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微观语言规划，本文是语言方面有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与规划研究和微观和语言方面论文范文素材.
[摘 要] 语言规划一直以来是制定语言政策的蓝图,从宏观上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社会语言活动.但是无论从传统的解决问题角度还是从现在资源保护的角度看,语言规划显然与具体的语言工作有一定的距离,且宏观的语言规划显然不能应对目前社会发展对语言规划的细致要求.因此,要实现宏观的语言规划目标,着眼于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研究显得很有必要,且完全由实现的可能性.
[关键词] 语言规划; 微观语言规划; *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6)10-0015-02
一、引言/研究背景
目前,微观语言规划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处于萌芽状态,但是,现有的研究已经为我们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研究方向.早在1997年,Kaplan&Baldauf就认为语言规划是发生在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几个层面上的.然而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99年,AlanDies反驳Baldauf,认为,语言规划就是一个由政府控制的政府行为,且难以完成;同年,McConnell认为,不同于宏观语言规划,微观语言规划关注的是个体,群体以及穿传播层面并研究在各个层面如如何传播进化.到2003 年的时候,Baldauf,完善了他的关于微观语言规划的理论,并且于2006年从语言生态的角度,再次回顾他自己的微观语言规划理论.多年来,陆续有4篇相关文章,分别引用Baldauf的微观语言理论,从多语教学,教学法,和卢旺达议会语言选择与规划,以及澳大利亚的药学院学生语言学习和技能学习的角度进行实证型的研究.对于微观语言规划,Baldauf认为微观语言规划是指企业、机构、团体或个人作为*组织,创制能作为一种语言策略并用之于发展他们的语言资源的一些情景;它不是一个宏大的宏观语言规划的结果,而是对于自己需求、自己语言问题和语言管理需求的回应.所以,在他看来,这种回应是不同*对宏观语言规划和政策在微观执行过程中的不同情景的反应.[1]121-124在国内,目前鲜有关于微观语言规划的研究.只有周庆生(2010)回顾了各个时期语言规划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后介绍Baldauf关于微观语言规划的研究进展,并认为,语言规划的微观化研究应该关注领域、行业等的差异性.[2]
二、微观语言规划的必要性
一般来说,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国家社会规划和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进行的一种大规模的、宏观层面的干预与影响.语言的规范、管理与国家的统一、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建设紧密相关.自建国以来,我国几次大规模的语言规划工作,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国际合作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当语言规划付诸实践形成语言政策之后,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政策上的整齐划一与现实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语言状态发生冲突的局面,比如加强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与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被大众误解,导致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发展重视不够,出现了一些语言濒临灭亡的境况.另外,在执行语言政策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出现语言规划与政策中不可能涵盖的问题.比如,没有重视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的联系,导致地域文化保护工作滞后,等等.
我国已有诸多针对语言规划中的不同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李开拓(2001,2008,2010,2012)等认为在我国应该规划好英汉两种语言的发展,树立“大外语关”,优化英语学习,还汉语应有的地位;[3]左秀兰集中研究了面对英语渗透时,一些有代表性国家在语言规划方面的不同规划策略,建议我国应该加强国家语言规划研究[4];2007年,她指出,语言规划有必要性和必然性,但也有局限性[4].薄守生等人(2009)就认为,“从大的方面看,语言规划的主体一般是国家或者特定的地区,它们存在于特定的自然区域之中.从小的方面看,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无不表现为对本国内不同的区域的语言的描写、论证、规划和安排,包括对本国不同区域的语言关系的协调”[5];沈骑对语言规划的研究,深入到很多具体的领域.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在关注以传统的军事安全为主的“国家安全语言”的同时,也应该加深和拓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2014)[6];戴曼纯(2011)从安全需求及安全价值、外语人才的培养、小族语言的开发利用等角度论证了我们要加强语言规划以便提高国家语言能力.[7]李宇明(2013)回顾了中国百余年来语言规划的发展历史,认为国家语言规划首先是依托教育领域开始的,接着逐渐向行政、文化、社会服务行业等领域延伸.领域语言规划的时代了.领域语言规划的基本内容,一是支撑国家语言政策,二是建立与工作质量相关的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三是解决领域语言问题.领域语言规划的基本运作机制,应当是行业主管部门“主管”,国家职能部门指导,专家队伍学术支撑.[8]李海英等(2014)认为找到语言规则与各安全领域的准确结合点,通过分领域进行个案实证研究,论证了边疆地区语言规划影响着国家安全.[9]等等.这些研究都证明了语言规划实践是到涉及语言问题的整个社会网络的工作,而现如今的语言规划尚未能覆盖或解决诸多的语言问题,因此,语言规划应该走上更加微观化的道路.
