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凸显一条强劲的文学理论思想线索，该文是关于文学理论类参考文献格式范文和文学理论和线索和思想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一
也许可以说,文学理论并不是直接为文学批评负责,但文学批评的整体水平却一定反映到一个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面貌.一个浮躁的、七零八碎的和即时性、功利性、应景性的文学批评,其背面一定躺卧着四平八稳的、直觉秃顿、视角平庸的文学理论死知识；相反,一个具有前瞻性、敏锐性和富于反抗平庸意识的文学理论推动下的具体文学批评,即便是现象论评和新作品新作家的跟踪阐释,它的内部逻辑大多数能凝聚该时代尖锐的和凝固不动的社会现实内容,尽管不见得都冲着所谓大问题而去.说到底,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现象的关系,是一种天然成正比的,并主要从内部结构发力,营造良性循环氛围、生成语境,从而推进文化现代性趋向完善和成熟的一种价值行为.
特别是近年来,致力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互生互创研究的学者很多,致力于中西转化、古今对话的成果也在在可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普遍开始形成某种理论的自觉意识了.但当把一部部卷帙浩繁的著述和一篇篇散见于大小版面的论文合起来做整体观,情况似乎远没有想象的乐观.其一,对应的痕迹太重.也就是说,同一时代或一般推迟若干年后,西方话语及其框架总是那么得体地反应到中国文学身上,这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偷懒行为,并非中国文学理论家生命感知体悟的结晶；其二,对称的色彩太浓.农耕文明和宗法宗族文化秩序的产物,如果能够一一对应于当代中国巨变、分层中的各色意义生活流程,那只能说,要么社会变化是假的,要么理论创造过于贫弱.问题是,变化中的不变似乎要压倒不变中的变化,这显然是个问题.
基于以上诸多问题的思考,文学理论及其批评,也就成了我关注的热点之一.而在这个热点当中,吴子林研究员的成果大大吸引了我的眼球.应该说,从他前几年在《小说评论》等文学理论、批评刊物上开设专栏以来,几乎凡有文章发表,我差不多都会一睹为快,对我来说,他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新鲜感,便不言而喻了.现在,他的《中西文论思想识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摆在眼前,那些曾经分散各处的文章经这么一打理一整合,先前那种局部的新鲜感仿佛遭到了颠覆,原来他的志向甚为深远,显然需要仔细研究,因为它涉及到“长期以来”的理论遗留问题和怎样看待“长期以来”的思维惯性的问题.
二
断断续续,差不多用两周时间读完了《中西文论思想识略》,感佩于他的勤奋,感佩于他的扎实,更感佩于他宏阔的视野和深邃的识力.
吴子林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和现当代中西文论当然是这部书中两条明确的理论线索.而如何化古为今、化西为中,最后生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基本原理,是他在这部书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涉及到“古今转化”和“中西转化”,问题马上会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自五四以来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就没有间断过,更不用说在古典语境规定性中和在现当代西方文论规定性中,本来就经常在讨论该问题.索性泛化一点说,文学理论能否持续获得新的生命力,一定意义上恐怕意味着至少是这两个视野的不断角逐和抗衡的问题.一方面,古今角逐和中西角逐,之所以会产生新的理论活力,是因为这个活力的有无,其标准是以“当下”经验为价值尺度,在淘汰和筛选中,留下适应于当下的体验感知内容和话语方式,如此便免除了因个体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唯个体趣味是追的诸多无效“挪用”,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普遍性程度.