇、赵凤昌、庄蕴宽等名流皆列名股东”.
章士钊之文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23缉（1962年出版）,此时不仅史量才,包括《申报》也已经成为历史.不过,人死而史不灭.在章士钊看来,张謇、赵凤昌、庄蕴宽等人在民初《申报》易主一事中颇有混沌之处,或借史量才之手将前清之官财化为私有,此嫌疑恐亦不能排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史量才以12万银元收购《申报》之说与蔡乃煌8万银两收买《申报》在数字上颇为吻合,因按当时银两与银元的比价,一银元通常折合银七钱两分,即0.72两白银,则12万银元折合银86400两,如算上数年来的投资收益的话,应该说是相当接近的.
史量才“监守自盗”？
《申报》易主之事迷雾虽多,节点却只有几处,究竟是因为席子佩有意转让,还是张謇、赵凤昌、庄蕴宽等人谋夺原蔡乃煌所购的官家股份？此节点若不厘清,则民初《申报》收购案终为迷雾.换一种思路的话,所谓史量才以12万银元收购《申报》,可能是在张、赵、庄等人的策划下由史量才代持前清官府股份,之后干脆化公为私,即章士钊所指的“监守自盗”？
曾在《申报》长期供职的老报人马荫良在《史量才接办申报初期史料》一文中提到,章士钊确实为接手《申报》的最初人选,之后因章士钊拒绝合作而最终选中了史量才.按马文说法,席子佩放出消息欲让出《申报》后,由史量才、张謇、应德闳、赵凤昌、陈景韩五人组成合伙企业,因史与陈都是文人出身,毫无积蓄,只得由张、应、赵三人出资,以12万银元的代价从席子佩手中购得《申报》全部股权,款项分三期付清.按照新安排,史量才出任《申报》总经理,陈景韩为总主笔,席子佩仍为经理.
关于此事,同时期的名记者包天笑也在回忆录中两处提及,曰：“江苏诸元老,合谋接收席子佩《申报》馆”；又说,“史量才接办《申报》,张謇、赵凤昌出力最多”.从以上说法看,谋《申报》者除应德闳与庄蕴宽互换外,张謇与赵凤昌则始终出现无误,可见为其中关键人物.
那么,久处官场、深得上层人脉的张、赵诸人如何会看上刚刚三十出头的史量才呢？这恐怕还得从史量才在清末办教育时说起.史量才虽只是秀才出身,但毕竟是有功名的人,可入地方中下层士绅之列,加上清末新政时期办教育为社会所关注、所重视,史量才也由此结识了不少沪上名流,如黄炎培及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等.1905年,黄炎培、史量才等人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张謇被推选为会长.1907年,史量才又因积极参加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而被推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辛亥年中,在张謇、赵凤昌等人密谋于惜阴堂时,史量才亦频繁往来其间,并在辛亥年后任过上海海关清理处长、松江盐政局长等职.曾有人问张謇为何如此器重史量才,张謇回答说：“我是量才录用.”据说,这就是史量才改名的缘由（原名史家修）.包天笑的回忆也颇能说明问题：“史量才办事有决断,各方咸器重,张謇尤为倚重.史量才有今日,固由其才气志气之足以自展,张四（謇）之功不可磨灭.”
此外,据民国报人胡憨珠所言,史量才得以接盘《申报》,与当时共和党中坚分子熊希龄、汤化龙等不无关系.据云,经张謇等介绍,史量才与熊希龄由相识而相知,因熊氏对史量才的干练有为非常赏识,极想留为己用,为其党派效劳.所以,熊希龄对史量才竭力笼络,又将他介绍给共和党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化龙.熊希龄、汤化龙在与南方共和党人张謇、赵凤昌、程德全等人商议后,认为席子佩手中的《申报》是最适合而理想的一份报纸.于是史量才被公推为接洽人前去与席子佩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敲定.1912年9月23日签下合约,1912年10月22日正式移交.史量才任总经理总揽一切营运事务,张、赵、应等股东退居幕后.