另外,审视各国语言规划工作,我们也可以发现,实际上语言规划并不是形成政策后就长期不变而存在的,它发生在语言政策执行的各个层级,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简单来说,当语言规划形成语言政策在一个社会内部贯彻执行的时候,各个执行环节也不可避免的进行了次一级的语言规划,并且是逐步趋向于更加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可以说,整个语言规划过程是从宏观规划到微观规划,再把微观规划中的问题反馈到宏观规划的环节,再由完善后的宏观规划推进微观规划的运作机制,这两个不同层面的规划通过动态循环调节着社会语言活动.
简单来说,语言规划可以帮助实现某种社会目的,但是语言规划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活动.首先,对于一种语言采取的规划行为不只涉及这种语言本身,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语言.其次,当语言规划发展到语言政策阶段,其执行是一个历时过程,需要估测其影响效果并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再次,语言规划是针对整个社会群体的规划,注重全局性,不一定兼顾到每一个社区或每一个个人.最后,语言规划是理想状态下的一种规划,并不能涵盖所有语境情形.最后,制定语言规划的基础是看似社会语言学调查,但社会经济学、历史分析、教育评估、人类语言学、大规模语料库的使用和民族学等研究结果对语言规划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目前语言规划工作的宏观目标在于形成一个有利于且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语言氛围,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合作,语言规划发展应该要趋于更加微观化的方向.
三、微观语言规划实践
宏观语言规划是一个政府对社会语言进行统观全局的宏观管理调控,为社会语言形势指明方向,也是社会语言活动安全合理发展的最重要保障;而微观语言规划是对宏观语言规划工作的细化,是具体的执行阶段的执行指南和手册,是语言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同时微观语言规划的结果也可以成为宏观语言规划的参照和补充,帮助修正和完善宏观语言规划工作.总之,二者相互补充,动态地保障社会语言活动的顺利展开.
语言规划一般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全局发展,但其形成的语言政策最终要在各个区域、机构、行业或者社区展开.教育部在2015年5月颁发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了采用“国家统一规划、地方和专家共同实施、鼓励社会参与”的方式开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作.并且江苏、上海、北京、广西、辽宁、福建、山东、河北、湖北等省份已于2008年开展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可以看出,我国的语言规划也很重视微观规划的意义.一般来说,微观语言规划可以在以下层次展开.(1)由于我国地域宽广,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无不与语言相关,如果东西南北地区进行一刀切的语言规划,势必影响当地经济文化发展而使语言政策成为掣肘.比如,在我国北方与俄罗斯接壤地区,语言规划可能会强调俄语的地位,而在广东福建等地,粤语闽南语可能与普通话同时通用.所以这些地区执行语言政策时必然要考虑地方因素而作微观规划调整.(2)由于社会职能的差异,不同机构也有各自语言的规划的侧重点.学校的语言政策就会不同于政府机构和企业.一般学校严格执行国家的语言政策同时开展不同语言的习得教育,而服务机构和企业等更加强调语言的沟通效果.(3)由于工作对象和群体特征差异,不同行业的语言规划也应该有所不同.比如,计算机行业除了专业术语之外本身就有对英语的需求而农牧业涉及的更多是术语;银行的服务窗口和内部管理的语码选择差别也取决于银行本身的语言规划工作.(4)由于团队的组成、党派的章程等的不同,组织机构内部对语言的要求不一样,也会有不同的语言规划结果.(5)由于社区和个人主观随意性更强,其语言使用更加灵活多变.比如社区可以根据其建设目标开展诸如文明用语指南、书面或口头用语参考等等方面的规划,而个人更多的会根据情景语境进行语码转换.比如个人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码选择、外语和母语的转换,等等都是一些更加微观的语言规划.
可见,除了国家层面上的宏观约束指导,语言规划可以从具体情境入手,进行微观规划,这样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能够起到协调社会发展的作用.如果能更好开展微观语言规划,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濒危、民族和地域文化趋近、外语教育和国家语文建设矛盾和国家语言安全等语言引起的社会状况也有可能得到改变.
总之,语言规划是对语言使用现状的一种限制和调整.既可以是整个国家内部的调整和改变,也可以是更微观层面的改变.开展微观语言规划,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但是目前的研究尚不成熟,还需要更多研究者深入研究相关的理论并进行实际论证.
【参考文献】
[1]Kaplan,R.B.,Baldauf,R.B.Jr.1997.LanguagePlanningfromPracticeto Theory.Clevedon: MultilingualMatters.Australian Review ofApplied Linguistics,22(1).
[2]周庆生.语言规划发展及微观语言规划[J].北华大学学报,2010(12).
[3]左秀兰.面对英语渗透的语言规划[J].语言文字应用,2006,9(2).
[4]语言规划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局限性[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5]薄守生,赖慧玲.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沈骑.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方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6).
[7]沈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框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5).
[8]戴曼纯.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J].语言文字应用,2011(4).
[9]李宇明.领域语言规划试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10]李海英,李现乐.边疆地区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研究构想———以新疆地区为例[J].江汉学术,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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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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