另一方面,放大了说,无论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现当代文论,当它们跨越层层文化障碍漂流或旅行到当下之时,首先遭遇到的是文化认同而来的话语适应性问题.这关系到社会机制能否支持,也关系到价值观念节奏是否匹配等问题.显而易见,这一现象的出现,不存在谁淘汰谁、谁筛选谁的问题,而是价值抗衡问题.随便举一个眼前的现实就能说明问题.比如,当现代性作为一个基本被接受了的观念时,并不意味着古典性、传统性就被废弃了.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古典性和传统性异常根深蒂固,才显出了现代性价值观念的意义,现代性也就不断地拥有了它的拥抱者,乃至于最终显示出其在超越的位置对古典性和传统性的审视品质来.这个时候,现代性对当下人生、现实社会和文学的观照,也自然比古典性和传统性距离更近更有力量.现代性与古典性、传统性的并存并交织状态,反映到文学理论上便是典型的理论因抗衡而获得自生能力的现象,抗衡使理论有了新的思想可能.说到底,对于文学理论,多种力量的角逐与多种价值取向的抗衡,其终极目的无非是使新生的文学理论变得更完整、更稳定、更明确和更富有逻辑性.否则,未经起码检验的东西,既很难说是普遍的,也就谈不上成为基本原理了.这里,相对于美国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修订版）给文学理论下的经典性定义来说,似乎并不著名的美国文学理论家查尔斯·E.布莱斯勒在《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第五版,2015）一书中,给文学理论的命名更为准确一些.因为他首先把文学理论的当然读者认定为已经是一个从业的文学批评家,这才算照顾到文学理论本身了.布莱斯勒说,正因为这些读者已经是文学批评家,“而且由于实用批评植根于读者在实际阅读文本时预先存在的期待（他或她的心态）,所以每一个读者都是某种文学理论的支持者”.这时候,文学理论本身的成色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一个定义明确的、有逻辑的、表述清晰的理论能够让文学批评家培育出一种方法,并借助这种方法建立起让读者以前后一致的方式证明、安排、澄清其文本评价的一些原则.相反,一个不完整、无意识,因而不清晰的文学理论经常导致无逻辑、无根据和杂乱无章的阐释.
吴子林的《中西文论思想识略》,显然属于定义明确的、有逻辑的、表述清晰的理论,而且在今天的文化语境读这部文学理论书,还不只是满足了以上条件的问题,而是以其成体系的论述矫正甚至清理了一批聚讼纷纭的文学理论争执,重构了一条被流行文化价值遮蔽了的文学理论思想线路,这才是这部书的实际意义.
全书四辑,看起来论点都比较散淡,其实逻辑性非常严谨.这里恕我不再费那么多口舌转述其内容了,现只就我个人的理解,尽可能拎出其中的“体系”.
第一辑“小说评点探魅”,作者下足了功夫,考订、勾勒了一副清晰的中国古代本土化小说评点的知识谱系图,为他后面的扎实论述奠定了话语和价值基础.本辑第一篇其实有着统摄全局的作用,四两拨千斤,矫正了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中国古人“评点”“眉批”“夹注”一类文字,好像只是印象感悟式的,没有多少理性成分的思维误区.他说：“小说评点绝非宋代诗文评点的简单延续,也不是人们所谓的‘纯粹的’文学批评.评点家关于小说评点知识谱系的建构,以及小说评点话语的生成,都与权力纠结并存,凸显了权力的运作.换言之,小说评点参与了晚明意识形态的生产,它的出现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事件.”既然是意识形态之一部分,其知识性、话语性和价值性特点,便不单是顺应意识形态的,它还有逆袭意识形态,或者说使意识形态崩溃的功能.这便是他从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所看到的小说或者广泛意义的叙事文学,由正史或话本的改编转化为独立之叙事艺术的重要关捩.只有把小说及其评点话语理论化,即把这些工作看成是人文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严肃的事情,小说及其评点知识作为表述政治的工具也罢,作为社会见解的发布也罢,抑或作为艺术趣味的审美化表征也罢,它们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才异常积极而富有成效.经典化的过程,也就成了某种逻辑自洽的知识结构滚雪球一般不断壮大、丰富的过程,也是与现实社会结构相对应并高于现实社会的独特思想发达的过程.它的开放性,等着无数后来者来填充、扩展和重新建构.