同样扑朔迷离的诉讼案
据冯亚雄所说,史量才掌管《申报》后,开始尚对席子佩礼敬有加,席子佩亦将历年办报经验尽情相告；之后,《申报》蒸蒸日上,待到第三期付款期间,“席子佩每因经济拮据,陆续向史支借款项,有时数百元、数千元不等.史颇厌之,有时照借,有时拒绝,两人已有芥蒂”.之后,史量才有意将席子佩赶出《申报》,每次席遇事来与史商谈时,史俨然以董事长身份,冷面相向.时间一久,席子佩自无法忍受而不得不主动退职,脱离《申报》.
按说,席子佩收到12万元,应不至于经济拮据,而他向史支借数百、数千元,这在当时自不是小数字,史量才由此反感也不奇怪.但反过来说,席子佩出现如此“怨妇心态”般的反常之举,恐怕仍与《申报》转让迷局有关.也许,席子佩觉得自己在《申报》转让一事中吃亏上当,有意以“借款”的名义加以补偿,史量才不胜其烦而终至翻脸.最后,席子佩将史量才诉至租界法庭,双方“纠讼三年,史量才被判支付席子佩二十四万五千银元,并着史当庭交保.史无可奈何,只得将赔款如数呈交”.
据目前有限的材料看,席子佩起诉史量才一案与《申报》收购案一样,同样是云山雾罩,令人有些不明所以.不过,有一点倒是相似的,那就是史量才当年收购《申报》时得贵人相助,而这次的巨额赔偿也同样如此.
诉讼案后,在普益纱厂老板徐静仁的担保下,史量才免去牢狱之灾；同时,徐老板还将自己的两家爿纱厂抵押,为史量才支付了这笔赔款.在这次官司结束后,张謇等参股者全部退出,《申报》成为史量才独资所有.而据马荫良所云,一战期间,日本在华倾销白报纸,《申报》成本大为降低,每年盈利一二十万甚至三十万,短短数年间,不仅清偿了巨额赔款,同时也将张、赵、应三人的投资如数归还,《申报》也成为史量才一人独资经营的企业了.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徐静仁的出手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史量才,而更可能是出于幕后张謇等人的运作,其进入与退出《申报》股权的来龙去脉虽未见诸片纸点墨,但其可说之处恐凭常识亦可知之.倒是席子佩在此官司后硬是不折不挠,随后又对史量才发起刁难.原来,席子佩不甘心就此失去其兄弟呕心沥血数十年的《申报》名号而另创《新申报》,他盯上原《申报》的房屋,而与大房东串通将月租金200两银子增至800两,史量才被迫将馆址迁至天津路口泰记弄,印刷、营业两部遥隔,如同新造.然而,所谓“时也、势也”,无论在人脉上还是经营能力上,席子佩终非史量才的对手,《新申报》虽然在开始时颇有气势,但毕竟不能和老牌的《申报》相提并论.最终,这份创业未久的新报纸不得不让渡于人.从1912年收购到一战期间诉讼案的最终定案,《申报》最终为史量才独家所有,直到1934年史量才被刺.
《申报》收购案依旧成谜
历史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历史事件也同样如此.正如《申报》收购中传闻最广的那桩风流秘案,其中即有多种可能.也许,沈秋水在史家地位崇高,正是因为史量才借取其资财才得以收购《申报》,但谁又能保证其资财来自陶骏保呢？即便史量才的资金全部或部分来自沈秋水,但沈秋水地位也许只是史量才深爱她所致呢？甚至,如章士钊揣测的,把收购《申报》与这桩风流秘案搅合起来的传闻,说不定只是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一个烟雾弹也未可知.更重要的是,深介其中的诸多民初闻人如张謇、赵凤昌等,都并无片言只语提及此事,而关门之后的种种运作与手段,又岂能为局外人所能尽知.因此,对于历史秘案的种种疑点,备存而不论定,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吧.
退一步说,不管《申报》收购案存在多少疑点,至少在史量才接手后,《申报》欣欣向荣并及于鼎盛终究是不争的事实.就这点而言,无疑是《申报》之幸、民国报业之幸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评论，本文是适合史量才和雨打风吹去和收购《申报》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申报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申报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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