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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 立
一
对于散文,我们常说没有清醒的文体意识,没有出色的语言造诣,是根本写不出好散文的.的确,散文文体对于一个有志于散文写作的作家来说,就好比是一座建筑的形貌,这座建筑是茅檐低小还是雕梁画栋,是气势恢宏还是庄严静穆,是如四合院般封闭自守的秩序还是如西式别墅般满眼山色的奢华,这都是人们最直观感受和体味到的.一座好的建筑,当然攸关工匠内心的高度、审美和手艺.
散文创作内在要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文体.如果一个散文家没有文体意识,那他散文的语气、语调与个性就会大打折扣.所谓的韩潮苏海,其实就是从文体上来说的.鲁迅散文的个性是通过《野草》《朝花夕拾》《为了忘却的纪念》《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所确立的.特别是《野草》,文体奇崛,意象超拔,语言极富张力,而《朝花夕拾》更像是一个黄昏的说书人在谈论身边的人与事.《野草》是出世的、哲学的,《朝花夕拾》是入世的、温馨的.文体是风格,又不仅仅限于风格,一个有追求的作家首先是文体家,文体是别人辨识他的.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文体和语言,即为当代散文的高峰和众多作家的范本.他的散文血脉承接中西,其散文文体的上游,是中国古典散文传统.他认为：
《世说新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唐宋八家在结构上,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更为亲切,《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他们总结了写散文的一些经验,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1）
如画家搜尽奇山打腹稿,汪曾褀在散文文体上不薄古人,又亲近西哲,东海西海,为我所用：
“五四”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散文,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影响最大的大概算是泰戈尔.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一个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我倒喜欢弗吉尼亚·吴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2）
汪曾祺先生如水,是流动的,那上面飘荡的是诗意和随性,确实是意识流.他的散文是诗的底子,如东坡的“行云流水”,对西班牙作家阿索林顶礼膜拜：“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3）认为他的“一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短文,其实是诗”（4）.
汪曾祺童少时期,民间教育古风犹存,上小学时祖父即为他讲解《论语》,并且教他写作小论文“义”,这是用以阐释《论语》、掌握八股文的入门练习,而他自己私下亲近的还是庄子：“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趣,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5）他说：“我欣赏中国的一个说法,叫做‘文气’,我觉得这是比结构更精微,更内在的一个概念.”（6）人们说汪曾祺先生是文体家,确实,他毕生创作的散文数量不多,但文体广博,从他结集出版的书名就可感受得到,如《晚翠文谈》《汪曾祺小品》《旅食集》《榆树村杂记》《塔上随笔》《老学闲抄》等.这些集子涉猎文论、小品、游记、笔记、读书札记等,文体有中有西,斑斓多姿.他写伊犁的斑鸠：“有鸠声处,必多雨,且多大树.鸣鸠都藏于深树间.伊犁多雨.”（7）这就是古文了.他涉猎广,文笔富,花鸟虫鱼、知识掌故、物理名物无不通晓,“格物致知”有“兴、观、群、怨”,“事君事父”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又具西方近代的科学眼光,谈天说地,涉笔成趣,活泼可喜,不落言筌.
我认为,汪曾祺散文中成就最高的是写人,是《世说新语》的路子：“六朝重人物品藻,寥寥数语,皆具风神.”（8）他记述西南联大诸位教授,闻一多的强烈坚毅、金岳霖的有趣、唐兰的率真……个个自立纸上、顾盼传神.“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安贫乐道,恬淡冲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9）在他的笔下,文以载道之“道”,是理、是情,也是精神气质、是慈悲为怀.而比文体更重要的,就是这文章的“道”.就如工匠打磨,精益求精固然没错,但写作的时候,如果时时想着文体,有一个具体的框子在,怕是会落入言荃；太胶柱鼓瑟,反而离自然天籁更远.
二
古人讲剑法,曰：第一重境界,手中有剑,心中却无剑,主要练就的是一招一式；第二重境界,手中有剑,心中亦有剑,所谓人剑合一,练就的是剑气；第三重境界,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是一种至大则空的平和,被称为剑法的最高境界.
散文的文体也可作如是观.写散文的第一重境界,是中规中矩、心中无数,多的是模拟,所谓吃透某个作家,把某个作家的文章作为致敬的文本,亦步亦趋.写散文的第二重境界,是心中有文体的图式,有内在的规矩,还是不能到达自由之境.只有第三重境界才是自由超拔,随意发挥,随意赋形,无处不妙.?
散文的高境也应是心中有道—在文体之上,更有作者良知的在场和勇气的在场,这是散文写作的立足点,也是评论的立足点.
艺术价值的美的规定性里,人类的正义与良知不可或缺,只有这些才能给世人和未来以信心.如果一个散文家没了痛苦,我以为那是良知流失后的平庸和退化.在人性的恶和社会阴影下的痛苦,恰是良知未泯的表现,比如左拉,比如索尔仁尼琴.
一个散文作家应该把良知的写作作为一种判断.没有什么标准能超越良知,有了良知的利器,一切的冷漠、胆怯、污浊、功利会变得无处遁形.但是这些为良知而写作的人与文,非常的稀少,这是文体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
文字结构是技巧的层面,有些不到位或者缺陷是可以被原谅的,但一篇散文若没有了良知,对丑恶噤声,对恶魔绕道,那便是罪过.
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最为核心的特征是他那极富宗教色彩的“内省”精神与自我批判的深度.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怀疑、自我审视、自我拷问甚至自我,这显然同他的道德良知与精神信仰有关.但我们所遇见过的一些中国才子,固然才智过人、言辞犀利,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炮口向外,似乎天生就不会反躬自省.