这样一个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掘地三尺的开掘,的确有力地矫正了似乎只要是中国古典的,就不具有解构能量的理论惯性,呈示了中国古典文论不为人知的一种思想魅力,给一直围绕“感性”“印象”“妙悟”打转转的“古今转化”一种深刻启蒙.
接下来,吴子林为什么愿意花费更多精力勾勒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杨义等老一辈文学理论家的用意,似乎就不难理解了.他用“中国审美学派”来概括这一路文学理论的构思、理论阐发和扩展到文学批评实践的慢长孕育过程,大体来说,有至少以下三个重要的背景性考虑.
一是在文学究竟应该具备什么功能和属性的问题上,这一路文学理论家的“审美特征”说,其实是最早一批清理“从属论”“形象特征”论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经济话语领域“思想解放”的原因,人们对“从属论”致命局限的认知似乎已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但用什么来取代“从属论”却仍然是个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童庆炳提出了“审美特征”说,这不仅超越了一般的“从属论”,而且还修正了别林斯基的“形象特征”论.童庆炳的“溶解”一词,便大大走出了矫枉过正的“纯文学”规定性,既尊重了文学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基础,同时还突出了文学本身的特殊性,那就是文学必然要面对更辽阔的现实生活,它需要以审美的眼光重新打量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宗教性、民俗性等种种可能在不同主体那里都会以不同形象特征出现的现象.这一发现实际回应了金圣叹评点工作的本意.就此而论,王元骧认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要解决的是“应如何”,而不是一般认识论所要解决的“是什么”,真正成了这一路文学理论走向深入的标志.
二是面对由文学主体论而漫漶成一个个个人主义的文学现实,“新理性精神”的提出起到了急刹车的作用,以体系的完备对抗了文艺和文学整体“精神的堕落与平庸”,从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文学家选择三个重要方面推进了文化现代性程度,“历史—人文”的双重精神维度又重新回到了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当然,这里需要多说两句的是,21世纪以来的这十多年时间里,由于70后、80后文学从业者的大量出现,他们可能携带了更多的“新历史主义”乃至“解构主义”信息,再加上社会分化的加剧、阶层的固化和阶层之间流动的异常困难,好像被赋予了过多思想预期的个人主义写作,在一些理论批评家那里总是受到褒扬和蛊惑,导致个人主义泛化成了利己主义,解构主义异化成了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而这两样东西的强大支持背景恰好是“产业化”.应该说,文化现代性也好,新理性精神也罢,正在遭遇空前的颠覆.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因如此,强调社会意义的新理性精神,其价值才显得弥足珍贵.它作为一种理论诉求,因严肃介入了深层社会现实结构,其批判唯有具体针对性才显得格外富有生命力.
三是就文学批评家这个被布莱斯勒视为文学理论的当然读者群来说,文学理论的最终转化者和实践者理应是他们.那么,在吴子林着力建构的这一路文学理论世界里,到底有多少转化、实践者呢？显然这注定是一个未解之谜,实在不好统计.仅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来说,从当下见于各大报刊杂志的“文学批评”看过去,一个突出印象是两种力量的交织进行：一种是以文化传统主义为旨归的审美批评,文章个个都写得异常庞大,可谓体大宏伟,但细究其纹理,这体大宏伟的建筑中,极力说明的问题却并不见得就很大,非但不大反而还比较小.概而言之,是尽力把知识技术化和把价值追问个人化、趣味化,外部环境和外部阻力几近被删除殆尽；另一种是自我构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的解构主义批评,这些批评多云集在学院的高墙之内,常常以“专题”“课题”和“项目”的面目出现,社会学、民俗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乃至哲学等,倒是经常以“框架”的形式存在于文学批评之中,但也就仅仅是框架而已,并不以框架本应有的功能撑开个体封闭性心灵遭遇的起承转合结构；非但撑不开,反而成了论证如此封闭性心灵遭遇的理论渊薮.由此可见,与其说“中国审美学派”仍然遭遇着理论的冷遇,不如干脆说,正因为人文精神的整体性沦陷,更适合产生各式各样的“文化”,而不适合理论尤其是思想理论的再现.因为前者深得政治经济话语的支持,而后者究其本质则是对如此政治经济话语及其价值导向的审视和批判.进一步说,“中国审美学派”在今天的人为“断裂”,其实也是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诸多浮躁现象中最为浮躁的一项——不是真爱中国古典文化及其价值秩序、中国古典文学及其文论,而是觉得它们在当今显得非常安全并且容易成为消费品罢了.一个简单的现象反过来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当贫富差距拉大、价值错位、道德沦丧、自我迷失,成为大多数文学批评家阐释文学为点缀其现实批判性的顺口溜时,那种真正深刻介入到现实结构内层的文学理论,不是被接受了,而是被抛弃了——没有途经思想改造过的批评,只能浮光掠影,不会自信地说出文学世界里的“应如何”的,它也就只能像个挂件一般,外在地悬挂于批评之外,不可能成为文学批评结构的一部分.我的拙见,当前文学批评之所以显得很漂浮,固然与拼命地逐新有关,然究其根本,文学理论根基的薄弱恐怕是其核心原因.
三
说到这里,话题不妨游离得稍远一点,从比较的角度再来看吴子林这本文学理论书,其价值也许会更清楚一些.
几年前我在《基础话语与批评的生成》（《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6期）一文中,对当时一些流行的文学理论著作有过一些粗浅议论,说得最多的是读了这些书之后觉得不充分的地方.陶东风等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二版,2005）是继“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之后较早研究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理论专书.该著主要以古代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对照的模式,通过对比,企图给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提供可能性,或照射“古今转化”的不可能之处,主要贡献在于辨明了各种话语资源的有效性,一定意义上也终结了“本质主义”的价值批评取向.换言之,他们把文学“是什么”的理论阐释转换成了文学应该“适应什么”的语境性追逐,不断涌现的文学现象显然遮蔽了作为价值诉求和作为学科原理论证的哲学观照.南帆等著《文学理论》（2008）略晚于陶著,学者个人思想压倒史料梳理,“关系主义”是该著建立的方法论.围绕文学传统和惯例,关系主义启动了文论话语介入文学现实的动态心情.比之陶著,南帆等人的《文学理论》并非把重点放到问题的辨析上,即不是如何以惯例、传统为依据的问题,而是重新进入文学的时代性属性,并在时代性属性中怎样突出文学的特征,构成了该著的一大特色.不过,同时,“文化研究”维度也就不期然漫过了文学理论维度,对于一直做文学的筛选和衡估工作的文学批评,好像只能借重社会现象而不是文学理论话语,这样一来,文学理论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多余之物.在这一角度,王一川个人所著《文学理论讲演录》（2004）是其《文学理论》（2003）的“强调”之作,它强调“修辞论美学”的个人化创见.只是如此话语,其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贴近了文学现实,而是放弃了文论话语对经典之外文学的进一步强有力观照,其中所示范文本批评实践表明,至少还看不出能通过修辞论把握上升到价值论层面的充足理由,因为“修辞论美学”在他那里就是一种文学研究目的.然而作为个人文论话语,化西为中,寻觅结合点,突破泛泛的主体论、价值论、解构论,王一川文论话语方式的启示的确还应该得到发扬.从这一意义而言,陶东风、南帆等人的著作,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文学理论著述,既然认定开放的、个体化的或者关系主义是今后文学研究的大致路向,为什么不把批评家作为研究的主体呢？再高明的文论话语不可避免地要首先从批评主体产生,那么,批评主体的缺席,就意味着类似文学理论著作还只是文学理论观念史,要想在文论话语上有些微突破,视点只能转向微观的话语研究领域.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的薄册子《文学理论入门》（2008）之所以影响巨大,就在于它始终把文论家相互勾连的话语变迁作为核心,围绕这个核心,话语介入文学现实的活力得到了有效检验,它也就构成了文论话语产生的基础.