索尔仁尼琴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一起,构成了属于18至20世纪群星璀璨的俄罗斯精神谱系,他们也是文学史上最富有道德良知、极具深度的精神谱系.返观中国,我们的民族曾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在血水冰水中趟过,但却没有与之相配的有高度的作品出现,散文作品很少关注那些苦难灵魂、那些不幸的人们.
有人说过,所有发生的一切都会记录在大地上,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前提,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曾经的暴力,曾经的,曾经的尸陈遍野,受伤者的呼叫,无辜者的,被饿死者朝向天空绝望的眼神,所有这些,不可能被一场大雨冲去,百场大雨也不行.所有的山水、河流、树木、灯柱和夜空,所有的道路—通往过去的和朝向未来的,它们都看见过.
对历史与现实,我们的散文是有愧的,我们缺乏俄罗斯作家那种精神高度自觉的创作,不少作家在作品中除了喋喋不休地诉苦外,就是将苦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外在的环境.
在索尔仁尼琴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家对祖国的深沉爱意和对民族复兴的殷切期望.他以良知为武器,批判社会,揭露专制,但这并非他的最终目的,他饱含的笔端处处流露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捍卫、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人娄灵魂真与善的追求.索尔仁尼琴在其随笔《耻辱》中这样写到他内在的痛苦,一种良知之痛：“那是怎样的一种痛苦的感受啊,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耻辱.如果她被掌控在那些冷漠的或是不可靠的人的手中,听任他们愚蠢的或是功利地左右着她的命运,她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傲慢的,或是狡诈的,或是陈腐的形象,注入她体内的不是健康的食粮,而是腐臭的泔水.人民的生活已经沦落到破败与贫穷的窘境,再也无力振兴.那是一种很难摆脱的羞辱感.”他将国家和民族的屈辱视为自己最大的屈辱,巨大的勇气是他前行的内驱力,为历史作证的使命使他获得了精神的慰藉.正如瑞典皇家文学院在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所提到的：“俄罗斯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闪耀着永不熄灭的爱火.故土的生活给他提供了题材,也是他作品中的精神实质.在这些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
三
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我还是想你,妈妈》的译者、诗人晴朗李寒说：“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以贯之的宗旨、精神导向,包括人类良知的美好一面,对极权统治的反抗.授予这类作家诺奖,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人类的灾难面前,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勇气和良知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她冒着核辐射的危险,深入切尔诺贝利核爆炸现场,采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她以自己的在场真实地记录了人类的命运,以一己之力挑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记载方式,让我们更加接近和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俄罗斯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良知使她负重,任何压力都不能让她放笔,甚至不惜坐牢、被流放.从黄金时代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一直到白银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莫不如是.在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时,她说：“从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到经历病痛与死亡挣扎,甚至被迫远离家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始终无法理解,那个巨大的、冰冷的核电站为何能如死神般掠走人命,而国家,为何只言不发？”她因此被骂为“叛徒”,遭到本国驱逐.在《我还是想你,妈妈》的扉页,她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为了和平、我们的幸福、永恒的和谐,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哪怕仅仅一滴泪水,我们是否能够为此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以自己的文字确认答案：“全世界的幸福都抵不上一个无辜孩子面颊上的一滴泪水.”
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自己一系列的纪实文学作品总冠为《乌托邦的声音》.是的,这是良知的声音.她说：“我处处倾听……我变成了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这是一只秉持良知的耳朵.
在历史上,法国作家左拉曾因“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案”拍案而起,他的檄文《我控诉》就是良知的声音.虽然因此遭到军方的谩骂甚至恐吓,但左拉的背后是一些有良知的报刊和民众,他们选择站在左拉的身后,整个法兰西朝野为之震动.虽然荒谬的审判使左拉被判有罪流亡海外,但良知没有缺席,1906年7月,在左拉去世后第四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对照阿列克谢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左拉们,我们的散文是缺钙的,是犬儒横行,良知空位,真想被掩盖,痛苦被遮蔽,无辜者在流泪.人们有权追问：散文的良知在哪里？我认为,散文家的良知不是一种道德的判断,而是一种精神的维度,这应该是散文的终极目的的规定性.
是背对黑暗还是面对黑暗,是对黑暗闭眼还是书写你所看见,这体现了散文文体的尊严！
没有良知的心灵是污浊的,缺乏良知的文本是苍白的,散文文体同样见证着生命的尊严、人性的尊严.
一个散文作家内心要有一个良知的尺度,这个尺度不可被收买与扭曲.一个有良知的散文家,不应该是一只被权力践踏的虫子,他的内心是有着热血和使命的,在这样的心里,才能刻下历史的真相和记忆,提醒所有活过的人：世界的“真”在此.
历史不能承受之重是谎言,大地不能承受之重是饥馑,一个有良知的散文家所做的,是在尘世中用“真”展开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式.
1汪曾褀：《<蒲桥集>自序》,《汪曾褀全集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2页.
2汪曾褀：《谈散文》,《汪曾褀全集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4页.
3汪曾褀：《阿索林是古怪的》,《汪曾褀全集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4汪曾褀：《<汪曾褀小品>自序》,《汪曾褀全集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8页.
5汪曾褀：《自报家门》,《汪曾褀全集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0页.
6汪曾褀：《小说创作随谈》,《汪曾褀全集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3页.
7汪曾褀：《天山行色》,《汪曾褀全集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8汪曾褀：《谈散文》,《汪曾褀全集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
9汪曾褀：《晚翠园曲会》,《汪曾褀全集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作者单位：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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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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