我强调文论话语来源于文学理论的照射,是基于对当今主义泛滥的警惕,也是基于对文学信仰的不动摇.但现在来看,有价值的文论话语一方面需要警惕概念化、术语化,另一方面还必须从一流的作品包括文学理论成果中提炼和产生,如果说批评家个人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片面,那么,基于一流作品或文学理论成果的整合、化解,适用性较强的个人文论话语理应具有“深刻的片面”的意义.吴子林对几位老先生文学理论的重构,实际上正好弥补了目前多数文学理论著述在这一点上的普遍性缺失,体现出了它的时代性价值,也恰到好处地呈现了文学理论的思想叙事.
概括说,第一,他沟通了古代文论,特别是以金圣叹为中心的小说评点价值叙事,与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杨义等理论家基于当代社会现实的人文叙事,从而在更高的层面建构了文学理论之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社会现实的能动性.第二,“后理论”或“理论终结”实际上是他论述的一个背景性存在,之所以是这一批老先生的成果,是因为这些老先生穷其一生中大半时光的沉淀,一定意义上已经是超越各种应时而起的主义、思潮之后的思想表达.文学理论在他们那里,实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现代社会、中国当代社会,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之间打不断的血肉联系.表面上看,“审美特征”“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到“中国审美学派”可能只是个命名问题,实质上,这一长长的理论跋涉,一直是在为文学及其批评审美之上的社会价值努力,他们也就不会停留在哪个流派哪个思潮和哪个个人趣味那里,而是朝向文学及其批评之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学、民族民俗学等的言说,也就是说是“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的“以文行事”.第三,文学理论的作用到底怎么样,不是在文学理论规定性中能够解释清楚的,它涉及到整个的社会文化水平,更包括现代社会机制的建立.只有现代文化及其相配套的机制建立了,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个体趣味生活才能统一到一个界面；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这诸种生活处在严重的分化状态,文学理论才有必要超越具体技术的和修辞论的惯例,呈现它最为凌厉的思想面貌,以思想叙事的追求凝聚分散的和寄存在各种个案中的经验,打通差异性,共同培植和塑造文学最该反映的部分.吴子林起始于中古文论、途径“中国审美学派”、最后回到中国“文化原典”的努力,其目的正是为了重构文学理论所适宜的文化环境.从这一层面来看,他的文学理论构想,主要在时代文化的精神叙事上,他所突出的也就主要是文学批评中所大面积缺失的文学理论思想.一些转自于社会学、民族民俗人类学和宗教学、哲学等的零散价值论,在他这里被系统改造并组装进了文学这个大熔炉,最后生成了有机的富有活力的文学批评基础话语.他的文学理论也就真正成了文学批评的话语基地.
四
如此庞大体系,如此终极关怀,吴子林的落脚点,自然要落到“文化原典”上.孔子“兴观群怨”的方法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以文化成”审美教育思想,以及“游于艺”“依于仁”“据于德”“志于道”的“孔学”生命诗学,均构成了吴子林文学理论的文化土壤,它们从个体生命感悟、群体社会遭遇和阶层时代诉求的诸多方面,都踊跃地奔向了人们的意义生活这个圆心.如何建立意义生活机制,如何构建向上的精神世界,如何释解苦闷的个体遭际,便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而在这个体系的核心环节,文学理论起着致命的作用.既然如此,文学肯定不死,文学批评肯定有用武之地,文学理论也必然是这个连环中的枢纽,岂能边缘化？
这便是我所说的吴子林的《中西文论思想识略》,凸显的是一条强劲的文学理论思想线索的本意.
本文总结，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文学理论和线索和思想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文学理论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文学理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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